三、红夷大炮与郑氏家族

郑芝龙家族在西洋火炮流布东南沿海的过程中，表现极为突出，其所掌控的海上集团对火器的依赖甚深，铸炮水准亦颇精。事实上，郑军从芝龙开始就已拥有许多欧制及自制红夷大炮。如天启、崇祯之交，芝龙曾虏获荷船五艘， ^[12] 其中想必配置不少火炮；由于郑芝龙“所资者皆彝舰，所用者皆彝炮”，且“徒党皆内地恶少，杂以番、倭，骠悍三万余人矣。其舡、器则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甚至连明总兵官俞咨皋均不是对手。 崇祯三年，郑芝龙攻剿海寇钟斌时，精于火器的福建巡抚熊文灿，曾提供他精良的火药和大铳，并配以坚固的“八桨荡船”，由于“船既迅而易于抢风，铳又大、火药又好，易于及远”，以致“钟船数百，一破立散”。 五年，芝龙在福建闽江口大败海寇刘香时，也曾配备“大铳五百门”。六年，芝龙在痛击荷军的料罗湾大捷中，还虏获大、小铳共八门。

随着郑芝龙于崇祯十三年升任潮漳署总兵官后，郑家在闽粤沿海的势力如日中天，对火器的掌握亦日益精进（惟目前尚未发现郑芝龙所铸火炮的确切实物）。十五年五日，辽东督师范志完请调郑芝龙率水师三千人驻觉华岛（即今辽宁兴城所辖的菊花岛），以牵制清军，不愿放弃南方庞大海贸利益的芝龙于是呈称：

拟造大水艍船二十只，共用大斑鸠铳四百门，应备弹二万颗，每颗重一两八钱；又造小水艍船二十支，共用中斑鸠铳二百四十门，弹一万二千颗，每颗重一两五钱；又应用鸟铳九百门。其铳与弹合应广制。

要求应先备足必需之装备，并强调其中的斑鸠铳只有粤匠能造，而水艍船则为闽式。 翌年，芝龙托故不前，改由其弟鸿逵督运广东制造的一批铁熕和斑鸠铳解往登州和天津。 知郑军除西炮外，在个人武器方面，亦已逐渐放弃当时仍普遍被明军使用的三眼铳，而大规模换装射击既准且远的鸟铳以及威力更大的斑鸠铳。

清军入关之初，在江南和闽粤的胜利主要靠以汉制汉的策略及明朝内部的矛盾，至于战场上，则仰赖精锐的步骑；其在水师和火炮两方面，并未拥有绝对优势。 如清军于顺治七年围攻广州时，便颇不顺利，因所携带的火炮不足，遂在附近的从化县赶铸大炮四十六门，连同原从江西赣州带来的八门和缴获的十九门，共七十三门大炮，每门配备弹药四百出。十一月初二日，清军炮轰十几小时，令西北城墙坍塌三十丈，加上南明精锐水军的投降以及文武官员间的相互掣肘，广州终在围城近十个月后被攻破，共缴获五百一十二门火炮，此数虽远超过清军所有，但防守的明军却必须将之分散各处。

清军在东南沿海各省常因受到南明（以郑军为主）的威胁而添造火炮，惟因铸炮的花费颇大（附录3.1），往往捉襟见肘。如江南总督马国柱于顺治十一年呈称，其下属的大炮多已于先前出征湖广和江西时借去，武库中仅存二十四门大红夷炮以及四门小红夷炮，且均不曾配置炮车，于是加造十门红夷炮以及所有相应之车辆和物件。 十二年，温州参将戴维藩疏称：“（郑军）所乘者利舰、巨船，多奇炮、大铳。……今温区仅存红衣炮十余位，聊以列防近岸，安能卫一郡隘要之广阔乎！” 同年，江南总督马鸣佩指称长江口各炮台共仅配置一百五十门红夷大炮，“江海辽阔，实不足用”，建议应速铸炮。 十三年，浙江巡抚秦世祯亦称“出洋争胜，全藉为炮、舟师”，而因浙江的火炮先前在顺治三年征闽时多已调去，遂在杭州铸成“虹霓（农按：此应为红夷两字之避讳）大、中炮二百三十位”，以及配置在新造战船上的约五百余斤重之“小虹霓炮四百位”。 十四年，浙闽总督李率泰称“闽地山海交讧，御敌制胜，惟藉火炮为灭贼长技”，但他发现福州城内“俱系不堪小炮，且为数不多。尚有大炮百余位，全系损坏”，随即委官雇匠，克期改铸大炮。 十五年，李率泰为对抗占据在磐石卫和乐清县（俱属浙江温州府）的郑成功北伐军队，始赶铸红夷铁炮十门（附录3.1）。十六年，两广总督李棲凤也为防范郑成功而新铸一百二十八门大炮。

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郑成功亲自领兵进取南京，当时曾下令：“随营大铜熕及攻城大铳，俱要时刻跟随队伍，江边驾驶，以便临时立刻吊用。” 其所携之炮有长十二尺，用十八斤（约24磅）重铁弹者。 十五年，郑军攻打热兰遮城（Zeelandia；在今台南安平古堡）时，亦携带可能最少一百门火炮，其中许多为可发射12磅、18磅或24磅铁弹的铜炮或铁炮，甚至还有几门使用30磅或36磅铁弹； 十二月初六日，郑军在一天之内就从三十门炮共发射约二千五百发炮弹。 其所拥有的炮兵火力，较诸世界海上强权的荷军毫不逊色，因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炮，最大者通常亦不过用24磅铁弹。 1636年，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之圣救主（San Salvador）城中所配置的火炮，也只是发射18磅以下的铁弹。

2008年11月，笔者于厦门的郑成功纪念馆中，见到一门永历三十三年（康熙十八年）制的铜炮（图表3.11），通长212厘米，炮口内径11厘米、外径23厘米，底径34厘米，炮身中段铸有龙形双钮，箍旁并有细花嘉禾纹，且以楷、篆两体精心阳刻“钦命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大明永历己未仲秋吉旦造。藩前督造守备曾懋德”之铭文。此炮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仿制品，原件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本置于陕西临潼县的城楼上，疑为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调任陕甘总督时所携去，以应付捻乱。

查郑成功于南明隆武元年（顺治二年）获赐国姓朱，授为总统使、招讨大将军；永历十一年，进延平郡王；其长子郑经在他去世后承袭父职，自称“嗣封世子”， 其中“世子”乃亲王或郡王嫡长子的称号。此故，郑经于永历二十八年发布的讨清檄文中，即自称为“钦命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 由于郑经在永历二十八至三十四年间曾活跃于福建， 知此炮应是此一期间所制。先前许多学者因误读铭文为“永历乙未”，且不解“世子”之意，遂错系为郑成功所制。

该纪念馆所藏之炮很可能是郑经在位时照荷兰炮所仿，查英国伦敦塔（Tower of London）所藏的两门十七世纪荷兰制铜炮：1623年炮（图表3.12左上：编号XIX.180，通长234厘米，内径13厘米）以及1676年炮（图表3.12左下；编号XIX.171，通长213厘米，内径8.6厘米，重477千克）， ^[13] 其双钮的形制、炮身上的隆起（含数目与位置）以及细花嘉禾纹饰，均与此炮颇近。1990年，广东湛江市渔民在上川岛海域捞获三门铜炮，其一是1642年铸造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炮（图表3.12右）， 设计亦相仿。此外，日本长崎市教育委员会所藏的一门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船炮也属同一类型。

随着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发展，类似火炮应已于十七世纪出现在中国海域。杨英《从征实录》称定国公郑鸿逵曾在广东揭阳港内捞起一门“灵熕”，其文曰：

此灵熕重万斤，红铜所铸，系外国夷字。戊子年（农按：永历二年）杪，定国府入揭阳港，夜半发芒光，定国见而疑之，至次夜又见，定国随令善没者入捞之，出云：“一条光物，约丈余，有两耳，其大难量。”定国再令善没者详视，出回云：“系熕铳，两耳二龙。”随传令船中用索绞起，顷刻即进船上。定国即造熕船载运、教放，容弹子二十四斤，击至四五里远，祭发无不击中。揭（指广东揭阳县）中顽寨并门辟虏炮城俱被击碎，远近闻风，俱云神物。后送归藩（指郑成功），多助效灵。

阮旻锡于《海上见闻录定本》中亦有相近的记事，称永历四年四月：

门辟海中放光，定国令人没水视之，得火炮夹两龙为耳，用船车（农按：应即船上所置使用滑轮的起重三脚架）出之，号龙熕，所击无不摧破。

杨、阮二书均指郑鸿逵曾自海中捞出一门“两耳二龙”炮， 其地点很可能在广东榕江出海口外，因该出海口属揭阳县，故称揭阳港，但打捞之处或亦已毗邻潮阳县的门辟巡司。

前两文献叙述此事最大的不同应是打捞年月以及该炮大小。查永历二年，郑鸿逵驻守安平之白沙（属福建晋江），郑成功泊厦门，均不曾至广东揭阳；四年四月，两人合兵攻打揭阳附近恃险抵抗的新墟寨，并用龙熕击平其城垣。 由于此前不曾见到任何郑军使用龙熕的记载，因疑打捞龙熕应在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又据《先王实录》，此炮重约6000千克，长逾320厘米，可发射二十四斤（约32磅）之铁弹；事实上，当时相近口径和长度的西炮，净重应不到3000千克， ^[14] 且当时英国最大战舰之一的 Sovereign 号，其最重之炮亦仅2900千克， ^[15] 知杨英不仅系年有误且有虚夸该炮数据之嫌。

郁永河在康熙年间所撰之《伪郑逸事》中，更将此炮的出现神秘化，称：

龙碽（农按：应同“熕”字）者，大铜炮也。成功泊舟粤海中，见水底有光上腾，数日不灭，意必异宝，使善泅者入海试探，见两铜炮浮游往来，以报，命多人持巨絙牵出之，一化龙去，一就缚。既出，斑驳陆离，若古彝鼎，光艳炫日，不似沉埋泥沙中物……成功出兵，必载与俱，名曰“龙碽”。然龙碽有前知，所往利，即数人牵之不知重；否则，百人挽之不动。以卜战胜，莫不验。康熙十八年，刘国轩将攻泉郡，龙碽不肯行；强舁之往，及发，又不燃；国轩怒，杖之八十，一发而炸裂如粉，伤者甚众。

原本炮身中段所铸之龙形双钮，被附会成两门炮，又称“一化龙去，一就缚”，以解释为何只捞起一门。

江日昇在康熙末年定稿的《台湾外记》中，亦指称：

（永历七年）成功率船犯海澄……功督诸将用力填壕，为飞弹伤足，遂退师。出港口，见海水红毛“光”闪烁，有大熕二门浮起。功急令捞之，名之曰“龙熕”，以副将杨廷统五百人翌卫。

不仅夸言捞起两门大熕，更将时间误成永历七年（疑为顺治七年之误），并且擅改地点为海澄。江氏此书在永历四年条下，并无捞铳之事。

时人中对龙熕的品质和威力评价甚高，有形容曰：“较红衣炮不加大而受药弹独多，先投小铁丸斗许，及发，大弹先出，铁丸随之，所至一方糜烂。” 亦有称：“龙熕受大弹子，一丸至十余斤，小弹子一斗；副龙熕照样新铸者，各以一船专载之。龙熕所及，船中人顷刻不见形影。” 永历十二年，郑成功攻打浙江磐石卫时，曾以“铜龙火炮”打塌西城， 或即用此炮。二十九年，郑经曾出动龙熕攻打漳州，“发三炮，城垣崩百余丈”。 三十二年，郑军攻南安时，亦载龙熕及大铳数十门攻南门，“城崩坏四十余丈，尽为平地”。

郑成功除依龙熕之规制仿造副龙熕外，可能还另铸成一批铜炮。查永历五年十二月，郑成功遣使通好日本，获其国“相助铅、铜”，遂“令官协理，铸铜熕、永历钱、盔甲、器械等物”。 十年四月，郑军领大熕船二十六只，在金厦海域击退清将韩尚亮；七月，亦率大熕船四十只北上取闽安。船上或均配置的是此批炮。

当然，郑军中应也有为数甚多的铁炮。2009年，金门县金城镇的一处建筑工地就出土了二十九门（图表3.13），炮长93至172厘米，各重约数百斤，其形制均颇接近十七世纪的前装滑膛红夷型火炮，“前弇后丰，底如覆笠”，炮身上各有几道隆起的强固箍，其中一门可见“丙辰年七月吉日制”等阳刻铭文。经推判这批炮应最可能是永历三十年郑经在闽南地区所铸，以对抗清军，并于三十四年年初仓皇弃守金厦、撤回台湾时，因无法运走，乃秘密掩埋（知其应非郑军最好的炮），却没料到再无机会起出。

郑军中还一直都雇有黑人佣兵。芝龙的亲军最多时有数百名来自各地的黑人，他们当中不少人信奉基督宗教， 并尝替葡萄牙人或荷兰人服务，或遭其奴役过。顺治四年，清军在福建沿海即曾虏获四名。 稍后，郑成功围攻热兰遮城时，也有“两队年轻的黑人士兵”助战。明末清初在华参战的黑人主要使用鸟铳，也有能铸造佛郎机铳者，其中应亦有人精于操作西炮。

郑军的火器或炮学亦有一部分出自英国：永历二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台湾设立商馆，该公司依约须为郑经代雇两名炮手以及一名铸炮之工匠； ^[16] 翌年抵台的 Zant 号船上，也携有六门当作货物的半蛇铳，每门长274厘米，平均重3100磅（合明清时二千三百六十斤）； ^[17] 二十九年，郑经还要求英商派人至漳州教其军队如何操作大炮，并尽速将能发射八至九斤重炮弹的铜炮六门运台。 ^[18]

康熙二十二年（永历三十七年），清将施琅在疏奏澎湖大捷时，曾描述郑军的火器曰：

每贼炮船安红衣大铜炮一位，重三四千斤，在船头两边安发熕二十余门不等，鹿铳一二百门不等。……查所获红衣大铜炮十二位，每位重有四五千斤，炮子大者二十二三斤，中者十七八斤，次者十四五斤；鉎銕大炮二位，每位重七千余斤，用炮子三十余斤。尚焚毁炮船所配之炮，俱已沉没在海，现在寻捞。

其中生铁铸造的七千余斤“鉎銕大炮”，应已是当时世界各国船炮中的佼佼者。先前郑经曾建造九艘“航海大船”以与吕宋贸易，至康熙二十年冬，甫即位的郑克塽听闻清军将大举进剿，遂将之全改为炮舰， 所配置的大炮不知是否即类此。

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投降，清军缴获一批精良铜炮，其中“台湾小炮”的规制为：

前弇后微丰，口形如钵。重自三百斤至一千二百斤，长自六尺四寸至八尺二寸。杂锲花文，有人兽形者，亦有蟠螭（农按：盘曲的无角之龙，常用作器物的装饰）护火门者隆起。上有番书字迹，隆起六道，旁为双耳，中面上为双钮，可贯绳悬之。用火药自七两至三斤，铁子自十四两至六斤。载以双轮车，辕长七尺六寸至八尺九寸，轮各十八辐，辕中木横梁三、铁横梁二，以承炮身，通髤以朱。当轴两辕上处，有月牙窝承炮耳。

至于“大台湾炮”（见图表3.14）的规制则为：

前弇后微丰，口形如钵。重自四千斤至七千斤，长自九尺三寸八分至一丈二寸。杂锲花文、蕉叶文，蟠螭、人兽形隆起，上间以番书字迹。隆起十道，旁为双耳，中面上为龙文双钮，可贯绳悬之。用火药自八斤至十斤，铁子自十六斤至二十斤。载以四轮车，辕长一丈一尺至一丈二尺七寸，轮各十八辐，辕中木横梁四、铁横梁三，以承炮身，通髤以朱。当前轴两辕上处，有月牙窝承炮耳。

知郑氏军队曾使用三百至一千二百斤的轻便小炮以及重达四千至七千斤的大炮，并常以两耳双钮为其特征。 当时还自台湾缴获一些二千至三千斤的铜炮，但品质似乎不佳，被批评与“准头平常”。

这批被清廷收缴在武库中之“上有番书字迹”的台湾炮，很可能是由荷兰铸造或郑军仿制，迄咸丰初年共还有至少十八门留存，其中四千斤以上者十门，最重者六千斤，最长者达384厘米，最多装填十斤火药和二十斤铁弹（图表3.15）。 由于其品质精良，大学士瑞麟曾于咸丰十年奏请赶运数门至河北通州备用，以应付英法联军的入侵，其疏有云：

营中应用炮位，拟请拨运京局现存大台湾炮四千斤以上者，酌拨六位；武成永固炮四千斤以上者，酌拨四位；小台湾炮七百五十斤者，酌拨四位；此项小台湾炮如或斤量不敷，即于七百五十斤上下各项炮内抵拨。

将“大台湾炮”与清军在鸦片战争以前所铸最好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炮相提并论，后者是由耶稣会士南怀仁于康熙二十八年监铸，共制成六十一门，重约三千四百至七千斤，装填五至十斤火药和十至二十斤铁弹（图表3.16）。

光绪二十七年，英军在攻打义和团时，曾虏获二门外形和尺寸相近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炮，现藏英国伦敦郊区伍利奇（Woolwich）的皇家火炮博物馆（The Museum of the Royal Artillery），编号为#2/171A和#2/171B，长约335厘米，内径约15厘米，铸造年份分别是1614和1630年， ^[20] 不知是否亦为前述台湾炮之一部分。 mplU0oWcFDcHMjobRstf/uxGHj+XsVZ20kcC8sgaxH4COugB+y0iZ4J/LStef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