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夷大炮在崇祯朝的流布

明末，中国东南沿海因与欧洲各国的接触颇多，又多巨盗，故对西洋火炮的掌握与应用普遍高于北方，且不局限于官方。如天启间有闽人黄育一即以大铳横行海上，外号“大铳老”，其所拥有的铜炮乃自海门港（位于浙江中部沿海的台州湾）捞起，“尝试发之，烟丸直而远，所向皆摧烂，其长丈余，重约千斤，紫铜遍身，朱砂光焰，两耳扣之铿然，盖军中之异宝也”。 又如崇祯元年七月受福建巡抚熊文灿招降的海寇郑芝龙，即拥有许多夷舰、夷炮（见后文）。二年，同安县令曹履泰亦曾自近海打捞出两三千斤的红夷炮二十四门，并能立刻制造炮架演放。 十三年，海寇余国泰在福建沿海最北端的沙埕求降，明军共缴获“红夷大铳、威远、神威、百子等铳械，总计一千六百五十八件”。 此外，一些以台湾为根据地的海寇，更因与荷兰勾结而拥有先进武器，时人因此有云：“今之海上雄者，皆居台湾者也，皆款借红夷之巨铳以相加遗。”

广东地区也因海寇的侵扰而频见西炮。崇祯元年十月，郑芝龙的同党李魁奇（又名李芝奇）叛抚时，曾将郑氏的“坚船、利器、夷铳”席卷入海， 并聚党万余，进犯粤东。两广总督王尊德于是委派南头参将陈拱领兵船百余艘、原任守备白如璋领民船百余艘出海攻剿。又商得澳门当局同意，将借用其大铳。此外，并安排总兵何汝宾相机策应。二年闰四月，陈拱急欲出师，巡按吴尚默以“夷铳未备”为由劝阻，陈拱不听，结果遭海寇以大炮痛击，陈拱本人亦战死。

稍后，王尊德即向澳门借得大小炮二十门，其中有四门为铁铸大铳，经以之为样品，于崇祯二、三年间雇工铸成二百门；因后金侵扰京畿，旋即将其中较大的铁铳解京，包括重二千七百斤者十门以及重二千斤者四十门。 王尊德当时因戎事攸关，还刻着《大铳事宜》一册送呈兵部，说明各铳该用的弹药。 至于闽抚熊文灿，亦曾于崇祯三年正月发解一百二十门红夷二号炮（略轻于一千斤，弹重二至三斤）赴京。 而此前，已有十一门炮自福建解京。 今广东东莞的鸦片战争博物馆尚藏有一门熊文灿当年所制之炮（图表3.4），其中负责督造的杨栋，曾于崇祯八年以“火攻（泉州卫）指挥”的身份，因“整治药炮，精美可嘉”，而以平定刘香之役（见后文）获得叙功。

王尊德督造的炮现仍有三门在北京故宫午门外左掖门前展示，其铭文均称“重二千斤”。一长258厘米，内径14厘米； ^[8] 另一长253厘米，内径11厘米；前者炮口处还有西式花纹（图表3.5）。查内径14（或11）厘米之炮，应用约15.4（或7.2）斤的合口铁弹。 ^[9] 然而，《崇祯长编》中却引王氏的奏疏称：“重二千斤者四十具，所须圆弹三十枚、连弹三十枚，各重四斤，石弹十枚。”《大铳事宜》中亦称：“二千斤重，用弹四斤，用药四斤。”

由于两文献所记之四斤重铁弹远小于实际值，再加上炮身外表明显有许多不平滑的小坑洞，疑当时铸炮和操炮的技术，均尚不十分成熟。

至于前文提及的何汝宾，原任浙江宁绍参将，天启六年三月升授广东总兵。 在其于崇祯三年初刊之《兵录》一书中，有《西洋火攻神器说》一章，涵盖各种西洋火炮的形制尺寸、弹药用量、铸造技术、操作方式以及弹道射程等内容，此应是最早详细介绍西方炮学的中文著作之一。 经查，曾数度至澳门取人取铳的天主教徒张焘和孙学诗，尝合撰有《西洋火攻图说》一卷， 书名与该章十分相近，疑何汝宾很可能即摘抄此卷。

崇祯五年九月，海寇刘香（或称刘香老）率众数千人、船一百七十艘，直犯位于福州闽江出海口的闽安镇，其最大之船每艘置红夷大炮十余门，令甫就任福建巡抚的邹维琏为之震动。 遂命郑芝龙为主将，率精兵三千名、战舰四十艘、大铳五百门加以击退。 六年六月，荷军趁郑芝龙在福宁追剿刘香，突袭留守厦门的明朝水军，一举击沉大小战船数十艘，其中有配置多达三十六门大炮者， ^[10] 并派人联络刘香与李国助（李旦之子，他指责郑芝龙吞没其父财产，遂自日本的萨摩和长崎募集人船投效刘香）， 协议联手对付明军。九月，郑芝龙率百余艘战船在金门料罗湾大败荷兰与刘香的联军，荷人自陈有三四艘船遭焚掳，八十三人被俘，明人则称生擒荷兰人一百一十六名，并押解其中十四名至京。此役还夺得“大铳六门、小熕二门、鸟铳一十三门”，有称：“闽粤自有红夷来，数十年间，此捷创闻。” 七年，明荷言和，开始局部互市。八年四月，刘香在遭至郑军痛击后溺毙。

在剿灭刘香的过程中，明军配备有“红夷、威远大炮”，炮重有达两三千斤者。叙功时除大量地方官员外，还包含“铳手”“铳兵”，且更指出赞画官何良焘“技谙火攻”。 何氏因曾在澳门替葡人代笔，而实地接触到西洋大铳与炮台的原理与用法，并尝撰有《铳台说》等相关著述，时人甚至有认为其炮学水平已超越伍继彩、徐光启或孙元化。 何氏亦曾于崇祯十一年以“阁部题授赞画”的身份，在宣大总督卢象升的督造下，监铸“神威大将军”铁炮（清朝亦铸有同名之炮），北京八达岭长城现存一门，通长285厘米，内径10.5厘米（图表3.6）。

郑芝龙从崇祯初年起就掌控了闽海，集海商和官员于一身，时人有云：

自就抚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即俘刘香，海氛顿熄，又以洋利交通朝贵。……泉州城南三十里有安平镇，龙筑城开府，……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芝龙在平定刘香后，终于成为中国东南诸海上的霸主，并透过绵密的政商关系，令“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廿倍之利”。 郑芝龙与郑成功父子甚至均曾秘密派人至荷兰统治的台湾征收“东西洋饷”。

由于南北战事频仍，明军所拥有的制炮和操炮技术亦因此快速扩散。除前文所提及崇祯三、四年间自闽粤解京的约三百门西炮外，如曾参与征剿李魁奇的白如璋，即于崇祯三年三月奉两广总督王尊德之命，选派精兵一千二百余名赴援北京，其中就包含精通炮术的“澳众二十人”；而负责解铳的刘宇，亦曾携“点放二十名”抵京。 五年，甫擢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的熊文灿，为对抗海寇，购买生铁十万斤，铸成“大夷铳□百□十门、小铳□百□十门”。 八年，熊文灿且将一百门大粤铳以及一百门斑鸠脚铳（图表3.7）解京。 九年，为应清兵入塞，熊文灿又北解四百斤炮四十门、三百斤炮六十门、大斑鸠脚铳一百门、大鸟铳一百门（图表3.7）。 十年，暂摄广东增城县令的何言，也尝于任内造红夷大炮八门。

此外，山东济宁博物馆现藏五门由两广总督张镜心、左布政使姜一洪等人督造的铁炮，分别铸于崇祯十二年八月（二门）、九月（一门）、十月（二门），其中第一、二、五门炮上穿绳用的双钮（参见后文）已脱落，各留下四个圆柱形残足。由于炮身上均有阳刻汉字铭文，且其中第三、四、五门均可见明显的欧洲徽识（图表3.8），可推判应是以西炮为模所制。因这批炮千里迢迢从广东北运，知当时南方的铸炮品质或制造成本，相对上应仍远优于北方。

查现存兵部文件，张镜心曾于崇祯十二年奉命解炮北上，此举或为因应明军在面对十一年九月大举入塞的清军时，毫无抵抗能力的窘况所致。为避免驿传无法承受，张氏于八月起分批派遣施烱然、何吾嶷和苏万邦三人率队起运，每批携带“红夷大炮一百位、点放兵匠五十名，并备用炮四位、火药一千斤、生铁大弹五百个”，迄十三年六至九月间，先后运抵山东济宁和河南磁州。

知济宁博物馆现藏的五门粤炮中，应均是当时解送山东的；此故，其中二门阳刻有“崇祯十二年八月，总督两广军门张，行委左布政姜、参将王化行，督同功授都司何吾嶷、听用守备陈王英铸造……”等字样，而另三门铭文中的官员名，则由“指挥苏万邦”取代“功授都司何吾嶷”。

前文提及的何吾嶷，尝于崇祯六年奉两广总督熊文灿及左布政使王世德之命，督造小型的“严威炮”，并解京若干门，其规制为：

铸铁为之，前弇后丰，底如覆笠。重三百六十斤，长四尺四寸。不锲花文，隆起四道，旁为双耳，近口为照星，炮底隆上为斗眼。用火药八两，铁子一斤。载以双轮车，辕长七尺六寸，轮九辋十八辐，通髤以朱。当轴两辕上处，有月牙窝以承炮耳。此项炮位系明崇祯六年造，炮中镌曰：“总督两广军门熊，岭西道左布政王。”此项炮位现在存贮正白旗炮局共三位。

此炮约长四点四尺，内径零点二一尺，督造官为何吾嶷，实际铸造者是匠人梁明。 黑龙江省博物馆和湖南省文管会现各藏二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一门（图表3.9）。 崇祯八年，王世德尝于刘香犯广州时，调郑芝龙夹击，致刘香溺毙，何吾嶷也曾于此役立功。

济宁博物馆还有一门炮，阳刻有“崇祯十三年八月内，蒙总督□□军门张，行委□宁卫掌印指挥张世臣督造，标下承铸把总官陈……”字样（见图表3.10）。查崇祯十三年八月出任总督者，仅有两广总督张镜心、宣大总督张福臻和河道总督张国维三人姓氏符合， 而张世臣至崇祯十七年仍担任济宁卫指挥， 为河道总督之下属，知该铭文原应作“崇祯十三年八月内，蒙总督河道军门张，行委济宁卫掌印指挥张世臣督造，标下承铸把总官陈……”。亦即，在两广总督张镜心解送三百门红夷铁炮后，或因长程运输的工费浩繁，且无法因应急需，张国维遂自行在山东开炉铸炮。

前述之河道总督张国维，先前即有铸炮经验，查邹漪《启祯野乘·薄玨传》中有云：

公名玨，字子玨，苏州人也。就试浙江，补嘉兴县学生。其学奥博，不知何所传。洞晓阴阳占步、制造水火诸器……或问守城行阵以及屯牧、引水诸法，则以口代书，以手代口，几案之上即有成图，因地制形，因器成象，了然目前。崇祯四年（农按：纪年有误），流寇犯安庆，中丞张国维礼聘公为造铜炮，炮药发三十里，铁丸所过，三军糜烂，而发后无声。每置一炮，即设千里镜以侦贼之远近，镜筒两端嵌玻璃，望四五十里外如咫尺也。……丙子为仇家所诬，将陷以大逆，幸友人魏学濂证救得免。

由于张国维在崇祯七至十三年担任应天巡抚，而流寇曾于崇祯八年二月、九年正月、十年正月犯安庆，令南京大震， 知张氏聘请薄玨造铜炮应在八至十年间。 薄玨之学的出处虽不详，惟因其对望远镜（即千里镜）、浑天仪、简平仪等西器以及几何、天算等西学，均相当熟悉， 且其好友魏学濂更是天主教徒，两人一起读书，“务为佐王之学，兵书、战策、农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吕、盐铁之类，无不请求”， 因疑他的制炮知识或源出奉教人士。

崇祯朝，以闽粤两省铸造为主的西炮（可能在千门之谱），陆续分发内地各边镇，如崇祯二年解至阳和（宣大总督府所在地）红夷大炮若干门；三年给宣府镇西洋炮六门；五年，送居庸关红夷炮若干门；六年，宣府镇所属各城堡配发西洋炮共一百三十七门。 此外，冶铸业发达的山西地区，也开始自制以满足边防的需要。 此一仿制红夷炮的风潮，在崇祯中期以后更持续扩大。从现存明末古炮的铭文和官方文书，我们可以发现山东昌邑知县陈启元（于崇祯八年）、蓟辽总督张福臻（十年）、蓟辽总督吴阿衡（十年）、宣大总督卢象升（十一年）、蓟辽总督洪承畴（十二、十三年）、天寿山守备太监魏国徵（十二年）、宣大总督陈新甲（十二年）、分守昌宣太监魏邦典（十二年）、钦命出镇昌平兵部右侍郎刘永祚（十三年）、山西巡抚宋贤（十三年）、辽东总兵官吴三桂（十五年）、应天巡抚郑瑄（十六年）等军政官员，均曾就地铸造西炮。

只不过，迄明亡还是有许多官员未能认识西炮的威力，仍然打造或装备灭虏炮、威远炮、佛郎机铳等旧式火炮，甚至制造如木人火马天雷炮等流于淫巧且不实用的“奇器”；至于军中的个人火器，亦仍以三眼铳与主，射程较远且有瞄准器的鸟铳，多仅为点缀。

综上所述，知崇祯朝因后金、流寇、海盗和荷兰等势力所引起的内患外乱，令明廷对红夷炮的需求颇殷。除公沙·的西劳于三年正月率领澳门葡兵三十一人携带红夷大炮十门抵京外， 闽粤官员亦开始大量仿制，并陆续北运。但至崇祯中叶以后，或因制炮的技术已扩散，且为求快速因应变局，并减低运送成本，始普遍在各边镇或重地铸炮。 juSRDojsHnf6C3yVb/aeGo2Ucf7Ocr5iWoXbJ6i6sTsH78BH82VhF1QQ+W1AfP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