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夷大炮与天启间的中荷冲突

天启二年五月，荷兰进攻澳门失败； 六月，莱尔森率舰队转往彭湖（清初始称澎湖）；十月二十五日，并突入厦门肆掠，希望能迫使中国就互市一事进行谈判。兵部郎中方孔炤在其《全边略记》中尝记称：

十月，夷舟复入中左所（农按：指厦门）。……未几，红夷目高文律籍（通“藉”字）通事洪庆宇为好言，献其大铳二门、小铳五门为质，求互市，愿徙大舟还本海，周祚遣方舆督之，必堕彭湖城始准复咬 吧之市。

其中高文律应即荷语“司令官”（Commandeur）的对音， 指统领此一舰队的莱尔森。莱尔森先于1623年1月10日在厦门会见总兵徐一鸣，旋即与上席商务员Jan van Meldert前往福州，二月十一日面见福建巡抚商周祚。由于商氏要求荷兰人得先撤离澎湖才能互市，但莱尔森声称自己无权作主，遂约定由中方直接派员与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时称咬 吧，今印尼雅加达）总督交涉。三月中旬，由千总陈士瑛率领的特使团启航，随行还包含一名为Hongsieuson的低阶官员。

康熙间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亦详记此事曰：

（天启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夷船五只移泊厦门港，徐总兵乃分布诸将于水陆以俟之。……红夷百余人遂以小舟登岸，铳弹齐发，官兵伤溃。徐总兵躬亲督战，官兵奋勇攻击，夷始暂退。二十六日，复驾五船竟进中左港，泊教场边，离城咫尺，官兵潜逃，士民奔窜。徐乃令所官借洋商铁匠、锐（农按：疑为“铳”字）器，与夷相击，各有损伤，至夜，其船始移泊古浪屿。越两日复战，杀其二人，余多被伤，夷众始遁，或过海沧，或入厦门港，或入旧峿屿。知我有备，始放所掳渔民，称求和。夷目眠达大、多默、石黎哥、麻了决、石井通事洪玉宇等，听原遣方舆、谢湖、江前和带诣院、镇、司、道审明，愿将各船退泊外洋，候本省发船二只往咬 吧互市，前此造城、建屋在澎湖者，即令原遣官督夷众拆毀，时人心洶洶，因得少安云！

其中提及的夷目眠达大应就是前述Jan van Meldert的对音，而石井（属泉州南安县）通事洪玉宇与《全边略记》中所称之洪庆宇，其职衔与姓名均极为接近， 不知是否同一人？抑或同宗兄弟？又不知与荷兰文献中所提及的Hongsieuson有无关系？

从前引《古今图书集成》的记事，知在天启二年十月的厦门之役中，总兵徐一鸣曾“借洋商铁匠、铳器”与荷兰人对抗。此借铳之事亦见于曹学佺的文集；又，蔡献臣在此役爆发前也尝向徐氏建议用炮对付荷军，称：“夷所畏者，铳耳。若黑夜用小舟几只，载巨铳数挠之，则夷舟必且损坏；即未损坏，必大惊扰。” 亦即，当时福建地区出洋的商人为求自保，应已透过某些途径取得新型的欧洲前装滑膛式火炮，或也有工匠能仿铸，但可能形制较小， ^[1] 而此类威力较强的火器尚罕见于明军的制式装备，中国军队大多仅使用佛郎机铳和灭虏炮（见后文）。 虽然官方文献称双方“各有损伤”，但时人池显方则形容曰：“去冬，红夷深入，鹭门（农按：指厦门）、鼓浪之地皆战场。水则百艟不敌五舰，陆则千兵不敌数十夷。徐总戎三鼓之不前，三枭之亦不前。”知总兵徐一鸣的部队实不堪一击。

明军在厦门之役前后已有机会直接接触荷军的红夷大炮。查1622年9月底，当时中荷间的冲突尚未正式爆发，有一荷兰快船老虎号（ Tijger ）在漳州湾搁浅，其人员和大炮即曾被守备王梦熊救起并送还。 又，商周祚在遣使巴达维亚时，为确认荷人的谈判诚意，尝要求莱尔森赠送二门铜炮以及二门铁炮。

由于中国商人大多不愿至澎湖交易，且持续运货往马尼拉，故荷军从1623年4月起，不断劫掠中国商船，并侵扰福建沿海，先后掳捉千余人在澎湖西南端的风柜尾构筑城堡。 天启三年二月，南居益替代护疆不力的商周祚担任福建巡抚，因“愤红夷之窃据彭湖，荐食疆土”，遂于八月疏劾分守福建南路副总兵张嘉策“蓄缩不堪，所当革任”，并获准起用旧将俞咨皋，假以专剿之责。 南居益同时疏称：

入境以来，有红夷船六只见泊风柜仔（农按：在今澎湖风柜半岛的尾端），随又有五舟自咬 吧来，直入风柜仔，共十一只，所掳客商仍旧轮拨修城。……彼方依大海波涛之险，挟世铳、坚舟之利，盘据以筑城，勾连以内向，而我积衰之兵、不完之器，汪洋澎湃之中，一彼一此，能操其必胜乎？……就见在营寨之兵，聊为战守之具，檄行各道将略，抽水兵之精锐五千，列舰海上，以张渡彭湖声讨之势，仍分布水陆之兵连营信地，以为登岸豕突（本用以形容野猪奔逃窜扰之状）之防。

指出荷兰人当时仍占据澎湖，还掳捉汉人修筑城堡，而明军面对其所拥有的“巨铳、坚舟”，并无制胜把握。

天启三年十月，由司令官法兰森（Christiaen Fransz）率领的四艘荷船驶入旧浯屿（在金门西南，扼住厦门之进出海道），新任总兵谢弘仪计诱其登岸至厦门“签订协议”，将之擒获，并派人火攻荷船，总共“生擒酋长高文律（农按：指司令官法兰森）等五十二人，斩首八颗”。 ^[2] 由于荷船 Muyden 在此役沉没，而当时中国已拥有打捞近海沉船大炮之能力， ^[3] 故曾因此取得几门荷兰大炮。

四年五月初七日，副总兵俞咨皋抵达澎湖。初九日，明军将火炮安设在娘妈宫前的山岗上，并在海面上密布火船。荷军虽“城上排列巨铳，城内堆铁弹与城齐”， 然因“四面皆王师，樵汲俱绝”，经当时最有名的华人海商/海盗李旦的居中调停，甫至澎湖接替莱尔森的宋克（Martinus Sonck；他旋即被任命为荷兰驻台的首任长官），同意拆城转赴台湾，并局部开放与荷人的贸易，于是在“无亡矢遗镞之费，血刃膏野之惨”的情形下，明廷重将被占据两年多的澎湖收归版图，但同时也默许荷人占领台湾。 俞咨皋当时为争取李旦的协助，还将其系狱的亲信许心素释放。

清初史家顾祖禹尝批评此事曰：“总兵俞咨皋者用间移红彝（农按：此为“夷”字之避讳）于北港，乃得复彭湖。……然议者谓彭湖乃漳泉之门户，而北港即彭湖之唇齿，失北港则唇亡而齿寒，不特彭湖可虑，漳泉亦可忧也。北港盖在彭湖之东南，亦谓之台湾。”《清朝续文献通考》也抨击俞氏之举为：“以羊易牛，其失则均。”

当时在亚洲海域出没的荷兰船只，大者装有七至八门重逾4000磅的大蛇铳（发射约18磅重铁弹），此外，还有十多门重逾3000磅的半蛇铳（发射约9磅重铁弹），以及二十几门3000磅以下的各式炮； 有时亦配置重达5000—6000磅之半鸩铳（发射约25—30磅重铁弹）。 ^[4] 至于荷军在风柜仔所构筑的方形城堡，边长约四十八公尺，原设计有四个棱堡，各架设六门大炮（其中二门铜炮发射18磅铁弹，余则发射6磅和12磅铁弹），但最后配置了二十九门大炮。 由于荷军在撤离澎湖时共有十三艘船， 知其所拥有的火炮总数应至少仍有百余门之谱。亦即，双方如果开战，明军不见得会讨好。荷人恐还是因对商贸有所期待，再加上兵力不足，而决定退让。

时人沈德符形容这些荷人及大炮曰：“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无声跡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以其须发通赤，遂呼为红毛夷。” 在籍大学士叶向高有云：

其人皆深目高鼻，髭发皆红，故称红夷。其所乘舟高大如山，板厚三尺，不畏风涛。巨铳长丈余，一发可二十里，当者糜碎，海上舟师逢之，皆辟易莫敢与斗。

福建巡抚邹维琏亦称：

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版，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

其中所提及的舟长和火炮射程，虽有虚夸之嫌， ^[5] 但亦知在福建沿海烧杀掳掠的荷兰人，其武力曾留给明人极惊怖的印象。 ^[6] 无怪乎，虽然出入澳门的葡萄牙船应早已配置有前装滑膛炮，但当时往往将此种新型火器泛称作“红夷炮”！

天启四年，沈 在澎湖收复后上疏得出六策，建议使“红夷不敢居住彭湖城，诸夷不得往来彭湖港”，除建置铳城及营舍外，中有“造大船、制火器，备用防守”一策曰：

大铳、大舡尤不可少者。宜造大舡十余只，安置大铳十余门，布列港口，俟寇至夹攻之。夷酋惮我长技，不惟不敢侵我疆土，且远遁无敢再出矣。

此处所欲新造的火器，理应是比较先进的红夷大炮。

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现藏的一门红夷铁炮（见图表3.2），就是在收复澎湖之后不久所造。此炮残长226厘米（包括尾珠在内），内径14厘米，外径36厘米，火眼距炮尾49厘米，炮耳长12厘米，尾径53厘米。炮身的前半截据说已于1958年被锯断回收炼钢，现存残炮上仍可见两道未遂的锯痕。此炮在火眼之前有几行铸造时就镌上的阳刻铭文，记“天启四年仲冬立，钦差福浙都督□造，匠曾□”等字，其中“造”字之前可勉强辨出“俞”字。类此在炮身刻上参与其事的官员名字，乃当时许多火炮的共同特征，以备将来需要时可循名究责或叙功。另有两行字体较小的阴刻铭文为“泉州城守营府城□（农按：疑为“凡”字）炮一位，第三号，重七千斤”，则应是清代后刻。

1996年，笔者在厦门的胡里山炮台，亦见到同型的另一门仿制红夷铁炮，外貌完好，内径13.5厘米、通长310厘米，展示牌上称其为1993年在磐石炮台出土，净重3100千克（约合5200斤；明清时期一斤等于597克）。当时可粗略辨识其铭文有“天启□年仲冬，钦差福□□督□”等字。其中最后之“俞”字尚可勉强认出。此炮现移置鼓浪屿的郑成功纪念馆，惜经岁月沧桑，铭文已完全锈蚀难辨。

前述两炮应均为俞咨皋所造，咨皋字克迈，抗倭名将俞大猷次子，身材“七尺魁梧”，因父功袭卫指挥佥事。 咨皋先后担任福建、浙江和广东等地的武官。 天启六年三月，他以收复澎湖之功接替谢弘仪升任福浙总兵， 此故，炮身铭文上使用“钦差福浙都督”之官衔。有意思的是，接替咨皋出任福建南路副总兵一职的成启元乃天主教徒，他是明朝最早入教的高阶武官，其父亦由利玛窦在南京领洗， 依照情理，成氏很有可能通过教会的途径获得有关西方炮学的知识。

前述调停明荷冲突的李旦，出身马尼拉，后迁居平户。他不仅与日本政商界关系深厚，且与英国和荷兰两东印度公司均有密切往来。在1614—1625年间，他与弟华宇先后派遣二十三艘朱印船（指获得日本幕府之朱印状，获准从事外贸的船只），到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等地贸易，其中以台湾为主要目的地者即有十一艘，是当时经营台日贸易最主要的商人，而澎湖则是他获得明朝货品的重要转运站。由于荷兰人对台、彭的觊觎，直接冲击到他的事业，李旦遂积极介入明荷之间的交涉，并寻找发展契机。

而在澎湖事件当中，郑芝龙也首度踏上历史大舞台。芝龙因通晓多种语言且先前已奉李旦之命参与台日贸易， 被李旦推荐担任荷兰人的通事，协助谈判。芝龙在追随荷兰人抵台后不久就离职，转与李旦和颜思齐合作，扩大组织船队。天启五年，芝龙吞没了李旦一批财货，令其损失惨重，数月后，李旦病逝日本。同年，颜思齐亦因风寒死于台湾。郑芝龙把握李、颜两位开台要角先后辞世的契机，趁势崛起，据荷兰人的资料，称其至天启七年已拥有四百艘船和六至七万人。

俞咨皋在李旦去世之后，即与李旦在福建的代理人许心素相交结，甚至授予其把总职衔。天启六年，俞咨皋用许心素之计建议闽抚朱钦相招降海寇杨禄（又名杨六，为许心素的心腹之交）和杨策（又名杨七），同党的芝龙因故遭排挤，而海贸活动的摩擦更使得郑、许双方势如水火。

启、祯之际，福建沿海盗寇横行，其船只较官方水师往往既大且坚，剿抚常流于形式，许多官员疏奏此皆俞咨皋“受贿通贼”所致，并称：“漳民争欲脔其肉而寝其皮。”天启六年，俞咨皋遭人指责以火炮资寇，据说他一次运给海寇钟斌的千斤大炮即有六十门。 七年十月，郑芝龙攻陷厦门，俞咨皋败逃，许心素被杀；崇祯元年正月，俞咨皋遭解任；六月，奉旨：“俞咨皋离汛失守，罪在不赦，仍速提正法，不得藉端观望延缓。”惟迄四年十二月，咨皋仍未弃市，后获恩释，确切卒年不详。 芝龙之所以攻打厦门，肯定事涉郑氏与俞许集团间的利益冲突。

前述天启四年俞咨皋所督造之炮现存二门，不知原铸几门。此事依体例有可能见于《实录》，惜天启四年各月今恰巧均缺。惟明荷在澎湖的冲突，明显促成福建明军开始积极仿制红夷火炮，并已有能力量产数千斤之重炮， 这应归因于该地区的铸造和冶炼技术原就具备良好基础。

在明荷的冲突中，明军也曾虏获不少原装红夷炮。查天启五、六年间，明廷将王梦熊升补为澎湖游击，并命其筑城防守，但不久复因只有冬春两季派兵汛守，且王氏在修城时贪赃枉法而遭废弃。崇祯二年，荷兰驻台长官Hans putmans曾率船登陆澎湖探查，他发现在一处明军的废堡中，有八门荷兰炮、一门中国炮和三门巴森炮（ bassen ；小型的后膛装填旋转炮， ^[7] 应属佛郎机铳之一种），且在荷兰原建的旧城中，亦有十七门可发射5—14磅铁弹的荷兰炮和十四门巴森炮，但这些炮多已锈蚀毁坏了。才短短三四年间，该地区的城堡就已残破至此，且竟然任由火炮随地弃置。崇祯六年，无能且贪腐的王梦熊遭“监候处决”。

至于在明荷冲突中立下勋功的福建巡抚南居益，于天启五年四月升授工部右侍郎，然而，他尚未到任即因得罪阉党遭削籍。崇祯元年，起户部右侍郎；二年十一月，后金侵扰畿辅，乃以知兵升工部尚书；三年四月，南居益和工部郎中王守履因所制枪炮不堪用遭降级处分，当时所铸的火炮中，即有不少“体质”不全者，亦有注水其内会渗漏者；六月，南居益更因试炮炸裂被免职，王守履则遭廷杖削籍。 知北方的铸炮技术在这段时期尚不十分成熟。 VbYJO7juPgIFDmy6OqdeJsBiY0fr00x//Ea7MBtfJTS8EGUDs16EZ7Y4Zspw2n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