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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前所论，明朝于万历末年虽尝试仿制西洋大炮，但品质却远逊，而澳门地方也因自身的防卫吃紧，且其铸炮工业尚在起步阶段，以致无法满足明廷的迫切需求。在此状况之下，广东沿岸的欧洲沉船遂因缘际会地成为西炮唯一的供应来源。天启年间，共有来自三艘沉船的四十二门大炮因此被解京。这几艘远渡大洋却沉没在中国南方沿海的欧洲船只，均是在相互劫掠或遭逢暴风雨的情形下发生意外，亦即，在这中西第一次较大规模接触的时代里，沉船还不是双方军事冲突的结果。这些被打捞出的先进火器，原只是当时欧人海外贸易浪潮下所发生的一些小涟漪，却直接或间接催化了中国军队所用武器的重大变革，不仅因此改变了中国战场上的攻守形态，甚至进而在明清鼎革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先前许多学者的基础之上，本章新爬梳出不少中、西文的原始材料，并深入疏通其内容，尝试说明当十七世纪初叶欧洲国家在亚洲海域进行武力对抗的时代里，亲天主教人士如何促使明廷自南方引进沿海的欧洲沉船大炮，以应付长城以北新兴满洲的威胁，而此一军事改革又如何随着天启朝党争的爆发而中辍，希望能较细致且正确地还原西洋火炮传华初期的这段史事。虽然文中不可避免地仍有可待商榷或加强之处，但此一研究或应已将学界对相关课题所掌握的深度与广度提升到一新的层次。
先前许多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往往仅处理到文献的摘引、陈述和编排，对资料本身常缺乏深入的析探，以致多只能解读文字的表面意义，而无法萃取出掩覆在表层之下的丰富讯息（如本章在处理史事时，即尝试铺陈出当事者的人际关系，并尽量掌握各人的历官过程及其职掌）。且当不同文献中的说法出现矛盾时，也常不能“传信存疑，以别史料”，并透过严整的逻辑推理法则觅求较合理的解释。事实上，现今有些中国史的论著仍不脱“剪刀加糨糊再裱褙”的平面展示模式，而未能呈现人、地、时、物所交错出之多度空间的纵深。
更有一些学者甚至不从先前的研究出发，而是径自摘抄原典，却又不曾积极扩充新材料，或尝试较深入地疏通史料，以提出更合理且具创见的新结论。这些作者有意避谈己文与前人研究间的异同，而某些编辑和审稿者对此一现象的漠视与容忍，已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亦即，在史学期刊中许多后出的论述常不能显现该课题最高的研究水平，
此与科学或工程学界的情形大相径庭。
现今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若考量地域的限制以及社群互动的情形，大致可分成中国、美加、欧洲和日本等几大区块。由于各区块均已建立各自的学术传承体系与论文发表渠道，且分别使用简繁体中文、英文、法文和日文等不同语言，以致严重缺乏互动。亦即，许多中国史的研究者仍处于或安于闭关自守的状态。我们常可在某些公私场合听到有学者抱怨其研究结果遭到同行忽视，也许有人会将其归咎于资讯的隔阂或语言的障碍，但即使没有此类困难，这一颇令人难堪的现象或许仍旧明显存在。先前学界极少公开讨论或承认此一事实，但我们实在需要寻求更多的共识并投入更大的努力，以导正目前的学风。
七十多年前，学贯中西、兼通文理的傅斯年先生创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大力提倡以科学方法治史，并揭举“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大旗。
然而，以傅氏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又名新考据学派或科学史学派），无可否认地尚未能令中国史学界的治学方法普遍发生质变，此因新史料的开拓及其内涵的精炼往往门槛颇高，故该学派很难以具体的案例持续且强有力地进行面的开展，并与其他的研究传统明显区隔开来。
但随着出版业的蓬勃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再加上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常拥有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们梦寐以求的环境。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隙缝（如本章试补何乔远为若翰哥里亚所撰的残缺碑文即为一例），或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如文中厘清在宁远立功的彭簪古不太可能骤加都督衔一事）。然而，如果我们无法在扎实的传统史学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资讯工具以强化梳理和钻研史料的能力，而仍旧安于文献的摘引、复述与排比，或将愧对科技进展所赋予这一代史学工作者的特殊条件。
此外，海峡两岸史学界的研究范畴，也往往自我设限，未能积极摆脱人为的阻隔，并尝试跨越知识分科的围墙。再加上语文的限制，导致在史料的掌握以及题材的开创上常有所欠缺，遂一直难以将研究成果汇流至国际史学的主流。故在课题恰当或材料允许的情形下，我们也应该多尝试将视野拉出传统中国史的格局，并积极争取该有的发言权。
癸未（2003）孟夏，效颦徐光启作《庖言》之意。
[1] 一些近代西方学者亦曾论及葡人援明抗金的史事，惟因其多仅参考西文资料，以致记事常失之简略或与史实不合。参见C. R. Boxer，“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s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1621-1647”；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pp. 157-158；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 本文中有关各红夷大炮炮种的中文名称，乃比较中西资料所得。参见孙元化，《西法神机》卷下，页22—23；A. R. Hall， Ballist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167.
[3] 各炮种常依爬虫类或猛禽来命名，culverin即源自法文的 couleuvre，是一种常见的蛇，此故，中译作大蛇铳。参见Charles Ffoulkes， The Gun - founders of England with a List of English and Continental Gun-founders from the XIV to the XIX Centuries ，pp. 94-95.
[4] 本章有关各炮种的诸元以及中西间的单位换算，均请参见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页25、406—416；O. F. G. Hogg， Artillery ： Its Origin ， Heyday and Decline ，pp. 264-282；E. H. H.Archibald， The Fighting Ship of the Royal Navy AD 897-1984 ，pp. 329-330。又，傅野山房纂辑之《祝融佐治真诠》在叙述万历所得之红夷大炮时，即称其“身长丈许”（卷首，页3）。
[5] Edmund B. Teesdale， Gunfounding in the Weal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 95-107；Richard W. Stewart， The English Ordnance Office 1585 - 1625 ： A Case Study in Bureaucracy ，pp. 70-71.
[6] 以1587年被英国劫掠的葡萄牙商船 Sāo Felipe 号为例，船上即装备有五十门以上各种口径的西洋大炮。参见Joseph Wheatley ＆ Stephen Howarth， Historic Sail ： The Glory of the Sailing Ship from the 13th to the 19th Century ，plate 45.
[7] 本章所涉及各教士的生平事迹和姓名拼法，均请参见Aloy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 1552-1773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de 1552 a 1800 .
[8] Stewart， The English Ordnance Office 1585 - 1625 ，p. 73；M. Paske-Smith（ed.）， History of Japan ， Compiled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at the Instance of the Court of Directors by Peter Pratt ， 1822 ，I：336-337，460.
[9] 汤若望授，焦勗述，《火攻挈要》卷上，页24；H. L. Peterson， Round Shot and Rammers ，p. 26.
[10] 参见C. R. Bocxer， 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Sea ， 1589 - 1622 ，p. 275. 此处的换算标准为1英镑＝4两＝1.04密尔雷斯（milreis）。
[11]
《明熹宗实录》卷1，页29；卷6，页6；卷23，页8；卷28，页17；卷25，页6；卷33，页23。陈
编，《鹿忠节公年谱》卷上，页7。
[12] William Foster（ed.）， Letters Received by the East India Company from Its Servants in the East Transcribed from the‘Original Correspondence’Series of the India Office Records ，IV：255. 此书凡六册，记1602至161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事，其中颇多涉及独角兽号的记载。
[13] 十七世纪时，欧洲各国行用的历法相当混乱，如英国用儒略（Julian）历，西班牙和葡萄牙则采格勒（Gregorian）历，前者早后者十天。至于荷兰则是一国两制，Brabant，Zeeland，Holland（东印度公司总部阿姆斯特丹所在）等地用格勒历，但Gelderland，Utrecht，Overijssel，Friesland，Groningen等地则用儒略历。又，英国当时乃以“天使报喜节”（Lady Day；3月25日）为岁首，惟在1622年荷英两国联合的防御舰队中，英国则权宜与荷兰同采元旦为岁首。参见Pasek-Smith（ed.）， History of Japan ，I：51-52.
[14] 此段以及英荷联盟之事，均请参见W. Z. Mulder， Hollanders in Hirado ， 1597 - 1641 ，pp. 110-113；Paske-Smith（ed.）， History of Japan ，I：332-345，412；Samuel Purchas， Haklvytvs Posthumus or Pvrchas His Pilgrimes ，V：146.
[15] 此段叙事乃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为较可信之史料，参见Purchas， Haklvytvs posthumus or Pvrchas His Pilgrimes ，V：146；William Foster， The English Factories in India 1618 - 1620 ，p. 266；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 1608 - 1667 ，Ⅲ.1：141-142，156；W. Noel Sainsbury（ed.），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 Colonial Series ， East Indies ， China and Japan ， 1617 - 1621 ，pp. 368，381，397，401，404，461-462；Anthony Farringto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 1613 - 1623 ，I：807；Edward Maunde Thompson（ed.）， Diary of Richard Cocks ： Cape - 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 1615 - 1622 ，Ⅱ：170，172，181；Paske-Smith（ed.）， History of Japan ，I：411-414.
[16] 西方文献中有的指称居民对待独角兽号的登陆者相当友善，但亦有称该船曾遭抢掠。船员在登陆之初，很可能曾遭受居民的攻击，直到邓士亮抵达之后，他们才受到和善的对待。稍后，英国人曾在万丹和巴达维亚海域劫掠中国帆船，以报复独角兽号上的货物和武器被抢。参见Purchas， Haklvytvs posthumus or Pvrchas His Pilgrimes ，X：82；Foster， The English Factories in India 1618 - 1620 ，p. 266；W. Noel Sainsbury（ed.），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 Colonial Series East Indies China and Japan ， 1622 - 1624 ，pp. 67，146-147；Farringto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 1613 - 1623 ，I：1193.
[17]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p. 29，转引自汤开建、吴青，《万历四十八年红夷船沉阳江始末考——兼谈红夷炮早期入华问题》。
[18] 许多今人所著的沉船书籍均将此一事件误系于1619年；参见Nigel Pickford， The Atlas of Ship Wrecks &Treasure ，p. 190.
[19] Mulder， Hollanders in Hirado ， 1597 - 1641 ，p. 34；Paske-Smith（ed.）， History of Japan ，I：367.
[20] Farringto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 1613 - 1623 ，I：1173-1176，1181-1188.
[21] 亦有文献称伊丽莎白号为978吨、慕妮号为600或800吨、裴思贵芙号为1083吨。参见Anthony Farrington， Catalogue of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 Journals and Logs ， 1600 - 1834 ，pp. 223，463，499.
[22] Adrian B. Caruana， The History of English Sea Ordnance 1523 - 1875 ，I：48-50.
[23] 十七世纪时各国船只吨位的换算尚未统一，荷兰的1拉司特（last）大致等于英国的2吨。参见Mulder， Hollanders in Hirado ， 1597 - 1641 ，p. 28.
[24] 参见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台湾》，页9—15；Alfons V 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Missionar in China ，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 1592 - 1666 ，pp. 59-64，或见杨丙辰之中译本《汤若望传》第1册，页85—93；Willem Ysbrantsz Bontekoe， Memorable Description of the East Indian Voyage 1618 - 1625 ，pp. 85-87，此书出版于1646年，作者为身历其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长。
[25] Ian V. Hogg， The Complete Handgun ， 1300 to the Present ，pp. 10-19.
[26] 此据《明熹宗实录》卷37，页18。耶稣会士曾德昭将此一膛炸事件误系于天启元年，且称当时澳门送了三门大炮给明朝作为礼物，其实，张焘和孙学诗在天启元年所引进的炮数为四门。参见曾德昭著，何高济译，李申校，《大中国志》（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页119，葡文初稿完成于1638年。又，耶稣会士J. B. Du Halde在其名著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 Tartary ，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中，亦误称：“1621年，澳门进献三门大炮和数名炮手给明朝皇帝，但在官员面前试放时，一门炮在发射后反弹压死了一名葡人和三名华人。”（页262）
[27] Hogg， Artillery ，pp. 78-79.
[28] 然因铜价远较铁昂贵，十六至十七世纪之交，等重的铜铳往往是铁铳售价的五倍左右，再加上铸铁的技术日益精进，铁铳遂逐渐取代铜铳。参见Stewart， The English Ordnance Office 1585 - 1625 ，pp. 64-73.
[29] Pickford， The Atlas of Ship Wrecks & Treasure ，p. 190.
[30] 天启元年八月，徐光启请告回籍；三年二月，李之藻被降调为南京太仆寺少卿，旋告归；五年三月，顺天府丞杨廷筠也因得罪阉党而奉准“年老致仕”。参见梁家勉，《徐光启年谱》，页142—155；Nicolas Standaert， Yang Tingyun ，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in Late Ming China ，pp. 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