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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罪，遭切责，党祸因此大起。七月，首辅叶向高被指为东林党魁，罢归。五年十月，孙承宗也因忤魏忠贤而以“虽娴于兵，而方略疏焉”的理由去职。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亦已于先前相继罢官。故在天启中叶之后，明廷虽然仍设法自南方各省觅求红夷大炮，但教会或澳门人士均不曾参与。
查天启六年闰六月，总督京营戎政的恭顺侯吴汝胤疏言：“广东尚有红夷神器，宜取以固京师。”得旨：“这红夷神器广东尚有十门，著行该抚按差官勒限解进。”
八月壬戌，《国榷》记曰：“总督两广商周祚进红夷炮十。初，万历末，红夷船沉，炮已解京三十二，尚存其十。”
七年九月乙丑，《崇祯长编》记曰：“两广总督商周祚解到红衣铜铳二门、铁铳八门，并铁弹、什物等项，命贮戎政备用。”
知两广总督商周祚（天启五年五月至六年十二月任）曾于天启六年奉旨解进红夷大炮，历经一年多始运抵京师。
先前学者对七年九月运抵北京的这十门火炮几乎无人言及，笔者怀疑此或即协理戎政在天启元年十一月疏中所称在海康县的“红毛番大炮”。它们应与阳江沉船无关，否则邓士亮在其崇祯初年所上的《粤东铳略揭》中，应会提及此事，并归入自己取铳的劳绩当中。但《国榷》中“万历末，红夷船沉，炮已解京三十二，尚存其十”的记载，可能并不单指海康沉船，否则该船总共拥有四十二门炮，规模与独角兽号在伯仲之间，此与前文的推断不合。笔者怀疑此应是综合阳江与海康两艘沉船的统计数字，亦即在天启三年四月将二十六门炮运抵京师之后，另有六门沉船炮在六年八月前亦解京。这六门应属海康沉船所有，理由同前。
衡诸当时对西洋火炮的日益重视，《明实录》依体例应会对此六门解京之炮有所记载，然因天启四年的实录恰巧全阙，令人颇疑此事或刚好系于该年。又因这批炮或是由地方官员直接解进的，并未伴随澳门军士，亦即不属澳人对明廷的“贡献”，遂不被天主教会或奉教人士的文献所提及。据此，海康沉船上或有两门炮于天启三年四月运抵京师，七年九月又运到铜铳二门和铁铳八门（可能为口径较小的铜铳以及半蛇铁铳，否则应在先前即已解京），其间可能还于四年另解京六门，前后总共上缴了十八门。由于李宗延在元年十一月疏称此船上共有大炮二十余位，知余者很可能多属较小的鹰隼铳或咪灵铳。
1987年，河北宽城的长城脚下曾挖出红夷铁炮一门，长303厘米，内径11.5厘米，据出土报告，炮身上刻有“天启六年总督□□门□/□解□□□□□/□年”三行字，因腐蚀相当严重，字迹辨识颇为困难。
笔者疑此或即商周祚所进之铳，文字若仿先前胡应台之例，或应作“天启六年总督两广军门商/题解红夷铁铳八门”，最后一行则可能是叙及该批炮运抵京师的时间（如“七年解京”或“七年解进”之类的文字）。
依照出土资料，此炮管长为内径的二十六倍。由于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欧洲各国所铸造各炮种的规格不一，此一形制与1600年左右西班牙军队所使用装填8磅炮弹之半蛇铳相当契合。该型铁炮重约2800磅，然而，收藏单位却记炮重为“二千五百公斤”（合5512磅），此值明显过高。因英国于1574年所用内径相同的半蛇铳，炮长约为366厘米，虽较此炮大得多，却只有3000磅，故笔者颇疑其或为“二千五百市斤”（合1250千克或2756磅）之误。
图表2.2：宽城天启西炮（笔者2010年在宽城满族自治县博物馆所拍到的一批古炮，天启西炮应在其中）
李宗延在天启元年十一月所上的疏中，指出海康的炮出自“红毛番”、阳江的英国沉船炮出自“东南夷”，然而所谓“东南夷”的定义并不明确，当时很可能泛指来自南洋的欧洲人；
至于“红毛番”，通常应指荷兰人，但间亦有用来称英国人者。
因知明末之人尚无法正确区隔欧洲各个不同国家，亦无统一的称谓，如前文中的邓士亮即将英国船称作红夷船，并将澳夷船与西洋船混用，甚至万历皇帝都还以为侵扰福建沿海的红毛番（荷兰人）是居住在吕宋！
目前我们尚不知有荷兰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沉船与海康船的时地相符，倒是已知有两艘葡萄牙商船在十七世纪的前二十年间（此时葡萄牙仍归西班牙国王兼领）沉没于广东沿海：其一在1601年，具体地点不详；另一艘则于1613年从印度的卧亚至澳门途中，因遭遇台风而沉没在“上川岛附近，距澳门290千米”。 [29] 前者相当于万历二十九年，与李宗延上疏之时已逾二十年，时间相隔或过久，不知其与邓士亮所捞获之两门“不知何年沉贮”的大红铜铳是否相关。倒是后者沉没的地点与海康沉船颇近：上川岛或因是当时东南亚各地至澳门航线的必经之地，为航海者所熟知，故被用作描述沉船所在参考点。然而，从澳门至其西南方的上川岛，直线距离只有80千米，因知沉船地点并不恰在上川岛周遭海域，而是在澳门西南方290千米处，很巧合的，此恰为海康县沿海一些岛屿与澳门的直线距离。这艘葡萄牙商船是否即李宗延所称的海康“红毛番”沉船，尚待进一步探究。
笔者在前文将西洋大炮传华初期的史事做了相当深入的析探，厘清许多先前著述中的讹漏，下节则试将这段庞杂的历史重加梳理，并特别考量明末政局发展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以为本章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