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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士亮称曾用自独角兽号上捞取的大铳驱逐来犯的夷船，其文曰：
取铳事竣，值有贼船二十余只，每只数百人，逼近阳江青洲海，事变叵测，城门尽闭，职檄集各寨兵船，料理战具整齐，伏兵险要处，架所取大铳击之，贼众惊遁去。……当日，两台题留疏云：“……当海寇巨艘之内犯，单骑驰视而窥伺者潜遁，我兵不遗一镞，则其方略之预定也。”
而在《屏史前卷》中，邓氏亦称：“自惟在粤东时，曾有夷舡二十只飞帆报警，郡壤震惊，予奉檄文往驭之，越两月，而贼退，恨未以一炬烧杀也。”
惟其中所提及的船只数目和所载人员均有夸大之嫌（见后文）。
虽然邓氏并未明指此事的系年，但从前引文中所谓“取铳事竣，值有贼船二十余只……逼近阳江青洲海”，知其应距取铳之泰昌元年不久。又，邓氏在一封致东安县令徐汤的信札中，亦曾提及：“青洲海贼船二十余只，扬帆插空，邑城惊震，借此铳击之而遁。”由于徐氏自万历四十七年起知东安县，历时四载，以病卒，知此信的时间下限在天启二、三年。
翻检史料，此应最可能与天启二年攻打澳门的荷英联合舰队相关。
邓士亮撰有《红夷船高大异常有赋》一诗，内有“平空乍拥墉垣起，巨势惟容海浪通。宝铳架悬金垒险，绒衣装就紫花丛”句，形容夷船的规模与武装。而他在《贼船报警防海》一诗中亦称：“六花彩队合成围，战舰如鳞手自挥。拟向周郎乞一炬，烈风夜卷海霞飞”，知其当时应曾近距离观察过夷船。
1621年，西班牙与荷兰所签订的《十二年休战条约》（ Twelve Years，Truce ）正式期满，为争夺在中国的贸易利益，荷英两国所组成的攻守同盟，乃于次年决定派遣一支千余人的联合舰队进攻澳门，其中包含了十四艘荷兰船和两艘英国船，格勒历6月24日，六百名荷军在登陆后遭到顽强抵抗，以致有一百二十六人受伤、一百三十六人死亡（英人未实际参与攻城），荷军只得撤退并转而占领澎湖，只留下三艘船停泊在附近，以拦截来自马六甲的葡萄牙船舶，直到八月底始离开。 [24]
荷英联合舰队之所以航经阳江附近海域，或因该地是“估客往来之辐辏”，可顺便劫掠往来澳门和东南亚之间的船只，而前引文中所提及的青洲海，则位于县之西南隅，在儒垌河出海口处，近电白县界。
惟该舰队的规模实为十余艘船、千余人，而非邓氏所称的“二十余只，每只数百人”，亦非委黎多《报效始末疏》中所称的“红夷巨寇驾载大小船只五十余号”。又，此一舰队应不是因惧怕邓士亮所捞取的大铳而“遁去”，而是为攻取澳门，以致无暇他顾。至于邓氏所指“越两月，而贼退”的陈述，则与荷兰舰队在转进澎湖时所留三船在澳门附近逗留的时间相合。
虽然孙学诗于天启元年十二月奉令再度赴广，“取红夷铜铳，及选募惯造、惯放夷商赴京”。但据《远方亚洲》一书上的细节，
先抵达澳门的是张焘，当时因传闻荷兰即将攻澳，故澳人不仅赶工筑城墙和建炮台，更自马尼拉采购大炮，且从印度或马尼拉等地募兵。
两广总督胡应台因此要求拆除城墙等工事，后因张焘的缓颊，始暂缓执行。二年五月，荷兰舰队抵澳，并派军登陆，但遭击溃。九月，御史张修德疏请“募夷商以制火炮”，得旨：“放铳夷商著催巡抚官发遣。”十月，李之藻亦上疏建议：“西洋大铳可以制奴，乞招香山澳夷，以资战守。”奉旨：“作速议行。”知在十月之前解铳的队伍尚未出发。
由于荷兰的威胁已缓和，且胡应台亦应允就拆城墙一事上疏求情，
澳人遂积极协助解铳。在孙学诗抵澳付过铳师等人的酬劳之后，即于十月底出发至两广总督所在的肇庆报到，接着将二十多门炮经水路运至南雄，在当地得到耶稣会士费奇规的协助，一行人于是越过大庾岭的梅关进入江西，在此翻山越岭的过程中，每门炮共动用了三十六人搬运。
行经赣州时，他们受到江西巡抚韩光祐的隆重接待，韩氏不仅是李之藻的同年，且与耶稣会士相熟。在乘船抵达南昌后，则受到一位奉教皇亲的热烈欢迎。他们在离开南昌数日后，还巧遇担任湖广按察司副使的杨廷筠。
虽然此一解铳的队伍已经启行，且反教首要人物的大学士沈㴶也已于天启二年七月致仕，但反对的声音并未停止。十二月，御史温皋谟上言：“澳夷火器可用，其人不可狎，乞募其器而罢其人。”兵部尚书董汉儒附议：“澳夷大炮，闻闽粤间有习其技者，但得数人转相传教，诚不必用夷人。”但奉旨曰：“夷人已经该省遣发，著作速前来。”三年正月，董汉儒再覆称：
红夷大铳须夷人点放，……仰见皇上知尔时夷人已在道，若示之疑，非所以服远人之心也。今据督臣录解二十四人，容臣部验其技能，果工于铸炼、点放者，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半发山海，半留京师，以收人器相习之用。
从谕旨几度催促将西人、西炮送京一事，知其过程颇多阻碍。
李之藻原本欲募三百六十人来京教炮用炮，但两广总督胡应台认为若只是“习铳”，就无必要“多选远夷”，“致骇观听”。
又，董汉儒虽曾于万历四十六年序李之藻的《頖宫礼乐疏》（傅斯年图书馆藏），知两人应有一些交情，但初亦不主张进用夷人，最后在帝命难违的情形下，始修正己意。李之藻当时为安排澳人入京，也曾将一具珍贵的千里镜赠与当事官员作礼物。
天启三年四月三日，由张焘率来的夷目七名、通事一名、傔伴十六名终于运炮抵京。但李之藻却已于二月被降调南京太仆寺少卿，旋告归。当时耶稣会士龙华民和阳玛诺已至京城，虽然他俩并不谙兵学或火器，但因其声称“可以约束澳门募来之士兵与炮手，使生活检点，服从命令，效忠皇上”，故亦被允许协助招呼此一远来的队伍。
京师之人对葡籍铳师身上的华丽服饰甚感兴趣，对其所携的燧发铳（flintlock）亦大感惊奇。当时中国军队所使用的鸟铳属火绳铳（matchlock），其主要构件是一金属弯钩所构成的枪机，一端固连在铳身上，另一端则为夹钳火绳的龙头形机轨，使用时先将慢燃火绳插入龙头口，当扣动扳机，龙头会被簧片牵动，而将火绳的前端插入药池中，在点燃其中的引火药后，龙头会自起。至于燧发铳的设计则较为先进，在扣动扳机后，枪机龙头上所衔的燧石会借压簧之力下击打火镰，并摩擦生火，点燃药室中的火药，故即使在风吹雨打的恶劣气候下亦能发射，且可提高射速。 [25]
兵部尚书董汉儒为表达对此一来华助战队伍的重视，乃于四月十二日上疏建议应“赐之朝见，犒之酒食，赉以相应银币”。二十日，在游击张焘和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孙学诗的陪同之下，
这支远来的队伍仿贡夷例朝见，事后宫廷画师还为其画肖像留存。二十六日，董汉儒获准在京营内精择一百名选锋，由两名把总率领向这些外籍军事顾问学习炼药、装放等法，且严禁外人擅闯或窥视教演之所。
董汉儒和御史彭鲲化还上言建议应“如式制造”这批大炮，且在训练精熟之后，将这些选锋分发至山海关和辽东等据点。
这些葡籍铳师在京时也拜见了对天主教相当友善的大学士叶向高，叶氏先前即已派其孙（或即后入天主教的叶益蕃）造访。三年七月，兵部尚书董汉儒因丁忧去职，八月十六日，巡抚山东、兵部尚书赵彦奉旨回部管事。
赵彦对澳人颇为冷淡，经叶向高特别关照后始改变态度。而已教炮数月的铳师们，决定公开演训的成果。他们选择在京城西北隅的草场（近西直门）作为展示的地点，头两次以兵部官员为主要对象，高命中率颇令众人叹服，因而两度分获赐银。八月二十三日，他们在众大臣之前进行第三次试炮，但不幸发生膛炸，炮手若翰·哥里亚和一名选锋殉难。《明实录》在二十六日条下记曰：“试验红夷大铳，命戎政衙门收贮炸裂。伤死夷目一名、选锋一名，著从优给恤。”夷目指的就是哥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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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驻华使馆医生布雷特施奈德（Emile V. Bretschneider，1833—1901）曾在北平西便门外的青龙桥天主教茔地发现哥里亚的墓碑，并称其是在操演天启元年解京的四门大铳之一时因膛炸丧生的，原墓毁于1900年的拳乱，哥里亚之遗骸则被两名遣使会神父移葬新穴。
方豪尝辨读其上已漫漶不堪的文字，此碑末题：“通政使□□□□晋江何乔远撰文，天启四年甲子□月□旦立石，方意辣略允升书。”由于何氏于天启四年正月乙亥从通政使晋升户部右侍郎，
知原碑文或应为：“通政使司通政使晋江何乔远撰文，天启四年甲子正月吉旦立石，方意辣略允升书。”方允升其人不详，而意辣略乃教名Ignace之音译。
何乔远在其文集中亦收有《钦恤忠顺西洋报效若翰哥里亚墓碑》一文，其中有云：
李公言于朝，请召西洋之贾于广东香山者，遂有学道人龙华民等，率其族二十四人，至于京师，圆形上览，上嘉其忠顺，宴劳至再。居数月，教艺、练药具有成绩，朝中诸公请演于草场，发不费力，至可及远，诸公奇之。演二日，若翰哥里亚炸伤焉。上闻悼惜，赐葬于西便门外青龙桥之阳，……于是龙华民请何乔远碑之。
但实际碑文与此略有出入，如前引文中的“学道人龙华民”，碑上作“游击张焘、守备孙学诗”，“龙华民请何乔远碑之”句则作“张焘、孙学诗请何子碑之”，而“演二日”亦作“演三日”。
由于当时共进行三次试炮，可能是连续三天，而膛炸意外发生于第三次，故碑文上的“演三日”亦较合理。
何乔远对天主教相当友善，其入室弟子韩霖（亦为徐光启门生）即为明季知名的天主教徒。何氏曾于天启三年至龙华民在北京的住所拜访，得见天球仪、望远镜、西洋琴等物以及数百卷西洋书，并尝为此作《真奇图序》，且主张应开洋贸易。
天启六年，他亦曾序艾儒略的《西学凡》（法国国家图书馆藏闽中钦一堂重刻本），并赠诗艾儒略。
至于为何碑文上原刻的张焘和孙学诗之名，在崇祯十四年序刊的《镜山全集》中会被改成龙华民，则或与四至六年间发生的吴桥之变相关。此因在这场导致山东地区“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的兵变当中，张焘与登莱巡抚孙元化（教名意诺爵，为徐光启门生）同遭弃市，而登州城陷的主因之一即是副总兵张焘所率的辽兵在阵前半降于贼。
刊刻文集时或因此避提“罪将”张焘之名，
而将张焘和孙学诗径改成长期担任北京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民。
由于原先提议召募葡兵的李之藻已在这支队伍抵达都门前不久罢官，朝中保守人士遂借口将他们全部送返澳门，在委黎多《报效始末疏》中有云：
天启三年四月到京，奉圣旨：“嶴夷远来报效，忠顺可嘉，准与朝见犒赏，以示优厚，余依议行，钦此钦遵。”复蒙赐宴，图形铳师独命峨等，在京制造火药、铳车、教练选锋，点放俱能弹雀中的。部堂、戎政、科道等衙门，悉行奖励，随蒙兵部题请，复蒙恩护送南还，咨文称：“各夷矢心报国，一腔赤胆朝天，艺必献精，法求尽效，激烈之气可嘉，但寒暑之气不相调，燕粤之俗不相习，不堪久居于此，应令南归，是亦柔远之道也！”给札优异，复与脚力回嶴。
知此批由独命峨所率领的澳夷竟然是以水土不服的理由遭遣还。
至于当时究竟有多少门炮解京，文献中的记载颇不一致，下文先胪列于后，再试作探究。
1. 兵部主事孙元化于天启六年疏称：
澳商闻徐光启练兵，先进四门，迨李之藻督造，又进二十六门。调往山海者十一门，炸者一门，则都城当有十八门，足以守矣。
2. 户科给事中瞿式耜在崇祯元年所上的《讲求火器疏》中称：
我之火器二百五十年矣。……欲求进步，必须倍大倍精，倍大莫如西洋大炮，次则红夷火炮。……臣考万历四十七年，奉旨训练，遣使购求，而得西洋所进大炮四门者，今礼部右侍郎徐光启也。天启元年，建议从广东取到红夷火炮二十三门者，南京太仆寺少卿、今丁忧服阕李之藻也。深明台铳事宜、赞画关门建台置铳者，今起升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孙元化也。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后奉敕封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此正西洋所进四位中之第二位也……
3. 韩云在崇祯中所写的《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中有云：
驯至辽阳陷汲，畿辅震惊，我存李冏卿以《制胜务须西铳》及《以夷攻夷》二疏上，请复差官购取，随有在澳西洋夷目独命峨等应募，进有大铳二十四位，铳师二十四人，……未抵都门，而冏卿报罢矣！……后独命峨等陛见，得俞旨，令制造火器、铳车，教练选锋，点放鸟铳，咸能弹雀中的，蒙恩护送南旋。
4. 兵部尚书梁廷栋在崇祯三年所上的《神器无敌疏》中称：
广东香山嶴商，慕义输忠，先年共进大炮三十门，分发蓟门、宣大、山西诸镇，宁远克敌，实为首功，京营留伍门，臣部蚤虑，万一有警，非此不足御虏。
5. 崇祯三年所上的委黎多《报效始末疏》中称：
多等先曾击沉红毛剧贼大船只于电白县，至是复同广海官兵捞寻所沉大铳二十六门，先行解进。……（天启二年）夏，则红夷巨寇驾载大小船只五十余号、大小铳炮八百余位，聚众攻澳。……伊时半载，盗寇两侵，阖澳正在戒严，多等以先经两奉明旨严催，不敢推辞，遂遴选深知火器铳师、通事、傔伴、兵二十四名，督令前来报效，以伸初志……
6. 巴笃里在其1663年所撰之《中国耶稣会史》（ Dell ’ 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la Cina ）中，称：
某英船为飓风飘流至中国东岸，舟已破损，舟上所有巨炮三十尊遂为中国所获，故要求聘请优良炮手十人，盖前所聘四人已被迫回澳也。
由于各文献对捞起或解京之大铳的数目叙述不一，肯定有许多讹误。
欲澄清此事之原委，首先我们或许得了解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参与运解的任务。明廷自澳门所聘雇的二十四人当中，夷目乃指葡籍军官，傔伴则包含黑人仆役。
由于每头马或牛可驮500磅或600磅，故每门重约3300—3900磅的半蛇铳，通常各需用六至八头牛或马拖曳，
[27]
而无经验者恐难在崎岖的道路上操纵自如。因知从澳门雇请之人应是担任指挥或指导之责，中国方面亦必须有许多人来协助处理驮运的琐事，且因这批武器事关重大，甚至还需要一支护卫的部队。当时奉命督运的中国官员为张焘和孙学诗，
他们应是负责率领一批为数不少的中国军民来配合二十四名澳人运送大铳。
在前列各说所提及之运京大铳门数并不一致的情形下，或许我们应该给予掌理武备相关事务的梁廷栋和孙元化以及实际负责打捞的邓士亮三人较高的权重。从梁、孙两人一致的叙述，知天启年间应确由澳人协助解进三十门大炮，其中除了天启元年年底运抵京师的四门大铳外，在李之藻的建议下，三年四月又从广东取到红夷大炮二十六门。然而，为何两广总督胡应台在现存四门炮的铭文上却只称“题解红夷铁铳二十二门”？且邓士亮明指胡应台将独角兽号上的二十四门炮解京，其数又为何与此不同？
笔者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应是当时确曾运解二十六门炮，其中二十二门为铁铳，四门为铜铳，而当中有二十四门出自独角兽号，另两门则属海康沉船所有。此说也可与孙学诗于天启元年十二月奉命赴广东取“红夷铜统”的谕旨相合。换句话说，当时除二十二门铁铳外，另有四门铜铳同批解进，其炮身上或加刻有“天启二年总督两广军门胡/题解红夷铜铳四门”字样。由于当时若在二十四名澳人之外再算上先前就有运炮经验的张焘和孙学诗，最多可有二十六人担任指导驮运的工作，每人如负责一门炮的话，恰与总共运京的炮数相符。
对胡应台而言，他在接任两广总督之初，军器局中就已贮有来自海康和阳江两沉船上的西洋大炮数十门，当协理戎政李宗延于天启元年十一月建议取炮时，胡氏肯定是将两船混同考虑，其中口径较大者应最优先，其次，铜铳又应较铁铳优先。此因铜铳较轻且较不易锈蚀和膛炸，即使炮管破裂，亦十分方便再融化重铸。 [28]
由于我们无法得知阳江沉船上各型铁铳或铜统的确切数目，
在仅知胡应台实际运解二十六门炮（其中铁铳二十二门、铜铳四门，且二十四门出自阳江沉船）的情形下，对解京之炮的形制或可有下列三种编组：1. 自阳江沉船上取二十二门铁铳，再自海康和阳江沉船上各取两门大型铜铳；2. 自阳江沉船上取二十一门铁铳和三门铜铳，再取海康沉船上较大的铁铳和铜铳各一门；3. 自阳江沉船上取二十门铁铳和四门铜铳，再取海康沉船上较大的两门铁铳。
至于这二十六门炮的形制究竟如何，只能略见于瞿式耜在崇祯元年所上的《请求火器疏》。瞿氏强调火器需以大取胜，并指在欧洲传华的火器当中，最大者称为“西洋大炮”，其次则谓“红夷火炮”。他接着举例说明徐光启遣使购进的四门炮即为所谓的“西洋大炮”，而天启三年从广东运抵京师的炮中则有二十三门“红夷火炮”，疑此“红夷火炮”或为半蛇铳（如北京现存之四门），以及较小的鹰隼铳或咪灵铳；至于“西洋大炮”，则为大蛇铳，以及更大的半鸩铳或大鸩铳。
因解京之铳乃以阳江沉船为主，知该船应较海康沉船大得多。至于独角兽号上其余被捞起的十二门炮，则可能因状况不佳或口径较小而未上缴。天启二年，邓士亮或曾以之轰击经过阳江海域的荷英联合舰队。崇祯二年，两广总督王尊德在阳江县设立了三座铳台，每台安十门铳，
不知当中有无这些炮。
如前述的理解正确，韩云所谓的“进有大铳二十四位，铳师二十四人”，或因其直觉以为铳师数目理应不少于大铳之数，遂径改“大铳二十六位”为“大铳二十四位”，以求与铳师人数一致。而从不曾到过中国的巴笃里，则与当时许多西方作者一样，对此一事件的具体事实不甚了了，他们当中以及后世一些学者甚至将此事与前次四门大铳的运京相混淆。
至于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的叙事则较堪玩味，文中声称由胡应台解京的二十六门炮，是澳人在电白县击沉“红毛剧贼大船只”后，再会同“广海官兵捞寻”。然而，这批主要出自独角兽号上的船炮，大多是邓士亮在阳江沿海所捞起，该海岸应属神电卫的防区，而非负责澳门海防事务的广海卫所辖，且独角兽号亦非遭澳人所击沉。此显然是为塑造出澳人有功于明廷的形象，遂窜改史实。
李之藻原属意将这批人、铳均交茅元仪（为督师孙承宗主要的僚属之一）运往辽东，惟因带队的张焘“畏关不欲往”，遂得旨在京营教习。而茅元仪不仅派人向教炮的澳人偷习操作之法，并曾“亲叩夷，得其法”，稍后，更力请孙承宗调该批人、铳至关外协助战守，惟公文到达时，这些人已奉旨返澳，只得调取曾在京营中习学的彭簪古至关，同时亦运去了一批西洋火器。茅元仪当时还依西法为这批炮量身打造了炮车，本欲以之与袁崇焕一同进取盖州，但因计划受阻，遂置于宁远，并在天启五年与孙承宗同遭罢归时，将操作的方法传授给总兵满桂。
在茅元仪于辽东所创立的军营中，原拟每三千人之营用红夷大炮四位，每方向各一位，但由于“营多炮少”而无法遂其理想。依其编制，每门红夷大炮用兵五十名，负责驾车、点放和护器，而此铳用药四斤，大铅子亦重四斤。
一颗重四斤之球形铅弹，因密度为11.37克/厘米
3
，故直径约为3英寸，再考虑入通常约0.25英寸的游隙（windage，指内径与弹径之差），知此炮之内径约3.25英寸，此应即所谓的咪灵铳，如用铁弹，弹重约4磅。亦即，茅元仪所运出关的炮可能均为咪灵铳，此或为解京之“红夷火炮”当中口径最小者，以便于长途跋涉。
西洋火器的威力，直到天启六年正月宁前道袁崇焕率总兵满桂等人以之在宁远力挫努尔哈赤大军后，始锋芒大露，王命璿有诗记言：“火攻迅飚发，虏来自取灭。抱头风鹤惊，委尸填沟垤。”
在此一大捷中，城上共架设了十一门西洋炮，
据天启六年兵部主事孙元化所上的奏疏，在先前澳人协助解京的三十门炮中，“调往山海者十一门”，或即指此。安置于宁远城上的这批西洋炮，包含一门由徐光启购进的“西洋大炮”，此为熊廷弼担任辽东经略时所运，另外十门则可能是捞自独角兽号的“红夷火炮”，乃孙承宗担任经略时命茅元仪运出关的。
在宁远之役前夕，火器把总彭簪古本欲将原在城外演武场中的十一门西洋炮尽移入城，但却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或令其“城外自用”，或担心为敌所得，主张以锻铁将各炮的火门封死，经袁崇焕力主移入后，由彭簪古率人将诸炮吊至城头各处布置。袁氏家人罗立因素习装放火炮之法，在守城一役中出力颇多，而通判金启倧亦曾以一炮打坏敌营一角，以致“虏乃旋退，危城得全”，但他稍后却于放炮时不慎受“火伤”而死。三月，立首功的大炮被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而负责掌管该炮的彭簪古也获加都督（应为都司？）职衔，
罗立亦获授为把总，与彭簪古奉派分区负责宁远城上的防务。至于首批解京之四门西洋大炮中的第二位亦被封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四月，礼部更奉旨差官祭拜宁远退敌的西洋大炮，正式奠定此种新型火炮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