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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许多学者常误以为红夷炮是因荷兰人首先传入而命名的，且是明军在交战中所缴获的战利品，
此说主要衍生自《明史》的记载，其中《兵志》有云：
万历中，通判华光大奏其父所制神异火器，命下兵部。其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
原任山东兖州府通判的华光大是在万历二十四年上奏的，先前因东虏入寇河北广平，光大之父华富负责督放自制的“神异火器”，得获大捷。
由于前引文中以“复得”一词来形容西洋巨炮，不知华富所制的火器是否亦为红夷炮之属。又，该文虽称红夷炮乃得自来华的“大西洋船”，其实并未明确指出该炮是缴获的。
由于明人在十六世纪末叶应已具备制造红夷炮的技术水平，故若华富所铸的“神异火器”确属该种炮的形制，亦不令人意外。查在嘉靖二年的西草湾（位于今广东新会）之役中，汪䩄曾缴获葡萄牙人的佛郎机铳二十多门，大者重千余斤，未几，冶铸业发达的广东东莞地区就已能仿制。另据嘉靖末年的统计，辽东各城总共配置了各式佛郎机铳一千四百四十三门，其中至少有五百四十九门为铜铳。而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中，亦曾提及最大的佛郎机铳长达九尺（明代一尺约合32厘米）。知在华富铸炮之前，明人应已充分掌握制造大型佛郎机铳的能力。而因佛郎机铳的炮管后段必须有一凹槽以与子铳密合，亦即其制造应较红夷炮复杂，故若中国工匠能获得红夷炮的形制规格，仿制或不应太难。
但前引《明史》中对红夷炮的描述，出现许多夸大或讹误之处。因以1599年的英国海军为例，其所配置的最大型火炮为大鸩铳（cannon）， [2] 口径约20厘米，长约325厘米，重6000—7000磅（明代一斤约合597克，相当于1.32磅），最大射程为1.2千米；较次级的半鸩铳（demi-cannon），口径16.5—17厘米，长约300厘米，重4000—6000磅，最大射程约1千米；再次级的大蛇铳（culverin）， [3] 口径约14.5厘米，长约390厘米，重4000—4500磅，最大射程约1.45千米。故当时来华的船炮绝不可能长达二丈余（逾6.4米），且亦不可能拥有“震数十里”（明代一里约合576米）的威力，顶多只可形容为“长一丈余……震数里”。 [4]
《明史·和兰传》中对来华的荷兰船炮，也有类似的夸大叙述，其言曰：
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万历）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其所恃惟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
查万历二十九年确有两艘荷兰船首航抵澳门，要求与中国通商，但为澳人所逐。三十一年，刚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又遣两舰攻澳，亦遭击退。翌年七月，三艘荷兰船在韦麻郎的率领下占领澎湖。十月，始被浯屿把总沈有容把酒劝离。韦麻郎临行时曾以“铜铳、铳弹及国产物”赠送沈有容，沈氏只取无直接杀伤力的铳弹留念，韦麻郎因而“感泣谢别”。知在中荷接触之初，明军应不曾取得或缴获红夷炮，而中荷间的激烈交战可能要到天启二至四年荷人再度占领澎湖时才发生。
根据明人的记载，荷兰船较明军战船大“十倍”，船身还加附铁板，上列铜铸大铳三十余门，所用之铁弹且有号称重数十斤者，因而予人“器械精利，非诸夷比”的印象。
然而，当时荷兰的铸炮业其实并不特别发达，许多大炮均是购自英国，
[5]
惟荷兰东印度公司船上所配置的火力确实要较一般商船为强。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明军在萨尔浒之役几乎全军覆没。
六月，信奉天主教的徐光启上疏指陈辽东的局势危急，主张应立刻访求“闽、广、浙、直等处精巧工匠”，以铸造大炮。同年九月，他亦疏奏应从广东“募送能造西洋大小神铳巧匠十数名”，并“买解西洋大小诸色铳炮各十数具”，且称“福建监生伍继彩自言同乡有能造海洋极大铳炮者”，请求应“作速遣行，从厚给资，趋令星夜前来，听候委用”。
由于当时闽粤地区的冶铸技术冠于全国，
而大炮的运送又旷时费事，故徐光启建议应访求南方巧匠至京仿制西洋大炮。
天启元年四月，因沈阳和辽阳均于月前被攻陷，刑部尚书黄克缵乃疏请“演神器并收遗兵”，中称自己先前在奉命协理京营戎政时，曾召募工匠在京铸造“吕宋大铜炮”，其言曰：
臣任协理戎政时，曾募能铸吕宋大铜炮匠人来京，铸完大炮二十八位。遣援辽守备黄调焕同壮士陈有功、顾应泰等三十人，解去辽阳七位。其一位重三千余斤，为李秉诚请去奉集，一发击毙建夷七百余人、将官二人，此道臣高出之所目击。其余重二千余斤及一千斤者，分守辽阳、山东，闻再发击毙建夷二千余人，此袁经略（农按：指袁应泰）之所面赏。今三炮一埋地中、其二击破，惟有四号者三位，为建夷所得，然彼亦不能用也。所遣三十人，初以为尽于辽矣，今尚存二十六人，见在宁前，真壮士也。戎政府中尚有大炮十七位、大佛郎机十二位，……此则神器所当即演者也。
知当时共铸成铜炮二十八门，最大者分别重三千余斤、二千余斤以及一千斤，余为千斤以下之炮。
黄克缵为福建晋江人，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奉旨以南京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戎政；十二月，升任工部尚书；四十八年七月，转刑部尚书；泰昌元年十月，以刑部尚书暂署兵部并协理戎政，同月丙寅，旋由崔景荣接掌兵部。
由于黄氏在泰昌朝担任协理戎政的时间极短，因知这批型式不一的铜炮应最可能铸成于万历四十七年下半年，此事或呼应先前徐光启的建议。
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因辽镇请发各式火炮，兵仗局于是回奏称“神器已经试验，俱各堪用”，奉旨差官将炮星夜运解前去，这里所谓的“神器”或指的就是包含一门重达三千斤之“吕宋大铜炮”在内的新铸火炮。
当时负责解送数门铜炮出关的黄调焕，乃黄克缵的侄孙，但在辽东经略熊廷弼亲自试放时，其中一门重千斤者却当场炸裂无存。
户科给事中官应震亦尝于万历四十八年的疏奏中提及此一铸铜炮之事，曰：
若火炮，则中朝虽有，而制造失传，击杀不多，唯是西洋夷人善造、善放，皆精妙有法。计一大炮铜重万斤者，可杀人无筭。在岁癸卯，西洋人仅四百计耳，以用火炮，致我闽漳泉贩夫、贾子被歼于吕宋者四万。今西洋人潜住粤澳，实繁有徒，闽人尚多传得其法。戎政尚书黄克缵业捐多金，购闽人之善造者十数辈至京，同泰宁侯（农按：指总督京营戎政的陈良弼
）造炮于京营，已造成大炮一位，铜重三千斤。
他指出西洋人所造的铜炮，大者重可万斤，在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岁的吕宋惨案中，即有约四万（亦有作两三万）名居住在马尼拉的闽人，被为数仅四百的西班牙人以强力火炮杀害。
官氏并称有不少闽人曾自西班牙人习得铸铜炮之法。
相较于中国其他地区，闽南与菲律宾的往来既多且早。早在万历二年追剿海贼林凤的事件中，双方官府即有所接触。其时，西人初占菲岛，物资供应颇赖每年来航的中国商船，而所载去的货物当中，除生活用品外，还包括火药和铁弹等军备物件，以及制造铜炮和弹药的原料。万历年间，马尼拉的华人（主要来自闽南）也一直维持在数千至三四万之谱，此一频繁的交往应提供“吕宋大铜炮”铸法传华的绝佳环境。
福建道监察御史彭鲲化在万历四十七年的《通州兵哗幸定》一疏中，尝称：“戎臣（农按：应指协理京营戎政的黄克缵）欲制吕宋炮，一可当万，闽中行之既效矣，此当速造以为中国长技。”彭氏在天启三年五月的奏疏中，亦有“吕宋火炮，闽中放之既效”句，指出在之前福建已有人成功仿铸并使用过“吕宋大铜炮”。
又，徐光启在天启元年曾指出广州有工匠曾在澳门打造大炮，二年九月，驻防厦门的总兵官徐一鸣因有荷船五艘入侵，亦曾“向洋商铁匠暂借铳器”，与夷船对打，知先前闽粤沿海确已有工匠掌握部分相关技术。
虽然有学者认为该“吕宋大铜炮”乃后膛装填的佛郎机炮，
但由于黄克缵在前疏中将其与大佛郎机并称，显见两者不同。且万历四十七年黄氏曾要求南京兵仗局将所藏七八尺长的铜铸佛郎机二十门解京，
而他在该疏中并不曾使用“吕宋大铜炮”之名，故疑“吕宋大铜炮”或指的是前装滑膛的西洋大炮。尤其，天启元年李之藻所上的《奏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中有云：
香山嶴夷商所传红夷大铳者，臣向已经营有绪，……则夫西铳流传，正济今日之亟用。……臣闻往岁经营亦曾仿造此铳，然而规制则是，质料则非，炼铸、点放，未尝尽得其术。
内所称先前仿制之铳，或即黄克缵铸造的“吕宋大铜炮”，其“规制”与红夷大铳相同，但材料品质则远逊。
天启元年二月，兵部命守备黄调焕率新募之官兵两千余名援辽，
三月，后金陷沈阳，辽东经略袁应泰乃撤奉集、威宁诸军，力守辽阳，惟诸将均溃败，监军道高出等自城中遁逃，应泰亦自杀。黄克缵在前疏中所称这批“吕宋大铜炮”中最大者（重三千余斤），大概是元年二、三月间运至奉集的。黄氏引述败军之将高出和袁应泰的话，称这些炮曾分别毙敌七百余人或二千余人，此明显过于浮夸，否则辽沈之役亦不至于一败涂地。这批炮或因品质不佳，或因操作不得当，以致出现“随装随放，炮热药燃”“连发炮热，装药即喷”等情形，袁应泰亦称“内府解发铜炮虽多，放辄炸裂”，
尤其，最大的三门当中就有两门膛炸。
综前所论，明末之人乃因欧洲国家的海权扩张而得见西洋大炮（本章中的炮或铳，除与佛郎机连用之外，均指前装滑膛型），闽人应早在万历初年即已经由与吕宋的交流而有所接触，此种炮同时也随着往来频繁的葡萄牙船而屡见于广东和澳门海域。
[6]
惟因西、葡两国自万历以后即未与中国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
故明人应是首从荷兰人亲历此种炮的威力，遂将欧洲各国所制造的前装滑膛炮铳称作“红夷炮”，而非因荷兰炮质量超绝或传华最早之故。虽然，万历末年福建工匠曾加以仿铸，但不论是炼铁或点放，均“未尝尽得其术”，以致未能在辽东战场上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