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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晚明福建建阳刻书世家的余应虬，在其《镌古今兵家筹略》一书中有云：“夷狄长技莫如马，中国长技莫如车。夷狄长技莫如弓，中国长技莫如火。车静以制贼之动，火远以制贼之近。况马费十倍于车，马施火不若于车。”
类似言论屡见于明末文献，认为明军凭借火器和战车应足以对付后金的骑兵与强弓。
然而，在关乎明衰清兴的萨尔浒之役中，努尔哈赤凭借“集中军力，各个击破诸路敌军”的卓越战略，率满兵以冷兵器大败过度迷信火器的明军，证明军事史上由火药所主导的时代尚未能进入中国战场。训练精良的弓箭手，搭配拥有快速移动力和万钧冲撞力的铁骑，仍是主导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此或因当时火器的制造品质、瞄准能力与发射速率均欠佳，且明军亦尚未发展成熟能充分运用火器的战术（如其错误地将火炮置于壕外，也未能做到排枪循环齐放），因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压制或杀伤火网。
萨尔浒之役的战败刺激了新武器的需求，其中徐光启首先起意欲仿制西洋大炮，希望能借此肇建奇功，但战后被擢为协理京营戎政的黄克缵则拔得头筹。黄氏捐资并命其侄孙黄调焕自家乡泉州地区募得十四名工匠，在北京铸成二十八门吕宋铜炮，且命调焕率领三十名来自南京的炮手，将其中七门解往辽东。这些工匠虽应有人曾在菲律宾接触到西班牙人的铸炮过程，但却因未能掌握关键技术，以致所造之炮仅外形相似，其冶铸品质和炮身设计均颇有瑕疵，终未能在沈辽之役中发挥作用，令明廷首次自制欧式火炮的努力黯然落幕，吕宋炮之名也因此不若红夷炮或西洋炮显著。
讽刺的是，当黄克缵处理引进新式武器的国防大事时，却得自费为之，此不仅凸显出万历末年明朝财政的凋敝，也反映出万历皇帝对朝政的无能与荒怠。相对地，励精图治的努尔哈赤，并不因接连的胜利而故步自封。虽然，《满洲实录》在叙述万历四十六年的谢哩甸之役以及天启元年的奉集堡之役时，均指称明军的火器只各击毙两名满兵，但此应纯属宣传伎俩。事实上，努尔哈赤很有远见地看到了火器的可能威力，并于万历四十七年冬就开始演放虏获自明军的大量枪炮。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三月的沈辽之役，我们从《满洲实录》所绘的《太祖破陈策营》及《太祖破董仲贵营》两图，清楚见到许多立于双轮战车之后的满兵正在野战中使用火铳，每车的牌楯上均有射垛或中开铳眼。努尔哈赤在进攻辽阳东门时，亦曾动用火器，徐光启描述此役曰：
贼来止七百人，车载大铳，我川兵千人逆之。贼发虚铳二次，我兵不损一人，因而直前搏战；迨至二三十步，真铳齐发，我兵存者七人而已。
知满兵对火器的灵活运用在这场战役中颇获成效。此故，时人有云：“东奴谋为火器已二十年，师徒数败，得我大小炮位五六万，火药数百万，收藏练习。攻辽阳时，再以之败我矣！”
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更具体下令汉官所率之兵，半数配备火炮和长铳；八年正月，亦命驻防之兵每百人以五十人为铳炮手；出征之兵则每百人中应有二十人为铳炮手。
相对地，明朝除了少数有识之士积极引进西洋大炮外，
并不曾对传统武器或战术的运用进行深刻反省，巡视京营给事中彭汝楠即曾于天启三年指出当时营中所用的火器仍以三眼铳居多，即使存有一千一百五十门佛郎机铳，亦不知如何操作，对车营的战法更是“久废不讲”！
图表1.5：太祖破陈策营
先前学界多未认知萨尔浒之役的战败直接促使明人积极引进西洋火炮，且亦不知头一批由明廷仿铸的西炮，出自尝远赴吕宋谋生的闽南工匠之手，而这批新式火炮更曾是稍后沈辽之役中明军准备的秘密武器。本章除爬梳大量纸本的明清史料以及西方文献之外，还尝试透过存世文物（如福建新出土之黄克立夫妇合葬墓志铭、英国皇家火炮博物馆所藏之“歼虏大将军”等），首度清晰呈现协理京营戎政黄克缵在仿铸西炮以及解送辽东的过程中所做之努力，并探究此批炮未能在战场上有所表现的原因。
萨尔浒之役或许是世界军事史上最后一场冷兵器大胜火器的重要战役。此役揭开其后二十多年来在关外激烈军事冲突的序幕，进而提供西洋火炮传华以及先进火器战术发展的重要动因，遂导致明军得以倚靠此等新式火炮于天启六年缔造“宁远大捷”。
在这短短数年期间，中国战场上的武器和战术已出现重大变革，而西方火炮的锋芒也自此日益展露头角，尤其是在面对中国传统城墙时，常可有效发挥塌城破垣的效用，遂成为清朝攻略中原的重要武器。
从此一角度，萨尔浒之役战败后所开始尝试引进的西洋火炮，应已在明清之际的中国触发一场军事事务革命！
[1] Jos Gommans， Mughal Warfare：Indian Frontiers and High Roads to Empire，1500-1700 ，pp.133-162.
[2] 如在著名的Osprey Campaign Series系列丛书中，迄今共涵盖古今一百八十三场重要战役，每役一书，其中属于十七世纪者有八场：Lützen（1632），Edgehill（1642），First Newbury（1643），Marston Moor（1664），Auldearn（1645），Nasely（1645），Dunbar（1650），Battle of the Boyne（1690），即未包含萨尔浒之役。事实上，在明清鼎革过程中，有几场战役的规模均远大于前述各役，却未见西方编辑的军事史百科全书提及。参见R. 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 Dupuy， The Harper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pp. 571-597；Charles Phillips and Alan Axelrod， Encyclopedia of Wars ，vol. 2，pp. 715-724.
[3] E. G. Heath， The Grey Goose Wing ： A History of Archery ，pp. 146-147.
[4] 将火药制成粒状，可使其中硝、磺和炭的相对成份处于稳定状态，且因颗粒间的空隙较为均衡，火药爆炸时较易做到即时且均匀的地步。此法早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即见于欧洲文献，或于十六世纪由耶稣会士传华；参见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页220；Bert S. Hall， Weapons and Warfare in Renaissance Europe ： Gunpowder ， Technology ， and Tactics ，p. 73.
[5] 此据英国伦敦塔所藏十六、十七世纪铜炮诸元；参见H. L. Blackmore， The Armouries of the Tower of London ： I. Ordnance ，pp. 58-66.
[6] 此段参见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p. 500-524；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页31—54；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页87—136、169—171。
[7] 当地土著已能铸造重达4300千克的大炮，其品质据说不输意大利著名之米兰城堡上的任何一门炮。此外，其所铸后膛装填炮的品质也令西班牙人大为称赏，认为其他地方均罕能比拟，以致当时还曾运回两门供国王检阅。事实上，早在十六世纪的前二三十年，东南亚地区（譬如文莱）即已出现铜炮和铁炮，它们或源出自土耳其，而与欧洲无关。参见Emma Helen Blair 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3（1569-1576），pp. 109、112、201；vol. 4（1576-1582），p. 146；P. M. Shariffuddin，“Brunei Cannon.”
[8] Blair and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7（1588-1591），p. 89.
[9] Blair and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10（1597-1599），pp. 209-210.
[10] Blair and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18（1617-1620），p. 61；vol. 24（1630-1634），p. 215.
[11] 其中旗舰 La Salvadora 号上即配置了四十六门口径大约5至6英寸之炮；炮弹最小者为18磅重，大多为24磅，少数是30磅。参见Blair and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17（1609-1616），pp. 272-273.
[12] Blair and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17（1609-1616），pp. 276-277.
[13] Blair and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vol. 19（1620-1621），p. 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