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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说：“人的自然属性压倒了文化属性，就会出现粗野不修的问题；人的文化属性压倒了自然属性，就会出现修饰过度的问题。人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配合恰当，这才能够成为君子。”
“质”是朴实的、无修饰的自然属性，“文”是经过修饰的、接受过教化的文化属性。“野”是无任何修饰的粗陋的状态，“史”是经过人力干预、带有造作矫饰的状态。《周礼•天官》中说，“史”是“掌官书以赞治”的，书面记录总是存在修饰与剪裁。孔子要求人应该受文明教化，因此不能仅仅是“质”，必须有“文”；而“文”太过则变成矫饰，又会压倒人的天性。孔子认为，在人的天性和社会性之间应该达成平衡。本段翻译跟常见译文不同，读者应审慎辨别。
2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孔子说：“人的生存应该是正直的。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是因为他侥幸躲过了灾祸。”
“直”就是正直，坦直；“罔”就是“枉”，不正直。“直”本来是生命的天性，一切生物在理想状态下都是正直地成长和直接地表达自己的。而现实不可能是理想的，因而“直”才会成为一种美德，“罔”也才有它的土壤。但在正常的社会现实中，在多数情况下，不正直容易损害他人、招致灾祸，所以孔子说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那是因为侥幸。
3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说：“对于求知这类事情，运用理性去理解，不如带着情感去喜欢；带着情感去喜欢，又不如发自内心地去享受。”
孔子在此没有明确指出他所谈论的对象是什么，推测应为求知之事。
4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孔子说：“对那些具有中等以上才智的人，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东西；对于中等水平以下的人，则不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东西。”
孔子承认人的智力差异。中等以上才智的人，他们具有理解更高等的知识的可能性；而中等以下才智的人，他们无法理解高深的东西——他们非但不能理解，反而可能因误解或不解而生出更多的惑乱。
5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孔子说：“智者享受对水的观赏，仁者享受对山的观赏，这是因为智者灵动，仁者沉静。智者是愉悦的，仁者是长寿的。”
此处的标点跟通行的标点不同，我认为“知者动，仁者静”是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解释——智慧具有灵动的特性，与水的流动相似；仁厚具有沉静的特性，与山的静默相似。这就是为什么“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他们各自从水或山中发现了自己。“知者乐，仁者寿”，是说智者在自身的智力活动中体验到智力活跃的愉悦，而仁者因其厚重沉静而强化了其生命的稳定性，寿命因而得以延长。
6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问道：“假如告诉一个仁者说，井里有‘仁’，他会跳下井去追随‘仁’吗？”孔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会使君子到井边去，却不会使他陷落井中，因为人们能够欺骗君子，但不能使他迷惑。”
孔子倡导“仁”，宰我的提问比较尖锐，意思是在可能危及自身生命的情况下，还要不要追求“仁”。“井有仁”的“仁”，不宜理解为“仁人”，而宜理解为“仁”，毕竟“仁”不等同于“仁人”。宰我“井有仁焉，其从之也”所问的，不是要不要下井救人，而是“仁”的价值是否应冒着生命风险去追随。“可欺也，不可罔也”的回答，就是孔子对此提问的反驳——“仁”作为一种价值并不存在于井中，宰我的提问方式是虚假的，是“欺”，但君子最终是不会被迷惑的。仁者并非笨人，他是具有理性的，他可能会被诱导到井边去，但要让他愚蠢地坠井是不可能的。
7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说：“假如有人能广泛地给人民好处并且能成就很多人希望做成的事情，怎么样？可以算是‘仁’了吧？”孔子说：“为何说这是‘仁’，这一定是‘圣’啊！按照这个标准，就连尧舜大概都是有缺点的啊。所谓‘仁’，就是由于自己想要能立身，于是帮助别人也能立身；由于自己想要通达，于是帮助别人也能通达。凡事能就近以自己作比而推己及人，可以说就是实践‘仁’的方法了。”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推己及人实践“仁”的方法。“济”，成就。“济众”，成就众人的愿望，帮助众人达成他们的目标，这比“博施于民”更进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