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作为一名图书译者，我对于女性主义、社会学和婚姻的专业性自然不能媲美上野老师和信田老师。两位老师在书中以对谈的方式探讨了女性视角下的性行为、爱情观、婚姻现实、男性观察、家庭暴力、婚姻难民及其心理分析等话题。两位私交甚笃的女性凑在一起，无需顾忌客气和体面。她们的“Locker-room talk”直白而针针见血，并且大胆豪放，以至于译者根据语境使用的译语过于露骨、偏激，需要改良方能定稿。在编辑的提议下，我决定写一篇序文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衔接。虽说如此，由于专业不同，我能讲述的也只是一个“30代”中国女性在婚姻存续的状态下遇到的一些现象。若各位读者能将其与本书内容联系起来，并由此产生一些思考，便是万幸。

我的身份是已婚的女性自由职业者，在社保分类中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最初成为灵活就业人员时，我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便，短期内也未因为女性的身份遇到过什么特殊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我渐渐需要处理更多的生活上的事务，比如替一直身在国外、准备回国的母亲在家乡买房。过程不做赘述，买房的结果就是我不得不以我丈夫的家庭成员的身份进行登记，哪怕买房款全部由母亲支付；又或是社区上门要求登记家庭成员信息，需要填写的表格上专门有一栏着重说明：该表格的第一行必须填写序号①，并在后面填写丈夫信息，序号②填写妻子信息，社区派来的“临时工”并不能解释这个排序规定；再比如，我需要在四大银行之一的某个银行办理一张Ⅰ类储蓄卡，大堂经理要求我提供收入来源，并表示不能填写“灵活就业人员”或“自由职业收入”。听完我有所领悟，干脆让她给出填写建议，果然，一名女性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来源在银行眼中，只能是“丈夫”。由于着急回家，并且有了社区“临时工”的经验，我并没有费心问那位经理男性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前面说到我也是“30代”的女性，在我那个年代，婚姻还是恋爱的延长。而现在打开社交网站上的帖子，恋爱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品，而婚姻成了与之无关的东西。那么，是婚姻发生了改变吗？其实自古以来，婚姻就是与继承紧密相连的制度，婚姻的目的从来都是财产的安置和传递。将其放到父权制的背景中，还必须保证后代绝对出于男性家长。婚姻的逐渐演变就是家庭规模不断变小，变成了现在看似正常的“父母-子女”家庭，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个模式的问题所在——只有两名家长，通常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状态，养育后代的重担就这么落在了妻子一个人的肩上。英语中有句俗话揭示了这个模式的矛盾之处：“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整个村庄）。这时我们就要发出疑问了：父权制背景下的婚姻及生育模式，真的正常吗？

对此，上野千鹤子和信田小夜子在本书中进行了探讨。敬请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