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代的诗歌，经过多年的锻炼，到天宝年间（742—756），进入了黄金时代。此后体制声调，逐渐有程式化的倾向，到元和年间（806—820）才又突破藩篱，形成大变。这时的诗人，除白居易外，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张籍、王建等，都能够不因袭前人，各自开创新的诗派。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论元和诗道：

退之奇险，东野琢削，长吉诡幻，卢仝、刘叉变怪，惟乐天用语流便，似若欲矫时弊，然快心露骨，终成变体。

这里的“变”，就是正变 [正变，指《诗经》的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以及遵循其创作原则的作品。]的“变”，因为元和年间和天宝年间比起来，唐帝国的局面，已经日趋衰落，反映在诗歌上，自然也就不能再是恢宏壮丽的风格。所以白居易虽然“用语流便”，不像以韩愈为首的那个诗派的“奇险变怪”，但是在风格上还是“快心露骨”的。

许学夷认为元和诗是“衰世之音”，是“变”，认为白居易的诗在风格上是“快心露骨”的，这种分析有他独到的地方。白居易写诗的目的既然是想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 《与元九书》。]，自然就言之唯恐不尽；既然是想使读者“酌人之言，补己之过” [ 《策林》六十九《采诗》。]，自然也就言之唯恐不激。就是白居易自己，也未尝不知道这一点，他在给元稹的《和答诗十首》序中写道：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

这就说明为了矫正当时那种畏忌慎默的“谄成之风”，白居易是不得不这样的。所以直到晚年，他还认为刘禹锡那些寓愤激于婉约的句子，如“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类 [ 《刘白唱和集解》。]，是自己所不能及的。

当然我们并不希望白居易“婉约”，而且按照“风格即人”的原则，白居易具有那种强烈的正义感、对恶势力始终不妥协的性格，事实上也就不能“婉约”。白居易之所以能够批判地反映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原因也在这里。

白居易之所以能够扩大诗的领域，把诗歌变成与一切恶势力战斗的武器，不是没有原因的。他那种正直的性格的形成，和他早年的生活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家庭出身，在当时那个讲究门第的时代说来是卑微的。（白居易在家状中所说的从楚公族到白起一段，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杜撰。就是所谓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为其先祖，也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所以后来白敏中做了宰相还是免不了被卢发说是“十姓胡中第六胡” [ 王定保《唐摭言》。]，被崔慎由说是“蕃人” [ 孙光宪《北梦琐言》。]。）同时，白居易的祖父和父亲，终身也不过是州县佐贰，而且由于战乱，生活也不会是有保证的。他们的官俸也必然和当时一般官吏一样是“或削夺以过半，或停给而弥年，至使衣食不充，冻馁并至” [ 《策林》三十九。]。因此白居易虽然生于新郑，但是在新郑并没有产业，所以他在过荥阳时写道“旧居失处所，故里无宗族”。他父亲在徐州做官，符离似乎置有庄园，就是所谓“别业埇城北”，可是到后来，也是“强半属他人”了。襄阳也有旧居，但是在他父亲死了以后就一无所有了，所以说是“东郭蓬蒿宅，荒凉今属谁”。下邽好像有他祖父遗留下来的田园，实际恐怕还是白居易做官以后扩充的，当时未必对生活有所补益。所以白居易在进士及第以前，一直是羁旅乞食、居无定所的。“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这就是他早年生活的实况了。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知道他在《与元九书》中说他初应进士时是“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绝不是夸张的说法。古人说“殷忧启圣”，白居易的出身和他的个人遭际，就必然使他对当时官僚政治的残暴腐朽和人民生活的苦难，有了切身的感受，坚定了和这些黑暗势力战斗的决心。

此外，白居易在诗歌上的成就，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贞元（785—805）二十年间对他的影响最大。贞元元年（785）以后的二十年间是唐帝国和藩镇势力暂时取得平衡的时期。这时唐帝国的疆土，不及天宝时三分之一，供税户也仅有天宝时四分之一，可是为了维持这残破的局面，官兵却达到八十三万人，较天宝时增加三分之一，大抵两户就要供给一个兵的费用。在这种情形之下，人民生活的苦痛是可以想象得出的。同时官僚地主又乘机兼并，广占阡陌，他们的“膏腴别墅，连疆接畛” [ 《旧唐书》。]，甚至“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断；侯甸之内，水陆腴沃以乡里计” [ 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贫农逃户，走投无路，除了变成大地主的庄客或佣工，受着更残酷的剥削，就只有啸聚山泽或占籍军伍两条出路了。贫富两极分化，阶级矛盾就必然日趋尖锐。白居易叙述当时的情况道：

洎天宝以降，政教浸微，寇既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月朘，以至于耗竭其半矣。 [ 《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

不但如此，德宗晚年，意气颓唐，政务荒落，除任用裴延龄从事聚敛割剥以外，对朝臣很少信任，所以元稹说：“朝廷大臣以谨慎不言为朴雅，以时进见者，不过一二亲信。直臣义士，往往抑塞。” [ 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白居易也说：“顷年以来，台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阙不知所求。岂直乏贤？诚亦废事。” [ 《策林》三十一《大官乏人》。]大官缺员，仕进遏塞，朝廷对人民极力压榨，对藩镇一味姑息，所以旧书史臣感慨地说：“贞元之际，吾道穷矣！”贞元末年这种政治上僵化的局面所造成的危机，钱易在《南部新书》中说得最清楚：

贞元中，仕进道塞，奏请难行，东省数月闭门，南台唯一御史。令狐楚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两河竞辟才隽，抱器之士往往归之，用为谋主，日以恣横。

这样就杜绝了新生力量的成长，使藩镇更加跋扈，所以白居易说“致使天下之聪明，尽委弃于草木中焉” [ 《为人上宰相书》。]。

总之，贞元年间，是一个无论在哪方面都令人感到绝望的时期。白居易的个性和诗歌，就是在这个黑暗的时期经受了一定的锻炼，到元和年间，像火中莲似的灿烂开放。他的伟大的诗篇，像《长恨歌》《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等，都是创作于贞元、元和年间的作品；就是针对贞元年间的弊政，从中显示出白居易政治主张的《策林》，也是在这个时期写的。贞元二十年间郁积在白居易心里的愤慨，在元和初年完全爆发了。

当然，白居易不会突破历史环境，白居易的思想也不会突破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白居易的所谓“兼济天下”，必须是“时之来也”，然后才能“陈力以出”。和大多数的人道主义者一样，白居易虽然同情人民的疾苦，虽然想使人民摆脱剥削和重压，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认为要由当时的政权自上而下地来实现。“好皇帝”思想，白居易也一样是有的。这样，一切美好的理想就完全寄托在一个虚幻的基础上，其结果是必然破灭的。所以白居易在被贬江州后，心情虽然还是激愤的，但是不久就甘为“雾豹”“冥鸿”，终于是“回向南宗禅”了。不过，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白居易能够始终坚持真理，始终不向恶势力妥协的伟大的精神。唐文宗太和年间（827—835），白居易声望已高，仕进本无问题，但是他不愿意像元稹、牛僧孺、李宗闵等那样有始无终，坚决引退，甘心废弃。表面上看来是消极的，但是这种不能兼济，宁可独善的不合作态度，仍然延续了他早年的主张，是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的。而且他那种关怀人民，企图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为人民减少一些疾苦的意志，无论在朝或是在野，始终未变。直到七十三岁的高龄，他还为了减少劳动人民的痛苦，在龙门开凿了八节石滩。这不应该被看作一件小事，他在《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的序言中说：

从古有碍之险，未来无穷之苦，忽乎一旦尽除去之。兹吾所用适愿快心、拔苦施乐者耳。

我们读到这里不能不被白居易那种无可奈何的悲悯心情所感动。白居易晚年的作品，虽然表面上是优游暇豫的，但是仔细咀嚼，总会感觉到在他那些闲适的诗篇中隐藏着一种苦味，感觉到一位拥有伟大人格的诗人不幸生于那个时代的一种寂寞。这种悲哀，难道是白居易一个人的悲哀吗？

不过，白居易晚年的诗作却常常引起一些人的误解。王世贞说：“（乐天）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 [ 王世贞《艺苑卮言》。]叶燮也认为：“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所存二三，皆卓然名作也。” [ 叶燮《原诗》。]大致总是以为白诗是用意相同而篇什太多。这点白居易自己也未尝不知道，他早在《与元九书》中就说：

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

所以白诗倘若遗留到现在的不是三千多篇，而仅是那些公认为名作的二三百篇，自然白居易就更伟大。可是仔细想一下就会知道，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对白居易这人的认识，就必然不会像现在这样亲切真实。赵执信说“诗中有人” [ 赵执信《谈龙录》。]，白居易是通过他的诗作把他的人格和思想上的变化全部无遗地显示给读者的。真正是“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也” [ 《醉吟先生墓志铭》。]。这就不仅是研究白居易传记的人感兴趣而已。

此外，关于白诗，自苏轼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以来，也引发了一些错误的看法，认为白居易的诗是俚俗的。这当然不值一辩，但是由此引申而认为白居易的写作是容易的，那就是片面的看法了。宋人由于大捧韩愈，对白居易自然不能了解，其实白诗表面上看好像容易，实际却全是经过烹炼的。清朝时就渐渐有人理解这一点，所以薛雪说：“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风人之能事也。至于属对精警，使事严切，章法变化，条理井然，其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杜浣花之后，不可多得者也。盖因元和、长庆间，与开元、天宝时，诗之运会，又当一变，故知之者少。” [ 薛雪《一瓢诗话一则》。]赵翼也说白诗是：“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 赵翼《瓯北诗话二十六则》。]我们决不能因为“庄士雅人”反对白诗的通俗就认为白诗是缺乏艺术性的。刘禹锡赞美白诗的风格时说“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这是真正能够说出白诗的优点来的。总之，白居易写诗的目的既然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在形式上就不可能再是佶屈聱牙的。白诗在当时究竟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这是所谓“庄士雅人”所无法改变的。

至于杜牧引李戡之言“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甚至恨恨地说“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这种说法有人认为是杜牧借李戡之口挟嫌污蔑，但是不管怎样，这是一点儿也不会损害白居易诗歌的价值的。皮日休在《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文中写道：

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词，谓之讽谕，谓之闲适。既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二子规规攘臂解辩，而习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

这不啻是针对前面的说法替白居易做了辩解。

总之，白居易的生活表面上虽然是放逸的，骨子里却是严正而有所不为的。郭沫若在《关于白乐天》一文中叙述片山哲对白居易的评价道：

白乐天是深切地同情劳动人民的；他的心境洁白，没有自私自利的污浊的想念，他的这种心境，也充足地表现在他的闲适类的诗中。白乐天是“大众的诗人”，是“为劳动人民祈幸福的和平诗人”，是“清廉洁白、毅然有所自立的诗人”。

我们在读过白诗后就会知道这话能够从表象透入本质，说明白居易的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