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756年，叛军攻陷长安，居民纷纷外逃，城内一片狼藉。惶恐至极的唐玄宗带着少数的亲眷和亲信从延秋门出宫一路向西南，开始了“幸蜀”的逃亡之旅。杜甫一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得知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只身北上，打算投奔灵武，不料在途中遭遇叛军，被押至长安后困在城内，与家人失去联系。
长安失陷 流亡避难 意外被俘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九日，潼关失陷。大将哥舒翰被部下火拔归仁逼协着降了安禄山，于是河东、华阴、冯翊、上洛各防御使都逃走了。长安失掉了武力的屏障，这消息马上使宫廷枢要起了恐慌。
到黄昏，平安火不来，唐玄宗才真正地感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第二天上朝，朝臣们束手无策，下朝后，他们更把这消息散布到全长安城，百姓惊扰逃散，市里萧条。到十二日早朝，百官来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唐玄宗知道无可挽回，当夜命龙武将军陈玄礼整顿六军，十三日清早，便带着贵妃姐妹、皇子等和杨国忠出延秋门，实行杨国忠的幸蜀避难大计。唐玄宗放弃了他的家属、大臣、子民和城池，在安禄山的队伍到来之前，便西去了。早朝时，三卫立仗俨然，百官还有入朝的。可是宫门一开，一群宫女拥出奔散，大臣找不着皇帝，纷纷扰攘。于是王公士民各自出城逃难。有人便趁机到宫里抢劫金宝，有的甚至骑着驴子公然走上金殿。
玄宗一行，十四日到马嵬驿。禁军杀了杨国忠，又威胁着唐玄宗赐杨贵妃自尽。这样，十五日便又出发，经过扶风、陈仓，出散关，向四川去了。太子李亨被百姓和群臣遮留，由奉天北上，经新平、安定、彭原，十九日到平凉，随后又从平凉出发向灵武，七月十二日便在灵武即皇帝位，改元至德。
在这一大变动中，长安附近各郡防御使早已弃城逃遁，因此人心惶惶，风声鹤唳。白水自然也是一片混乱，不能居留。杜甫便携带着他的家属，向北流亡避难。当时和杜甫一同逃难的还有他表侄王砅一家，不料路上拥挤，杜甫的马没有了，陷身蓬蒿，无法前进。王砅已前行十余里，又返回身来，右手持刀，左手牵马，一路呼号寻觅，才使杜甫脱险而出。
逃亡路上艰险颠连，又遇上雷雨经旬，走在又泥又滑的山路上，有时一天走不了几里地。沿途没有人家，饿了只好吃些野果。大人还可以忍耐，小女孩饿得咬人哭号。骥子勉强懂事，也嚷着要吃沿路的苦李子。“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杜甫空着肚皮，挈妇将雏，真是不知如何是好。走到同家洼，幸而遇到故人孙宰。孙宰看了他们这一家的狼狈，老大不忍，便将杜甫一家邀到他家里休息。那时天已经黑了，杜甫走进孙家，看见灯火，恍如隔世。孙宰又替他们暖汤濯足。小孩子几天疲乏，这时早已酣睡了，饭好了，又被叫起来吃饭。虽不过是平常的招待，但是对杜甫一家人来说，这已经是异遇了。
“少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在孙家小住后，杜甫一家便又继续北行，经华原至三川，一路上“自多穷岫雨，行潦相豗蹙”。川流暴涨，水气昏黄，“应沈数州没，如听万室哭”。举头望天，恨不得骑上鸿鹄飞跃过去。到鄜州后，得到肃宗即位于灵武的消息，杜甫便草草把家属安置在鄜州西北的羌村，想奔赴行在，参加新朝，做一番兴复工作，谁知道在路上却被贼兵虏获，押赴长安。大概这时杜甫官职卑小，所以不怎么被贼人注意。也许杜甫没有说出真实姓名，样子又狼狈，贼兵没看重他。总之，杜甫在长安似乎没有经历逼降或囚禁的事情，还相当自由，只是一时再没有方法从长安逃出罢了。
唐玄宗虽然跑掉了，安禄山却没有到长安来，进入长安的是孙孝哲的部队。安禄山遣孙孝哲搜捕唐室子孙，于是霍国长公主、永王妃、驸马杨驲等八十多人，或在崇仁坊被刳心杀害，去祭那被玄宗杀死的安庆宗，或用铁棓揭其脑盖，流血满街。随后又杀害了皇孙和郡、县主二十多人。漏网的唐宗室，便只有藏匿起来。杜甫这时正在长安，也是当时街头的流浪汉，有一次便遇到一个遭劫后的王孙，遍体伤痕。王孙道做奴也好，只求收容，却不敢说出姓名来。可是高祖的子孙都是高鼻子，何况腰下宝玦珊瑚，那是瞒不了杜甫的。这时的杜甫自己还无法生活，怎有余力搭救这末路王孙，只能告诉他天子已经传位，回纥遣兵入援，大有希望，让他好好藏身躲避，等待时机。胡兵满街，也不敢多絮聒，杜甫除了写一首诗纪实以外，对此无能为力。
孙孝哲占据长安以来，便不断奉命搜刮百官、宦者、宫女，每获几百人，便送往洛阳。护驾西去的王侯将相的家属有留在长安的，搜到便行杀戮，就是婴孩也不免。后来，安禄山听说长安混乱，百姓多入宫盗取库藏，又命孙孝哲大搜三天，不只官物，甚至连百姓私财也掠夺去。老百姓吃不消，便天天盼唐兵收复长安。于是谣言纷纭，时或传言唐兵到来，便四散奔逃。京畿豪杰也常常杀害安氏所委官吏，想接应官军。所以孙孝哲的兵力，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江、淮等地的物资却可以从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接应灵武。这一条经济路线，自然使唐肃宗得以恢复实力，不至于挤在西北的死角里。为了密接这一条经济动脉，唐肃宗便又从灵武南下到顺化，到彭原，准备以凤翔做根据地收复长安。这时李光弼在太原，郭子仪在天德军，仆固怀恩使于回纥。西北基础稳固，房琯便上疏，自请将兵收复两京。房琯分三军向长安出发：杨希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贵哲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十月二十一日，中军、北军和安守忠的队伍在咸阳东边陈涛斜接战，唐军大败，伤亡四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夷歌饮都市。”隔一天，二十三日，房琯亲率南军与敌人交战，结果又败。这个消息传到长安，“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这时杜甫觉得敌势尚强，不好仓促，“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那时节正下着大雪，乱云薄暮，急雪回风，杜甫有《对雪》一诗：“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
至德二载（757），杜甫还是在长安。元旦苏端、薛复邀宴，座中还有善写长句的薛华。杜甫看少年们纵谈快意，便更觉自己形容枯槁，又念及困处围城，无以自保，不禁急觞为缓，忧心如焚了。
由于时节变换，杜甫孤身独处，对离散的家属就更加怀念。听说韦氏妹在钟离，但京城沦陷，所以音信阻断。在平阴的弟弟现在“侧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战火连天，不知此后能否再相会。妻子寄居在鄜州，“涧水空山道，柴门老树村”，现在也不通消息，尤其是幼子骥子，现在才懂事，“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在此“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的当儿，想来想去，只好说是“倘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像在奉先那样的悲剧不再发生就好了，哪还敢埋怨相见的日子邈远无期呢？“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题为《春望》的诗沉痛地刻画出杜甫当时的心情。虽然如此，杜甫对于国事却益发关注。他默想当时形势，灵武是兴复的根本，而延州以北的芦子关现在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史思明和高秀岩万一从山西“回略大荒来”，崤函之险等于虚设。薛景仙在扶风就能够使上津路通畅无阻，芦子关倘得万人扼守，定能遏止两寇。“胡行速如鬼”，迟则无及，利在速行。然而，“谁能叫帝阍”，这番建议如何才能让肃宗知道呢？幸而安禄山不久就被安庆绪杀死，史思明归范阳，唐帝国的大后方才不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当时杜甫的生活自然是非常艰窘的，到处乞食，也不见得被亲知们欢迎，所以通常是“一饭迹便扫”，只有苏端家还可以经常讨援。“浊醪梨枣亦易求”“亲宾纵谈天下乐”，得到一定的安慰。不过杜甫的哀愁是放不下的，执热难消，只有狂走。“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这里虽然依旧是细柳新蒲，但是宫殿萧条，一片凄凉。想起昔日明皇和宫妃的奢华生活，杜甫心事丛杂，烦乱难消。归来时，“黄昏胡骑尘满城”，他不禁“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外怀远坊的大云寺，有时也可以徘徊几天。吃顿饱斋，洗洗澡，和尚赞公很念旧，又赠给他青丝履、白毛巾。可是“泱泱泥污人，听听国多狗”，围城中不时有人告密揭发，虽是“近公如白雪，执热烦何有”，却也不便久住。这时他听说嫁给韦氏的妹妹在钟离，弟弟在平阴，鄜州的妻子却毫无消息，又想起那才会说话的骥子，在这“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的时代，真令人愁得只好睡觉。
那个春天久旱不雨，有时雨后初晴，杜甫便到郊外看看，陵陂麦秀，桃李花发，觉得“春夏各有实，我饥岂无涯”，但是“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虽然春雨及时，恐怕也只是苟活之计，难望收成了。
安禄山死后，洛阳混乱，被胁迫为伪水部郎中的郑虔逃来长安，“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杜甫对他是寄予无限的同情的，所以有《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一诗纪实。不过这时唐肃宗已经由彭原进驻凤翔，消息传来，杜甫觉得再也不能在这围城中待下去了，决计逃往凤翔。
大概就是这一年的四月间吧，趁着草木丛生，杜甫便从金光门逃出长安，傍山依树，落荒向凤翔奔去。到了凤翔，亲知几乎不认得他了。杜甫穿着一双麻鞋，衣服破得露着两个臂肘，白发苍苍，又老又瘦，自己惊定思痛才觉得“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不过这总是一个新朝廷了。唐朝威仪，重见今日，“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自己总算脱险归来了。朝廷激赏他的孤忠，五月十六日唐肃宗命中书侍郎张镐赍符告谕，拜杜甫为左拾遗。
杜甫本想先回鄜州，探视妻子。不过刚授新官，他不好开口，只得托人先带信去探问，因为这时也不知道他的家还在不在。在大乱之中，杀人像杀鸡狗一样。家属存亡，真够担心。信寄出后，杜甫先是盼望，迟之越久，却“反畏消息来”了。直到秋天，家信终于来了，令人欣喜的是，家人都平安。可是在此期间，发生了一场并不算小的风波。
房琯在陈涛斜大败以后，肃宗很有些恼怒。赖李泌营救，房琯并没有受处罚。房琯为人高简，疏阔大言、不切实际。兵败后，他常称病不朝谒，天天和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高谈释老，要不就是听门客董庭兰鼓琴。董庭兰便借势纳贿，被有司劾治。房琯向肃宗申诉，替董庭兰辩解，肃宗震怒，罢房琯为太子少师。杜甫和房琯是布衣交，又认为他才堪公辅，不应该因细故免大臣，便上疏论救。肃宗益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说：“甫若抵罪，绝言者路。”肃宗这才不再责问杜甫，然而从此对杜甫便不甚省录。六月一日杜甫有《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
所以接到家书以后，在闰八月初，杜甫便奉墨制去鄜州省家。临走时有诗《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贾是贾至，当时是中书舍人；严是严武，杜甫和严武的父亲严挺之是朋友，所以是严武的前辈。至于当时的遗补，据杜甫荐岑参状，左拾遗还有一个是裴荐，右拾遗是魏齐聃和孟昌浩，左补阙是韦少游。
这时候还是丧乱未已，干戈满地。一路上人烟萧瑟，田园荒芜。杜甫到麟游，看了那由仁寿宫改名的九成宫，不禁想到天子蒙尘。当时因为军事紧急，准备大举收复，公私马匹，一切括敛充军用，只好徒步，“白头拾遗徒步归”。所以到了邠州，他便赠给李嗣业一首诗，说“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想借一匹马骑回去。过宜君县，看了玉华宫；“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更感到世迁物化。好不容易到了家，妻子衣百结，小孩子也是脸上没有血色，一双泥脚没有鞋。两个小女孩穿着破破烂烂的旧衣服，“补绽才过膝”。千里乍归，不禁拭泪。小孩子高兴，依偎膝下，不过，久不相见，又有些怕，便又离去了。杜甫看了这一片黯淡景象，真有些怆怀。天黑了，点上灯火，恍然如梦。随后问起家事来，知道田禾已经收了，酒也酿了些。于是杜甫便也拿出囊中帛来，粉黛衾裯，算是对妻子的抚慰。
这经过离乱的小家庭，随后便有些起色了。瘦妻脸上有了粉黛，看着光洁了。小女孩粗枝大叶地画眉，熊儿、骥子不再害羞了，四个孩子问起话来，攀颈挽须，聒乱不堪。邻居父老也各携酒壶，替杜甫洗尘。兵燹中家人完聚，想起陷贼时的艰危，杜甫自然觉得相当欣慰。
不过，在这兵戈满眼的时代，自比稷契的杜甫哪能甘心株守田园，天涯寥落？只是朝廷的情势，虽不容悲观，却也不能尽如人意。去了一个杨贵妃，又来了一个张良娣。死了一个杨国忠，又出了一个李辅国。哪怕是李泌，也只能旁敲侧击，不能直言。在军事上唐肃宗只求速效，没有远大的计划，甚至借了些回纥士兵和拓羯士兵，目的只在收复两京，甚至和回纥太子叶护约定，收复京师以后，“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李泌建议：令建宁王并塞北出，和李光弼相掎角，直取范阳。肃宗却认为等不得。可见肃宗的意思只在收复京师做真正的天子，幽燕青徐完全不考虑。因着急于收复京师，一切牺牲在所不计，便把金帛、子女许给叶护。这样不顾后患的做法，自然为有远识的大臣所忧虑，不过有什么办法呢？唐肃宗的意思就是这样。而且房琯被黜斥以后，肃宗对杜甫大不满意。杜甫只不过是一个左拾遗，哪还能再多说些什么？他也只好暂住田园，自甘衰白了。
正在杜甫寂寥凄凉的时候，唐肃宗的收京大计，逐步实现了。肃宗命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率领朔方和回纥、拓羯士兵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进攻长安。九月，大军出发。大军在扶风稍驻，之后到长安近郊，在香积寺北，沣水之东，和安守忠、李归仁的大队交战。从正午直到天晚，杀敌六万余人，安、李大溃败，连夜逃遁。十月，唐肃宗还京。
此时，杜甫还在鄜州。他有《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和《收京三首》。朝廷正在“更与万方初”，十月二十八日肃宗御丹凤楼，下制云：“早承圣训，常读礼经，义切奉先，恐不负荷。”杜甫不禁“沾洒望青霄”。在这国家大庆的时候，杜甫不能在家里久住了，大约在十一月间，便又离开鄜州回到了长安。
到长安后，第一件使杜甫伤心的事，便是郑虔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
郑虔本是一个疏放人物。安禄山反叛，郑虔被系解到洛阳，安禄山伪授虔水部郎中。郑虔不敢拒绝，假托风疾，求摄市令，另外却密章达灵武，表明心迹。两京收复后，这些受过伪命的叛臣，自然要治罪。几经商酌，结果分六等定罪：最重的刑之于市，其次赐自尽，再其次重杖一百，后三等便都以流贬了事。杜甫和郑虔是很好的朋友。杜甫陷落在长安的时候，还见过郑虔一次，那时安禄山已经死了，洛阳正乱，郑虔趁机逃回长安。两个人在一起喝过一次酒，杜甫还说他：“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现在郑虔却终因附贼被贬台州。
这位白发老画师被贬，杜甫觉得很伤感，而且仓皇就道，未得饯别，更觉遗憾。杜甫送诗便直云：“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郑虔不久就死在台州了。
这一年因为闰月的关系，春天到得很早。所以虽然在腊月，却已经冰冻全消，“漏泄春光有柳条”了。但是朝廷照例颁给近臣口脂面药。杜甫是左拾遗，自然也得到这荣赐的一份。纵酒会饮，算是大乱以后，值得庆幸的一件事。
同时，安庆绪逃奔邺郡，史思明以十三郡及兵八万投降，唐室统一的光影在这年尾闪动着。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天宝十四载（755）至广德元年（763）间，由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跟唐朝皇室争夺统治权的叛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并且造成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因为发起反唐叛乱的指挥官主要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因此该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天宝年间，也称为“天宝之乱”。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虽然战乱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对后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