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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我的父亲是一个小镇上的穷教师,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自己也是农民,我读的第一所学校是“牛棚小学”。

——沈向洋

他的生活背景显示,这个人要取得后来的那些成就,简直不可能。“我的父亲是一个小镇上的穷教师,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自己也是农民,我读的第一所学校是‘牛棚小学’。”他用这样几句话开始了对童年的回忆,接着哈哈大笑。

1972年,就在开复飞上蓝天直奔地球另外一边的时候,在太平洋西边这块大陆上,沈向洋在一间低矮破烂、摇摇欲坠的“牛棚教室”里度过了他的一天。

那是一座真正的牛棚,一半养着牛,另一半用来做教室,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芳香和牛粪的臭气,课桌是用碎砖头堆起来的,没有椅子,所以向洋每天来上学的时候,都是一边肩膀挎着书包,一边肩膀背着板凳。

很多年以后,他和李开复一样,也去了大洋彼岸,也走进那所世界闻名的学校——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系。他在那里毕业,获得了和李开复一样的学位。他在计算机科学领域里的成就和名望,也亦步亦趋地追赶着李开复。人们叫他们“李博士”或者“沈博士”的时候,很难觉察到,这两人的经历其实有着巨大差别。开复的父亲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向洋的老爹是乡下的穷教师。很显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一个在台北,一个在苏南;一个是名门之后,一个是农家子弟。李开复的一口普通话中带着一种明显的台湾腔,语调和缓,温文尔雅。沈向洋的口音,听来有着明显的吴侬语调,还有一种苏浙交界地带乡下人特有的喉音,抑扬顿挫,虽然他已离开家乡20多年,那种口音还是很明显。他的容貌也有江南人的特色,高颧,阔嘴,小眼,阔鼻。不管他的出身和开复有多少不同,但是有一点却偶然地和开复巧合了,他也是11岁那一年离开父母的。

1972年开复离开父母的时候,向洋6岁,已经在那个“牛棚教室”里上了两年学。

同一个“教室”里有十几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四年级。让好几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上课,在那些偏远贫穷、缺少老师的地方是常见的情形,即使到今天也还非常普遍。那时候向洋和他的十几个同学都住在同一个村庄里,他是年龄最小的,个头也最小。

这是他的外婆家。他从小在外婆家长大,这有点像他后来的同事张亚勤。不同的是,这里是真正的乡下,外婆起早贪黑去种地,而这个外孙却出奇地淘气。等他长到4岁的时候,外婆觉得自己再也管不了他,就把他带到牛棚里去,交给老师。

“老师啊,”外婆说,“这孩子读书不读书,不要紧。您就费心帮我看着他,就行啦。”

老师从长江北边来,也是个农民,说一口苏北土话,但村子里的大人都说他的普通话说得最标准,叫他“老师”,把这所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程都让他来教,还从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中凑出钱来给他发工资。

那时候向洋还没有听过真正的普通话是什么样,所以也认定老师的口音最好听。他并不讨厌这个“牛棚教室”,但是他无法忍受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总是随便拣个地方,放下他的板凳,坐下来东张西望,一会儿转过头去看看身边的牛,一会儿抬眼看看天上的太阳。学校只上半天课,他知道太阳到头顶的时候就能放学,就能跑进周围那片广阔的田野,那里有蜻蜓,有蚂蚱,有螃蟹,有小鱼,有一片蛙鸣,有这孩子童年时代的全部快乐。人的一生不论走到什么地方,有些情节是不会忘记的。向洋内心深处永恒的记忆,就是从一岁到六岁,他每天都生活在无休止的快乐和放纵中。

直到有一天,妈妈来接他,带他离开了田野,也离开了外婆。妈妈总是觉得,田野和外婆对这孩子过于放纵。

向洋回到父母身边,一家人住在小镇上。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分得清清楚楚,唯有小镇是个例外,它是一个像乡村又像城市的地方,农民和市民混居在一起。向洋一家正是其中一个缩影。父亲是中学的数学老师,拥有城里人的户口,母亲在工厂里面做车工,却是个农民。这种一个家庭不同身份的情形,在向洋未来的命运之途上,是一种无形却意义重大的烘托。

在向洋眼里,父母的性格截然不同。父亲是一家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一家人本来住在上海,这小儿子在南京完成大学学业,选择了一个最贫困的县去做老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教师行业。他是镇上出名的好人,谨慎、勤恳、本分,课堂上口若悬河,课堂外却很少说话,无论做人做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点差错。他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宽厚,从来没有骂过孩子,更不肯打孩子。在那个小镇上,没有打过孩子的父亲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了。

但是母亲的严厉足以覆盖父亲的宽容。

母亲是这个家庭中绝对的权威。她在结婚之前就是家里的大姐,养成一副大姐风范,意志坚强,习惯于统筹周围的一切,而且绝对不甘居人后。在这个农家女人心里,至少有一点与李开复的母亲如出一辙——她认为,儿子无论什么事情都应当是第一。有一次,儿子在全县的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二名,这是经过“停课闹革命”的动乱年代之后,当地第一次正规考试,所以非比寻常。老师同学都来向他祝贺,好多人还跑到家里来道喜,可母亲一点也不高兴,她让向洋坐在自己对面,然后用眼睛直盯着儿子的眼睛。

“你给我解释一下,你怎么好意思只考第二名?”妈妈的语气既平和又严厉,“别人的孩子回到家里要打柴挑水,我让你做过什么事情吗?我什么事情都不让你做,就是让你做功课,可是你居然还考第二名!”

这是沈家后来岁月中常讲到的无数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中的一个。但是在那个时候,妈妈每一次诸如此类的训话都是非常认真的。妈妈对儿子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他还小,没有自己的意志,所以母亲的话一向都是对的。他意识到自己身上生出一种“不能输的好胜心”,从骨子里面冒出来,日益强烈,直到今天都是他的秉性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色。“有一部分肯定是从我母亲那里遗传过来,”他说,“还有一部分是后天不断的训练。”

一个孩子在内心里对自己的看法,通常就是由他周围那些人的看法造成的。向洋生活的那个圈子里,所有人都说这孩子聪明,好像他是个“天生第一”。从6岁回到母亲身边,到9岁小学毕业,他“永远想着要成为最好,真是到了都要输不起的地步”。

不过,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贪玩,好动,而且散漫,内心里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隐隐约约要冒出来。后来他才知道,那叫“逆反”。如果不是离开母亲独自到县城去读书,这力量也许会越来越强大,直到冲破束缚,冲到表面来。

11岁那年,向洋初中毕业,要到县城里去读高中。那天早晨离家的时候,这个小男孩的心里全是“没有人管我了”的快意。直到母子分手在即,母亲泪流满面,他又第一次体会到对母亲的依恋,他忽然看到,母亲在坚强的外壳之下,也有温情和软弱,对儿子的无限期望背后,还有无尽的疼爱。这情形就如同开复11岁时母子分手的情形一样。

这故事让我们发现E学生拥有的第三个观念:无论你出身在寒舍还是豪门,起点都是一样的。 mQq8mJ8ElDxc4MZO9gtOz6GcCSY21nLmb69Heg+Yq7XJBwjhMVFLLyMWj7angd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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