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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个小镇上的穷教师，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自己也是农民，我读的第一所学校是“牛棚小学”。
——沈向洋
他的生活背景显示，这个人要取得后来的那些成就，简直不可能。“我的父亲是一个小镇上的穷教师，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自己也是农民，我读的第一所学校是‘牛棚小学’。”他用这样几句话开始了对童年的回忆，接着哈哈大笑。
1972年，就在开复飞上蓝天直奔地球另外一边的时候，在太平洋西边这块大陆上，沈向洋在一间低矮破烂、摇摇欲坠的“牛棚教室”里度过了他的一天。
那是一座真正的牛棚，一半养着牛，另一半用来做教室，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芳香和牛粪的臭气，课桌是用碎砖头堆起来的，没有椅子，所以向洋每天来上学的时候，都是一边肩膀挎着书包，一边肩膀背着板凳。
很多年以后，他和李开复一样，也去了大洋彼岸，也走进那所世界闻名的学校——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系。他在那里毕业，获得了和李开复一样的学位。他在计算机科学领域里的成就和名望，也亦步亦趋地追赶着李开复。人们叫他们“李博士”或者“沈博士”的时候，很难觉察到，这两人的经历其实有着巨大差别。开复的父亲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向洋的老爹是乡下的穷教师。很显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一个在台北，一个在苏南；一个是名门之后，一个是农家子弟。李开复的一口普通话中带着一种明显的台湾腔，语调和缓，温文尔雅。沈向洋的口音，听来有着明显的吴侬语调，还有一种苏浙交界地带乡下人特有的喉音，抑扬顿挫，虽然他已离开家乡20多年，那种口音还是很明显。他的容貌也有江南人的特色，高颧，阔嘴，小眼，阔鼻。不管他的出身和开复有多少不同，但是有一点却偶然地和开复巧合了，他也是11岁那一年离开父母的。
1972年开复离开父母的时候，向洋6岁，已经在那个“牛棚教室”里上了两年学。
同一个“教室”里有十几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四年级。让好几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上课，在那些偏远贫穷、缺少老师的地方是常见的情形，即使到今天也还非常普遍。那时候向洋和他的十几个同学都住在同一个村庄里，他是年龄最小的，个头也最小。
这是他的外婆家。他从小在外婆家长大，这有点像他后来的同事张亚勤。不同的是，这里是真正的乡下，外婆起早贪黑去种地，而这个外孙却出奇地淘气。等他长到4岁的时候，外婆觉得自己再也管不了他，就把他带到牛棚里去，交给老师。
“老师啊，”外婆说，“这孩子读书不读书，不要紧。您就费心帮我看着他，就行啦。”
老师从长江北边来，也是个农民，说一口苏北土话，但村子里的大人都说他的普通话说得最标准，叫他“老师”，把这所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程都让他来教，还从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中凑出钱来给他发工资。
那时候向洋还没有听过真正的普通话是什么样，所以也认定老师的口音最好听。他并不讨厌这个“牛棚教室”，但是他无法忍受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总是随便拣个地方，放下他的板凳，坐下来东张西望，一会儿转过头去看看身边的牛，一会儿抬眼看看天上的太阳。学校只上半天课，他知道太阳到头顶的时候就能放学，就能跑进周围那片广阔的田野，那里有蜻蜓，有蚂蚱，有螃蟹，有小鱼，有一片蛙鸣，有这孩子童年时代的全部快乐。人的一生不论走到什么地方，有些情节是不会忘记的。向洋内心深处永恒的记忆，就是从一岁到六岁，他每天都生活在无休止的快乐和放纵中。
直到有一天，妈妈来接他，带他离开了田野，也离开了外婆。妈妈总是觉得，田野和外婆对这孩子过于放纵。
向洋回到父母身边，一家人住在小镇上。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分得清清楚楚，唯有小镇是个例外，它是一个像乡村又像城市的地方，农民和市民混居在一起。向洋一家正是其中一个缩影。父亲是中学的数学老师，拥有城里人的户口，母亲在工厂里面做车工，却是个农民。这种一个家庭不同身份的情形，在向洋未来的命运之途上，是一种无形却意义重大的烘托。
在向洋眼里，父母的性格截然不同。父亲是一家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一家人本来住在上海，这小儿子在南京完成大学学业，选择了一个最贫困的县去做老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教师行业。他是镇上出名的好人，谨慎、勤恳、本分，课堂上口若悬河，课堂外却很少说话，无论做人做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点差错。他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宽厚，从来没有骂过孩子，更不肯打孩子。在那个小镇上，没有打过孩子的父亲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了。
但是母亲的严厉足以覆盖父亲的宽容。
母亲是这个家庭中绝对的权威。她在结婚之前就是家里的大姐，养成一副大姐风范，意志坚强，习惯于统筹周围的一切，而且绝对不甘居人后。在这个农家女人心里，至少有一点与李开复的母亲如出一辙——她认为，儿子无论什么事情都应当是第一。有一次，儿子在全县的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二名，这是经过“停课闹革命”的动乱年代之后，当地第一次正规考试，所以非比寻常。老师同学都来向他祝贺，好多人还跑到家里来道喜，可母亲一点也不高兴，她让向洋坐在自己对面，然后用眼睛直盯着儿子的眼睛。
“你给我解释一下，你怎么好意思只考第二名？”妈妈的语气既平和又严厉，“别人的孩子回到家里要打柴挑水，我让你做过什么事情吗？我什么事情都不让你做，就是让你做功课，可是你居然还考第二名！”
这是沈家后来岁月中常讲到的无数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中的一个。但是在那个时候，妈妈每一次诸如此类的训话都是非常认真的。妈妈对儿子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他还小，没有自己的意志，所以母亲的话一向都是对的。他意识到自己身上生出一种“不能输的好胜心”，从骨子里面冒出来，日益强烈，直到今天都是他的秉性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色。“有一部分肯定是从我母亲那里遗传过来，”他说，“还有一部分是后天不断的训练。”
一个孩子在内心里对自己的看法，通常就是由他周围那些人的看法造成的。向洋生活的那个圈子里，所有人都说这孩子聪明，好像他是个“天生第一”。从6岁回到母亲身边，到9岁小学毕业，他“永远想着要成为最好，真是到了都要输不起的地步”。
不过，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贪玩，好动，而且散漫，内心里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隐隐约约要冒出来。后来他才知道，那叫“逆反”。如果不是离开母亲独自到县城去读书，这力量也许会越来越强大，直到冲破束缚，冲到表面来。
11岁那年，向洋初中毕业，要到县城里去读高中。那天早晨离家的时候，这个小男孩的心里全是“没有人管我了”的快意。直到母子分手在即，母亲泪流满面，他又第一次体会到对母亲的依恋，他忽然看到，母亲在坚强的外壳之下，也有温情和软弱，对儿子的无限期望背后，还有无尽的疼爱。这情形就如同开复11岁时母子分手的情形一样。
这故事让我们发现E学生拥有的第三个观念：无论你出身在寒舍还是豪门，起点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