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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前言

本书是一个人留下的笔记。这个人,我们依其多次自封的绰号称其“荒原狼”。他的笔记是否需加导论性前言姑且不论,我本人却想在荒原狼的手稿前寥记几笔,以写下我对他的回忆。我对他所知不多,特别是他的过往和来历,我一概不知。但这个人的品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无论如何我必须说,我对他心怀同情。

荒原狼是个年近五十的男人。几年前的一天,他来到我姑母家,说要找个带家具的住处。他租下了顶层阁楼和旁边的小卧室,并于几天后带着两口箱子和一只大书箱再来,在此住了十来个月。他生性喜静,孑然一身,要不是我们卧室毗邻,偶尔能在楼梯和走廊相遇,我们根本无从相识。与人交往,此人并不在行。就我的观察,他的孤僻无人能及。他的确如他时而自称的一样,是匹荒原狼:本性陌异,狂野,羞怯,甚至十分羞怯,来自一个较之普遍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至于他因资质和命运究竟生活在多深的孤寂中,他又如何自知这种孤寂乃为他的命运,我是后来读他留下的笔记才有所了解。在此之前,我跟他通过几次偶遇和攀谈相识,我发现,尽管在我们的交往中,我对他的印象难免模糊片面,却和我在他笔记中获得的认知基本吻合。

荒原狼初次踏入家门,问我姑母租房的一刻,我恰巧在场。那是个正午,桌上还摆着餐盘,离我出发去店里还剩半小时。我无法忘记他当时在我眼中的奇异与矛盾。他拉了门铃后走进玻璃门,我姑母站在昏暗的过道问明他的来意。可是他,荒原狼,却警觉地昂起留着利落短发的头,用他神经质的鼻子四下嗅着,既没回答,也没道出姓名,而是说:“哦,这里真好闻。”说着,他露出微笑。我好心的姑母也跟着笑了。而我却觉得此人的问候未免荒谬,心生反感。

“是的。”他说,“我是来看您要出租的房子。”

我们三人上了楼梯,走向阁楼时,我才看清他的模样。他个头儿不高,却有着大高个儿的神态举止。他身穿一件时髦舒适的冬大衣,仪表得体却不修边幅,短发已有些花白,胡子刮得精光。起初我并不喜欢他的步态,疲惫拖沓,优柔寡断,和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以及说话时奔放的腔调极不相称。后来我才知道、注意到,他腿脚不好,这让他举步艰难。他面带固有的令人不适的微笑,打量着楼梯、墙壁、窗户以及楼梯间高大老旧的柜子。看上去,他似乎喜欢这一切,却又同时对这一切感到好笑。总之,此人给人的整体感觉是,他来自一个陌生世界,来自异地他乡,认为我们这里的一切很美,却也有些可笑。对于他,我只能说,他很客气,也算友善。他对房间、房租和早餐毫不迟疑地表示满意。但在他的周身,却洋溢着拘谨的、令人不快的、充满敌意的气息。他租下了阁楼和一间小卧室,认真而耐心地了解了关于暖气、用水、服务和房客管理条例等事宜,表示完全同意,并马上支付了定金。可同时,他又有些魂不守舍,似乎自觉行为古怪,进而玩世不恭,好似对他来说,租房子、与人用德语交谈十分稀罕,而他心里正琢磨着与此毫不相干的事。这就是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并不太好,倘若不是他在各种各样的细微之处纠正和补充了我最初的印象——比如他的脸,虽说有几分奇特,却从一开始就很打动我。那是张或许有些特殊,有些忧伤,却清醒、深思熟虑、充满智慧的脸。此外,博得我好感的还有他的态度:尽管他颇费周折才表现出礼貌友善,却丝毫不傲慢。他的态度,相反,近乎恳切,近乎动人。这一点,虽然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却马上被他吸引。

不等参观完两个房间,谈完其他事项,我的午休时间就结束了。我该去店里了。我同他告辞,并请姑母继续招呼他。晚上下班回来后,我姑母说,这位陌生男子租下了房子,过几天就会搬来。只是,他请求姑母不要去警局登记他在此地的住处,因为他是病人,受不了在警局长时间排队,等候办理各种手续。我还清晰地记得我当时听说时有多么惊讶,我如何提醒姑母不要接受这一请求。这个人身上的陌异,在我看来恰巧与他唯恐引人怀疑,对警察有所畏惧吻合。我跟姑母说,不要答应这种奇怪的要求,尤其是我们跟他素昧平生,否则可能招惹麻烦。可话说至此我才知道,我姑母已经答应他了。这位陌生人已彻底迷住了姑母。当然,一旦成了姑母的房客,她总是对他们知情达理、友善亲切,确切地说,甚至像个老妈子或慈母。从前不乏租客利用她这一点。新房客刚搬来后的几周也不例外,我指摘他的毛病,姑母总是亲切地袒护他。

因为他拒绝去警局登记,我心存芥蒂,所以希望至少清楚,姑母对这位陌生人的来历和来意所知多少。她确实略知一二,尽管那天中午我出门后那人并未久留。他对姑母说,他想在我们这座城市住几个月,跑几家图书馆,参观一些古迹。原本短租并不合姑母的意,但他似乎以他特殊的言谈举止赢得了姑母的心,哪怕他的亮相颇为奇怪。总之,房子已然出租,我的反对为时已晚。

“他为什么说这里好闻?”我问。

姑母有时善解人意。她说:“这点我非常清楚。我们这里的气味儿闻起来就干净整洁,生活和睦规矩。他很喜欢。看上去,他似乎已经不习惯这些了,却又需要这一切。”

好吧,我想。我不反对。“但是,”我说,“要是他不习惯规矩和睦的生活,那往后的日子,他怎么过?要是他邋遢,弄得到处脏兮兮,晚上又醉醺醺地回来,你怎么办?”

“咱们拭目以待吧。”她边笑边说。我只好作罢。

事实上,我的担忧毫无道理。这位房客尽管过着没有规律、不太合理的日子,却既不烦扰人,也不妨害人,甚至至今我们还乐意念及他。在内心深处、灵魂深处,这个人对我们俩,我姑母和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坦白说,很长时间我都无法摆脱他的影响。夜里我时而梦见他,并因为他,因为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而感到困惑不安,尽管他对我来说已堪称亲切。

两天后,车夫送来了这位陌生人的行李。一只漂亮的皮箱令我过目难忘。另外一只大箱子似乎早年远渡重洋,起码上面贴满了发黄的海外旅馆和运输公司的标签。

接着,他本人出现了。他叫哈里·哈勒。从这一刻起,我和这名奇特的男子开始了相识之旅。起初我并未刻意接近他,虽然第一眼见到哈勒我就对他很感兴趣,却在最初的几周没有主动跨出一步,与他接触,或同他攀谈。但我必须承认,我一直留意他,甚至趁他不在进了他的房间,完全出于好奇,偶尔从事了一次“间谍活动”。

我已就荒原狼的外貌做了一番描述。他整个人,甚至第一眼见他,就会给人留下深刻、少见、禀赋超群的印象。他的脸透着智慧,异常温柔活跃的表情折射出他是个不落俗套,内心激越又敏感细腻的人。和他交谈,他会在这种于他来说并不多见的情况下突破边限,走出他的世界,脱口说出他独有的、只属于他的话语。如此一来,我等之流即刻甘拜下风:他比旁人思考得更缜密,对精神事件的看法近乎冷漠,十分客观。他可靠的真知灼见,正是那些真正拥有智慧又不慕虚荣,不锋芒逼人或试图规劝他人,不固执己见的人才有的态度和见地。

我还记得他在此地最后一段日子的一次表态——不,不是表态,仅是一瞥。那时,有个享誉欧洲的历史哲学家、文化批评家要来礼堂做报告。我成功地说服了本来毫无兴趣的荒原狼和我一道前往。我们并排坐在礼堂里。当报告人登上讲台,开始致辞,当他衣冠楚楚、虚荣自负的亮相,让本以为他是位预言家的部分听众感到失望,当他开口奉承观众,并感谢众多观众的光临时,荒原狼短促地瞥向我。那是批判的一瞥——对报告人的致辞和他整个人格。哦!那是可怕而难忘的一瞥,含义足够写一本书!他的目光不仅批判了演讲者,还以其温柔的嘲讽,彻底否定了这个著名人物,而这不过是这一瞥中最微不足道的。这一瞥与其说充满嘲讽,不如说充满悲伤,甚至充满深不可测的、绝望的悲伤。这一瞥包含了不动声色的、某种程度上确凿的、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和表达方式的绝望。这抹绝望的光,不仅看穿了自负的演讲者的人格,嘲讽和终结了眼下的情境、观众的期许与热情、不自量力的演讲题目——不,荒原狼的一瞥还看穿了整个时代,看穿了所有浮躁的装腔作势,所有追名逐利、浮华虚荣,所有自负浅薄的精神世界中的游戏——啊!不幸的是,这一瞥还更为深刻地看穿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在文化上的匮乏和无望。它直逼人性要害,在短短一瞬,就意味深长地道出了一位思想家,或许是位先知对尊严和人类生活意义的怀疑。这一瞥似乎在说:“看!我们就这么蠢!看!这就是人!”一切名誉、才智,一切精神上的成就,一切对杰出的追求,对人性的伟大和不朽的追求,统统不过是场愚蠢的游戏!

上述这番话违背了我本来的计划和意图,抢先道明了哈勒的基本本性。而我本想借叙述我和他逐渐认识的过程,慢慢揭示他的全貌。

预先道明哈勒的本性后,倘若再继续讲述他神秘的奇特,逐一记录我如何渐渐感知和了解这种奇特,记录这种异常又可怕的孤独的来由和意义,未免显得多余。最好的办法是,尽量让我本人退居幕后。我并不想自我标榜,讲故事,或进行心理分析。我只想作为一个见证人,更好地再现这名留下荒原狼手稿的古怪男子。

第一眼见他走进我姑母家的玻璃门,像只鸟一样探头探脑,赞许房里气味好闻时,我就已经感到此人的古怪。我对他最初的本能反应是反感。我感觉(姑母虽与我不同,没什么学养,但也有同感)——我感觉这个人有病,患有某种精神病——或有某些脾气秉性方面的缺陷。我本能地以健康人的直觉抵触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抵触被一种同情取代。这个人以其深刻而持续的痛苦,激发了我对他巨大的同情。我看见他身上的孤寂和他心灵的死亡。这一时期,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痛苦之人的病不是发自他秉性中的缺陷,相反,源于他既丰富又无法和谐的天赋和力量。我断定哈勒是位擅长受苦的天才。依照尼采的某些说法,他自身孕育出一种天赋,一种无限而惊人的承受痛苦的才能。我同时断定,他的悲观不是基于蔑视世界,而是基于蔑视他自己,因为他在毫不留情地鞭挞批判各类机构、各种人物时,从未将他本人剔除在外。他的矛头总是最先直指他自己。他是他最先憎恶和否定的人……

在此,我得插个心理学脚注。尽管我对荒原狼的生活所知甚少,却有足够的理由推断,他受过堪称慈爱,却极为严苛、虔诚的父母和老师的教育。这些人拿“碾轧意志”充当教育根本,但在这名学生身上,对个性的泯灭和意志的碾轧并未取得成功。他太强大,太倔强,太骄傲,天分太高。教育没能泯灭他的个性,却唯独教会他一件事:憎恶自己。反对他自己,反对他无辜而高贵的本体,耗尽了他整整一生的想象力和思考力。无论如何,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基督徒,彻头彻尾的殉道者。他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尖酸刻薄、一切批判、一切邪恶、一切仇恨,首先指向他自己。而对待周围的人,他则持续不变地拿出英勇的气概和严肃的态度,去试着爱他们,公正地待他们,不伤害他们。因为在他心中,爱邻人和恨自己同样根深蒂固。如此一来,他整个一生都在佐证这样一个道理:不自爱的人不可能博爱,对自我的憎恶同样如此,它最终会如同极度的自私一样,招致可怕的孤立和绝望。

不过眼下,我该把我的思考搁置一旁,谈谈现实中的情况。我对哈勒先生的初步了解,部分来自我的“间谍行动”,部分来自我姑母的讲述,大多关乎他的生活方式。显然,此人爱思考,是个读书人,没什么正当职业。他往往迟迟不起床,快到中午才穿着睡袍,从卧室几步踱至起居室。起居室位于阁楼,宽敞舒适,带两扇窗。他搬来不久,起居室的模样就较之从前大不一样——塞得满满当当,一段时间后,东西更多——墙上挂着画,钉着素描和不时更换的剪报,还有几张德国小城的照片,一派南国风光,显然是他的家乡。照片之间挂着一些斑斓的水彩画,我后来得知,是他自己的作品。此外还有一张漂亮女人,或者说一位年轻姑娘的照片。有段日子,墙上还挂着暹罗 佛像,后来换成米开朗琪罗的《夜》的复制品,随后又挂上圣雄甘地的画像。起居室内到处是书,不仅塞满了书柜,还遍布桌子、精美的旧式写字柜、长沙发、椅子和地板。书里夹的便签时常更换。他的书越来越多,因为他不仅从图书馆整包地背回来,还时常收到邮局的包裹。恐怕住在这间阁楼上的人只能是位学者。此外,符合学者身份的还有室内缭绕的烟雾、随处可见的雪茄头和烟灰缸。只是他的绝大部分书籍并非学术著作,而是各个时代和民族的文学作品。有一段时间,那张他时常整日躺在上头的长沙发上放着六大卷十八世纪末的《苏菲从梅梅尔到萨克森的旅行》。一套《歌德全集》和一套《让·保罗全集》看来他经常翻阅,还有诺瓦利斯、莱辛、雅科比和里希滕贝尔格的著作。几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夹满字条。大书桌上的书和文件间有时摆一束鲜花,一个随意丢放的水彩盒上布满灰尘,旁边放着烟灰缸。当然,桌上少不了各种装着饮料的瓶子。我看见有个裹着草编套的瓶子里时而装满意大利红酒,那是他从附近的小店里打来的。有时还有一瓶勃艮第酒,一瓶马拉加酒。一个厚瓶子里装的樱桃白兰地,没几天工夫就几乎喝光,随后没有清空,就丢弃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接灰。我并不想为我的“间谍行为”辩护,甚至愿意公开承认,最初看见他不乏精神追求又游手好闲的生活迹象,我心里有抵触和疑虑。我不仅是普通市民中的一员,习惯规律和有计划地生活和工作,还从不喝酒,不抽烟。因此比起哈勒屋里乱七八糟的画,酒瓶更令我反感。

不仅睡觉和工作,这位陌生人在吃喝方面也毫无规律,十分任性。有时他根本不出门,除了清晨喝杯咖啡外什么也不吃。我姑母偶尔见他唯一的残羹是一个香蕉皮。可有时他又去优雅的餐厅或郊外的小酒馆大吃大喝。他的健康状况似乎不好。除了腿脚不便,上楼吃力外,他好像还患有其他疾病。有一次他无意中提及,他多年来消化和睡眠都不正常。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酗酒的缘故。后来我有时陪他去饭馆,见过他如何快速地、毫无节制地往肚子里灌酒,但真正喝醉,似乎没人见过。

我永远忘不了我和此人的第一次接触。我们本是一幢公寓楼里的邻居,关系淡薄。一天晚上,我从店里回来,惊讶地看见哈勒先生坐在二楼和三楼间的楼梯上。他坐在最上一级台阶,见我上来,挪了身子,好让我过去。我问他是否不舒服,并表示愿意扶他上楼。

这时,他抬头看我。我这才意识到,我将他从梦中唤回现实。他慢慢展露笑颜。他的微笑既美又凄惨,令我心情沉重,随后他邀我坐在他身边。我道谢后表示,我还不太习惯坐在人家门口的楼梯上。

“啊,是啊。”他笑得厉害了,“您说得没错。但等一下,我想告诉您我为何想在这里坐会儿。”

说着,他指向二楼公寓的门口。那里住着一个寡妇。楼梯、窗户和玻璃门间铺着木地板。靠墙立着一个高大的桃心木柜子,上面镀着锡,十分古老。柜子前方有两大盆漂亮的植物,一株杜鹃,一株南洋杉,总是打理得干净透亮,无可指摘。我一直非常喜欢。

“您看,”哈勒继续道,“这个小前厅摆放的南洋杉香气怡人,我路过时常常不舍得走,想停留一会儿。您姑母家也有股香味儿,也收拾得整齐干净,但这个‘小南洋杉广场’,却洁净得发光,擦得纤尘不染,亮得耀眼,让人不忍触碰。我总会深吸口气——您没闻见吗?地板蜡的气味、松节油的余香,还有桃心木、擦洗过的枝叶等混杂在一起的味道。这种味道最完美地体现出忠于细节、注重责任的市民精神,体现出一种纯正、周全和精准。我不知谁住在这儿,但那扇玻璃门后,必定是个充满市民格调的干净整洁的天堂。他们小心谨慎地热衷于服从习俗,尽职尽责。”

见我没吭声,他接着说:“请您别误会,我绝非说风凉话!亲爱的先生,我还远没堕落到要嘲讽市民风范和秩序的地步。我固然活在另一个世界,或许在摆放南洋杉的公寓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但是,哪怕我是匹又老又野的荒原狼,我也是母亲的儿子,我母亲也是位市民阶层的妇女,也种花,打扫房间和楼梯,擦拭家具,清洗窗帘,也竭力让家和生活整洁有序。松节油和南洋杉的气味让我想起这一切。我坐在这儿,望着这座秩序安静的小花园,为这一切依然存在感到欣慰。”

他想起身,又有些吃力。我伸手扶他时,他没有拒绝。我依然沉默着,却像从前姑母一样,被这位奇特人物时而散发的魔力征服。我们慢慢并肩上楼,走到他门口。他手里拿着钥匙时,友好地再次望向我:“您从店里回来?哦,我对生意一窍不通。您知道,我不问世事,有点儿离群索居。但我相信,您对读书之类的事也感兴趣。您姑母曾说,您是文理高中毕业的,曾是个不错的‘希腊人’。哦,我今早在诺瓦利斯的书中读到一句话,想给您看看,可以吗?您一定喜欢。”

他带我进了他的房间。室内一股刺鼻的烟草味。他从书堆里抽出一本,翻着,找着——

“啊,这句也好。真好!”他说,“您听听:‘人应当以受苦为荣——每经受一次痛苦,都是一次对我们崇高地位的回忆。’精彩!足足比尼采早八十年!但这句不是我说的那句——您等等——找到了:‘大多数人在不会游泳时不想游泳。’多么机趣,不是吗?他们当然不想游泳!他们为陆地而生,而非为水。他们当然也不愿思考,他们为活着而生,不为思考!是的,谁若思考,视思考为头等重要的事,他虽然可以持续深远地思考下去,但他却误把陆地当成水,终有一天会被淹死。”

他的话吸引了我,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又在他那儿待了一会儿。打那以后,我们在楼梯或街上遇见时总会聊上几句。一开始,就像在南洋杉前那次一样,他总让我感觉他似乎在讽刺我,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对我,就像对那株南洋杉一样,心怀尊敬。他深知他注定孤独,深信他注定要在水中游泳,注定漂泊无根,这让他看到任何市民的日常之举,诸如我总是准时上班,仆人或电车司机的寒暄,都会异常为之着迷,丝毫不懂嘲讽。最初我觉得他的绅士风度和游手好闲,他玩世不恭的伤感不免夸张可笑,但我越来越看清,从他的真空世界出发,以他的疏离感和荒原狼性情打量,他确实欣赏和热爱我们这个小市民的世界。这个世界稳定安全,于他距离遥远又不可企及。这个世界在他眼中意味着永远无法抵达的故土与平静。他每次看见我们的女仆,那个诚实女人,都会真诚地脱帽致敬。我姑母和他聊天,告诉他衣服该修补了,大衣扣子掉了,他都会极其认真专注地倾听,仿佛在做着十足而绝望的努力,要通过一条缝隙,钻入这个微小而和平的世界,在那里安家,哪怕一小时。

第一次在南洋杉前谈话,他自称荒原狼时,我就感到奇怪和不安。这算什么称呼?!但很快,我不仅适应了这一称呼,还在心里、头脑中只称他荒原狼。对于他的出现,时至今日,我仍认为除了荒原狼外,没有更适合他的称谓。一匹闯入城市,迷失在牧群生活中的荒原狼——没有其他形象更能强有力地概括他——他的羞怯孤独,他的野性躁动,他的乡愁,他的无家可归。

有一次,在一场交响音乐会上,我得以整晚观察他。我吃惊地看见他坐在离我不远处,而他完全没注意到我。第一首曲子是亨德尔的作品,高雅、优美,但荒原狼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与周遭和音乐毫无交集。他坐在那儿,态度淡漠,孤独而拘谨,满面愁云地垂着头。接着演奏的是弗里德曼·巴赫 的小交响曲。我发现我的异乡人在几小节后就突然开始微笑。他彻底放松下来,陶醉在音乐中,长达十分钟之久。他看上去如此幸福,仿佛迷失在一场美梦中,乃至我只顾看他,全然忘了音乐。这首曲子结束后,他从梦中醒来,坐直了身子,又似乎意欲起身离开,却依然坐着,听最后一部作品。那是雷格的变奏曲,一部对许多人来说沉闷冗长的变奏曲。荒原狼先是听得认真,接着很快出离了音乐,双手插进口袋,重又陷入沉思。他不像刚才那般幸福、耽于梦幻,而是周身透着忧伤,甚至愤怒。他神情黯然,脸色发灰,似乎幻灭了热情,看上去苍老多病,心怀不满。

音乐会散场后,我在街上又看见他。我走在他身后,见他缩在大衣里,迈着倦怠的步子,朝我们住处的方向走去。一家老式饭馆前,他停下脚步,迟疑地看了看手表,随后进了门。我一时兴起,跟了上去。他在一张市井气十足的餐桌旁落座后,老板娘和女招待像见到了常客,跟他打招呼。我向他问好,坐到他身边。我们坐了一小时。我喝了两杯矿泉水的工夫,他先要了半升葡萄酒,又要了四分之一升。我说,我也去听了音乐会,他没有搭腔。他拿起我的矿泉水瓶,读着上面的商标,问我是否想喝酒,他请客。当他听说我从不喝酒时,脸上又现出无助的表情:“对,您做得对。我也曾节制地生活过多年,还曾长时间斋戒。但眼下,我又回归了宝瓶座,一个阴暗潮湿的星座。”

我回应了他的隐喻,开玩笑说,这世上独他相信星相学,让我觉得纳闷儿。他听后又换成常常刺痛我的极为礼貌的口气:“您说得对。很遗憾,这门学问我还无法相信。”

我起身告辞。他深夜才回家,脚步声一如平常。跟往常一样,他没有立即上床睡觉(我在隔壁听得真亮),而是在起居室的灯光下足足逗留了一小时。

还有一个晚上我无法忘记。那天姑母出门,我独自在家。我听见楼下的门铃响了,去开了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士。她问起哈勒先生时,我认出她正是他房里那张照片上的姑娘。我指了指他的门,随后回房。她在楼上待了片刻后,我听见他们双双下楼。他们谈笑自若,一路格外愉快地嬉闹着。我大为吃惊,这位隐士居然有个情人,一个如此年轻貌美、如此优雅的情人,这让我之前对他以及他生活的种种猜测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不过,短短一小时后他又回来了。他独自一人,迈着沉重忧郁的步子,艰难走上楼梯。他在房中持续几小时轻声踱步,就像一匹笼中之狼。整整一夜,他的灯亮着,直至清晨。

对于他们的关系,我一无所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补充:我后来又见过他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他们手牵手漫步在大街上。他看上去很幸福。我不由再次惊叹:他那张孤独愁苦的脸,会在某些时刻显得如此优雅亲切,天真动人!我理解了这个女人,也理解了我姑母对他的疼惜。但即便这天晚上,他依然愁眉苦脸地回到家。我在大门口见他大衣里揣着那瓶意大利红酒,随后又像时常发生的一样,他在他楼上的洞穴中拿着酒瓶,坐到半夜。他让我难过。他生活得该多么绝望,多么失意,多么无助啊!

好了,说得够多了。荒原狼过着自杀者的生活——这一点无需继续描述和指明。即便如此,我仍不相信他会自杀。他当时不辞而别,支付了零头儿后离开了我们的城市,踪影全无。我们保管着几封他走后寄给他的信,再没收到他的消息。他除了留下一份他在此地居住时写下的笔记外,什么也没留下。他在手稿上写道,这份稿子归我,任我处置。

我无法验证哈勒手稿中叙述的种种经历是否属实。我毫不怀疑,这些经历中的绝大部分属于文学虚构范畴。但这种虚构绝非随意杜撰,而是试图在显性事件的外衣下,表达灵魂深处的经验历程。哈勒作品中的部分离奇故事,可能出自他住在这里的最后一段日子。而我相信,这一部分基于一些事实和实际生活。那段时间,我们的客人确实在外貌举止上有所改观。他经常外出,甚至夜不归宿,连书也不碰一下。有几次我见他分外活泼,像是恢复了青春,有几次他表现出彻底的轻松愉快。可不久后,他又重新陷入严重的抑郁。他整天待在床上,不思茶饭。这期间,他还和再次现身的情人发生了剧烈甚至疯狂的争吵,闹得四邻不安,为此哈勒还在第二天请求我姑母的原谅。

不,我确信他没有自杀。他还活着。他仍在某处一幢陌生的房子里,拖着疲惫的双腿上下楼梯,在某处出神地盯着锃亮的木地板、精心打理的南洋杉。他白天去图书馆,晚上去老式餐馆或躺在租用的沙发上,躲在窗后,倾听人世间的生活。他深知自己与世隔绝,但他不会自杀,因为残存的信念告诉他,他必须品尝痛苦,品尝心中邪恶的痛苦,直至终点。他必须死于忍受这种痛苦。我常常想念他。他没有让我的生活更轻松,也没有天分支持和促进我身上的坚强和快乐。哦,恰恰相反!但我不是他。我不会过他那种生活。我的生活是平庸的市井生活,安详的、固守职责的生活。为此,我们——我姑母和我,得以在平静中友好地想念他。我姑母比我更了解他,但她从不透露,而是将往事深埋在她善良的心中。

至于哈勒笔记中记录的奇事,那些抑或病态,抑或绝美的奇思妙想,我必须得说,假如这份手稿偶然落在我手上,而我又不认识作者,我一定会愤怒地丢掉它,但与哈勒的相识让我得以部分理解甚至赞赏它。假如我仅仅从中看到一个个体的病态幻想,或看到一位可怜的忧郁症患者,那么我会怀疑是否有必要将其公之于众。但我看到更多,看到一个时代的记录。哈勒的灵魂疾病——正如我今日才知——不是他个人的怪癖,而是一个时代的症候,是整整哈勒一代人的神经官能症。这种疾病绝不仅侵蚀弱者和卑贱者,它更折磨那些强者,那些最有思想、最具天分的人。

无论基于多少真实的经历写就,这份手稿都是一种尝试——不是试图以回避或美化的方式,克服这巨大的时代疾病,而是将疾病本身作为描述的对象。这全部的文字意味着一次地狱之旅,一次时而忧惧时而英勇的旅行,在幽暗的灵魂世界的混沌中,以意志穿越地狱,直面混沌,忍受邪恶,直至终点。

哈勒说过的一番话,是我通达上述理解的钥匙。有一次,我们谈论了所谓中世纪的种种暴行。随后,他对我说:“在当时,这些行为并非暴行。在中世纪人眼中,我们今天的全部生活风格比残忍、恐怖和野蛮的生活风格更令人厌恶!每个时代、每种文化、每种习俗和传统都有自己的风格,都有与之相宜的柔和与冷酷,美与残忍,都视承受某些苦难、忍耐某种恶习为理所当然。人类唯有生活在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和宗教的冲突间,才真正受苦,如入地狱。假如一个古希腊罗马人不得不活在中世纪,他必定会悲惨地窒息,正如一个野蛮人窒息在我们的文明中。很多时候,整整一代人生活在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的夹缝间,对他们来说,一切天理、习俗,全部保障和贞操都荡然无存。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在同等程度上感受到这一点。以尼采的天性,他注定要在上个时代就承受今天的痛苦——今天成千上万人承受的痛苦,他早在当年就孤单一人,不被理解地品尝过。

我时常在阅读哈勒的笔记时想起这番话。哈勒就属于活在两个时代的夹缝间,从一切保障、一切清白中跌落的人。他们的命运,就是将一切人类生活的可疑性上升为个人的痛苦和地狱,去一一经验。

在我看来,这当中蕴藏着他的笔记之于我们的意义,因此我决定将其公之于世。此外,我既不想袒护它,也不想苛责它。唯愿读者们以各自的良知裁断! NgINS9Ti1wq3hUESbdnbSZD5dCBrYKwGtKvf46XbE4Hv9k5VJHKesJCqurnAS2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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