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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A.M.
“ 我这么干真是疯了。 ”我在睡梦中听见这些字眼时，喉咙后部发出像鸽子般咕咕叫的声音，也就是咽喉与鼻子相接的地方，就是你受惊吓时会发紧的位置。我试着带你去我们的住处，我这么干真是疯了。
1000号公路穿城而过，向北延伸。车流昼夜不息，除非发生事故，或罢工者造成封锁。距市中心12公里、距海4公里处有一个区域，人们除非必要绝不停留。不是因为危险，而是因为它被遗忘了，就连那些确实在那停留过片刻的人也会在转瞬间将其遗忘。它空荡荡的，占地却不小。绕着跑一圈要花半小时，还得快步小跑。有传言说要在这里建一个体育场，且是迄今最大的，能容纳十万观众，下个世纪可以在那里办奥运会。其他人辩称，既然主机场在城市以东，那么在东边造体育场更合理。维柯说，投机者们在两个场地都下了赌注。我们那个叫圣瓦莱里，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1000 号公路上的车流可能致命。我沿紧急停车带走。我们只需要走到埃尔夫加油站，那是散发出高辛烷气味的地方——有点像钻石的气味。你从没闻过钻石？
一个月前，在中央车站后的某条街上，一群孩子朝一个露宿街头的老人泼了汽油，然后扔了根火柴。他在火焰中醒来。
“异端之死。”
“你他妈是什么意思？这个可怜的家伙分不清各个教派。”
“也许他的异端是没钱？”
到加油站时，我们走下斜坡，来到某天可能会建起奥运体育场的荒地。没有什么词语能形容这荒地上的东西，因为上面的一切都被碾碎了，都是废弃物，而对于大部分碎片来说，是不存在什么专门叫法的。
冬去春来。夜晚依然寒冷，足以让没盖严实的身体发抖，但不再冷到要命。这是好事，不是吗？活着见到又一个春天。万物都在发芽。维卡的小萝卜长得不错。维柯在上面盖的塑料布帮了忙，但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偷来的土壤。维卡叫做维卡是因为她和维柯一起生活。
空地被当作垃圾场。碾碎的卡车，旧锅炉，坏掉的洗衣机，旋转式割草机，不再制冷的冰箱，开裂的洗脸池，也有灌木和小树丛以及坚韧的花朵，比如春侧金盏花和鸦葱。
我把这叫做我的山。三十年前他们在摧毁这里的旧建筑时，用了破碎球和吊缆。楼没有被压碎，它被撞翻了，因此垃圾山很容易爬上去。
在山顶，我不疾不徐地吠叫。随后，其他声音变得更清晰了：一些孩子朝着阿德亚蒂娜街尖叫，一只麻雀让其他麻雀提防一只乌鸦，铁轨上一列开往北方的火车，微弱的轮船汽笛声，以及在万物背后的来自 1000 号公路的嚎叫。
所有的狗都会梦见森林，不管他们有没有去过，就连埃及的狗都会梦见森林。
我出生的街道散发着锯木厂的气味。他们把整棵树送到锯木厂，树干已经去皮，在十轮卡车上闪闪发光。
我在一条河的岸边接受最初的教育，他们在那里把沙砾装上驳船。一条大河，如同其他河流，在流动中展现了纯粹的冷漠。我曾见过它在一个夜晚带走三个孩子。
在森林中我无忧无虑。我沿小径前行，不管它们通向何方。我在高如教堂的松树间奔跑，跳过一道道树影，当我喘气时，我慢慢逛到了森林的边缘，在那里，姑娘们偷偷张望并等待男人们，而我就躺在草地上。
太阳落山时，森林充满黑暗，不是黑色，而是神秘，是黑暗的诱惑。譬如黑外套的黑，黑发的黑，某种你不知其存在于世的触感的黑。
尽管维卡不在我身边，我却听到了她的声音——这经常发生。
“国王，闭嘴，”她嘘道，“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在谈性。”
“街上有强奸，没别的。”她说。
维卡和维柯有一件外套，挂在他们的床脚上方。在夜里，如果他们中的一个要出去，他或她就把外套穿上。在她身上，它看起来很大。而在他身上，你会觉得它是要自己出去拉屎；它把他完全盖住了。它衬了带毛的羊皮，颜色是一种脏脏的白，像撒了盐之后的雪。
维柯说这样的外套曾是瑞典军队的标配。它能让人在零下四十度的天气里保持温暖。他说他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有人联系过他的工厂，想委托他制作生产。
我不确定。这里的人们在谈论过去时，都会倾向于夸张，因为有时夸张也能让他们暖和一点。
我从垃圾山顶纵览圣瓦莱里全景。我了解这些住所，正如一个人了解他的穿着。圣瓦莱里像他们的羊皮外套那样在地上摊开。我们就住在圣瓦莱里这件“外套”里。冬天它能保住我们的性命，免得我们失温而死。在夏季的高温中，当我们脱衣洗澡时，它能遮掩我们。
维柯一家住在右袖口，一棵接骨木树差不多位于袖子纽扣的位置。杰克住在上方的衣领处。杰克是圣瓦莱里居民中唯一拥有地板和真正的排水系统的人。他是这里第一个居民，并且从不示弱。没人可以不经过他的同意就在这里定居，他还向每个人收地租。维卡每星期给他做一两次饭，那就是我们的租金。每当杰克需要时，在星期天以清理油罐卡车为业的马尔塞洛，就给他提供一个装满的煤气罐。他的房子不仅有地板，还有板条屋顶和一扇可以真正上锁的前门。如果你想闯入那里，最简单的办法是开一扇窗；他的窗户和我们的不一样，是能打开的。
穷人偷彼此的东西，就像富人那样。穷人通常毫不盘算就下手，他们的偷窃没有计划。每天穷人都想象自己时来运转。他们不相信真的会转运，但他们忍不住在心里想象，如果真的转运了会发生什么。假如那个时刻来临，他们不想错过。当他们发现一双鞋旁边的地上有一个打火机时，他们会占有它，好像是幸运女神亲手把它交给他们的。他们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们时来运转的迹象。当他们占有自己看到的东西时，他们不会想到 偷 。他们想的是 运气 。不，穷人不会预先计划他们做出的破坏。他们不会一边从水晶杯里喝酒并查看东京时间，一边记下每个细节。穷人在最后时刻做决定。
“你话太多了！”维卡喊道，尽管她不在这里。“你话太多了，国王，你什么都不懂！”
后领口附近住着安娜。水泥碉堡一直在那里，也许它曾容纳一台变压器。它没有窗。安娜没问杰克就搬了进来。她是夜里来的，到破晓时分，她已经安顿好了。杰克过来跟她对质。
“带着你该死的下巴滚出这里！”她说，“我不玩你那一套。”
“你会的。”杰克说。
“我什么都没造，”她说，“我不在你的住宅区里。”
“如果你不想被烟熏出去，亲爱的女士——”
“亲爱的女士！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亲爱的女士。”她捡起一个啤酒罐，朝他扔去。
他调整了一下他硕大的双肩。
“我会在十分钟之内把你扛出去，”他说，“你最好把东西打包好。”
自然，她开始付他房租。一周六罐啤酒。
“这里，”他告诉她，“不许耍赖。懂了吗？”
杰克不相信有什么东西能让世界变得比现在更好，但他坚持不许耍赖。这是圣瓦莱里唯一的法律。杰克的法律。这也是他花数小时用纸给自己缝夹克的原因。也许这难以弄懂；在“外套”里，有很多东西要理解，却不知道为什么。
左袖口住着乔基姆。他的住处盖了一块巨大的卡车防水帆布。维柯会纠正我，指出那是聚酰胺。在底下，乔基姆设置了几扇窗和一扇门。他是圣瓦莱里块头最大的男人，留着大胡子，体毛旺盛。他经常听收音机，他的这一台很大，还带闪光，他非常引以为豪。他还有一只猫叫“灾难”。他的胸口文着一个裸露胸脯的女人，下面用红色和蓝色的字母文着名字 “伊娃” 。他是马尔塞洛的好朋友，在漫长的夏夜，他们一起玩骰子。维卡认为他是个水手。维柯说不可能，他块头太大了，水手绝不会那么大个。乔基姆经常和“灾难”说话，操着男人通常专门用来跟女人调情的语气。
“夜里，”乔基姆告诉我，“‘灾难’跟我躺在一起时，她会呜呜叫，比你做得多，国王，比你那该死的忠诚有用。”
玛拉克住在右臂下方。她能在这里多亏了利贝托。他对她负责，又从不碰她。他们的人生轨迹一定以某种方式交汇了。他老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以及拯救者。
有一次我听她对他说，“过来跟我一起死吧！”
利贝托用只有一个矮小的西班牙人才能做到的方式挺直身体，然后说，“你绝不能再像这样侮辱我或者你自己了，玛拉克。绝不”。
利贝托的左眼上有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他的唇髭柔软乌黑。他坐过好几次牢，也是这里唯一读书的人。
索尔读《圣经》，维柯这辈子读了上千本书，但在这里他不再读了。要阅读，人得爱自己，不用很多但要有一点儿。而维柯不爱自己。
左口袋里住着丹尼。他的住处是一个破集装箱，天寒地冻时他用火盆取暖。他的双手总是温暖的，他有一张山地猎犬的尖脸。他的鼻子和嘴巴多次受伤——尽管他不可能超过二十岁。
丹尼需要听到笑声来开始他的一天，就像其他人需要一大杯咖啡和一大块涂了热的人造黄油的吐司。
“有些女孩，”他开玩笑说，“就像野花，在森林里肆意开放！”
每个人都创制了一个烤面包机放在煤气灶上。维柯的是用一台车载收音机改制的。马尔塞洛反复说他要从穿过空地的电缆中偷电，但是尚未偷成。丹尼是唯一没有烤面包机的人。他用一个笑话替代。
“年底之前，”他说，“我会找到一个美国运通的女人，她会爱上我。”“老得够当你的姨妈？”乔基姆问。“不，”丹尼回答，“和我同龄！”“她是个下巴长胡子的侏儒！”乔基姆坚称。“她很美，”丹尼说，“和貂一样美，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在威尼斯贝拉酒店吃早饭！”“为什么不在床上吃？”科丽娜问，她很少说话。“因为，”丹尼说，“她喜欢整夜做爱然后早起！我们去威尼斯贝拉酒店，她喝热巧克力！”
那边靠近左肩的棚屋是卢克建造的，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我奔向没有恐惧的地方。”有一天我告诉卢克。
“到处都有恐惧。”他说。
“我去的地方没有。”
“有生命的地方就有恐惧。”他重复道。
“这些地方有死亡，”我告诉他，“有为生命而搏斗，有躲藏，有逃跑，有挨饿，没有恐惧。”
“那么是什么让一条狗逃跑？”
“活下去的欲望。”
“你从没见过狗发抖吗？”
“狗只在他不知道怎么办时才发抖。”
“就像我们！”
“不，你在知道该怎么办时也发抖，和不知道时一样！”
“滚开，狗。”
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看着他。“真是一团糟，国王，”他说，“他们把你借给我，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吗？他们没说，但是他们把你借给我是为了让我不再尝试。”
他把鼻子凑过来，在我的双眼间上下磨蹭。
卢克的嘴稍微偏离了正常位置。他说的一切都是一种将其移回适当位置的尝试。他说话时舌头从嘴角往外推。有时从左边，有时从右边，这份矫正嘴巴的持续努力比他说的内容更重要。
“他们认为这么做最好，”他说，“但是他们看不出这里在发生什么，不是吗？”然后他用他的额头撞我的头。
当他尝试时，他弄破了左腕。现在缠了绷带，依然会疼。
我毫不通人性之处，是我对疼痛有占有欲。我是说他人的疼痛。比如说，卢克手上的疼痛。我接管受苦者，如果有人靠近，我就低吼。这是我从母亲那里学来的，现在它比我更强大。
“卢克，”我告诉他，“我们去找点吃的吧。”
“你和我，我们今晚会吃肉！”他回答，“照我说的做。”
我们出发进城，前往奎里纳区域。我们仔细挑选肉店。一家小店，只有一个人接待顾客。进去之前，卢克把他的外套弄得像斗篷，系在脖子上，手臂没有放进袖子里。我待在外面。
卢克进去问屠夫有没有能做炖小牛膝的肉，一道能放好几天的菜。“我需要好肉。”他补充道，然后抬起他缠了绷带的手臂。
“出车祸了？”屠夫问。
“不是。被狗咬的。”
这是叫我推门进去的暗号。我也这么做了。
“他是你的狗吗？”屠夫问。
“从没见过他，”卢克说，“但如果我是你，我会把他赶出去，我觉得他看起来不对劲。”
“出去！”屠夫喊道。
我又前进了一步。
“拿一桶水怎么样，如果你后面有的话？”卢克建议。
“别靠近他。”屠夫小声说，然后从后门走了出去。
我低吼。
卢克用右手从柜台拿起一块两三公斤的调配好还绑了细绳且掺上猪油的烤牛肉，然后把它塞入斗篷下，动作相当敏捷。
我本可以在此刻溜走离开。有什么阻止了我；我想说明一个道理，让卢克看到并接受它。我想传达点关于承受倒霉、关于骄傲的内容。因此我站在那里，抬头露出牙齿。
屠夫把水抬过柜台泼向我，水全都落在了我身上。他一定习惯倒水冲洗。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水泼准的。
我浑身滴水站在那里。我希望他没看见我的两肋在颤抖。
“奇怪的狗，”卢克说，“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
慢慢地我退后，一步一步，走到门口然后消失。
“你的肉是犹太洁食，不是吗？”卢克按计划在此时发问。
“为什么得他妈的是犹太洁食？”屠夫会反问，满脸困惑。
“我很抱歉，我以为这是一家犹太洁食肉店。抱歉。”
回到棚屋，卢克立刻用炉子煮了肉。节日里，如果圣瓦莱里的某人有足够多的食物可分享，他们会邀请最喜欢的邻居。在平日，如果有人碰运气找到了很多食物，他们会自己留着。卢克和我私下吃完了肉。
吃饱喝足后，我们躺在一条毯子上，观看1000 号公路上前往南方、朝我们驶来的车流的前灯。有时我们瞥一眼离去的车辆的尾灯，那就像钉头大小的血滴。
七周后，卢克自杀了。第二次他没搞砸。他从桥上跳了下去。
如今他死了，我想带他看一面墙，我记得春天那里会长蘑菇。它们躲藏在草丛中，又黑又凉，像一只只指向天空的黑鼻子。它们的气味就像泥土以及为了一块黑巧克力而算命的老妇人的口气。卢克会在那里找到一公斤羊肚菌。我们会用欧芹和大蒜烹煮，然后用四个鸡蛋煎一个蛋饼，再加一汤匙白葡萄酒提味，之后我们两个会平分蛋饼。死人和狗。
索尔之前住在“外套”左下摆的地下，那里曾经是地窖，现在他接管了卢克的棚屋。当然，获得了杰克的许可。
索尔和维柯一样老，他总是戴着一顶花呢帽。我从没见过他不戴帽子的样子。马尔塞洛给了索尔一台电视，他收下当凳子坐。他大概一星期只说一次话。他在一家屠宰场工作了二十年，出了桩丑闻所以被解雇了。他跟我说了好几次，“我年轻时经常去捕兔！你想来吗？”他一有空闲就读《圣经》。他用张开的双手捧书，就像捧着一只刚飞落的鸟儿。他的信仰如此强烈，因此阅读时他在坚信中紧闭双眼。
一条捷径通往远离城市的大海，往那个方向去，并且在“外套”东南边过去一点的地方，泥地凹了一片，有一个长长的浅坑。也许它曾是地下隧道的一部分，后来塌陷了。它不危险，因为它的边缘并不陡峭。许多无家可归的恋人发现，在夜里这个坑道提供了某种庇护。丹尼把它叫做“波音”。它差不多是一架喷气式大型客机的形状和大小，他在底部的污物里找到了一个破损的手提箱，上面还贴着一个飞往休斯敦的航班标签。然后他编了一个笑话：
“我不是说这架波音 747 是盲飞
的，但我刚进去看了，驾驶舱的仪表盘上写的是盲文！”
科丽娜住在一辆货车里，靠近内袋。她日渐缩小，正在撤出皮囊。
“没用的懒骨头！”她冲我喊道。
“我保卫这块地方。”我告诉她。
“如果我们都来保卫，就没东西可保卫了。”
“是不多。”我说。
“看看我的双手，我有什么能展示的？”她问。
“你的双手。”我说。
她假装用她的男靴踢我，还吐唾沫。微笑后，科丽娜总是吐唾沫：这跟她缺牙有关。
在维柯和维卡造好小屋后，科丽娜过了两个月才承认他们。她的货车就在一步开外。两个月里，每当维柯和维卡对她说话，她都装聋作哑。
然后在一个明亮的早晨她对维卡说，“如果你想要一根长一点的晾衣绳，你可以把它系在这里，我的货车后视镜上。晾在绳上的衣服从来吓唬不了我”。
阿方索是圣瓦莱里最富有的人，他住在右口袋，正对着索尔搬进卢克家之前的住处。阿方索靠着一面没倒的砖墙造了一个木头披棚。他自己做了所有木工活。他的住处有一片瓦顶和一根穿过屋顶的烟囱以及一道木门阶。他有时会在门阶上留点东西给我，但今天早晨没有。
他之所以是最富有的居民，是因为他会唱歌。他拿上他的电吉他，去地铁唱歌。有一次他带上了我。他的想法是我收钱而他继续演奏，我也这么做了。然后他遇见了一个荡妇，他认为她能做得比我好。她确实可以。但她强迫他让她拿走大部分钱。因此他是失败者。
他有一副美妙的嗓音，那是失败者的嗓音，最好的男性嗓音往往如此。阿方索的问题是他失去得太多了。他把自己获得的一切都花在荡妇身上。他把她们带回来过夜。她们早早离开，她们拿走他的钱，第二天他不出去，他待在室内，重新获得他悲伤的嗓音。按照维卡的说法，他压根没有脑子。“还不如公鸡聪明。”她说。
这是马尔塞洛最喜欢的晒太阳的地点。我不知道马尔塞洛冬天去哪里，他在 10 月离开。按照杰克的话，他应该在 3 月到来，但他还没来。他收集电器，整个左袖满是电器。5 台电视，屏幕很大，是 16∶9 的。他经常说要偷电给自己和我们大家用，他说应该很简单。“一切，”利贝托说，“从来不简单。”天晴时，马尔塞洛脱到只剩内裤，躺在太阳下。有一小块草地和灌木能掩护你。马尔塞洛说事情开始出问题，是在妻子离开他的时候。刚被抛弃的男人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和那些独居的男人截然不同，一种跟酸掉的牛奶差不多的气味。他在钢铁业工作。“你有孩子吗？”维卡有一次问他。他点头，然后又开了一罐啤酒。我问自己，马尔塞洛和他的浅褐色短刘海、他柔软的嘴以及年轻
犬般的眼睛是不是永远消失了，我问自己，他是不是也永远消失了。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到圣瓦莱里的？我走来的。沿着公路。靠左走，因此我冲着迎面而来的车流。我不清楚我在找什么，我只是想象在海边情况会好一点。我花了四十九天。大多数时间，我白天睡觉夜里走路。
我为什么离开家是另一个问题，我不确定答案是什么。我这话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一样的事。突然间无法出入，你不得不单独挺过下一个小时，以及下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它发生时，没人预料得到。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它到来的方式不同。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它都是趁我们不注意时发生的。我未见其形先闻其声。停滞的车流的噪声。之后有尿味。
当我终于来到这座城市时，维柯在 9 号次干道码头那边的废弃起重机下发现了我。他正在去新港口的路上，那是游艇停靠的地方。他希望能找到一艘挂着意大利国旗的，因为他来自那不勒斯。当时他依然相信有一线希望，如果他主动找，他会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因此他向游艇主们自荐，提出他可以当爱琴海向导！
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看起来什么样了。他梳了头发，找到一把剃须刀刮了胡子，刷了裤子，洗了鞋，清理了指甲，做完所有这些后，他看不出自己衣冠不整。
他看起来令人费解。就和我们大家一样。在我们的颧骨下，在我们的嘴周皮肤下垂的方式以及我们耸肩的方式中，这点清晰可见。
“我们不需要向导。”游艇主们告诉他。
“历史和地理我都很拿手。”维柯保证道。
他的声音令人吃惊，因为它既轻柔又脆弱。它栖在句子上就像蝴蝶栖在花朵上，翅膀竖直、翩翩扇动。
“我们可以要个脱衣舞娘，那倒不错，老家伙，我不觉得你能帮我们找到！”游艇主说，他们都笑了。
一旦弱者靠得太近，强者就会对其产生憎恨，这种情感专属于人类，它不会出现在动物中。人类必须保持距离，没做到这点时，是强者而非弱者感到被冒犯，而从冒犯中出现了憎恨。感受到游艇主身上冒出了这种憎恨，我低吼。
他们中的一个，戴着一副青铜色墨镜，越过肩头看了看说，“滚开，狗！”
“我了解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维柯用他的蝴蝶嗓音坚持说。
“我们不需要你的狗、你的地图或者你，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他不是我的狗。”
“别挡视线了，行吗？”
他们转身离开。
“你遇到了什么事？”这是维柯问我的第一句话。“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盯着他。
“那么让我自我介绍吧，”他说，“我叫维柯。是伟大的詹巴蒂斯塔
的后代。我曾拥有自己的工厂，这绝对是真的。一家小工厂，我的邻居们姓菲利普，他们是好邻居。”
“呸！”我说，“你制造什么？”
“我们制造衣服，工作服。聚酯纤维、聚脲、氨纶、聚四氟乙烯、乙烯基……”
每个名字听起来都像一朵花，在他念出它们时，蝴蝶翅膀在他的声音中扇动。
我看着他。他头发灰白，额头布满皱纹。他六十五岁上下。也许更老些，因为他的耳朵特别大，而耳朵随着年龄一起变大。他的耳朵如同象耳，里面还长出了毛。他的眼睛是深色的。每只眼睛都像沙滩上的爪印里的黑石子，依然浸润着海水。石子一动不动。他那有着纤细、皴裂指甲的双手，又小又柔弱，像是女孩的手，然而覆满了老茧并且发灰——好像他多年来一直在处理铅或其他金属。如果你只看到他的手，你会说这是一个在父亲眼睛坏掉后接手父业的乙炔焊工女儿的手！
“我们制造衬衫、裤子、披肩、帽子，我们最大的特色是手套，”他告诉我，“我们制造的绝缘手套是全欧洲最好的，用的是石英的一种衍生物。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打算这么快就告诉他。
“我就叫你国王好了。”他说。
走了一会儿后，他在广场的喷泉边缘坐下，从他拎着的塑料袋里掏出一罐芬达。他开了饮料递给我。我摇头。
“有些事会改变，”他说，“在五岁左右。当然，是在和平时期。如果考虑战争时期，那一切都是不同的。战争中没有童年，我们要明白，国王，没有童年。五岁前，在和平年代，意外以惊奇的形式来临，直到五岁它通常是惊喜。然后什么事发生了变化，意外就总是坏事了。非常坏。拿我举例吧。我把自己从头包到脚，对抗寒冷也对抗意外。我试图把它们挡在外面，无论白天黑夜。寒冷和意外。你想看我睡觉的地方吗？”
我从没听过一个人这样说话，我跟过去，他带我看了他在苏布里基乌斯桥下睡觉的地方。他给我泡了牛奶的面包。维卡那时没和他在一起。过了一个月他才跟我提起维卡。有一天她出现了。
“他是我的狗！”她见到我就立刻说，“过来，我的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