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40 年 5 月 10 日，希特勒的军队对西线展开全面进攻。同样是在这一天，大英帝国内阁送走了张伯伦，迎来了一位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正如日后任丘吉尔秘书的约翰·科尔维尔指出的那样，此时的丘吉尔“年过六十五岁，已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了。他充沛的精力和雄辩的口才依然不减当年，但是他的许多同胞，不管其政见如何，都认为他声名狼藉，而不是大名鼎鼎，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好感大于对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好感”。总而言之，“在他就任首相之前的四十年中，有许多人是支持他的，然而反对他的人更多”。但是，在此后的“二十五年余生中”，“他却誉满全球，并得到世人的尊重和爱戴”（约翰·科尔维尔《丘吉尔及其密友》）。以至于今天的世人，已很少有人记住作为畅销书作家、艺术家、砌砖爱好者的丘吉尔，而是记住了作为大政治家、大战略家的丘吉尔。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巨大的逆转，留下这样一段大器晚成的传奇，端在于丘吉尔在恰当的时间遇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机遇。
如将丘吉尔与张伯伦做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张伯伦处处高谈理想、原则，实则却是一个务实主义者。所以他才会对民意舆情高度敏感，处处竭力维持内部团结，同时以有限的资源去维护江河日下的帝国。
丘吉尔则截然不同。在他的世界里，凡人皆碌碌于当下的尘埃之中，英雄却乘风于历史的长河之上。他在外交领域虽然同样务实，但在国内政治中却有着十足的堂·吉诃德气质。他向来是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成败利钝则非其所论。对于女性主义、反精英论、虚无主义，丘吉尔更是嗤之以鼻、不假颜色，因此不为大众所喜。他文从古风，好起高论，言必忧患，论必备战，难免逆时代之潮流，为舆情之公敌。所以，他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在和平年代说服大众的政客，但却是一匹识途老马，一位可以在危亡关头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政治家。和平的氛围越浓厚，丘吉尔这种人就越容易被大众疏远。但是随着战争的步伐临近，要求丘吉尔重返内阁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呼声中，丘吉尔一步步走向权力的核心地带。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军对波兰大开杀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也就此揭开。战争爆发数小时后，张伯伦召见丘吉尔，邀请他加入战时内阁。就这样，丘吉尔成为了海军大臣。1940 年 5 月，因为波兰的灭亡，更因为英法联军在北欧的连续受挫，下院议员对张伯伦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案。
说来讽刺，英国人在北欧作战正是丘吉尔重返海军部后的第一个大手笔行动。和英法阵营内的几乎所有军政要员一样，丘吉尔也相信“马其诺防线+英法联军=西线僵局”。既然正面僵持，就要在侧翼出奇制胜。故而，他主张发挥盟军的海权优势，抢先夺占当时还是中立国的挪威，掐断德国的铁矿石输入线，并封堵住德国海军进出北海的航道。但是因为英法联军效率低下，高层犹豫不决，希特勒抢得先机。当年的局中人步步落后，历史学家因此可以把破坏中立的恶名留给第三帝国。德军虽然没有海军优势，却依靠空中优势长途奔袭，打得盟军手忙脚乱。如果真追究起这次失败的责任来，丘吉尔和英国海军部难逃轻敌之责。
但是，舆论和政争的矛头早集中于张伯伦，反而漏掉了直接责任人丘吉尔。在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张伯伦不得不思考，接下来由谁收拾残局。
当时，在保守党内部，声望最高的候选人是哈利法克斯。相比之下，丘吉尔则依然是个争议人物。很多人对他当年脱离保守党的做法，依然耿耿于怀。在王室方面，英王同样更喜欢哈利法克斯，而不喜欢丘吉尔。至于丘吉尔本人，则直到最后一刻，仍在力挺张伯伦，成了张伯伦最后的坚定支持者。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哈利法克斯主动拒绝当首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哈利法克斯认为，这场冲突英国败局已定，谁当首相谁倒霉。不如先让丘吉尔上台，自己日后再来收拾残局。
这就让张伯伦不得不顶住各方压力，思考究竟是选丘吉尔，还是另谋他举。
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事情，也让张伯伦分心忧虑。
原来，当时英国军情局对德国的密码破译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但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军情六处的孟席斯上校，却同样是个争议人物。很多人觉得，孟席斯带着一帮不靠谱的科学怪人，异想天开，纯粹浪费国家经费，应该迅速换马。
这个时候，张伯伦的主观动机究竟是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客观结果上，不得不说，张伯伦做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决策。第一是选择丘吉尔这个争议人物做新首相，第二是力保孟席斯和他那帮科学怪人。顺带多说一句，这帮怪人中有一位，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人工智能之父图灵。
事后来看，张伯伦选择的这两个争议人物，和他们各自组建的争议性团队，将在这场战争中大放异彩。
就这样，面对议会、民间的倒阁巨浪，张伯伦来了个壮士断腕，一肩担下所有战略失误、战术失败的责任，为旧政策、旧内阁画下终止符。同时又使出最后的力气托起帝国的最后守卫者——丘吉尔。
1940 年 5 月 8 日，张伯伦向国王提出辞呈，并建议由丘吉尔组阁。10 日下午 6 时，英王召见丘吉尔令其组阁。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这个时候的丘吉尔，真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他出任首相仅仅七周，法、荷、比、卢四国已悉数战败，只剩下英国一支孤军，独自面对如日中天的第三帝国。而这支孤军的状况实在是惨不忍睹。在外围，它已经是孤立无援（虽然美国总统罗斯福已决意变美国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但毕竟远水不解近渴）。在内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英国远征军装备损失殆尽，全英格兰只能保持一个师的完整武装，因为机械化运输装备奇缺，该师师长蒙哥马利为了保障机动战能力，被迫强征当地的公交车充军。因为此举过于扰民，引发强烈的舆情弹劾，直到丘吉尔亲自出面支持，才保住了这个师的机动性。
而在海峡的另一边，第三帝国可谓兵强马壮，大有投鞭断流之势。尤其在法、荷、比、卢四国全部战败后，德国彻底控制了欧陆大西洋沿岸地区，对英国本土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德国人更将中西欧的工业区连成一片，加以利用，其生产潜力巨大，绝非经生腐儒所能想象。1940 年 6 月 23 日，作为胜利者的希特勒带着一帮亲随畅游巴黎，于埃菲尔铁塔下留影为念。观其相，可谓顾盼自雄，踌躇满志。此时根本不要征服大英帝国，只要迫其握手言和，则全球风云，尽在德国人掌控之中。
希特勒迫不及待地发表了一个和平呼吁，给予英国极大的尊重，开出极其优厚的和平条件（与其对法国的苛刻成强烈对比），大有雅利安—盎格鲁共治天下之雅量。
1940 年 7 月 19 日，希特勒公开呼吁：“现在，我觉得在良心上有责任再一次向英国和其他国家呼吁，应该拿出理性和常识来。我认为我是有资格作这种呼吁的，因为我不是祈求恩惠的被征服者，而是以理智的名义说话的胜利者。我看不出有继续打下去的任何理由。”（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说来耐人深思，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亲英情绪。取得政权后，希特勒又多次在公私场合表达其对大英帝国的敬意，认为西方世界的振兴，在于海上强权英国与陆上强权德国的联盟。希特勒身边的亲随更是不止一次听到元首私下用“她”来称呼英国。这也是张伯伦对德政策的一个重要判断前提。虽说张伯伦并不真想和希特勒联盟，共治天下，却很希望能利用此种心态，逐渐将德国变成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平衡器，从而在法、俄之间维持一种对英国有利的均势。在 1940 年夏季盟军的大惨败之后，希特勒居然仍不忘初衷，旧案重提，一时不免在英国内部引发强烈的议和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