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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9 月 30 日，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从慕尼黑返回伦敦。面对充满期待的大众，他挥舞着一张纸，满怀信心地宣称，他带回了“一个时代的和平”。
就在此五个月前，德国宣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地区
的日耳曼人遭到种族迫害，为了解决这一人道主义危机，德军已经做好军事解决的一切准备。转瞬间，大半个欧洲都陷入战争阴云之下。
危急关头，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出面斡旋，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与德国元首希特勒在慕尼黑进行了高峰会谈。经过紧急磋商，英法决定“劝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顾全“大局”，通过放弃苏台德地区的主权换取欧洲的和平。作为交换，希特勒以条约的形式郑重承诺，此后他不再提出新的欧洲领土要求。英德与法德之间还分别签署了共同宣言，决心用协商办法处理一切问题，“永远不再投入彼此之间的战争”。
张伯伦在伦敦挥舞的那张纸，就是有希特勒签名的承诺书。正是靠了这承诺，张伯伦才敢于宣称，他带回了一个时代的和平。
可是，这“时代”也真是短暂。仅仅半年后，希特勒就肢解了残余的捷克斯洛伐克，展开了新的领土扩张。又五个月之后，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灯火管制政策之下，欧洲大都会的万家灯火相继熄灭，取而代之的是防空洞里的窃窃私语，是集中营里的格杀勿论，是“闪电战”的横扫千军与全世界的合纵连横。
暗夜中，两种声音越喊越响，至今不息。
一种声音怒斥张伯伦的愚蠢，批判他对希特勒的轻信，更批判他对小国利益的牺牲，对侵略者的纵容。其结论是，正是张伯伦的愚蠢，加速了希特勒的崛起和二战的爆发。
另一种声音则怒斥希特勒的不讲信义，批判他利用张伯伦的“君子可欺之以方”，放弃英德和解的大好良机，反而急于上演一场现代外交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至于张伯伦的失败，反而让人产生“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扼腕。其结论是希特勒过于阴险卑鄙，把大家一起拽进火坑。
这两类观点虽然立场不同，对张伯伦的评价尤其各执一端，冰火不容，却都倾向于用绥靖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一词来指代张伯伦的对德策略。“appeasement”在英文中本有安抚、缓和、姑息、纵容等多重含义。前一派用这个词，强调的是张伯伦对扩张势力的姑息、纵容；后一派用这个词，强调的则是希特勒狡黠无耻，张伯伦好心办坏事，这才把善意的安抚变为不合时宜的姑息，将追求和平的缓和化作加速战争的纵容。
然而，大国外交从来不是绅士淑女的请客吃饭，更不是经生腐儒的道德课堂，至少大英帝国从来不搞这种外交。
大英帝国的外交讲求的是“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英国的远东鸦片贸易道德吗？却丝毫不妨碍它二十年内连续两次打败清王朝。英国在印度的纺织品政策道德吗？却同样不妨碍这帝国因此扫清障碍，成为全球性的纺织品出口大国。
那些一味拔高张伯伦高尚品格的人，显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张伯伦作为这帝国的掌舵人，虽然在公开场合喜欢扮演一种忠厚有余的绅士形象，实则对现实主义外交熟稔于心。这可由他留下的大量日记、信函、会议纪要证明。其倚重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Halifax）曾被丘吉尔亲封谐音绰号“圣狐”（holy fox），同样是权力外交的超级高手。哈利法克斯嗜好乡间狩猎，虽无左手且左臂先天萎缩，却练就了百步穿杨的硬功。一战时哈利法克斯身在行武，最终以少校军衔退役。战后出任过教育大臣（1922 年）、印度总督（1926—1931 年），担任过陆军部大臣（1935 年 6—11 月），可谓文武兼资。两人均把私德和事功分得一清二楚，往往在柔弱、高尚的外表下，暗行力学外交的折冲樽俎。这样一个二人组合所推行的政策，显然不能等闲视之。
而那些以为张伯伦无能的人，则忽视了另一个基本事实：当张伯伦接过这帝国的掌舵大权时，表面上看“日不落帝国”风采依旧，实则千疮百孔，危机四伏，早已风光不再。
英国依靠海权崛起，海权兴则英国兴，海权衰则英国衰。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戏剧性地改变了海洋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使之由人类交流的屏障变成交通的坦途。作为一个岛国，英国既不会像内陆国家那样缺乏优质海岸线，也无需像半岛国家那样，始终要在陆海两个战略正面间苦苦挣扎。而其位置又恰好位于欧洲大陆与海外市场的交会点上。这不仅令英国海军可以低成本捍卫国家安全，更可以轻易控制其他列强的海上生命线。英国的传统战略就是借助这个优势，以均势战略平衡欧陆国家，使其中的任何一国都无法获取欧洲霸权，而英国自己则可进行海外扩张。
这帝国拥有领先全球的外交政策、产业革命、国内制度、金融体系，又拥有压倒群雄的超级海军，自然可以一步步控制遍布全球的贸易网，建立环绕世界的殖民地。所以能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执全球霸权之牛耳。
但是，铁路的出现宣告了陆权的复兴。随着陆上资源的整合，美国的崛起，德意志的统一，以及苏俄的复兴，共同将英国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冲得七零八落。新的制造业中心开始形成，全球物流渠道开始变化，而英国能动员的相对战斗力却开始衰退。这个上一轮地缘革命的受益者，在新一轮革命面前实在显得相形见绌，其本土空间过于狭小的弊端日趋明显，严重限制了其在大国牌局中的影响力。
在 19 世纪中期，英国的煤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1840 年，英国的生铁产量同样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产量总和，是德国的八倍，到 1850 年，已达到十倍。可是，到一战爆发的 1914 年，德国的煤产量达到了二亿七千七百万吨，已经非常接近英国的二亿九千二百万吨。该年德国的钢产量则达到了一千七百六十万吨，超过了英、法、俄三国的产量总和。
新时期的战争也日趋由大规模的地面战来决定，这是英国很难应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新式战争的大规模展示。这场战争，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代价最大、收益最小的一场国际大混战。一战前，英国还是不折不扣的世界银行，可是到战后这一殊荣已属美国。其原因，一是在于缺乏必要的金融管理，二是在于巨大的战争消耗。在战争爆发前的 1913 年，英国的防务开支是九千一百万英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2.3%。而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中，英国的防务开支从来没有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3%。但是，与一战结束时的数字相比，1913 年的数字根本不值一提，在 1918年，英国的防务开支达到了惊人的十九亿五千六百万英镑，占同年政府开支的 80%，国民生产总值的 52%！英国的国债也由战前的六亿五千万英镑骤涨到战后的七十四亿三千五百万英镑（威廉森·默里《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
诚然，大英帝国虽然本土狭小，但海外领地广大，如能将这些海外空间充分开发，仍不失为一个世界超强国家。可惜，在民族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其海外领地的离心力越来越强，帝国越来越脆弱。至二战爆发的 1939 年，加拿大、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已成为完全的自治领，印度和缅甸则被允许成为自治领。而澳大利亚已汲汲于成为南太平洋上的战略棋手，南非、爱尔兰内部反英情绪日渐高涨。作为亚洲国家的印度和缅甸更不甘于成为自治领，而是要谋求彻底独立。
当这种独立浪潮与陆权复兴带来的巨型地面战结合后，英国的困境更深。
历史上，英国之所以能用极少数文官统治大片殖民地，在于英国能做到以极有限的军事力量和极高明的均势外交，实现“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在这种和平中，英国提供公共安全和集体福利，各殖民地、自治领则安享太平。后者只需提供经济和资源助力，一旦战争胜利，还可分得战争红利。但是，在新的世界大战中，英国无法只靠英伦三岛的军事力量来抵御强敌，这就陷入了一种政治上的进退两难局面：要想打败强敌，必须全面动员。可此种动员一旦启动，必将激发殖民地、自治领的觉醒。像一战和二战这种全面战争，争的是生死存亡，打的是全面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既无红利可分，各殖民地、自治领又要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去捍卫英伦三岛的“社稷宗庙”，这就不免引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了。
即便是在这帝国的核心——英伦三岛上，形势也不容乐观。一战的惨重代价，让大多数国民将战争视为危途。在一场血肉与机器、人海与火海的残酷较量中，几乎一代年轻精英，都毫无意义地牺牲在佛兰德的泥沼中。大英帝国失去的不仅仅是一百零三万一千条生命，还有整整一代人的朝气和信心，以及帝国的光荣与霸权。
到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很大部分精英（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有政界和统治阶层）已转而确信大战没有胜利者，所有参战国都失败了。这一观点的必然推论，是在一场未来战争中也不会有胜利者——事实上任何原因、任何冲突都不能使得牺牲一国青年成为理由。1934 年的“牛津决议”（当时牛津大学学生认可自己拒绝在任何情况下为“英王和国家”而战）突出了英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于这种世界观（威廉森·默里《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这就极大削弱了英国一致对外的战斗力，甚至让领导者不得不再三自问，对外战争是否会加速大英帝国的解体？
内力不足，只能借助外力。可是，国际政治有其残酷的一面，大国在其强盛之时，往往宾客盈庭、供奉不绝。一旦衰落，则每每引发新兴国家的背离。英国也难以跳出这个人性迷局。
一战时，英国在远东有日本为盟友，在欧洲则有法、俄、意为盟友，并最终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相助，这才得以击败德奥联盟。但是，就在一战期间，陆权复兴的影响已展示出来，英国对欧洲大陆均势的维持、塑造能力业已遭到质疑。日本趁机在远东全面扩张，日渐扮演起英国远东殖民体系掘墓人的角色。沙俄则变身苏联，摆出与整个西方世界对抗的姿态。德国虽沦为战败国，但国力和民众素质不变，复仇情绪日强，其再度挑战英国霸权，显然只是时间问题。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和英国同用一种语言，却一直标举反英、反殖民的旗帜。直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陆海军仍在以英国为假想敌制定战争预案。世人受日后的美英特殊关系影响，往往认两国之结盟为必然，实则其间隐藏着复杂的明争暗斗和不同寻常的外交努力。
面对德、日、俄、美四强的纷起挑战。英国却只有“一个半”的盟友，一个是可靠但力量持续衰弱的法国，半个是力量更弱却更不可靠的意大利。法国可靠，是因为法国更需要依靠英国去对抗宿敌德国。意大利算半个，是因为它既准备与英国为友，又准备与英国为敌。为友为敌，全看收益。
在这个环境中，“日不落帝国”资产遍全球的优势一转而成为最大劣势：德国的再崛起直接威胁到帝国本土；日本的背弃开始压迫帝国的心脏（印度洋）；苏、美则徘徊在帝国的边缘之海太平洋周围，蓄势待发。此时的大英帝国真可谓危机暗伏、强敌环伺，万里烽烟、一片告警，应对稍有不慎，内则树倒猢狲散，外则墙危众人推。
这就是张伯伦面对希特勒崛起时的基本背景。作为这样一个没落帝国的掌舵人，张伯伦也唯有探囊底之智、奋日暮之行，勉为其难，力求破局。这就决定了他的对德政策远非第一派人想象的那样无能，也远非第二派人涂抹的那样高尚。其失败所隐藏的殷鉴，也远非我们以往想象的那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