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染坊主要以染“毛蓝”“头蓝”和“月色”为主。两个染匠,一对父子,这父子俩除了双手都是蓝黑色的(特别是手指头),身形面相却没有一点相似处。老染匠五十来岁,高高大大,眉毛胡子都很浓,唯有光葫芦头上寸毛不生;小染匠瘦瘦小小,尖下巴,声音也细细的,像个还未长成的娃子,其实他自己的娃子都满地乱跑了。染匠一家是从外地搬来的,他们说话带江浙口音,总是把“染衣”说成“撵衣”,把“吃饭”说成“压饭”。
很少看到父子俩染匠搭手干活,留在家里的,多半是小染匠。小染匠爱追新潮,常见他拿起一个个方扁的铁盒往那口大铁锅的沸水里倒染料,弄好了那些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配方,然后,戴上黑色长袖橡胶手套,系起同样深黑的橡胶围裙,脚上是高筒胶鞋,站在大铁锅前,两手握住一根木棍不断地搅动翻滚衣服或布料。这染衣的过程中,织物泡在染剂水中加热熬煮的味道极其难闻,有股恶臭味,路人无不掩鼻匆匆而过。
小染匠在家忙碌时,老染匠就去“走街”。老染匠循旧制,挑着一只大铁桶,一只红泥的柴火炉,边走边放开嗓子用一种奇特的腔调吆喝:“撵(染)——衣呵!”“撵”字拉得很长,一波三折,极具韵味;“衣”和那个“呵”却收得极为急促,仿佛乐器上的切音。待放了担子在某处停下来,便换上一种低了许多的舒缓声音押腔押韵地喊:“撵(染)衣啰撵衣!白撵(染)蓝,蓝撵(染)黑,祖传秘方,永不褪色——!”老染匠只染黑、蓝、灰和土黄的有限几种颜色。有人招手,从家中拿来褪了色的旧衣。老染匠就在巷口支起柴火炉,上面放置铁桶,炉膛里火生起来,往桶里加水,倒染料,搅拌后,投入衣物,用一双长竹筷夹住领口或臂袖处扯拉浸泡。炉火正旺,水汽蒸腾,在这难闻的气味里,衣裳很快染好了。主人拿起刚染过的衣物对着阳光检查,看色泽是不是均匀,色彩是不是鲜艳,色调是不是纯正?一旁,婶子婆婆们七嘴八舌,指指画画,场面煞是热闹。
夏天的时候,乡下人家家要染葛衣。那时候,农村妇女都喜欢穿麻线或者葛线纺成的葛衣,通透凉爽。老染匠到了一个村口,寻棵大树,在下面支起炉子,开始吆喝,来染衣的人就陆续出现了。起火烧水煮靛蓝,几种植物和一些树枝搅和一起,有靛蓝草、三叶草,还有一种堤埂上长的石决明的种子,以及柿子树带叶的枝杈。柴火烟袅袅地升起,水开始翻滚,老染匠将那些染料倒进去,煮上一小会子,水就变成黑乎乎的,一股刺鼻的气味升腾起来朝四处扑开。树上吱啦吱啦叫着的蝉也给呛哑了声,拉下一泡尿来,就像在空中下了一小片细毛毛雨。老染匠把要染的葛衣放进锅里,随后就用那双长竹筷子左拨右弄,待衣裳吃透染料后,再捞出来,放进一只盛满清水的大木盆中漂浸。过了三遍水,衣服就算是染好了。其实,这还只是“半成品”,这些衣裳拿回家后,还要放水浸泡过夜,隔天再一遍遍用大量的清水漂洗,冲净染色污水。葛衣新染,鲜亮不少,那靛蓝在阳光下闪烁着一种古老的光泽。到了冬天,染家纺老布的就多了,这种粗糙而结实的老布,染成后再用米汤浆出来,如果不怕戗皮肤可以做内衣,也可以做被褥里子,极耐污。
关于这父子俩染匠,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有一年的大热天里,父子俩在一起染衣,中午时老染匠多吃了几杯酒,酒劲上来,又困又乏就扯起了呼噜。这时候,来了不速之客,是一只蚊子,见老染匠无遮无掩的秃头,立马就叮上去。小染匠看到蚊子在饱吸老染匠的血,就大骂道:“你这狗日的蚊子,竟敢吃我父亲的血!”于是挥起手中搅衣的木棍,朝那蚊子打去……结果,蚊子当然被打死,但老染匠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许多人家总是到快要过年的时候,才翻拣出那些旧衣拿去李家染坊交给小染匠染一染。十天半月后取回来,一件件原本黯然失色的旧衣裳,都变得焕然一新。也有人买来颜料自己在家中染,许多盆和桶最后都给弄得黑不溜秋的,染出的衣物还要用大量的清水漂洗,真是兴师动众搞得家里变成水牢了,得不偿失!另外,因为是自家染,技术不过关,衣服上的油渍污迹处理不好,染出来后颜色轻重不一,极不均匀。
“文化大革命”中,李家染坊很是热火了一阵,不论男女老少都时兴穿黄军装,但哪来那么多真军装供应?于是就把一些五颜六色的布料拿到染坊里进行“蝶变”,可惜再怎么变也变不出正宗的草绿色,大都是一种屎黄色,如果是省钱自己买染料染的,还会深一块浅一块像斑秃一样难看。但不管怎么说,那些日子里李家染坊人来人往真是生意兴隆呵!
再后来,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中期,李家染坊又迎来了一次兴盛。那时,国家为了提升农业,从日本进口了一大批尿素。这小日本存心和咱中国过不去,你知道那包装袋是什么做的?是手感极其柔软的白颜色化纤尼龙布呀,真是暴殄天物!于是基层的领导干部们眼红了,纷纷通过各种门路到供销社搞到这种包装袋做衣服穿。供销社拆整卖零,将尿素倒在地上,让社员用箩筐装了一担担过磅挑回去,留下每条袋卖给关系人收4角钱。
因为每条袋子上下两面都印了“尿素”和“日本”等字样,做成裤子后,这些字前后出现在裤腰部位,很显眼。社会上便流行一首嘲讽民谣:“干部干部,8毛钱一条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后来,这些大小干部们就把弄到手的化肥袋子送进李家染坊,将白的染成黑的,“日本”和“尿素”才统统没有了。
“王连举”早先是被喊作小汪的。其真实姓名叫汪连喜,江北人,因为会教戏,当作人才收留了下来。
小汪脸型饱满,眼睛特别明亮,说话和紧抿嘴巴时,能现出两个浅浅酒窝来。“文化大革命”中,有人顺藤摸瓜找到徽州山区某县剧团调查档案。看了详细材料,才知他是省艺校65届毕业生,被分配到那里唱了一年戏,拐带人家一个大姑娘私奔出逃……后来那姑娘被父母寻回,小汪就流落社会上了。
我们那地头上江北移民多,有一句调侃语“江北人没出息,出门就唱倒倒戏”,小汪最初教的就是“倒倒戏”。“倒倒戏”即庐剧,起源于合肥、庐江、巢湖一带,底层手艺人和小商贩等引车卖浆者流最喜欢看。因其唱词后一句常是七个字,俗呼“倒七戏”,喊讹了便成“倒倒戏”“小倒戏”。小汪应邀教一些诸如《老先生讨学钱》《秦雪梅观画》《蔡鸣凤辞店》等小戏。演员们行头简单,生角穿大褂,旦角(男扮)穿裙袄,头扎两片船形帽,走来唱去。所谓“江北腔、江北调,重唱不重做”,演员上得戏台,也不过是转转身、抬抬手、扭几扭,张嘴唱几串俚词而已……形式简单,轻松活泼,唱词诙谐,通俗易懂,最为小镇及周边的乡民所喜爱。
有一句歇后语,叫“搭戏台卖豆腐——好大的架子”。其实,这些戏台都非常简单,栽几棵木柱,扎几根横担,再搭上几块跳板或者门板,中间竖两块摊垫或是大晒箕隔开,两边留有空隙供演员出入。后面是化妆室,前面是戏台,锣鼓班子就在台口一侧。乡村草台班子多,加上小汪教戏普及,男女老少人人都会哼唱几句戏文,没有不会的,只是水平高低而已。有人能整本地唱“为救李郎离家园,未料皇榜中状元”,有人只能荒腔哼两句“忙中未问名和姓”……
不知为什么,那些年戏台不是在镇上,而是搭在四五里路外的保大圩。晚上我们赶去,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从圩堤大路上望去,远处的戏台已是一片灯火通明,连同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像是浮在半空里。走下圩堤后,路两边暖亮的马灯光影里,都是卖小吃的,下馄饨、下汤圆、炸腰子饼的,卖麻饼、杠子糖、麻花馓子的,也有卖荸荠的,卖甘蔗的,卖那种黑乎乎用细绳串着的柿砣的。那些化了妆的演员,上下戏台得爬梯子,在台下,他们和平常人一样买东西吃,喝水,说话。他们大都是村头街尾的,不过化了妆脸上涂满油彩,还真难辨认出来。
时间一到,锣鼓喧天,这时,必是束发武生装扮的小汪一连串空心筋斗翻出场。他的跟头翻得又高又快,在空中翻转一圈才落地,尘土扬起,众人一片喝彩……翻到台口,站定,双手抱拳向台下作揖,说上几句话,再纵身一串后仰翻进了后台。紧接着,锣鼓声里出来一群拿着刀拿着枪的人,在台上绕行一圈,先是刀枪对峙,接着互抛刀枪,打白手……之后,大幕落下,再拉起时,正戏就开唱了。这期间,台前台后地跑来跑去、又是喊叫又是打手势指挥调度的那个人,就是小汪。因为小汪戏路好,在教戏中创造性地增添了一些武术花样,使得我们那一方地面上的庐剧变得好看多了!有一年,河湾村竟然把戏台搭在水里,听说就是小汪的创意。看戏的先是站河滩上看,累了,就退后坐在埂坡上看。到了晚上,台上亮灯,水面上也有灯,戏台上人物就像在仙境里飘来飘去。
但是许多剧情却无甚趣味,无非是公子落难,小姐讨饭,或者夫妻离散,幸遇贵人搭救,最后金榜题名,破镜重圆。也有公子忘恩负义,攀附权贵,到后来身败名裂……咿咿呀呀唱个没完没了,任你望巴了眼,那些开场亮相时的枪呀棒的却很少再使。小姐讨饭时,就跪在台前,手执一根长竹竿,前头挑一个竹篮或筲箕,伸到台下讨钱,观众们纷纷把纸票或者硬币朝篮子里丢。
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宣传封资修的小汪被批斗了几回,差一点遣送回原籍。再以后,大唱样板戏,小汪又吃香起来。不仅教戏,自己更担纲演主角。小汪演郭建光,嗒嗒嗒——嗒,跨步出场,亮相,郭建光左臂平端,右手按于腰间匣子枪上,颈脖朝一侧猛一拧,下巴微抬,剑眉之下,两只星目炯炯扫向全场……一句起腔“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豪情无限,真是帅呆了酷毙了,看得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如醉如痴!
可惜好风光不能长留,小汪在《红灯记》上栽了。那天真是不顺,先是小汪演的李玉和接北满来的同志打信号灯时,那个硬壳纸糊的信号灯的把柄突然断了,信号灯骨碌碌从前台一路滚落下去,引得轰然大笑。接着,是叛徒王连举朝自己胳膊开枪,小汪在幕后砸火药配合,但那天火药不知是被谁洒了水还是怎搞的,连砸了5下都没响,害得王连举把头偏向一边,痛苦万分地朝自己胳膊打了5次哑枪,最后开第6枪时,小汪抄起脚边两块石头猛然一击,算是响了……但戏台底下早笑翻了天!
“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小汪,第二天就胸前挂了牌站台上接受严批狠斗。小汪不能演李玉和了,那就改演叛徒王连举,并被勒令正式姓名也改作“王连举”,但暗里导演还得让他兼着,这叫“监督使用”。换上来的李玉和是革委会主任的小舅子花狗,虽头上斑秃,嗓子倒也还说得过去,但不识字,全赖小汪一句一句地死教。饶是如此,有一次同姐夫喝酒时,花狗还是忍不住吐槽告了密,说小汪这狗日的王连举,弄不好是日本鬼子留在中国的种。吓了主任一大跳,问此话怎讲?花狗就讲王连举老是教他唱“鸠山四爷和我交朋友”,嗤,竟敢喊鸠山是“四爷”,你说,这王连举还是中国人吗?
……啊哈哈,啊哈哈哈……主任笑得把嘴里正嚼着的几粒花生米连渣子全喷了出来,说那是“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接着,把筷子一画,设宴吗,就是摆桌子喝酒,喏,就像你、我这般好吃好喝……搞懂了噢?你个死不开窍的杂毛瘌痢壳!
再后来,王连举干的一件轰动事,是把演铁梅的全镇最漂亮姑娘张红霞弄到手做了老婆,并替他畅快淋漓地一连生下三个眉眼神气一模一样的小王连举。张红霞先前尚可将头生娃子带到戏台边,喊人帮忙照看,唱一会子戏就过来掀衣喂奶,也不避人。后来到第二个娃子,那胸部便如吹气般鼓胀起来,扣子扣不上,束也束不住,戏是不能再演了。
改革开放后,文艺复兴,“王连举”早不再被人喊了,都喊汪老师。汪老师重出江湖,因一时找不到唱本,凭记忆教了一出黄梅戏《雪地仇》,至于《闹花灯》《打猪草》那更是小菜一碟了。一次被人撺掇,兴致突来,又自导自演了一回《沙家浜》。只是那郭建光呵,容颜沧桑,身形委顿,嗓子也漏了气一般……当年的风采,竟是一点也不复再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