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屠夫

那时，上河街小高埂有个姓胡的杀猪佬，生得颇为异相：五短身材，一脸虬髯络腮胡子，厚嘴唇，蒜头鼻，两刷粗短眉下双目圆睁……初一照面，常叫人心头一凛。

人家杀猪都是有帮手，揪尾巴的，拽耳朵的，抓蹄子的，掀屁股的，一起把长声嚎叫的猪架到板凳上，然后白刀子捅进去红刀子拔出来……这胡屠夫杀猪却是独一无二，只一人就把猪搞掂。他把猪赶出来，用一把大锤子照头一家伙砸下，那猪就软软地晕倒，不会嚎叫挣扎，而猪血是一样可以放出来。然后就是在猪蹄上豁开个小口子，伸进长铁通条一阵捅咕，给猪吹气。抓起因鼓胀而撑起的猪腿轻松把猪拎进装满滚水的木桶里，拿瓢舀起开水往没有浸没的地方浇。氤氲的水汽弥散着，趁热先扯下猪脖子和背上一溜长鬃毛，放到篮子里，待日后卖到供销社供人做刷把。再用一个铁刮子将猪身上的毛刮掉，当毛刮得差不多了，无论黑猪花猪，都是白白净净的优越胴体。猪的胴体被搬到宽凳上，用铁刮子别下蹄壳，从腿膝往上剁下四蹄，打垛捆在一起。再拿刀在猪头跟脖子交接的地方环切一圈，抓住两耳一拧就将猪头卸下来。顺手抄过一把斧头从下颌处劈开，将鼻腔中的部分壳状东西去掉，猪头就变成了扁平的一张嘴脸，眯细着眼睛，表情诡谲，仿佛在笑。

胡屠夫卖肉也卖得怪异，不像别人那样将剖膛对开的两扇肉摊放在肉案上，连皮带骨夹精捎肥斩给人家。他与众不同，卖肉不卖骨，从不使那斧头一样的刀劈肉爿，而是执一把尺来长的小刀在手，游刃有余地剔割，是名副其实的小刀手。刮尽了毛的整猪，扒去内脏，囫囵着无头无脚的身子，或趴或卧在肉案上。那肉案更特别，因为从不挥刀使斧剁砍，案面竟然一丝斩痕也没有，平滑光净如桌面，浸透经年累月油脂而显黑红亮堂能照见人影。买肉的来了，按要求在指点处执刀剜肉，肥的、瘦的、槽颈肉、五花肉、腰眉肉、臀尖肉，指哪剔哪。有外地人专门跑来看稀奇，伸头瞧过，啧啧咂嘴。

肉扒光了，案板麻袋片上只剩一副无头的完整猪骨架，骨架缝里肉也剔净，就拉回家码放在后院里。天长日久，日晒雨淋，一堵长满苔藓的后院老墙下，层层叠叠堆满白森森猪骨架，伴着一株森然寂寞的枫杨老树，平添一股肃杀之戾气，连啼鸟从这院子上空飞过也仄翅禁声。

谁也搞不懂这胡屠夫为什么要将那么多猪骨头码在后院里……有人猜测，他住的那所屋宅是所谓孤宅，周围孤立无援，只有院子里那棵硕大的枫杨老树伸展着，遮天蔽日，几乎阻挡了整栋屋子的光线，白天开了窗也嫌暗，阴气重。而且，屋子太老，时间久远，过去必定承受过太多的人，由于各方面的人际关系也会在房子内部积攒很多的怨气。从前住过几户人家，皆接二连三遭遇不幸，据说一到夏季雷暴雨天，墙上就会渗出缕缕鲜血，时常有一些古怪的声音响起……只有这杀猪佬不信邪，搬过来住。但他还是做了点手脚，把猪骨头码在后院里，镇一镇邪气，不是有句话叫“小鬼也怕恶人”吗？

其实，据那时的老街邻说，姓胡的这人只是面相恶，人品却不赖。他收的生猪都是整齐划一的身架，毛重在120~150斤的一龄半猪，品相好，肉味鲜美。此范围以外的猪，或是过肥过瘦的一律不宰。更不在秤上短斤少两，一分钱一分货，卖的无骨净肉，价格比别处高一大截也是理所当然。来买肉的人，也都知晓这屠夫的禀性，只说要哪块肉，要多少，一刀剔下来，往秤钩上一搭，讲多少钱就给多少钱，绝无讨价还价的叽咕事。

往先，镇上一些讲究的大户及官职人家皆专食胡家猪肉。到了新社会，不少机关食堂也多采买胡家猪肉。医院食堂有个腰板直挺雄阔走路的姓刘的采购员，每天早上准时甩开大步来到胡屠夫肉摊上拿肉。这姓刘的性颇豪爽，爱结交人，开口闭口就是“格老子”和“啷个搞的”，一口浓重的川音，原是川军“锤子”144师张昌德手下一名团职官佐，属于起义投诚后留用人员。

大约是到了1957年春夏之交，县里公安局侦破一桩“反共地下救国军”大案。从那姓刘的旧军官家中搜出一部据说是能当电台使用的半导体收音机，接着又搜到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军人一身戎装，风光得很，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民国三十一年五月摄于重庆政训班……政训班，这不就是特务系统的吗？一个特务不是贼眉鼠眼却敢如此挺括，于是连夜审讯。由此入手，把胡屠夫也给抓起来，判了10年，送进白茅岭劳改农场。好在有杀猪手艺，在那个铁丝高墙大围子里仍操刀放血，起码保证了小食堂的内部猪肉供应。

待到10年期满释放回家，正是“文化大革命”年代，又给捉进专政队。游行批斗时，矮壮的屠夫当胸挂一个龇着獠牙的猪头骷髅，外加一个铁丝吊坠的石锁，还常给兜头泼一身臭烘烘的猪血，脚下稍有迟滞，便是红白棍子侍候。不晓得为何有那么多人那么忌恨他？送至农场干活，都是拣最重的往他身上码，推拉挑扛，夏顶烈日冬卧冰……闹到最后，竟把个原本十分剽悍的大活人生生给整治死了。

又过去若干年，那桩子虚乌有的“反共地下救国军”涉案人物尽皆平反；其中，就包括那位当年出事时在师范学校任教、后来名动海内的平民画家黄叶村。无后又无单位的胡屠夫，自是无人料理。空缺无文的档案，连同他的那些白森森的猪骨架……都成为不再有的旧事奇闻，供人茶余饭后闲谈追忆了。

又是若干年过去，小高埂那里已全部夷平，做了码头上的堆货场。

这年夏天一场暴雨，乌云黑透，雨声呼呼。一个当头炸裂的惊雷响过后，咦，空旷的场地上怎么突然多了一棵枝柯交错的巨大枫杨老树呢……许多人都觑得真真切切！ r2OxmDIRtraMU1Ey7Ush0he9HexSIyrou/NDZ3GVFNSBBwnKk9UDigEQ7rbLoYsG

父子染匠

李家染坊主要以染“毛蓝”“头蓝”和“月色”为主。两个染匠，一对父子，这父子俩除了双手都是蓝黑色的（特别是手指头），身形面相却没有一点相似处。老染匠五十来岁，高高大大，眉毛胡子都很浓，唯有光葫芦头上寸毛不生；小染匠瘦瘦小小，尖下巴，声音也细细的，像个还未长成的娃子，其实他自己的娃子都满地乱跑了。染匠一家是从外地搬来的，他们说话带江浙口音，总是把“染衣”说成“撵衣”，把“吃饭”说成“压饭”。

很少看到父子俩染匠搭手干活，留在家里的，多半是小染匠。小染匠爱追新潮，常见他拿起一个个方扁的铁盒往那口大铁锅的沸水里倒染料，弄好了那些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配方，然后，戴上黑色长袖橡胶手套，系起同样深黑的橡胶围裙，脚上是高筒胶鞋，站在大铁锅前，两手握住一根木棍不断地搅动翻滚衣服或布料。这染衣的过程中，织物泡在染剂水中加热熬煮的味道极其难闻，有股恶臭味，路人无不掩鼻匆匆而过。

小染匠在家忙碌时，老染匠就去“走街”。老染匠循旧制，挑着一只大铁桶，一只红泥的柴火炉，边走边放开嗓子用一种奇特的腔调吆喝：“撵（染）——衣呵！”“撵”字拉得很长，一波三折，极具韵味；“衣”和那个“呵”却收得极为急促，仿佛乐器上的切音。待放了担子在某处停下来，便换上一种低了许多的舒缓声音押腔押韵地喊：“撵（染）衣啰撵衣！白撵（染）蓝，蓝撵（染）黑，祖传秘方，永不褪色——！”老染匠只染黑、蓝、灰和土黄的有限几种颜色。有人招手，从家中拿来褪了色的旧衣。老染匠就在巷口支起柴火炉，上面放置铁桶，炉膛里火生起来，往桶里加水，倒染料，搅拌后，投入衣物，用一双长竹筷夹住领口或臂袖处扯拉浸泡。炉火正旺，水汽蒸腾，在这难闻的气味里，衣裳很快染好了。主人拿起刚染过的衣物对着阳光检查，看色泽是不是均匀，色彩是不是鲜艳，色调是不是纯正？一旁，婶子婆婆们七嘴八舌，指指画画，场面煞是热闹。

夏天的时候，乡下人家家要染葛衣。那时候，农村妇女都喜欢穿麻线或者葛线纺成的葛衣，通透凉爽。老染匠到了一个村口，寻棵大树，在下面支起炉子，开始吆喝，来染衣的人就陆续出现了。起火烧水煮靛蓝，几种植物和一些树枝搅和一起，有靛蓝草、三叶草，还有一种堤埂上长的石决明的种子，以及柿子树带叶的枝杈。柴火烟袅袅地升起，水开始翻滚，老染匠将那些染料倒进去，煮上一小会子，水就变成黑乎乎的，一股刺鼻的气味升腾起来朝四处扑开。树上吱啦吱啦叫着的蝉也给呛哑了声，拉下一泡尿来，就像在空中下了一小片细毛毛雨。老染匠把要染的葛衣放进锅里，随后就用那双长竹筷子左拨右弄，待衣裳吃透染料后，再捞出来，放进一只盛满清水的大木盆中漂浸。过了三遍水，衣服就算是染好了。其实，这还只是“半成品”，这些衣裳拿回家后，还要放水浸泡过夜，隔天再一遍遍用大量的清水漂洗，冲净染色污水。葛衣新染，鲜亮不少，那靛蓝在阳光下闪烁着一种古老的光泽。到了冬天，染家纺老布的就多了，这种粗糙而结实的老布，染成后再用米汤浆出来，如果不怕戗皮肤可以做内衣，也可以做被褥里子，极耐污。

关于这父子俩染匠，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有一年的大热天里，父子俩在一起染衣，中午时老染匠多吃了几杯酒，酒劲上来，又困又乏就扯起了呼噜。这时候，来了不速之客，是一只蚊子，见老染匠无遮无掩的秃头，立马就叮上去。小染匠看到蚊子在饱吸老染匠的血，就大骂道：“你这狗日的蚊子，竟敢吃我父亲的血！”于是挥起手中搅衣的木棍，朝那蚊子打去……结果，蚊子当然被打死，但老染匠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许多人家总是到快要过年的时候，才翻拣出那些旧衣拿去李家染坊交给小染匠染一染。十天半月后取回来，一件件原本黯然失色的旧衣裳，都变得焕然一新。也有人买来颜料自己在家中染，许多盆和桶最后都给弄得黑不溜秋的，染出的衣物还要用大量的清水漂洗，真是兴师动众搞得家里变成水牢了，得不偿失！另外，因为是自家染，技术不过关，衣服上的油渍污迹处理不好，染出来后颜色轻重不一，极不均匀。

“文化大革命”中，李家染坊很是热火了一阵，不论男女老少都时兴穿黄军装，但哪来那么多真军装供应？于是就把一些五颜六色的布料拿到染坊里进行“蝶变”，可惜再怎么变也变不出正宗的草绿色，大都是一种屎黄色，如果是省钱自己买染料染的，还会深一块浅一块像斑秃一样难看。但不管怎么说，那些日子里李家染坊人来人往真是生意兴隆呵！

再后来，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中期，李家染坊又迎来了一次兴盛。那时，国家为了提升农业，从日本进口了一大批尿素。这小日本存心和咱中国过不去，你知道那包装袋是什么做的？是手感极其柔软的白颜色化纤尼龙布呀，真是暴殄天物！于是基层的领导干部们眼红了，纷纷通过各种门路到供销社搞到这种包装袋做衣服穿。供销社拆整卖零，将尿素倒在地上，让社员用箩筐装了一担担过磅挑回去，留下每条袋卖给关系人收4角钱。

因为每条袋子上下两面都印了“尿素”和“日本”等字样，做成裤子后，这些字前后出现在裤腰部位，很显眼。社会上便流行一首嘲讽民谣：“干部干部，8毛钱一条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后来，这些大小干部们就把弄到手的化肥袋子送进李家染坊，将白的染成黑的，“日本”和“尿素”才统统没有了。 r2OxmDIRtraMU1Ey7Ush0he9HexSIyrou/NDZ3GVFNSBBwnKk9UDigEQ7rbLoY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