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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弟弟弄不清楚舒一眉每天的工作是做些什么。她在他的世界中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电脑游戏人物一样的人，一个在有限的空间里给自己留下了无限多的空白的人。
早晨，六点半钟，闹钟准时用一种古怪的电子合成音在弟弟床头大叫：“快起床了！起来呀！快起床快起床！快起床了……”弟弟一惊，来不及揉眼睛，骨碌一下子先爬起来，再坐一分钟，让自己醒得透彻一些。然后，他手忙脚乱地穿衣服，穿袜子，穿鞋。碰到阴天，窗帘还没有拉开之前，屋子里很暗，他就必须开灯，免得胳膊和腿总是伸进同一只衣袖和裤管，或者袜子穿反了，鞋子穿颠倒了。
之后，他去卫生间洗脸刷牙。动作是程序性的，刷牙照例左三下右三下，洗脸是顺时针方向摸三把。从前爸爸只要看见他这么洗脸，就要戏谑地叫起来：“哎呀，小猫洗脸啊！”现在舒一眉不看他洗脸。弟弟想不出来，如果偶尔看见一次，她会怎么说？
再接着，要蘸水把脑后翘起来的一小撮头发捋直。这不是舒一眉的规定动作，是弟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脑后的那一撮头发像鸡冠，稍稍不留神，就要神气活现地“怒发冲冠”，惹得班里同学，尤其是坐在他身后的学习委员陈秀儿的笑话。弟弟在班里是新来乍到的人，凡事容易成为大家的笑柄，所以他时时事事都对自己的形象保持警惕。
最后一道工序，是对着镜子扎好红领巾。左边的一角搭在右边的一角上，绕一个圈，伸进领口，再掏出来，从圈扣中穿过去，轻轻地拉平。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点复杂，特别是对着镜子做的时候，弄不好就把方向搞反，绕来绕去做不成圈扣。从前这件事情是爸爸帮他做的，爸爸弯着腰，肩膀平端着，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指头三绕两绕，红领巾就服服帖帖地裹住了弟弟的脖子。爸爸接下来揽过弟弟的肩，轻轻一拍，这就表示：一切妥当了，可以上学去了。
舒一眉没有为弟弟做过这样的事。她只是要求他：“别把自己弄得像个流浪儿！”
其实弟弟并不清楚流浪儿到底是个什么样，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领会舒一眉的话，那就是：要整洁干净。他在早晨十分钟的梳洗时间里，尽量把自己收拾干净。虽然舒一眉一次也没有打开房门，走出来检查弟弟的个人卫生。但是弟弟认为舒一眉是看得见一切的，她用不着打开房门就能够清楚一切，这屋子里四面八方都是她无形的眼睛。
最后，弟弟轻手轻脚走过客厅，去厨房吃早饭。早饭已经由舒一眉在前一天晚上安排好了：一袋保鲜奶，一根香蕉，两片涂了果酱的面包。星期二面包会换成意大利蛋糕，也可能是瑞士蛋卷。星期四则变换成包子或者小酥饼。如果是包子，舒一眉会另外留一个字条，写上：微波炉一分钟。如果是酥饼，事情就更复杂一些，舒一眉留给他的纸条上会有更多的指示：将微波炉的“火力”键旋转至“烘烤”，“设定时间”键调至四分钟。
一切都无懈可击，像瑞士钟表一样准确，精细。有一次弟弟的好奇心发作，蒸包子的时候让微波炉多转了半分钟，结果包子的面皮板结起来，收缩成了一团牛筋一样坚硬的东西。又有一次烤酥饼，弟弟自作主张削减了一分钟的烘烤时间，他惊讶地发现，小酥饼拿出微波炉的时候，对着火的一面虽然已经微烫，背着火的一面却还是凉的，连表面凝固的猪油都没有解冻。
弟弟明白了，时间是由舒一眉确定下来的一种准则，任何人都不可以轻易改变。不可以打碎它，也不可以肢解它。
在这个紧张而匆忙的时间段里，舒一眉的形象总是缺席的。
她在睡觉。
夜晚工作，到凌晨回家，然后睡觉。周末两天，弟弟在家，起床的时间稍早：十点或者十一点。其余五天中，她常常会在午饭之后的时间才走出房门。
如果有一天起得早了，她就头疼。脸色苍白，眼神恍惚，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像是电视里报道的那些犯了毒瘾的人。而且，她抱怨说，精力不能集中，影响了她晚上的工作。
舒一眉对她的工作看得很重，她要养足精神，去对付那场战斗。
弟弟悄无声息地吃完早饭，把牛奶的包装袋扔进垃圾桶，桌上的面包屑用抹布扫成一小撮，再划拉到水池里。他又踮着脚尖走回自己房间，拎起书包，打开房门，闪出身，回手把房门重新锁上。这时候他才在楼道里把书包背到肩上去。因为书包很沉，背上肩的时候动作幅度比较大，铅笔盒里的东西总是哗啦哗啦响得厉害，必须出了门再背，才不至于有响声吵醒熟睡的妈妈。
他走了，一个人上学去了，把长长的上午和寂静的空间全部留给舒一眉。他边走边想象她睡觉的样子：安静得像天使一样的脸，脸颊浮着浅浅的红晕，嘴唇微微地翕开，呼吸绵长如线，橙花的香气如轻雾在房间里缭绕，袅袅不断。
他的心里有一点点快乐，有一点点遗憾，又有一点点怅惘。他的妈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为什么不像班上大部分同学的妈妈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踩着钟点准时来去呢？
傍晚，弟弟像一只在笼子里关了太久的小鸟儿一样，沿着长满梧桐树的街道往家里飞奔。他不知道这样迫不及待地奔回家中是为了什么。飞奔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要逃离陌生学校和陌生同学的那样一种轻微的恐惧。
五月里，南京的梧桐树已经过了漫天飘絮的季节，树叶从巴掌大长到了碗口大，叶色浓绿，密密匝匝。麻雀和蝉停留在树上，只听到鸣叫，看不见它们的身影。有一些树枝生长过快，胳膊伸到了街道上空，拼命地要攀搭上对面的树枝亲热亲热似的。园林局的工程车就会开过来，车上架起金属的梯子，工人们高高地爬上去，举起电锯，呜呜地一阵响，玩儿魔术一样地，沉重的枝干慢腾腾地坠落，噗的一声掉落在工程车上，小小地扬起灰尘。街道的上空忽然疏朗起来，差不多能够看见夕阳的点点橙红。
逢到这样的时候，一同放学的孩子们就会远远地站住，全神贯注地看工人操作，看梧桐树枝如何被断臂斩腿。在学校里闷了一天了，最平常的事情在他们眼睛里都会变得新鲜有趣，会让他们心里快乐许久。
可是，即便是这样的热闹，也不能留住弟弟的步伐。他最多停一分钟，把前前后后的情景看一个大概，拔腿又走。就好像有一种无形的牵引，使他的脚步不能在外面停留。
上楼梯，三步并作两步，一脚跨两个台阶，汗淋淋，气吁吁。抬手按响门铃，站着，等绿色的防盗门从里面打开。然后，舒一眉出现在弟弟的面前，点一点头，招呼他进来的意思。在弟弟进门换鞋的当儿，她已经自顾走开，去厨房做饭，或者去卧室里找什么东西。
弟弟并不计较她的冷淡。回到家了，他的心就安了，写作业也好，玩电脑也好，踏踏实实，尘埃落定。
其实，很长时间里，家中的一切跟学校一样令他陌生。舒一眉几乎很少跟他说话。弟弟来到南京的半个月中，母子两个说过的话不超过三十句，平均一天不到两句。
比如舒一眉问他：“你吃饱了吗？”或者：“穿这件衣服会热吗？”
又比如她说：“有空你应该练练钢笔字。”
还有：“到睡觉的时间了。”
就是这些。简洁，明了，中性。
大部分的时间中，她神情恍惚，目光游移，好像脑子里思考着想不完的事情，有多到令她应付不过来的杂务。她穿着有凯蒂猫图案的软底拖鞋，白底带红玫瑰花的睡衣，头发用一只八爪鱼形状的镶钻发夹随便地夹着，在客厅和卧室之间走来走去，碎发从耳朵两边披散下来，像她的眉眼一样沉默。有时候她想什么事情想得出神时，身子会软绵绵地撞上门框，再被门框软软地弹出半步。这时她就惊讶地站着，有一点不认识似的看着家里的门，又恼火，又无奈。碰上偶尔有事情要跟弟弟交流，她会预先“嗯……”一声，好像还要再想一想，下面的话是不是非说不可。
她不太会做家务，所以晚餐一般都很简单。炖汤是她最拿手的菜肴，也只是限于排骨汤和蹄髈汤，它们轮流上桌，冒着肉类食品浓烈的肥香，不久就使弟弟视喝汤为畏途。一开始他能够喝一大碗，后来勉强同意喝一小碗，最后他闻到汤味就觉得很饱。经过弟弟小心翼翼的抗议，舒一眉同意不再炖肉汤，改做西红柿汤，青菜毛豆米汤，榨菜鸡蛋汤。舒一眉扎着围裙，把满满一碗清汤端上饭桌时，总不忘记皱着眉头抱怨一句话：“你真是个麻烦。”
你真是个麻烦。在弟弟听起来，虽然有一点点责怪，更多的却是开心，因为弟弟的挑食而令她丰富了食谱的那种开心。弟弟不知道舒一眉是不是果真这么想，可是他愿意她是这么想的，这么想了就说明她爱他，她心甘情愿为他麻烦。
晚饭吃完了之后，弟弟回到自己房间去写作业，舒一眉独自在客厅看一会儿电视。《新闻联播》或者《社会实录》《焦点访谈》《广角纪实》什么什么的。舒一眉很怪，别的女人都爱看的那些节目，比如娱乐啊、购物啊、电视剧啊，她不怎么看。碰到那些画面出现，她就伸手在桌上的遥控器上一点，画面便轻轻地滑过去，回到了严肃的社会新闻上了。弟弟尖起耳朵听客厅里的声音，在心里把她跟姑妈和婶婶做着比较，感觉他的妈妈确确实实是与众不同。
大约九点钟吧，舒一眉关了电视，走过来敲一敲弟弟的房门，提醒他该是睡觉的时间了。弟弟走到卫生间洗漱时，舒一眉拎了包，穿衣服，换鞋，出门上班。
每天如此。如果她哪一天不舒服，鼻塞，嗓音嘶哑，她就打电话，对什么人请假。她头疼的时候不请假，鼻塞声哑时是非请假不可，这也是件奇怪的事情。她上班时，手里拎着的那个包包很大，里面鼓鼓囊囊装满东西，大部分是打印稿，还有一些画满了红杠杠的书，书页折着，随时可以翻到。
弟弟曾经想，她会不会是出版社编辑呢？可是他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编辑干吗要在晚上九点钟上班？
弟弟倾听舒一眉下楼的脚步声。听到差不多的当儿，他会飞奔到窗口，扒着窗台，伸头看舒一眉从楼门洞出来，骑上一辆女式自行车，迅速消失的身影。
他始终在等待，希望她有一天回过头来，朝楼上看一眼，留下一个笑容。如果她笑了，他心里会像糖块融化一样甜蜜。可是舒一眉总是骑上车就走，从来都没有回头。
有一天，他问他的外婆：“妈妈做什么工作啊？”
外婆低头从橱柜里拿油瓶，随口答了一句：“主持人。”
弟弟惊住了，心也怦怦地跳了起来。主持人啊！天哪，天哪，主持人是一个多了不起的职业啊，妈妈居然是一个主持人！
弟弟把眼睛眯缝起来，笑，还把衣袖塞到嘴巴里咬着，好像不咬住衣袖，笑声会飞出嘴巴，弄到不可收拾。
外婆正在厨房里炸辣椒，准备炒毛豆米豆腐干。隔三岔五的，外婆总要到舒一眉家里来帮帮忙，做上几个菜，再看看被套是不是该换了，牙膏、洗衣粉是不是用完了。外婆是四川人，做菜喜欢放辣，她只要一来，满屋子都是油炸辣椒的呛味。舒一眉闻到辣椒味就要打喷嚏，咳嗽，皱眉。可是外婆不管，她照炸不误，坚持要在舒一眉和弟弟身上把四川人的嗜辣传统贯彻到底。
外婆一扭头，看见了弟弟脸上的惊诧和兴奋。她忽然又慌乱起来，一再地嘱咐他：“你不准说出去啊！千万千万不要说啊！”
弟弟奇怪地想，为什么不能够说？外婆谦虚吧？她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女儿太优秀，觉得一个人太优秀了就不应该对人炫耀啊？
“外婆！”弟弟忍着呛鼻的辣味，走到外婆的身边宣布，“我今天心里好高兴。”他又加了一句，“我一点儿都没有想到妈妈会是主持人。”
外婆却一反常态地愁眉苦脸，两只手团住了围裙，用劲地擦着嘴巴，像是要把她说过的话坚决擦掉一样。
“你不要对别人说。”她几乎是哀求弟弟。
“为什么？主持人不好吗？”
“最好不要再告诉别的人。”外婆使用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弟弟想了想：“哦，我明白了，不能让别人太嫉妒。”
可是，信誓旦旦的保证没有能够维持三天，弟弟还是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了同桌的“血爪”。
“血爪”当然不是真名，是绰号，有点儿恐怖的、听起来毛骨悚然的绰号。原因是张小晨有一个怪毛病，整日不停地啃指甲：上课的时候两只手轮换着啃；写作业的时候右手握着笔，单单啃左手；背课文的时候换成左手翻书页，右手腾出来接着啃。就连吃饭也停不下，咽一口饭菜，然后迅速地啃一口指甲，仿佛这是最香甜不过的下饭菜肴。
为了这个毛病，他妈妈带他跑了不下十个医院，看过起码二十个医生。
“强迫症。”医生只要抓起张小晨的手，看一眼，马上就会下结论，“要制止他的这种强迫意识。”他们轻描淡写地说。
怎么制止？没有办法制止。没有药物能够治得好，张小晨的妈妈也不可能把他的双手绑起来不让他动。于是，十个指头就被他一天天啃食得皮肉翻飞，疤痕累累，谁见了都要倒吸一口凉气，觉得这双手实实在在的惨不忍睹。
张小晨不认为“血爪”这个绰号有什么可耻，相反，他还有点儿喜欢这个名字。他告诉弟弟说，等他哪一天成功地在网上注册到一个QQ号，他就用“血爪”作网络名，吓死那些胆小的美眉们。
他得意扬扬地对弟弟吹嘘：“知道吗？我有个叔叔是网管！”
弟弟老老实实问他：“网管是干什么的？”
他贪婪地咬了一口大拇指，把咬下来的一丁丁指甲在牙齿间咯嘣咯嘣地嚼着，神情有点不屑：“网管你都不懂啊？就是管理网络的老总呗！谁要是在网络上撒野骂人，不守规矩，网管就一脚踢过去，让他滚蛋，不准他再上网！”
弟弟先是“噢”了一声，然后又“哈”地一笑，说：“就是在电脑里劝架的人啊！”
张小晨非常恼火，为弟弟这样不当回事的神情。他“噗”地吐掉嘴巴里的指甲残渣，一把抓住弟弟的衣服：“你说，你们家有谁比网管更牛？”
弟弟本来不想跟他计较，真的是不想跟他计较，可是他的一只血迹斑驳的手抓到弟弟衣服上时，弟弟忽然觉得恶心，急于要打击一下对方的傲慢，就不顾一切地推出了舒一眉。
弟弟说：“我妈妈就比网管牛。”
“不可能。”张小晨一口咬定。
“她肯定比网管牛。”
“肯定不可能。”
“她是主持人。”弟弟像抛出一块巨石一样，突然抛出这句掷地有声的话。
张小晨的手一下子松开了，自惭形秽地缩到背后，藏着，就好像稍不留神会被主持人发现，会把他拎到镜头前曝光。
“主……主……主持人啊！”他说话都有点结结巴巴。
“我的妈妈，主持人。”弟弟又一次重复。
张小晨终于变得谦恭了，承认了主持人是一个比网管更“牛”的职业。网管躲在电脑里，虽然权限很大，可是不见天日，出了电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主持人就不同了，他们是明星，是大腕，头上罩着光环，嘴巴里吐着莲花，能让人哭，也会逗人笑，打一个喷嚏都可以惹得千千万万人咳嗽。
张小晨于是无比崇敬地叉开双腿，矮下身子，眼巴巴地盯住弟弟的眼睛：“赵安迪，你妈妈是主持什么节目的？”
你妈妈是主持什么节目的？
换一句话说，哪一个节目是她主持的？
这就像一只榔头从天而降，砸到了弟弟的头上，把他砸得头昏眼花。他嗫嚅地看着张小晨那两片张开又合上的嘴唇，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现编都编不出来。别的事情可以现编，这事不行，因为张小晨回家之后肯定要验证，要打开电视机，拿着遥控器，一遍一遍地搜索，翻天覆地地搜索。如果他发现了弟弟说谎，第二天一定要当作最大的新闻，向全班同学告知这个笑料。
没有人认为弟弟是对他的妈妈疏于了解，他们会幸灾乐祸地断定，赵安迪撒下了这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谎言。还主持人呢，他妈妈也许就是个菜场卖菜的，从早到晚守着一堆青椒和萝卜。这个撒谎的赵安迪，爱虚荣的赵安迪，品行有问题的赵安迪。
弟弟放学之后没有立刻回家，他奔进离学校最近的冷饮店，花一块钱打了个公用电话，打给外婆。
“外婆，告诉我，妈妈主持什么节目？”
外婆像是在看一个什么武侠电视剧，弟弟从电话里听到电子合成器发出的“嗖嗖”的飞镖声，还有演员中剑后倒地的惨叫。
“什么？你在说什么？”外婆耳朵有一点点背。她只好放下电话，走过去调小了电视声，回来再接着说：“乖孙儿，你问我什么？”
弟弟大声地，一字一句地：“我问你，妈妈主持什么节目？”
电话线对面的外婆又慌了。弟弟在电话里都能够感觉到她白了面孔、皱起鼻尖、说话哆哆嗦嗦的样子。
“你……你怎么又问呢？我不是叫你别问吗？你这孩子……你不要问……”
“妈妈主持的节目什么时候播？哪个频道？”
“乖乖乖孙儿，别问好不好？外婆明天给你买一大袋果冻。”
“哪个频道？”弟弟愤怒地提高了声音，惹得店里的营业员都回头看他。
外婆却好笑地把声音压得极低极低，低得像有人正在她的门外偷听，她却无论如何不想让别人听见一样：“不是频道，是声道，你妈妈在电台，不在电视台。”
弟弟砰的一声扔下电话，转身跑出店门。老板赶快拿起话筒，一边检查簧片有没有被扔坏，一边笑着骂：“小兔崽子，火烧屁股啦？”
写作业。吃饭。写作业。
作业很无聊：生字每个写二十遍。算术练习册十七到十八页。背英语单词。练毛笔字一张。作文一篇，不少于五百字。
每天如此。变化的只是作业内容，不是形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弟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枯燥和重复，他写作业写得心平气和，水到渠成。
晚饭同样没有新意：西红柿鸡蛋汤，肉丝炒芹菜，豆瓣鱼。豆瓣鱼是外婆做好了放在冰箱里的，可是舒一眉回锅加热的时候，忘了略添一点水，结果一条鱼有半条粘在了锅底，剩下的半条盛在碗中，是一团看不出形状的鱼肉糊糊。鱼的内容少了，辣味丝毫不少，舒一眉浅尝一口，皱一皱眉头，再不肯碰。
弟弟很奇怪，在饭菜口味的问题上，外婆和舒一眉的斗争从来没有止息。外婆坚持要培养儿孙们吃辣，到最后接受她的改造、秉承了她的意趣的却是一个外姓旁人：她的大女婿，弟弟的大姨父。
带浓重辣味的鱼肉糊糊，收拾碗筷时被舒一眉毫不犹豫倒进了垃圾箱。弟弟很可惜。如果折算成钱，捐给希望工程，能买一学期的练习本。
晚上舒一眉独自坐在客厅里看新闻节目时，弟弟从自己房间走出来，蹭到了舒一眉旁边，站着，目不转睛地看电视里的主持人。那是一个模样不太年轻的阿姨，嘴唇有一点厚，嘴角边长着一颗血珠儿样的痣。就是这颗红得可爱的痣，让她的面容变得生动和家常起来，变成电视节目中的一个温暖的存在。
“怎么不去写作业？”舒一眉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转头，似乎不愿意轻易漏掉节目中的任何一句问和答。
“妈妈……”弟弟嗫嚅地喊了一声。
舒一眉终于吃惊地抬起头，把目光转向一旁站着的弟弟。她很少听到儿子喊出这两个特别的字，这使她觉得陌生，猝不及防，还有一点点惶惑。甚至她的脸孔都因此而微微地红热起来，有了一些紧张，不安，手足无措的戒备。
她抬头看着儿子，等他说出第二句话。她知道他一定是有话要说的。
儿子很可怜，他长得单薄，内向，而且还敏感。他跟她之间始终陌生，温顺和客气得就像一个外人。舒一眉自责地想，是她的责任，她对儿子关心太少，没有把他当作贴心贴肺的亲人、骨肉、延续的生命。
“弟弟，你是要钱吗？”她不知道怎么的，脱口说出了这样一句毫无道理的话。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恨不得能够当废品一样收回来。
可是说出口的话是无论如何收不回来的。舒一眉眼看着弟弟惶惑不安地站在那里，绞着一双手，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
“对不起，”舒一眉又说，“你应该回房间写作业去。要是想买什么东西，开一张条子，我帮你去买。”
舒一眉其实想说的是：你还小，不会给自己买东西，再说也费时间，时间要用来学习。
结果就成了这个样子：冷冰冰的，硬邦邦的，像严格的上司对自己的下属。
可以这么说，舒一眉很沮丧，非常沮丧。她完全不知道如何跟一个十岁的男孩相处。人际关系真是个复杂透顶的东西，即便是自己的孩子，沟通也很困难。
弟弟垂着眼睛，默默地咬了咬嘴唇，转身，脚步拖沓地回他自己房间了。
他真不像个孩子，舒一眉有点心疼地想，他干吗总跟自己的妈妈隔得这么遥远？是谁教过他这么做的吗？他恨她吗？舒一眉很想走进弟弟的房间，看着他的眼睛，好好地问一问他。可是，上班的时间到了，她站起来，收拾提包里要用的东西，理一理头发，换衣服，换鞋，来不及再做她想做的事情。
第二天，弟弟一到学校就躲着张小晨，生怕对方就“主持人”的话题再问下去。他心中有鬼，总觉得张小晨的那双小眼睛眨巴眨巴在算计着什么。上课的时候他紧盯住黑板，紧盯住老师，像个全神贯注不接受丝毫干扰的最认真的学生。下课铃一响，他的一条腿已经伸到了课桌外面，老师的一声“下课”才刚出口，他哧地一下子就蹿出门去，在人头攒动的操场上左躲右闪，消失不见。
可是，张小晨却是个顽固到极点的家伙，他一旦盯住了弟弟，就像吸血的蚊虫盯住一块鲜肉一样，怎么都不肯放弃。
最后一节课时，弟弟依旧把他的眼睛盯在黑板上，严肃的表情不敢有一丝一毫松懈。这时候，眼角的余光却发现一个白纸团儿骨碌碌地滚了过来，准确无误地停到他的手边。
“看一看。”张小晨将英语课本竖起来，挡在自己嘴巴前，说出这三个字。头没有转到弟弟这边，语气却是命令式的，很霸道的腔调。
弟弟故意不搭理他。如果说之前他跟张小晨相处还算不错的话，现在他已经决定把这个人从“好朋友”的范围里剔除出去了。
“一定要看！”张小晨对弟弟的故作矜持感到恼火，他用胳膊肘去捅弟弟的手臂，一下，又一下。
弟弟想，如果这时候他站起来，把纸团递给老师，向她报告同桌的劣行，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然而弟弟没有这么做。他很不情愿地抓过那个纸团，一点点地打开，在揉皱的方格纸上辨认张小晨歪斜得像狂风吹过的字。
“我昨晚看了所有的电视，根本没有一个姓赵的女主持人。谎言，全部都是谎言！你承认了吧！”
纸条的边沿上，靠近右下角的一个折痕处，淡淡地留着一点血迹，是张小晨把自己的指甲又咬得过狠了。
弟弟想了想，拿起圆珠笔，把纸头反过来，不慌不忙地添了一行字，推回给了张小晨。
“对不起，我妈妈不姓赵，我是跟我爸爸姓的。”
张小晨当然看懂了这句话。天哪，好笑啊，他犯了一个这么无知的错误！是一年级的小屁孩儿才会犯的错误！赵安迪姓赵，他的妈妈怎么可能同样姓赵呢？
张小晨张口结舌地看着弟弟，那副狼狈的神情，就好像喉咙口里不小心咽下了一只绿头大苍蝇。
弟弟心里咯咯地笑着。他感觉教室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他的笑，身后的陈秀儿，坐在最前面一排的小矮子姚明，戴一副粉红色眼镜、拿腔捏调读课文的英语老师沈媛媛……他们毫无疑问都听到了他的笑了，因为他们忽然都转过头，目光吃惊而诧异，像看一个天外来客一样地看着他。
可是事情并没有完。
放学的时候，弟弟一把抓起书包，迫不及待地想溜出校门。没等他下到第三层楼，张小晨冒着被值班老师处罚的危险，两腿叉开着骑坐在楼梯上，从顶层哧溜一下子滑下来，气急败坏地挡在弟弟面前。
“赵安迪，你耍我！我会跟你没完。”他怒气冲冲地啃了一口指甲，没有嚼，噗地吐在地上。
“我没有耍你，”弟弟用两只手抱着书包，平静地说，“我妈妈真的是主持人。”
“哪个台？哪个频道？”张小晨紧逼不放。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干吗不能告诉我？我们是朋友。”
“朋友”这两个字，张小晨说得理直气壮，气吞山河。
刹那间，像闪电从心里掠过去一样，弟弟被这两个严肃到极点的字深深地震撼了。在此之前弟弟对张小晨并没有太多太好的印象，他厌恶一个人把自己的手指啃出那种血迹斑驳的模样，那是一种陋习，看上去令人恶心。可是今天，从张小晨口中说出来“朋友”这两个字，使得弟弟有那么一点点热泪盈眶，他开始后悔自己过早地暴露了妈妈的秘密。太少太少的秘密，吊起了别人的胃口，却又不能让别人大大的满足，这实在是他赵安迪的不对。
“告诉我吧，赵安迪。”张小晨的口气几乎带了哀求，“我都跟我妈吹过这事了，我妈最爱看电视，她特羡慕那些能当主持人的人，她还说开家长会的时候要带相机来，跟你妈妈合影。”
弟弟木呆呆地看着张小晨的脸，心跳如鼓。如果这时候天上掉下来一块巨大的橡皮，他会毫不犹豫地抢到手中，把昨天之前的一切统统抹去。
“赵安迪……”张小晨为了他的妈妈，几乎有一点低声下气了。
弟弟轻轻地叹一口气，不让对方再说下去。“好吧，”他承诺张小晨，“好吧，明天吧，明天我一定告诉你。”
张小晨还是没有死心，还想接着再问什么，弟弟已经头也不回地冲出楼梯口，慌慌张张逃出校门。
一个巨大的谎言，印在天空，摇摇晃晃。
可是，真的是谎言吗？外婆会对弟弟说谎吗？
弟弟又一次在冷饮店里给外婆打电话，嗯啊了好一会儿，才说出他的目的：想要一个能够收听电台广播的收音机。
跟外婆要东西，弟弟还是第一次。讨要东西的那股难受劲儿，比拿刀子杀他还难过。可是，跟外婆开口总比跟舒一眉开口好一点，舒一眉虽然是他的妈妈，他在她面前总是胆怯，好像来到了她的身边，做她的儿子，是一份罪过。
外婆的狐疑显而易见：“你要那个东西干什么？家里的电视机不让你看吗？”
弟弟支吾着：“啊啊啊，不是不是啊……”
“那你干吗要收音机？现在的小孩子还听收音机？”
弟弟再也说不出理由，慌手慌脚挂了电话，狼狈地走出店门。
店主照例在后面粗声粗气抱怨：“轻点儿啊！磕坏电话算谁的呀？”
弟弟慢吞吞地踩着梧桐树的影子往家走。这条街道上的一溜梧桐树全部被园林工人修过枝了，看上去像漂亮小伙子刚理了头发一样，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还带着剃须水的清新香气。阳光从树叶间快快乐乐地跳下来，在地上画出一个又一个的光圈，一刻不停地闪动，存心挑逗着行人一起嬉耍。可惜所有人的脚步都是匆匆忙忙，光圈在他们的脚底下蹦跳，他们抬起脚，走过去，就把可爱的小东西踩碎了。
还没有走到家门口，外婆在小区的花坛边拦住了弟弟。原来她是打车过来的。她的家离这儿并不远，打车过来肯定就是一眨眼的工夫。
“弟弟啊，”外婆心急火燎地说，“你是不是还在琢磨你妈妈的事？让你不要打听，你为什么还要盯着不肯放？”
弟弟有一点怨气地看着外婆：“那你要告诉我，我妈妈到底主持什么节目？”
外婆的两只手忽然绞在了一起，露出一种年轻女孩才会有的害羞样。“这个嘛……”外婆说，“这个这个嘛……告诉你不太好，真的是不合适……大人有大人的节目，专门跟大人谈话的节目，你听一听就明白。你用的那个闹钟不就是个收音机吗？”
外婆马上醒悟到自己又说多了话，愣了一愣，转而责备弟弟：“跟你说了别问别问，你还是问出来了！你这孩子太有心眼儿。回头要是让你妈妈知道，她肯定不高兴。”
弟弟安慰她：“你要是不告诉我，我就会不高兴。反正有一个人不高兴。”
外婆嘀咕：“小孩子不高兴，一会儿就过去了。要是你妈妈不高兴，她会把她自己折腾死。你以前没跟她生活过，你是不知道……”
弟弟没有再听外婆的唠叨，他跳上花坛，沿着水泥砌的围子走了半圈，从另外的一边跳下去，三步两步奔进了楼门。
闹钟是大红色的，扁扁的身体，脑袋上顶着一个不锈钢的小帽子，原来这就是收音机上暗藏的天线。真蠢啊，用了这么多天，居然不知道它一身兼二用！
轻手轻脚地锁上房门，弟弟开始捣鼓手里的玩意儿。开关在左侧，圆圆的旋钮，很好找。食指搭上去，啪地旋开，红色的外壳里突然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炸音，响得有点吓人，弟弟吃了一惊，手里像抓到了一条蛇一样，慌不迭地扔下。幸亏扔在床上，收音机毫发无损，晶体管之类的东西仍然在不屈不挠地炸响。弟弟手忙脚乱地拖过被子，把自己连同收音机一块儿蒙上，一动都不敢动。心跳了许久，确信厨房里的舒一眉没有听见，他才把被子掀开一个小小的洞，透进去一点儿微光，寻找到了另外一个管调频的旋钮，慢慢地滑动着，停留在最清晰的声音上。
一个快乐的男声，在播报最新交通信息。这无疑不是妈妈的节目。
嗲声嗲气的港台普通话，介绍如何用小珠珠自制“爱情手链”，够八卦的。
英文歌，带点摇滚的那种。弟弟听不懂歌手唱了些什么。歌声一停，就有个好听的女声为听众讲解歌曲内容，介绍歌手生平。很年轻的女声，英文也说得很溜，弟弟很愿意这就是妈妈。但是不是。
剩下来的，是没完没了的广告节目，两个男女主持人相互逗嘴皮子的节目，一个老大妈打进听众热线询问糖尿病该吃什么的节目，证券公司的人讲解股票走势的节目。
没有任何内容有可能跟舒一眉沾边。
没有。
舒一眉在外面敲门：“你的电话。”
弟弟飞快地关掉收音机，钻出被窝，随手把收音机塞到了枕头下面。
原来是张小晨打过来的电话。他吭哧吭哧地对弟弟解释说，不是他不守信用，等不到明天就打电话过来，是他老妈烦人。他老妈报名参加了一个电视烹调大赛，想要问问弟弟的妈妈，能不能仗着主持人的面子，帮她找评委沟通沟通？
张小晨把声音压得极低极低地说：“开后门肯定是不对的，可是老妈就在我旁边，逼我打这个电话，还尖着耳朵听。其实你别理她就行，也别跟你妈说。过两天我对她编个谎，说你妈帮她找到评委了，打过招呼了。”
弟弟的两只脚不安地动来动去：“那不好吧？”
张小晨的声音越发诡秘：“嗨，她知道个鬼呀！评不上奖，那是她自己没本事。”
不等弟弟再一次表态，张小晨已经挂断了电话。
是一个够朋友的人，不肯多给弟弟增添一点麻烦。
唯其如此，弟弟心里更有压力，不知道事情应该怎么收场。
舒一眉在弟弟的房门口等着他。她微皱着眉头，指着床上凌乱不堪的被子：“你在干什么呢？今天没有作业要写吗？”
弟弟一下子紧张起来，低了头，不敢再向前走近半步。他想，如果妈妈逼着他说出枕头下面的秘密，他要不要说呢？不说能不能行？
可是舒一眉却没有继续问下去的意思了。她淡淡地扬起下巴，朝房间里点一点，简短地吩咐：“生活要有点条理。”然后她宣布：“可以吃饭了。”
弟弟跟着她往厨房里走，抢在她的前面端碗拿筷子。他轻松下来的同时，心里又很失落，非常失落，因为舒一眉对他的异常情况不关心。她看到了，也说了，却说得轻描淡写，勉强地履行一个责任一样。她的眼神和说话的内容完全是游离的，嘴巴里说着弟弟房间的乱，心里想着的是不相干的东西，以弟弟的年龄永远都无法探究明白的东西。
弟弟闷头往嘴巴里划拉着饭，不碰桌上的菜，小心翼翼地表示着某种不满和抗议。
舒一眉还是没有说一句话。她就像拿定主意不去理睬弟弟一样，对他的一切行动漠然置之。她低垂着眼睛，嘴巴无声地嚅动，慢慢地咀嚼，看起来同样不知道自己吃了些什么。
最后，弟弟匆匆忙忙地放下筷子回房间了。如果再拖延一分钟，没准儿他就会哭出来。
九点钟，舒一眉出门上班。弟弟在第一时间里推开作业本，扑向枕头，取出红色的收音机。熟练地调音量，调台。电流声水一样地淌过去，波涛起伏地淌过去。
仍然没有妈妈的声音。
收好书包，去卫生间洗脸、刷牙、洗脚。他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大大的，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听见，不想遗漏掉任何一个节目。
妈妈的节目还是不见踪影。她像是在收音机里隐匿起来了一样。她故意地消失，故意地躲避，让弟弟焦虑，着急，猫爪挠心。
还有一种可能：妈妈在收音机里改变了她日常说话的声音。如果她以陌生的名字陌生的腔调出现，弟弟是听不出来的，他还没有那么老辣的判断力。
最后，弟弟躺在被窝里，怀抱着收音机，很不争气地睡着了。收音机一直响到凌晨，所有的节目结束，电流声轻微地嗡嗡着。弟弟在睡梦中翻了一个身，收音机硌着了他的腰。他下意识地往旁边让了一让，仍然没有醒。
可是一早醒过来之后，弟弟想起前一天在学校里对张小晨的承诺，心里有了忐忑。怎么办呢？如何对那个紧追不放的啃指甲的家伙交代呢？随便说个谎？不行，他知道自己的心理承受力不够强，如果说了谎，他会心虚得不敢看人，会脸红得像个小女生。
舒一眉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头发披散着，眼睛里带着睡眠不足的血丝，过来敲他的门：“你怎么还不起床？已经快要迟到了。”
弟弟声音软软地说：“我头疼。”
舒一眉皱皱眉，走过去摸弟弟的额头。摸了他的，又摸摸自己的。她的手很软，手心有点儿凉，指尖带着很淡很淡的橙花的芳香，是前一晚用过的化妆品没有洗净。
她说：“没有发烧啊。”
弟弟坚持：“真的头疼。”
舒一眉无可无不可地：“那就请假一天吧。”想了想，她又说，“可是我今天要去台里开会。挺重要的一个会。”
弟弟心花怒放，这就不必愁眉苦脸地在床上赖一整天了。他雀跃地回答：“没事没事，我自己能行。”
“我打个电话，让你外婆过来。”
弟弟一下子从床上蹦起来，死抓住舒一眉的胳膊：“不，妈妈，”他求她，“别让外婆来，她说话太多，会让我的头更疼。”
舒一眉同意了他的要求。她关照他，如果觉得不舒服，可以打她的手机。
弟弟生平第一次充当一个偷窥者，他要潜入舒一眉的房间，偷窥妈妈的秘密。
答案一定在舒一眉的床底下、衣柜中、抽屉里。那些隐秘的角落，从来都藏着一个人的生平、梦想、欲念和心愿。它们在黑暗中默默地存在着，不急不躁，不动声色，等待着有一天被另外的人发现，成为一段历史的证明人和终结者。它们是物质的东西，却承载着精神的重负，那样的隐忍和顽强。
弟弟在舒一眉的房间里翻箱倒柜。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可是他知道那东西一定存在。他掀开床围看床下的杂物，结果摸了一手的灰尘。衣柜打开，浓浓的樟脑味把他熏得连打几个喷嚏。拉开抽屉，女人的化妆品和小首饰琳琅满目。
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任何一个年轻女人和单身妈妈都会有的东西。
但是那是什么？窗台上的那个鞋盒？空鞋盒是不应该放在窗台上的。
弟弟打开鞋盒，发现了宝贝。满满一盒子的信件。各种颜色各种材质的信封，各种各样娟秀或者潦草的字体，写着同样的一个名字：“星夜心语”节目主持人心萍女士。
弟弟狂喜，差点儿想要大叫。他终于知道了，“心萍女士”就是妈妈，妈妈主持一个叫“星夜心语”的节目。外婆没有骗他，他更没有骗张小晨，他的妈妈就是主持人！
弟弟心狂跳着，他小心翼翼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一下子抽出了好几张信纸。他心里想，这个人真能写啊，一封信能写这么多的字。
“亲爱的主持人。”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弟弟心里咀嚼着这句话：亲爱的主持人……
每一个字都像珍珠一样闪闪地发光。又像清晨花园里带露水的玫瑰，娇嫩的，芳香的，沉甸甸有质感的。
“亲爱的主持人：每一天每一天，深夜，家人熟睡的时候，我都在等候你的声音。如果没有你，我寂寞的生活就是死的，我的灵魂我的肉体都像死去一样……”
弟弟不太明白这几句话的意思。难道听妈妈说话能把一个死去的人听得活过来？写信的人字也潦草，笔笔相连，弟弟看得费劲。他决定收好信，不再看了。不管怎么说，私看别人的信件总不是好事，从小爸爸就这么教育过他。
但是收音机一定要听。收音机里有妈妈主持的节目，一个叫作“星夜心语”的节目。
“亲爱的主持人，每一天每一天，我都在等候你的声音……”
弟弟关紧房门，钻进被窝，把收音机抱在胸口，瞪大眼睛，等待深夜来临的时刻。
夜很静。万籁俱寂的静。被窝里有咚咚的声音，是弟弟自己的心跳声。妈妈这时候就在电台里。她走进播音室了吗？坐下来了吗？把话筒调到最合适的位置了吗？她会不会先喝一口水？如果在话筒前面想要咳嗽怎么办？一下子想不出来要说的话怎么办？像自己一样一紧张就要小便怎么办？
漫长的等候中，弟弟在心里想了无数个问题。有时候他自问自答，有时候他自己否定自己，还有时候他被自己的问题逗得笑起来，咯咯地笑。他觉得自己真是很傻，傻到差不多弱智，非常丢人。
就这样，在持续的兴奋和胡思乱想中，他忽然听见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圆润和低沉的声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星夜心语’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心萍。在这个安静和温暖的夜晚，让我来陪伴你们度过一段不眠的时刻……”
弟弟紧紧地抱着收音机，把喇叭口贴在耳朵上。他激动得肌肉有些哆嗦。妈妈的声音在收音机里温柔沉着，牛奶一样地从人的心尖上流过去，把人的五脏六腑都泡得绵软了，融化了，迷醉了。
就像跟一个最熟悉的人交心谈话一样，妈妈一开始很随意地谈到了天气，谈到了心情，还谈到了她今天读过的一本书。她甚至给大家读了书中的一段话。书的内容其实平常，可是经妈妈的声音读出来，平常的语言也变得辉煌，变得闪光、明亮、熠熠动人。
接下来，妈妈引导听众跟她互动，交谈，提问题，把心里最隐秘的话说出来，把痛苦和不愉快的感觉释放出来。她承诺他们说，把烦恼的事情告诉她，她分担了他们的不快乐，他们自己的重负就卸下了，明天就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听众们此时已经憋足了劲儿，争先恐后地给妈妈打电话。电话铃声此起彼落。导播随意地接通了其中一个人。那是一个说话啰啰唆唆的中年男人，他开口就提出：可不可以约见一下主持人？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转而大吐苦水，讲述自己的夫妻生活如何不和谐，妻子如何如何地不爱他，却毫无道理地爱上了附近美容店里的一个理发师。他的声音黏稠得像泼在地上的麦片粥，讲述出来的那些细节，像嵌在粥汤里的一粒粒的麦仁，已经被煮得鼓胀了，稀软了，却还顽强地存在着。
弟弟骨碌一下子翻过身，把收音机死死地压在肚皮下。声音还在断断续续地响，那个男人还在绘声绘色地讲述他的伤心史。弟弟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外婆执意不肯说出妈妈主持的节目。这是一个深夜的成人节目，充满了破碎、失败、苟且和伤感的节目，小人物把妈妈当成了垃圾桶，毫无保留地对她倾倒苦水的节目，没有丝毫欢乐和亮色的节目。
这样的节目，暧昧和阴郁，弟弟不能够听。
不可以。
弟弟关上了收音机。
他哭了。
一点儿都没有防备，说不出来什么原因，就这样，眼泪慢慢地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