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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海边的小城市里，天空喜欢下雨。
尤其是空气湿润的五月，家家户户的阳台上总是腻着一层肮脏的黏液，生出一种令人不爽的光亮。霉菌和爬山虎一类的藤蔓喜欢这样的天气。霉菌是白色的，一两天之内会迅速地膨胀发育，长成指甲盖大小的蘑菇状的菌体，肥硕得叫人惊讶。爬山虎的生长更是匪夷所思，它的藤尖平均每个小时可以越过一块红色的砖头。如果早晨还看见它们盘踞在二楼的窗台上，到了傍晚，三楼的住户肯定可以从家中瞥见它们探头探脑的绿色身影。
夜里，总有觅食的蛾子从阳台上掠过。一不小心，它们的翅膀沾上了铁栏边的污渍，薄薄的、灰色的翅翼就会变得沉重，而且像鸭掌一样地连成一片，无法舒展，最终一个跟头跌落在地上，使劲地鼓动肚皮，苟延残喘。
这时候，深夜里目光炯炯的猫咪会喜不自胜。它们箭步上前，拿出杀鸡用牛刀的劲头，把可怜的灰蛾捂紧在两只前爪之中，翘着旗杆一样的尾巴，辗转腾挪，低声呜咽。那种激动不已、兴奋异常的样子，仿佛是一个搏斗许久之后大获全胜的将军。
到清晨，主人穿着塑料拖鞋走上阳台呼吸湿漉漉的空气时，会吃惊地看到阳台角落里遗落下一条灰色的呕吐物，细长的，紧紧裹着的，像放烂了的火腿肠。这是猫咪尝鲜一样地吃下灰蛾之后，对主人做出的贡献。
城市包裹在咸湿的空气之中，每一个檐角，每一片树叶，每一盏路灯，都凝着半透明的水汽。这是被太多的工业废料污染之后，变得像磨砂玻璃一样暧昧的城市的呼吸。钢筋和木材都在这种稠密的水汽中缓慢地腐烂，从坚不可摧到不堪一击，完成它们由辉煌到衰亡的命运。
从白天到夜晚，人们在这样的城市里行走着：头发粘在脑门上，衣服软耷耷地贴着身体，手里拎着上班的公文袋，上学的书包，或是上菜场的竹篮子。他们丝毫也不抱怨，一点儿都不抱怨，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不可以期盼太多，也不应该要求太多。
湿得滴水的城市。
慵懒和忧伤的城市。
可是，偶尔也会有云开日出的日子。
当阳光从灰沉沉的霾云中小心地撕开一条口子，往城市里笑眯眯地看上一眼之后，世间万物就仿佛从魔法中醒来一样，变得明亮、轻快、活泼，一切一切都显得笑靥如花和生气勃勃。
一分钟之前还像没有拧干的婴儿尿片那样滴水的云朵，一分钟之后却成了大团大团蓬松柔软的棉花，干爽，洁净，蓄满了阳光的好闻气味，在天空中慢慢地游移踱步。
云朵闪开去的空当里，太阳就大方地展露它灿烂的身影。于是，城市中楼房的每一个立面都闪闪发光，像涂上了一层薄薄的琉璃。
水珠从梧桐树的枝条间滚落，发出丁零零的响声。汽车的前后窗户都映着蓝天白云和熙熙攘攘的街景，如同城市里一幅幅活动的风景画。浅绿色和米黄色的花斑蝴蝶用最快的速度晾干了它们的翅膀，而后飘摇着飞过马路，聚集在街心花坛的蜡瓣花和榆叶梅上，陶醉一样地舞蹈和嬉耍。小鸟儿赶快从树杈间扑过去，一门心思地要参加蝴蝶的盛会，叽叽喳喳地闹个不休。蝴蝶自然嫌它们聒噪，故意地端出架势，飞高飞低，翩如霓影。
这样的热闹。
这样的欢欣。
这样的喜气洋洋和清新妩媚。
爸爸的葬礼非常幸运，赶上了这样一个云开日出的时候。所以，那些穿着深色的衣服来参加葬礼的人，那些带着哀思和鲜花赶过来的亲人、同事和朋友们，面容看上去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忧伤。甚至他们手臂上别着的那朵绢纸白花，在阳光中都变得娇美和灿烂，每一片花瓣薄如蝉翼，柔嫩透明，散发出真花一样清新的香气。
“来了吗？”
“来了来了。”
“多么不幸啊！”
“说得是。谁都想不到的意外。唉，孩子最可怜！”
他们轻声交谈几句，而后分开，寻找自己应该站立的位置。
阳光无所不在，它照耀着墓地上新挖开的泥土，褐黄色的泥土泛出一层金红，变得可爱起来。
土里有一种潮湿的好闻的气味，这首先吸引了几只深褐色的爬虫，它们努力地舞动四肢，要把自己的身体往土堆里拱进去，拱进去。
然而，一不小心，爬行的路径不对，拱到了爸爸的散发着油漆气味的骨灰盒上，坚硬的墙壁使它们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它们很诧异，惊奇地抬起头，脑袋摇来摇去，想要看清楚挡在前面的是什么。
它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明白，在这个坚硬的盒子里面，躺着一个人的身体，一个四十岁的成年男人的全部身体。
还有他所有的笑容，所有的忧伤，所有对儿子的爱，所有在世界上应该尽到而没有尽完的责任。
硬壳爬虫们蜷缩不动，紧张地交头接耳，商量对策。
弟弟站在人堆里，不需要太多的蜷缩，就能够让自己被周围的大人们遮没不见。他觉得这样很好。他不想再看见那只骨灰盒了。可怜的爸爸，站起来的时候比弟弟要高出两个脑袋，躺在这样一只盒子里肯定很不舒服。可是弟弟没有办法帮到他。就像爸爸活着的时候总是要儿子自己努力一样，现在，弟弟也没有办法帮助爸爸。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弟弟在起初的一星期之内死活都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弟弟只记住了那个黄昏的景色：天空是青紫的，最西边的地方有几抹橙红和金黄。被阳光照射了一天的树木，缓慢地释放出紫外线照射后的好闻的气味。鸟儿们悠闲地从天空中飞过，挑剔地寻找晚上的栖息之处。路边的小摊贩们早早地就占据地盘，开始摆出夜市才出售的食物：热辣辣烫嘴巴的牛肉粉丝煲，架在火炉上皮薄汁多的鲜肉小笼包，撒上了诱人的孜然香料的羊肉串，白如雪花又漂着一层红色辣油的豆腐脑……
整个城市，被温暖的暮色笼罩着，安详得像一抹微笑。
当时爸爸从海陵路小学接了弟弟出来，顺便拐到菜场，买了一只宰杀好的红冠子的小公鸡。他把公鸡夹在车后，一边慢悠悠地骑车，一边絮絮叨叨地跟坐在前杠上的儿子说话，问他想吃清蒸的还是爆炒的？
弟弟皱着眉头说：“爸爸你真烦啊！”
好像全世界的爸爸妈妈都会跟自己的孩子烦。也或许他们就是自言自语，不在乎孩子会不会回答这些絮叨。
弟弟执意不答这种无聊问话。他本来就是一个寡言少语的孩子。他坐在车前杠上，视野比较开阔，于是就抬眼看天空中一只蝙蝠飞过去的黑影，心里想着今天的作业要多久才能够写完。
弟弟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那周围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危险会在一瞬间降临。一辆半新不旧的桑塔纳轿车以一种疯狂的、超极限的速度斜冲过来，发动机呜呜地狂吼，整个车身颤抖着痉挛着，发出可怕的哗啦啦的震响，像一头电影里才有的超能量的宇宙怪兽一样，冲进路边漫不经心的人群之中，嘎嘎地辗过人们的躯体和头颅，转眼间造成三死两伤的结果。
弟弟没有来得及看清楚血泊中爸爸的模样，因为他自己刹那间被一双大手用劲地抱起来，甩了出去。他重重地摔在一个路边卖草莓的中年女人的身上，连带着把那个女人也撞翻在地之后，失去知觉。
他对爸爸最后的感受，是两肋之间被手掌抱住的温暖。那两团余热从此残留在他身体上，有时候像热水袋裹住般的舒适，有时候又像火炭烧灼般的刺痛。
别扭的是，当他的身体倍感灼痛时，他无法诉说。说不出口，也无人会信。在这一点上，弟弟觉得自己并不比动物园里的那头小狼快乐。那小狼被人用弹弓打中，受了伤害后，会迫不及待地呜咽和号叫，告诉世界它所受的痛楚。可是弟弟不行，弟弟不能够说。弟弟说了之后，别人就以为他的精神受了刺激，然后争先恐后地上前摸他的额头，翻他的眼皮，用一种古怪的神情和语调围住他问长问短。
所以，葬礼上的弟弟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缩在人群的背后，从人腿的缝隙里看着那只在骨灰盒前抬首摇头惊诧莫名的褐色爬虫，心里想着爸爸睡在窄小黑暗的盒子里的感受，替爸爸难过，却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坐在轮椅上的患痴呆症的奶奶已经被太阳晒得打起了瞌睡。她那萎缩成小马蜂窝一样的可怜的大脑，完全弄不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她身上的一件灰黑色宽袖衬衣，是姑妈特意去批发商场买来，蒙住她的眼睛强迫着套上去的。
“我要亮，我不要黑。”奶奶嘟囔着，用劲地扯她身上的衣服，想脱掉它。
姑妈按住她的手：“就黑一下子，黑过之后会亮的。听话，啊？”
之前奶奶只穿一种颜色的衣服：砖头一样闷闷的红色。除此之外，她宁可光着身子，也拒绝接受其他颜色。姑妈解释说，老太太一定把砖红的衣服当成房子了，她要躲在房子里才觉得安逸。
奶奶被叔叔抱上轮椅的时候也挣扎了一下。她撇着嘴巴，好像要哭一样地说：“我不上街，我不要去逛街。”她扭着身体，像小孩子一样任性。
做母亲的这个人现在已经不懂得死亡是什么了，所以跟她说不明白。她到了墓地，可是不知道这是她儿子的葬礼。
奶奶手上有一枚小小的翡翠戒指。打瞌睡的时候，她的那只皱成抹布的手安详地平放在膝盖上，阳光就在绿宝石上跳舞。反射出来的绿莹莹的光线甚至还溅上了她的鼻尖，看上去像挂了，一只印度女人的鼻环，很滑稽。只不过老太太自己无动于衷，头低着睡成了一个酣甜的婴儿。
弟弟清楚地记得，爸爸赶在奶奶七十岁生日之前，从城市广场的珠宝柜台把这枚戒指买回来的时候，婶婶怪模怪样地皱着鼻子，哼哼着说：“都痴呆成这个样了，你就是给她买个夜明珠，只怕她也当块泥疙瘩。”
爸爸没有理睬婶婶的话，他仔细地用热水给奶奶洗干净手，涂了护肤霜，然后把翡翠戒指慢慢地套上奶奶的无名指。他托着奶奶的手，举起来，让她自己看。弟弟记得奶奶当时是笑了的。也许是因为胳肢窝里痒，或者别的原因，可是奶奶的确笑了。
“一颗豌豆。”她说。她的脑子里没有了翡翠的概念，可是却有豌豆，这很奇怪。
那一天，距车祸的发生，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吧。爸爸像是算好了自己会有如此劫难，要给他的老妈妈留下一个念想。
婶婶是葬礼上最活跃的人。她穿着一双白底黑面的帆布鞋，在通往墓地的小路上轻快地跑来跑去，搀扶这个，招呼那个，耳朵上两个圆圆的金耳环甩动得像要飞起来，脸上的笑容可以称得上快乐。
真的，她应该快乐。爸爸死了，十岁的弟弟快要离开这个城市跟他妈妈舒一眉走了，留下来的房子毫无疑问将由她来处理。这是一个天大的实惠。家人聚集的时候，婶婶站在爸爸的遗像面前，不容置疑地对大家宣布：“长子不在，我们就要来照顾老娘了，这任务不轻，就算有房子作补偿，也未必抵得辛苦。是不是啊？”她把头转过去，用眼色示意叔叔，希望自己的丈夫站出来附和一句。
当时叔叔闷坐在一旁抽烟，死活都没有开口。他反感她这么说话，可是又不敢公开制止她。叔叔一直都害怕婶婶，害怕她的伶牙俐齿，她咯咯的肆无忌惮的笑声，她那根尖尖的伸出去戳到他脑门上的食指。从恋爱的时候男人就怕女人，怕了漫长的十年，还会一直怕下去。
所以，葬礼上叔叔的表情跟婶婶迥然不同：婶婶是快乐的，叔叔是悲哀的。手足同胞的悲哀，牵心连肺的悲哀。
弟弟原本不叫“弟弟”，他的学名叫赵安迪。爸爸从小喊他“安宝儿”，姑妈、姑父、叔叔、婶婶都跟着这么喊他。
爸爸葬礼的前一天，妈妈舒一眉下了火车，走进这个家门。她第一次听见亲戚们叫这个名字时，就皱起眉头问：“谁叫安宝儿？”得知这个乳名是爸爸叫出来的，她嘴唇抿了抿，大概是想要说什么，看在一群悲哀的亲戚的面子上，最终没有说。
过了一会儿，她把弟弟叫到旁边去，很客气地征求他的意见：“安宝儿这个名字不好，太滑稽了，以后你的同学会笑话你。改了吧，好不好？”
弟弟心里紧张，完全没有了自主意识，只是点头。
舒一眉独自思索：“改个什么小名才好？赵安迪肯定是太严肃了。叫你迪迪呢？也不好听。迪迪，嘀嘀，听上去好像在叫唤一辆汽车，是不是？”她仰起脸，想了一会儿，轻轻地叹口气：“真麻烦！这样吧，我叫你弟弟好了。弟弟也就是男孩的意思，简单明了，又不别扭。”
可是弟弟自己感觉有点别扭。舒一眉的决定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所有人对他的称呼，此后的几天中，赵安迪满耳听到的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弟弟。这使他觉得自己忽然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弟弟——不是奶奶的孙子，舒一眉的儿子，姑妈的侄子，小表妹的哥哥，而是一个让他倍感屈辱的称谓：弟弟。
到他将来长大成人，结婚生子，须发斑白，他永远改变不了这个可笑的名字。他一生一世都是全世界人民的弟弟。妈妈为什么没有替他考虑考虑？她如此匆忙又不负责任地把这个称呼掷给了他，就好像一张板凳的腿断了，主人不高兴麻烦木匠，随手抓一根树棍折了折，拿一颗钉子敲进榫洞里，拍了拍巴掌，说，就这样吧！
弟弟决定抗议。这个寡言少语的孩子，他以拒绝吃饭来表明自己对这个名字的态度。
全家人不知何故，围着他惊慌失措，问长问短。弟弟紧抿着嘴唇，就是不说话，一句不说。
最后还是舒一眉走过来，盛一碗饭，夹两筷子菜，轻轻地往弟弟面前一推。弟弟的防线一下子崩溃了。溃不成军地崩溃。他偷看着舒一眉的脸，忽然觉得自己好饿，从来没有这样饿过。他低下头，狼吞虎咽地扒下一碗饭，然后自己去洗干净了这只碗。
绝食抗议没有起任何作用。甚至谁都不知道他是因为名字而绝食。
姑妈小声地对叔叔说：“可怜的孩子，他怕她。”
这个“她”，当然指的是舒一眉。
其实说起来，弟弟是在更早之前知道了有舒一眉这个人。那一年他也许五岁，也许六岁，总之是在读小学之前的某一天早晨。那天他用一双刚刚吃完肉包子的油腻腻的小手，翻找出了妈妈舒一眉的照片。那照片被爸爸藏在电视机柜里的一堆磁带和产品说明书下面，扣在一只暗红色的硬纸盒中。弟弟的小油手刚把照片抓到手里，乐滋滋地庆幸自己发现了家中的一件新奇物品时，爸爸从晾衣服的阳台上飞鸟一样地扑过来，抢走了弟弟手里的东西。“安宝儿！”爸爸气急败坏地提高了嗓门，“你看看你的手！你看看你的手！”
弟弟抬头看着他，不知所措地张开两只手。
爸爸强调：“油！油啊！”
于是弟弟才明白，自己的油手差点儿玷污了这张美丽的照片。
又过了两年，弟弟上小学之后，弄清楚照片上美丽的女人是他的妈妈。弟弟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想，所谓的“妈妈”就是照片，藏在纸盒里的东西，也可以贴在墙上看看。他开始观察周围小朋友的妈妈，留心她们的长相，衣着，发型。他很骄傲，因为她们都没有自己的妈妈好看，没有照片上的那个人年轻，没有那个人脸上谜一样的笑容和花朵儿一样张开来的嘴唇。
爸爸葬礼前的一天，姑妈给他换上一件干净衣服，拉起他的手：“安宝儿，走，去火车站接你妈妈去。”
弟弟愣怔了半天，没有反应过来这句再简单不过的话。
去火车站。
接妈妈。
谁是妈妈？
为什么要去接那个人？
弟弟很被动地跟着姑妈去了火车站，接到了从照片上走下来的舒一眉。
当时的感觉非常奇怪，好像一直一直在电视里熟悉的一个人，看着她说话，看着她走路，看着她转头微笑的一个人，突然咚的一下子跳出电视机，活生生地站到自己面前。弟弟不能够适应这种变化。他紧张，不安，目光躲避着不看舒一眉，反而去看那些下车的旅客，看着他们表情疲惫、须发蓬乱地从他身边过去，箱包的拖轮与水泥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响声，大人们拼命攥紧了孩子的手，生怕一不留神孩子会被人贩子拐走。从列车轨道上飘出来的气味中，有一种来自遥远地方的陌生感。跟眼前这个漂亮的“妈妈”同样陌生。
姑妈小声提醒弟弟：“叫妈妈。叫！”
弟弟喉咙干涩，怎么努力也发不出声音。
“叫啊！这是你妈呀！”姑妈甩着他的手。
弟弟干脆把手别到背后，让姑妈碰不着。
姑妈恨铁不成钢地跺着脚，对舒一眉抱怨：“这孩子怎么就这么金口难开啊。”
舒一眉转过身，淡淡地说一句：“那就算了吧。”
姑妈回手就在弟弟手臂上拧了一把，又无奈地拍了一下他的头。姑妈的手很大，手掌又厚，拍打人的时候很舒服。可惜姑妈的家里不能够收留弟弟，因为姑父不同意。姑父个子小，心眼儿也小，每天从早晨睁眼到晚上闭眼，心里翻来覆去的就盘算一件事：今天有没有吃亏？所以姑妈对弟弟说，不留在她家里也好，省得姑父往后防贼一样地防他。
三个人一声不响地出站台，回家。是爸爸的那个家。因为爸爸不在，短短几天已经变得空荡、零乱、有颓败之气的家。
舒一眉在前，弟弟在后，姑妈夹在这一对陌生的母子之间。舒一眉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短风衣，丝袜紧紧地裹住她圆润的小腿，脚上的皮鞋是咖啡色，看样子很柔软，因为走在水泥地上没有嗒嗒的令人厌烦的声音。
姑妈觉得弟弟这一天的表现像个痴呆儿一样。她生怕舒一眉误以为弟弟真的痴呆，对弟弟的第一印象不好，总想着要帮弟弟补救一下。在出站口，她回头等弟弟上前，扯扯他的胳膊，小声说：“你去，帮你妈提个包。”
弟弟的身体一下子僵住了，钉子一样地固定在原地，双脚无法动弹。
姑妈威胁他：“你十岁了，该懂事了。”
弟弟摆出一副要原地后转的架势。
姑妈只好告饶：“好好，不去，不去。”
“钉子”松开，双脚又迈上前去。穿着一双不那么新的三十五码蓝色旅游鞋的脚，脚踝细细的，细得连袜子都挂不住，耷拉下来趴在鞋口，像兔子的两只耳朵一样支起，脚步却沉重和拖沓。
姑妈小声地叹一口气，自言自语：“一对冤家呀！”
弟弟抬眼偷看舒一眉走路的背影，看着米黄色风衣的后摆在她的腿弯处起起落落，微风荡漾。他心里别别扭扭地念着两个字：妈妈。
墓地里的褐色爬虫经过紧急磋商，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绕过眼前高高的木墙，寻找一个继续前行的方向。
于是，它们的两条触须扬起来，前后左右地摇晃转动，试图在短暂的时间中制造出一个具有雷达效果的磁场，从而决定自己选择往左还是往右的道路。
其实原地后转才是最好的选择，它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是因为它们没有脖子，所以脑袋无法转动，眼睛只能够看到前方吗？应该帮帮它们。可怜的小虫子，当了这许多人的面，找不到一条可以走过去的路，多么难为情！
弟弟再没有多想，果断地从人群中挤上前去。先是移动了一只脚，插进前方两个大人的空隙之间。凭着这两个人身上浓重的烟味，他认出他们是爸爸单位的同事，刘叔和杨叔。接着弟弟偏过身子，吸起肚皮，又移动了另外一只脚，将空隙挤开，身子插进去。他感觉刘叔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胳膊，好像要骂人的样子，一低头看到是弟弟，才没有发火。弟弟趁机超越他的身躯，又走了一步，在稍前一点的位置上站稳。
有什么东西，柔软又带点坚硬，触碰在弟弟的肩头。与此同时，一股很淡很淡的香味，有点像甜橙切开之后指尖留存的清香，细细地、丝丝缕缕地钻进弟弟的鼻腔。他忍不住地打了个喷嚏。很响很响的喷嚏，响得姑父回过头来对他瞪眼睛。弟弟有了负罪感，也觉得这个喷嚏打得不是时候。他不自觉地缩起了身体。
这时候，他才发现刚刚肩头碰到的柔软物体是妈妈的手肘。
他偷眼看着这个手肘：被裹在米黄色布料里面、却仍然是妈妈身体的一个部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忽然有了一点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惊奇。他很高兴甜橙的花香是属于妈妈的，非妈妈莫属。相反，如果橙香来源于另外一个女人，比如姑妈，比如矮小尖刻的婶婶，他就会继续打喷嚏，打到窒息，打到死。
然后，弟弟注意到了妈妈的手臂正在发抖，细微地战栗着。如果不是他跟她贴得很近，几乎就无法察觉。不不，不光是手臂，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哆嗦，衣服和身体间摩擦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小老鼠在废纸堆里不停地穿梭而发出的声响。
弟弟紧张起来，猜想她是不是病了？之前他就观察到了妈妈在葬礼人群中的孤独：独自一个人来（顺便说一句，她拒绝了住在爸爸家中，宁可出钱去住旅馆），独自在爸爸墓地上放下一束金黄色的矢车菊，独自一个人远离人群站在路边。谁也看不出她脸上的表情：悲哀？同情？无所谓？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弟弟自作主张地想，所以她才会哆嗦，一个人心里有事不说出来，心事就会变成小虫子那样的东西钻进皮肤，皮肤会刺得很疼，疼极了就要哆嗦了。
弟弟不想帮那几只找不着方向的蠢虫子了，他想帮助舒一眉。不管怎么说，舒一眉现在病了，难受，他要帮帮她。
可是，弟弟还没有想好怎么帮的时候，两个农民工急匆匆抬来一桶搅拌好了的水泥，在土堆旁边蹲下去。其中的一个人用铁锹把墓坑象征性地又挖了挖，另一个人就用两只手端起爸爸的骨灰盒，将它放入泥坑。这个人的十个手指甲糊满水泥，端起骨灰盒的时候漫不经心，好像从快餐店里花五块钱端起来一个装满了米饭和炒豆芽、烧杂烩的快餐饭盒似的。
人群中有了轻微的骚动。
亲戚们开始放开声音哭：婶婶的哭声像吟唱。姑妈哭得一口气接不上一口气。叔叔的声音尖细悠长，叫人心里难受。更多的人排着队走上前去，往墓坑里扔花，一些粉红色的玫瑰和淡绿色的百合——反正这些花束不能从墓地带回家去，就让它们陪伴着死者的骨灰吧！
舒一眉的叫声在这样的时刻显得非常突兀。某种程度上，它打破了气氛的庄重和悲哀，让葬礼染上了些许戏剧性的惊诧。
舒一眉是这么叫的：“你们杀死了他！你们赵家的人亲手杀死了他！”
在姑妈、姑父、叔叔、婶婶同心合力的围剿中，舒一眉扭动肩膀，拼命挣脱，眼睛里带着痛彻的疯狂，直到在快要封好的墓地旁瘫软，晕厥。
几年之后，已经十五岁的小伙子赵安迪回到海边小城过暑假，借住在姑妈家中。他跟姑妈提起了葬礼上的这一段插曲。小伙子尖锐地问姑妈：“那时候她恨你们吗？”
姑妈在包饺子，指甲上沾满白色的面粉，头发里散发出韭菜和肉馅的混合气味。她摇头说：“不知道。也许吧。她以为是我们家里的人拦着你爸爸，不让他去南京，去找她。她觉得要是你爸爸当初带你去了南京，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爸爸为什么没有去？”
姑妈茫然：“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
“那么，”弟弟又问，“你们恨她吗？恨我妈妈？”
姑妈把双手搁在面盆边，想了一会儿，说：“不恨。”
可是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舒一眉是疯子，神经不正常。十年前她丢下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离开小城，离开丈夫，一去不回，却在葬礼上指责别人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姑父的自私和婶婶的尖刻，弟弟也许就不会跟着舒一眉走了。他记得葬礼之后有一个胖胖的被人称为“局长”的女人俯身问他：“你愿意跟谁生活？”
他紧张而又胆怯，不知道如何回答问题。亲友们都在门外站着，抛下他孤独的一个人，面对着虽然和蔼却令他紧张的“局长”。他左右张望，目光张皇，心跳得像揣了一只兔子。他想起已经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症”的奶奶。假如奶奶还像从前一样精干，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好自己的归宿，不需要面临此刻的窘迫。现在他怎么办？比起墓地上那几只懵懵懂懂的爬虫，他的前面不同样是一堵高高的墙壁吗？他丝毫也不比小虫子的境遇更好，甚至因为他生活的能力不及一只虫子，而更加无助和惊惶。
甜橙的香气从玻璃窗外蜿蜒钻进来，仿佛什么东西从天而降，咣当一声砸落在弟弟的头上。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喃喃地吐出一个词语：妈妈。
不错，他说的就是“妈妈”。
之前从来没见过面的妈妈，散发着甜橙香气的妈妈，因为葬礼上的歇斯底里而被人们强行按倒的妈妈，有能力照顾好儿子、却不知道肯不肯照顾好他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弟弟说出这个温暖的词语之后，自己就被自己吓住了。他留在房间里，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恍恍惚惚地听着女局长在门外跟人们的交涉声。他双手并拢，十指交叉，紧紧地绞缠在一起，如果不是因为骨头的柔软，他差不多就要掰断了它们。
最后，在他已经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门被舒一眉轻轻地推开，她穿着米黄色短风衣，咖啡色软底鞋，带着挥之不去的甜橙的香气，面无表情地走过来，站在弟弟面前，简短地说了两个字：“走吧。”
舒一眉带走儿子之前，去过一趟海陵路小学，为他办一系列繁杂的转学手续。顺便，她找了弟弟的班主任，一个胖胖的、在头发上别了一枚浅蓝色蝴蝶发夹的年轻老师。
有那么一点点的故意作态，那个女老师手撑着下巴，苦苦地想了很久，没有能够总结出弟弟的任何一条优缺点。
“这孩子不引人注目。”她微带羞涩地说，为自己对这个孩子的漠视开脱。
在老师的眼睛里，赵安迪什么都是平常：成绩平常，表现平常，甚至连个头和长相也都平常。哪怕他有某一个方面比别人突出也好啊，眼睛小一点呢，鼻子肥一点呢，牙齿龇一点呢，这样就容易让别人记得住了。可是赵安迪真是没有。白白净净的一个小男孩，十岁，上四年级，安静得像教室里的一把椅子，好事没有他，坏事更不可能有他。曾经有一次被选中去表演团体操，可是团体中有他存在就显得郁郁寡欢，整体情绪“飞不起来”，导演只好撤下了他，另外换上了一个脑袋偏大却活泼好动的孩子。
女老师惋惜地告诉舒一眉说，那是一次机会，因为团体操上了电视，那可是不容易的事情。
从团体操谈开去，女老师忽然记起赵安迪在学校里好像是有一个绰号的，不那么好听的一个绰号，叫什么来着？噢，对了，“搬家鼠”！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绰号，‘搬家鼠’。”回忆起这个奇怪的名字，女老师显然有些兴奋。总算是有东西可以向孩子的母亲交代了。
为什么叫“搬家鼠”？因为赵安迪喜欢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捡回来往抽屉里放。什么小瓶子、小夹子、电话卡、广告画、用剩的圆珠笔签字笔……有一次还捡了一台被人遗弃的手提电脑，抽屉里放不下，放到班级的“生物角”里，又不巧被检查卫生的副校长看见，扣掉了班里一星期的卫生小红旗。为了赵安迪这个说不出口的坏毛病，几乎每天都有人向班主任告状，说他的抽屉太脏，影响班容。班主任找他谈过两次话，他答应改正，可是总改不了。
“是一种癖好，顽症。医学上大概叫强迫症吧？”年轻的女老师歪着头，小心翼翼看着舒一眉，仿佛生怕这个沉重的医学名词会吓着母亲。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有个古怪的孩子。
舒一眉笑笑，客气地跟女老师握了手，说了再见。对于孩子身上的问题，她不置可否，甚至连一点点惊惶不安的神气也没有。
舒一眉走了之后，女老师长出一口气，抬手摸一摸头上的蝴蝶发夹，对办公室里的同事说：“我跟她说这一会儿话，汗都出来了。她对她儿子好像不怎么在意哦？”过了片刻，她又若有所思地自语：“不过她的气质是真好，说话的声音和语气也特别。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她的话。赵安迪的母亲是一个天外来客，从来不到学校，第一次来，就把孩子转学走了。
可是，如今这个世界，什么样的千奇百怪的事情没有啊？女老师说过这话不久，很快便忘记了赵安迪这个学生，以及一个名叫舒一眉的母亲。
舒一眉埋头在看一本《读者文摘》。她一点也不知道弟弟这时候想了些什么。从上了火车开始，她就一个人看书，全神贯注地看，完全忘记了身边还有个十岁的儿子。
要适应两个人的生活，对于舒一眉来说，就像是要从地球跨到月球，那么的遥远和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