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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静安劝我种一块地。在他看来，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一个想做农民的诗人。他因此希望我也成为那样的人。我问他：“为什么？”他解释说：“当一个诗人热爱土地和劳动的时候，就会从他的热爱中产生由衷的赞美和歌颂。”
他说得很好，热爱土地和劳动当然没有错。但我又在心里犯嘀咕，总觉得让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委身于土地，岂不是埋没了他？
武静安笑了起来，回答我说：“树上的果子成熟了，就会心甘情愿地坠落在地上，然后与土地融为一体。你的才华是什么？是你绽放的花朵和结出的果实，对吧？写诗这种事，就好像一棵树的开花与结果，你开花也是为了歌颂土地，你结果也是为了歌颂土地。可是，你为什么不愿意被土地埋没呢？你究竟想用才华做什么？”
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但只要一想，答案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必须承认，我其实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总是在追求一些奇怪的理想，并因此习惯于把自己的才华当作工具或者商品，想要用它换取某些我想要的利益。
武静安说：“世界上有许多才华横溢而对现实不满的人，写《将进酒》的李白算一个，写《无题》的李商隐也算一个。无论他们多么有才华或者自命清高，他们其实都是世俗的。他们陷落在怀才不遇的怨愤之中，而所谓怀才不遇，其实恰好就是世俗的窠臼。恰好就是那些没完没了的患得患失和矛盾冲突，造成了他们的焦虑和痛苦。”
我明白武静安的意思。他在指桑骂槐，指着李白、李商隐，骂我。但我不得不承认，他骂得对。我的确是世俗的，无论我多么自命清高，我都是世俗的。
“那么，”我问，“我应该怎么做呢？”
武静安回答说：“你既然已经来到了野三关，那就去种一块地吧，就好像晋朝的陶渊明和南宋的范成大那样。”
我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于是去找李曾。李曾说：“这个武静安，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神圣，竟然能够看出李白的世俗。李白以‘诗仙’著称于世，竟然也被他看得这么不堪？他劝我们种地，难道种地就不世俗？”愤愤不平了好久，但我们最终还是听从了武静安的建议，在一个阳春三月的下午，找张家村的张大姐要了一块山地。又到街上买了锄头、钉耙、镰刀、砍刀和各种农具，着手翻耕和平整土地，种上了黄瓜、豇豆、辣椒和茄子。
张家村既是一个行政村的名字，也是张家村区域内那片山地的名字。我们的菜地就在张家村的白崖下面。陶渊明当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我们每天能够悠然看见的，就是那一堵白崖。但我们更多想见的，是那些蔬菜的花朵。
黄瓜开黄花，茄子开紫花，辣椒开红花。我喜欢我们的菜地，喜欢那些灿烂的鲜花和那些被雨水打湿的忧伤。我亲眼看着它们，一朵一朵，好像纷繁的心事一样渐次打开。在不下雨的时候，也时常有麻雀和鹡鸰鸟光临。我也喜欢那些麻雀，它们叽叽喳喳地互相争吵，而又亲密无间，就好像我和我妻子。
武静安喜欢吃我们种的黄瓜。就在菜地里，摘下来，用前襟擦了擦，张嘴就吃。吃完了，又张嘴吟诗。诗曰：
我把青山当作家，
翻田担粪种胡瓜。
闲来且到山边坐，
笑看平云落雨花。
明明是黄瓜，为什么叫作胡瓜呢？武静安解释说，张骞把它们从西域带过来时，第一个名字就叫胡瓜。到了南北朝时期，有一天，后赵皇帝石勒与大臣樊坦共进午餐，指着一盘胡瓜问道：“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樊坦知道石勒不喜欢汉人把他叫作胡人，甚至很忌讳这个“胡”字，便恭恭敬敬地回答说：“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从此，胡瓜就又有了一个新名字：黄瓜。
原来，黄瓜也有自己的文化史和移民史。它开出来的花朵是鲜艳的，结出来的瓜果是脆嫩而又甘甜的。在它那碧绿如玉的身体里面，包含着蛋白质、糖类、维生素B2、维生素C、维生素E、胡萝卜素、尼克酸、钙、磷、铁等丰富的营养成分。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它还有清热、解渴、利水、消肿的医疗效用。多么了不起的黄瓜啊，就这么平凡而又美好地生活在我们的菜地里，没有怀才不遇，也没有愤世嫉俗。
我于是又羞愧，恨不得一头钻到地里去。到了秋天，拆了瓜架和豆架，便又特意种上了胡萝卜、白萝卜和莴苣。有时候，我会独自一个人到地里劳作，然后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我想，若论才华，我是比不上黄瓜的，那就让我做一棵白萝卜吧，把我自己深深地埋没在这块菜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