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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居住空间的楼顶高的话，挂一两幅中国字画，是件非常清雅的事。
“条幅”，又叫“中堂”。最普通的是，单独地悬于墙上，内容可能是山水花卉，或是一首诗词，接着是两幅长条“对联”，或是横着，写上什么什么斋的“横批”。
向人家要了一幅字画，欢天喜地地拿去裱，一不小心遇到一个俗气的师傅，就会把整张字画的构图破坏掉了。所以装裱本身，已是一门很深奥的艺术。
古时候的藏家常有一位裱画的朋友，请他在家中工作。常人以为这是怕字画被人换成赝品，其实字画看得多的人心胸已经豁达，不会往坏处想，他们只是惜画如命，不舍得离开它们罢了。
还有一个荒谬的传闻，是裱画人会将字画的底层剥去，一卖二，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即使画家用的纸是双层的夹宣，拆出的第二层和原画也绝对不同。
获得字画，就算不装裱的话，至少也要“拖底”，又称“裱背”，那是把另一层或数层纸用糨糊贴在字画的背面，要不然原作便容易损坏。字画一经裱过，神采飞扬，跃然生动，收锦上添花之效。古人说：“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
为了怕尘埃，现代人常把书画入镜，有些人还用了会反光的玻璃。这是我很反对的，觉得字画一入镜，便像把奇珍异兽关入笼子，很残忍。
字画应该挂着来看才有生命，好的作品，每次看都看出新东西来，次者观久了必然生厌，淘汰去也。
数年前得弘一法师的四幅画，画着三个不知名的和尚和一个拾得。李叔同的字已难得，画更稀少。珍之，珍之。但怎么装裱呢？大费脑筋。结果找到“湛然轩”的冯一峰，和他商量后裱成各自独立，但拼在一起又成一幅的四条屏，在第二、第三幅上各加一条“惊燕”，构图完美。
惊燕是由画的天杆上挂下来的两条绢条，凡人看了以为是日本式。这东西源自中国，绝非东洋货。它随风飘逸，增加了画本身的动态，是我喜爱的。
请冯一峰为我裱画的好处是这位仁兄对传统的装潢已下过功夫，可以再跳出来独创一格地裱画。先师冯康侯赠我一对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坐就平处立向宽处行。”
当年，我不知道怎么裱，冯老师说：“何必拘泥？有时把对联裱在一起，成一幅中堂也行呀！”
经老人家一语道破，我裱画有时也不依传统，冯一峰的裱装，甚合我意。
比方说，传统上字画的边多用黄色的锦绢来裱，我要求用宝蓝色，大家都说：“呀！这是死人颜色，怎么可以裱画？”但我一意孤行，裱出来以后衬着浅黄的墙，不同就是不同，很有味道。
冯一峰有理论更深一层，他说：“怎么不能？有时我还用西装料子来裱呢！”
思想一奔放，麻、呢、绒等布料，只要不是太厚，都能裱画。冯一峰家里是做纺织业的，学了裱画之后他很努力地去研究布料的质地，依纤维的组织，大胆地用各种布料装潢，自然生趣。
可惜，为我裱过的那四幅弘一法师的作品，我并不满意。原因是它们往外翘。当然，这与香港潮湿的天气有关，但自古以来，中国字画的装潢，都有这种毛病。有时，我只好请师傅把字画裱成往内曲，这总比向外翘好得多。
冯一峰知道了之后把画拿回去重裱，近来他得到了思达集团的赞助，经多年研究之后以科学方法结合传统经验，制成一种叫“善灵液”的辅助液，随天气的变化，也能将字画的曲度保持在正负一厘米之内。
重裱过的四幅现在悬挂在我办公室墙上，不必用渔线箍住，也平直得赏心悦目。
有时得一古画，已发霉，遭水渍、虫蛀，裱绢又裂破和翘曲，这种情形之下多数拿去重裱，拿回来时焕然一新，格格不入，甚为心痛。用回原来的丝绢装过，兼清洗裱件的灰黄，照原样修复也是冯一峰的看家本领。
字画下面，我爱看“轴杆”者。所谓“轴杆”就是末端的那根横木，有人喜用象牙，这不环保。而用牛角，古人说会生虫，冯一峰发现这种例子倒是少有的。也有人用酸枝或紫檀，我认为最好是用檀香木，至少可以防蛀虫。发起疯来向冯一峰建议：“不如用塑胶筒，里面装防潮珠，岂不更妙？”他听了笑着说方法可行。
冯一峰送过我他写的一幅字，裱工精彩绝伦，但是我嫌有点喧宾夺主，这可能是因为他还年轻吧。冯君不到四十，等他心境如水时，或有另一境界。
裱画有时可以以清一色的一幅锦绢装潢，用的是裱扇面的“挖嵌”法，粤人称之为“挖斗”，即是把画心裱入锦绢之内，这也很大方得体的。
有趣的是，古人裱画，有时用的材料竟然是粽子。把粽肉擂烂后加豆粉和石灰，粘起来不易拆开，但是依冯一峰，裱画不能太过坚固，否则今后要重裱，便成死物，这也是有道理的。
冯一峰说：“最滑稽的是有人还以为墨一遇到水就溶化了，在一部电影中男主角那封重要的信，竟然被雨水淋得面目全非。裱画的基本就是浸水和上浆，如果墨遇水即溶，那我们这行就不必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