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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何炬星先生开始筹建创立星美术馆，美术馆主体建筑由国际建筑大师、普利兹克奖得主让·努维尔先生担纲设计。历经8年筹备，开馆展“开启START”由85名（组）艺术家、88件作品组成。
星美术馆内部图
上海西岸滨江一带的艺术群落内，星美术馆狭长的建筑体坐落其中。从馆内向江岸望去，几乎占满整面墙的艺术作品像被置入了取景框，灰色的窗框将黄浦江和西岸建筑巧妙地揽入景框之中。穿梭其中，绘画、雕塑与装置等媒介的作品并置，艺术作品与空间相互呼应，如建筑体本身一般谱写出灵动的节奏。
这座历时8年打磨的美术馆，汇集了馆长何炬星及创始团队对于当代艺术的长期梳理和研究实践，以宏大的艺术史脉络，同时又不抹去作品的独立性和艺术家的自主性，用“非线性”“去主题”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何炬星
从20世纪80年代初接触艺术开始，何炬星先生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伴随着对艺术的付出与寄托。
出生成长于浙江诸暨一个山村农家的何炬星，幼时被家传五代书香故事激励，14岁在《浙江日报·钱江潮》发表文章，也在之后的大学学习中毅然选择新闻系。2004年后，何炬星先生出任北京炎黄艺术馆馆长，主持推出“中国艺术二十世纪奠基人系列”，重启现代性—现代文化研究。同期，何炬星先生主持创建上海民生美术馆、筹建北京民生美术馆，是较早且影响至今的中国当代艺术研究者，他推出的一系列项目研究和艺术家展览，奠定了中国当代艺术在美术馆系统建构中的重要地位。
“我选择以文化和知识分子的角度看待艺术，我认为艺术家的创作包含着超越意义的部分，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何炬星先生坦言，自2000年起全心介入中国当代艺术进程，工作范围不仅围绕着美术馆，私人收藏也调整为当代艺术收藏，之前的大部分收藏还是中国近现代和古代艺术。而对当代艺术的深入研究和系统梳理也在那个时候展开。他发起的“艺术家谱系研究”项目从2017年至今，已举办了12场展览。谈及对不同时代艺术作品的看法，他说：“我早期看待艺术作品是带着‘意义’去看的，后来我想清楚了一件事——艺术家创作作品其实远远超越了意义。”
当布展完成后，在展馆里与朱加的作品《不要起飞》对望，何炬星先生差点掉下眼泪。这件作品创作于2002年，当年展出时深深打动了何炬星先生。＂作品对时代命运的把握与我个人的人生际遇有相同痛点——总是在将要起飞的时候被一阵风吹折了翅膀”。
展出作品中，何炬星先生较早收藏的是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艺术必须美丽，艺术家必须美丽》，国内艺术家收藏得比较早的是刘小东、方力钧、王广义、舒群、张培力、陈箴等艺术家的作品，还有其他一些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彪炳史册的艺术家，几乎无一不在何炬星先生关注的范围内。
介入当代艺术收藏，何炬星先生认为这离他的生活并不遥远。“只要格局和观看的立场打开，这些艺术都在自己眼前。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艺术家时，就决定要和他们站在一起，这是一种相通的文化情感。”
“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更多的是站在文化的角度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何炬星先生说道。开馆展用一场汇集85位艺术家、88件作品的展览作为开篇，每件作品自成独立的“丰碑”。“当你站在任何一件作品面前时，它与其他作品不是依据相互关连，而是依据互为背景，作品自身的独立性被充分发挥和加强了”。整个展览体现了两个特点：非线性、去主题。“线性导致艺术家及其作品被编排，而主题导致了一个鲜活的艺术品被粉碎，这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来说都不够公平。”
某种程度上，星美术馆筹建的历程，也是何炬星先生重新寻找一座真正的当代美术馆的过程。他想寻找到中国当代艺术始于哪里、承载了什么、开启了什么，甚至真的有一个当代艺术的队伍吗。找到这种逻辑对何炬星很重要。他从对美术馆的相信到亲身实践，再到对这种“鱼缸式的美术馆”的质疑，再到重新建立信念创建今天的星美术馆，何炬星先生及其创始团队充满向往和野心。他们重新寻找起点、跨过门槛、准备好底气……于是，星美术馆以四个展览篇章开启的“START”展览，仿佛在回应着过去艺术中的星光和闪耀时刻，从中不难看出其保有的文化自觉与全球视野，以及对“第一滴水”的期盼。
建筑效果图1照片由让·努维尔建筑事务所提供
星美术馆“开启START”展览现场，2022 ©Moment studio
Q=Robb Report Lifestyle
A=何炬星
Q：星美术馆筹备8年，在此之前你曾参与筹建北京和上海的民生现代美术馆，你曾经说“为将来的社会准备一个现场”，如今十多年过去，你对于星美术馆的定位和期待是怎样的？
A：2000年前后，我开始接触并介入中国当代艺术。那时面临的非常具体的问题是：艺术家、艺术作品在哪里，他们的作品在哪里展览。中国当代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无法想象的野生和私密状态。一个鲜活、新生、锋利的艺术形态，在这个时代的缝隙里生长，很强大很刺激，我能感觉到，无论表面还是作品背后我都能读得懂。
从2000年到2010年前后这十年，我对美术馆有寄托、很相信。这也导致了我全心去创办民生美术馆，开启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的大型展览，并且以极大的热情去跟这个时期的艺术家、评论家相处和讨论，我想为中国当代艺术家做一个从创作到研究到呈现和传播的很完整的链条——民生美术馆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创建起来的。
但在那之后，我个人对在中国做当代美术馆这个事情产生怀疑。我意识到：有创作、有理论研究，但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机构，这正是我们身处的现实。我们的现实里需要事关当代艺术的＂第一滴水＂，而这跟我们如何看待“人”的尺度有关。而且我还对如何定义中国当代艺术、定义艺术和艺术家保持个人的审视角度。至少我认为，艺术以西方为文本建立起来的艺术史，在我这里有被拆解的风险。我尤其不认同：艺术家及其艺术思考被所谓的历史时间线任意编排，或者将他们“粉碎”了归纳进某个理论家的命题。这些都扭曲了艺术和艺术家的真实存在，也导致了另一种凌驾于艺术之上的权力的恶果。
我觉得现有的艺术史（主要是西方的写作）被布置和安排得太明显了。用一条它所见的时间线索编排艺术和艺术家，用它所选择的命题确立了谁是丰碑、谁是铺路石，从而使整个浩瀚如繁星的艺术人类处在尘埃之下。我这次开馆展画册的前言《一副用黄金打造的镣铐》，从某种角度提出了这种质疑：我们现有的美术史是一副用黄金打造的镣铐！
我对中国做当代美术馆保持怀疑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认为，美术馆在西方这条线上传到中国，时间也不长。西方从文艺复兴后以人为尺度，破除了禁欲和神秘主义，解放人性的艺术具有代替信仰的可能，实现了人在精神文化上的抚慰。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后来在西方风行起来的美术馆系统，在年轻人这里取代了教堂。但是即使在西方，其美术馆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命运，它自身累积起来的权力腐败、教条、规制、封闭、保守等等，使其如同一个没有生命活力的老人，形神皆已萎靡颓废，或者勉强变成了一种权力和工具存在着。
Q：星美术馆开馆展“开启START”汇集85名（组）艺术家、88件作品，且将以四个连贯的开馆展览，历时20个月呈现。对于国际和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艺术家和作品，星美术馆将会以怎样的线索贯穿每一季的展览？
A：我想要的美术馆是由“第一滴水”开始的。这一滴水既包含了时代也包含了社会，这是艺术思想的基础。这个基础既是真正的当代美术馆需要的，也是艺术家期盼的。这是我从2010年以后产生质疑，然后又重启追求的内心自我讨论。关于第一滴水的问题，其实在我们所处的角落里各有自己的判断尺度，而我希望是“人”的尺度。因为假如人是“第一滴水”，那么我们何愁构不成江河大海呢？现在我说在这里做美术馆更像是一个“鱼缸”，有貌似的水，也有鱼、观赏的景观，但总要相信：我们是可以拥有江河大海的。星美术馆以“开启”的姿态寻找起点和方向，在一个中国时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当下姿态里寻找艺术的逻辑，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底气。
舒群，《四项基本运算系列1-6号》布面油画，130x114cmx6，1990
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摇篮曲（致敬梵高）》，装置：有椅子和向日葵的玻璃橱窗，450x150x150cmx3，2010
万曼Maryn Varbanov，《棕色圆柱》，山羊毛，250x85cm，1970
刘小东，《三峡大移民》，布面油画，200x800cm，2003
方力钧，《2008.8》，布面油画，360x250cm，2008
陈箴，《人类之塔》，木椅、蜡烛，270×50×50cm，1999
Q：展览宣传文字中提及：“希望艺术家及其作品可以自成时间和丰碑，而不是被时间编排和主题定义。”可以具体谈谈吗？
A：我认为所谓的国际化就是一种立场和视角，你站在那里，视野放远、开阔，以人间自命，这就是国际视野。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是一样的，打开的是一个时代，一个身处全球化潮流、身处文明冲突、身处文化自觉的时代，中国当代艺术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已经成为合格和平等的角色。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完全是打开的心态，以文化的视角。我们今天所做的开馆展，在重新打开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尝试：一个是非线性，一个是去主题，我前面讲过线性导致了艺术被编排，而主题导致鲜活的艺术被粉碎。我不忍心这样去面对我所追寻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像导演对待演员一样对待艺术家我认为是选错了角色，也走偏了方向。对待艺术家的创作，我认为还是要以“研究员”的姿态。我们这次展出的88件作品从所有细节都体现了我们开放研究的尝试和实践，我希望可以一直这样坚持做下去，包括后面以开馆展构想的其他三季展览，让各种视角的研究打开，引进更多精彩甚至批判和讨论，我求之心切。
Q：你个人的收藏已持续多年，能否介绍目前的收藏经历和收藏脉络？
A：不论是收藏，还是做一个美术馆，都是我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一种人生的文化冒险，因为把价值确定的中国古代、近现代藏品换成进行中又不断在产出的当代艺术收藏，完全是冒险。但我冷静评判自己的冲动时非常骄傲，因为我开始以更高明的文化价值判断和重构自己的收藏，这个转变直接使我站上了观看这个时代和观看艺术的山峰。当然我处在当下的艺术现场，对待作品还需要更具体的能力，这就是学习，但有一点非常重要：我相信情感是人类的遗传，所以无论艺术表现形式如何，对于艺术家在作品中的情感，我是敏感的识别者，与此同时我也尽力去识别艺术的虚假和苍白。
我其实不排斥一个艺术收藏家在积累过程中出售作品，为了一种更好的目标出售作品是一个优秀藏家必备的能力和素养。我对于收藏一件作品并且保管它都是用心的，但当我决定出售作品时也慎之又慎。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积累的数以千计的藏品中被出售的屈指可数，而且都是从二级市场取得又在二级市场出售，完全是考验个人判断能力。我记得仅有一次例外：有件艺术品是从画廊买的，将近10米宽、5米高，从买下那天开始存放在一家运输公司的仓库里，很多年支付了非常昂贵的仓储费，让我很纠结。后来我把这件作品提上出售的议程，先是跟画廊商量出售，后又跟画廊一起商量拍卖方案，最后不仅拍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价格，而且整个交易也完美地让作品进入了更好的收藏。一个姿态好的藏家是一辈子的坚守，其间各种辛苦甚至被污名化都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
Q：在你的观察中，当代艺术在中国面临的现实语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看待其中的变化？
A：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还年轻，文化青年的冲动、勇气和傻气都表露无遗。讨论的话题也都带有宏大和使命的感觉，特别二。但正是那时年轻种下了因果，让我从未放弃以文化和时代视角观察事情。我2000年前是一个写作者，关注的艺术是中国古代和近现代艺术，所以对当代艺术的关注和思考是2000年之后的事情。至于语境变化和中国当代艺术家面临的问题，我认为一是有目共睹，二是时代命运。作为艺术家可能无法改变也别无选择，但艺术之命不正是这样跟随时代的吗，也许将来会看到其中精彩。
我收藏的第一件国画是1981年从上海友谊商店买的一个名家的山水画。那时需要用代换券，花去了600元人民币，差不多是我一年的工资。而我买的最早的当代艺术作品是罗中立、何多苓、刘小东、方力钧的。也许人是要相信命运的，我这一生成为艺术的“奴隶”，可能早就命定了的。不过有一件事我想要讲：我18岁到上海的时候感觉自己太幸运了，如此好的城市做梦都不会有。所以我今天把星美术馆献给这个城市，也是40多年前那个年轻人内心埋下的一个心愿，当然那时的愿想肯定没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