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我离开故乡关中西上天山,具体的日期应该是1986年7月28日,从宝鸡上车,三天两夜后到乌鲁木齐,两天后从乌鲁木齐碾子沟长途汽车站乘车去遥远的伊犁。途中夜宿呼图壁,两天后到达伊犁。在伊犁州劳动人事局报到后,确定到伊犁州技工学校工作。学校的直管单位在美丽的伊犁河谷、有花园城市之称的伊宁市,就职的单位在几百公里外的戈壁小城奎屯。开学还有半个月,我们就住在伊宁市绿洲饭店,逛遍了伊宁市的大街小巷。在阿合买提江大街的书摊上我花五毛钱买到了中华书局1956年版的《蒙古秘史》,黄铜色封面,没有图案,只有“蒙古秘史”四个黑字,古朴冷峻大气,犹如古代草原武士的黄铜头盔。开篇第一句话就把我打晕了:“成吉思合罕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他和妻子豁埃马阑勒一同渡过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前住下,生子名巴塔赤罕。”旁边的注释这样写道:“孛儿帖赤那作苍色的狼,豁埃马阑勒作惨白色的鹿。”后来我拥有四种版本的《蒙古秘史》,大都如此开头:当初元朝人的祖先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汲思名字的水,来到位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这就是大漠草原给我的最初印象,读完这句话,我就取钱买下,我无法读第二句,就已经进入迷醉状态。从阿合买提江大街走到斯大林大街走到汉人街,走到有名的清真寺陕西大寺,西天山的夏天,阳光瀑布般喷射。好多年后我在长篇《生命树》中把西天山伊犁河谷的阳光形容为太阳雨,西北以及中亚对暴雨的称呼为白雨,阳光炽热到极端状态就是这种电光闪烁的浩瀚无垠的炽白。好多年后回到陕西我写下了短篇《美丽奴羊》《过冬》《奔马》《鹰影》《靴子》。《人民文学》《山花》《作家》重点推出时,李敬泽写的评论《飞翔的红柯》如此结尾:“关于红柯的语言,关于那些奇崛的比喻和通感,我似乎不必饶舌,因为据我所知,所有读过红柯小说的人对此都像挨了一顿痛揍一样印象深刻。”追根溯源,这种被打晕的感觉始于1986年8月初的伊犁河谷,那本古老的《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合台当年修筑了西天山通往伊犁河谷的果子沟通道,察合台汗国的都城就在伊犁霍城阿力麻里,即苹果城的意思,后来我专门写了小说《阿力麻里》。苍狼与鹿相交生下草原英雄,这种野性思维远远超过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和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最初启动我西上天山的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也不能与之相比。9月初开学,我落脚小城奎屯。技工学校的图书馆大多都是实用性很强的技术书,文学书不多,但有不少内地大学图书馆也无法看到的少数民族图书,我看到了《福乐智慧》,这是打开我眼界的第二本西域名著。这两本巨著完全改变了我的视野,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购买草原游牧民族的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玛纳斯》《江格尔》《格萨尔王传》,包括周边国家的典籍,包括欧洲的民族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熙德之歌》《贝奥武甫》《埃达》《尼亚尔传说》,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五十奥义书》,波斯的《王书》,格鲁吉亚的《虎皮武士》等。我执教的伊犁州技工学校不以课堂教学为主,大多时间都在野外实习,我就有时间漫游天山,跑遍天山南北,等于变相的田野考察,十年之久,收获很大。
1995年底举家迁回陕西老家,执教于母校宝鸡文理学院,1998年陕西省教育厅批准我的“草原文化研究”课题,教学科研创作互动互补收效极大。一百多万字的有关西域大漠草原的小说学术随笔在全国各大重要期刊发表,收入各种权威选刊选本,《光明日报》称之为“一场冲天而起的沙暴”。2000年我又有机会参加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的“走马黄河”活动,我专门负责考察黄河中上游各民族民间文化,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到内蒙古大草原。我的祖父曾是一位抗战老兵,在内蒙古跟随傅作义将军抗战八年,我的父亲曾是二野一名老兵,在青藏高原五六年,我终于有机会去考察祖父的内蒙古草原和父亲的青藏高原,加上我本人生活了十年的天山大漠,中国西部草原游牧民族全部进入我的生活,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2004年底,我迁居西安,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到了丝绸之路的起点。“天山系列”延伸到“天山—关中丝路系列”八百多万字的文学世界。从2005年开始我招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硕士研究生,开三门课,专业必修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专业选修课“中国少数民族经典导读”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哲学”。教学科研创作良性互动,收效最大的是创作,但创作一直处于业余,我是职业教师,教龄近三十年。
欧洲学者把来自大兴安岭阿尔泰山至高加索山的游牧民族称为上帝之鞭,来拷打人类,同时也称他们为滞留在晨曦与黎明中的民族,无法度过中午,更不可能堕入黄昏或者黑夜。从匈奴王阿提拉到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给欧亚留下的是一张张“火红的面孔”,如同天神一般具有无限的勇气与生命力。德国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匈奴王艾柴尔就是中国史书上的阿提拉,曾经把罗马帝国打得落花流水的日耳曼勇士面对匈奴大军噤若寒蝉,历史上的阿提拉兵临罗马城下,罗马人送一美丽女子,阿提拉与罗马新娘共度良宵突然死去。《尼伯龙根之歌》中的日耳曼人也是以美人相邀诱艾柴尔上套。“日耳曼”译成汉语就是“勇敢的战士”之意,日耳曼人骁勇善战世人皆知,罗马人更是武功盖世,但也上演了一幕幕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公主出塞。中西方世界的文明中心面对北方蛮族都是这样以美女和亲来化解战争。一个关中子弟西上天山,所见所闻所观所志所思可是太深刻了。1998年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美丽奴羊》出版时,崔道怡老师以《奔驰的黑马》为序,内容提要有一句:“这是一个陕西人眼中的西域。”关中自古就是周秦汉唐的故地,大西北伸向中原的桥头堡,丝绸之路的起点,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汇点,胡汉交融的大熔炉。陕西师大历史系孙达人教授最早提出“历史跳跃式发展论”,孙教授认为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步伐从纵向看绝不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从横向看也绝不是平衡发展的,而总是以先进变落后、落后转先进的形式,跳跃式前进。关中历史上的三次崛起就是如此,最初周人受夷狄压迫,几经转战最后在岐山脚下周原落脚,相对于殷商的高度繁华,西戎之地是相当落后的,所谓西伯侯就是掌管西北诸多小方国,周人苦心经营以落后变先进,所谓殷人敬鬼神,周人尚德敬天保民,周人摆脱了巫神,最终克商。笔者作为周人之后,在天山脚下把《诗经》中的周人史诗《大明》《绵》《生民》《公刘》《皇矣》与《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王传》放在一起重新阅读时,对岑仲勉先生的观点深信不疑,岑仲勉先生认为:周人来自塔里木盆地。笔者在大漠绿洲见识了原始农业是怎么一回事,“周”就是“田”中长出的庄稼,就是“井田”,凿井取水方可生存,西域坎儿井就是这么来的,离开故土叫背井离乡,张骞通西域叫“凿空”,只有干旱缺水的大西北,人们对打井的记忆特别深刻,打井太不容易了,高原以及大漠都是凿。关中的第二次崛起就是秦汉,秦人从渭河上游西县崛起,最初山东六国就把秦人当西戎,不是一般的落后。周秦基本一致,农耕游牧混杂诞生一种罕见的新生力量,沿渭河东下席卷天下。关中第三次崛起就更了不起了,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加上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前期准备,最终是鲜卑北魏全方位汉化,隋唐杨氏、李氏皇族基本上是汉人与鲜卑混血形成的强大无比的关陇政治军事集团,中国封建社会走向黄金时代——盛唐,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人口百万,波斯人、阿拉伯人定居长安的有几十万,儒道释并举,谁也不独尊,伊斯兰教、基督教也纷纷入长安,化觉巷清真寺、大学习巷清真寺、景教碑保存至今。中国台湾学者蒋勋先生把唐朝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野游,农业文明中罕见的那么浓烈的游牧气息。被称为孤篇压倒全唐的《春江花月夜》核心就是对青春的赞美,晨曦、曙光、朝霞、少年、青春、骏马、生命、爱情以及巨大的想象力贯穿整个唐代文明。胡汉的游牧与农耕完美结合。宋元明清,中国历史从东西走向转为南北走向,整个民族步入老年,青春不再。清王朝灭亡之际梁启超大声疾呼“少年中国”,梁启超甚至感叹:中国自古儿女情长多,风云男儿少。一身英雄气的关中五陵少年已成为过眼云烟。尼采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持有异议,尼采认为在当时的德国,宗教还没有彻底腐烂,宗教改革反而让德国保留了全欧洲最完整的宗教体系,不像意大利、英国、法国宗教集团彻底腐烂掉,堕入地狱,新的生命新的社会力量才有可能崛起。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新世纪第一位诗人但丁在写《神曲》之前就写过《新生》,充满对青春对新生命的无限渴望,少年时代暗恋的威尼斯少女贝雅特丽齐成为诗人上天入地的引路人,后来的歌德、普希金、托尔斯泰都是如此,塑造出一大批充满青春与生命气息的少女、少妇形象。
农耕与游牧业与工商业的最大区别是:农耕是静态的。庄稼从播种生长到收获固定于一地,对节气的掌握很重要,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经验很重要,中老年人几乎都是农业专家,是大地真正的主人,农耕生活方式中对老年的崇尚敬仰天经地义,形成的主体文化儒家文化就是最有尊老情怀的。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一年几次转场,包括驯马,青壮年才能胜任。遇到天灾,就要转场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甚至几千公里。游牧民族没有国境意识,哪里有草奔向哪里,为争草场不惜动刀枪发生决战,否则牲畜倒毙,整个民族就灭亡了。战争与流动需要强力者需要勇士,最好的食物装备必须给战士,强力即权威。工商业亦如此,我们就会明白那达慕大会三项比赛——射箭、摔跤、赛马,全是青壮少年,没有老年人的份,而赛马连大人都不行,全是十二三岁的孩子。笔者1987年7月在赛里木湖畔观看蒙古族哈萨克族那达慕大会,赛马冠军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初中生,夺冠下来爷爷、爸爸、老师把他当作神一样抬起来,孩子昂首阔步骄傲自豪得跟公鸡一样,大家都把他当英雄。要在内地,大人们会告诫他不要骄傲,越有成绩越要夹紧尾巴做人。你就会明白我们的古典文学中为何没有童话、科幻、儿童文学,这几种文学都是给孩子的,核心词就是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力。这种童心未泯充满朝气与生命力的元素也是唐诗的关键。唐诗充满想象力,而宋词长于抒情,核心是情。笔者专门给本科生开一门选修课“文学与人生”,其中一章专讲童话、神话、科幻与儿童文学,孩童所特有的好奇心、猎奇心,求奇、求新正是人类追求、探寻宇宙天地万物以及生命奥秘的关键,许多天才的艺术家、科学家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巨大的创造力,就因为他们童心未泯,一旦他们身上这种童心、好奇心消失了、麻木了、守旧了、保守了,他们的创造力也就消失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三大发现:发现了人,发现了妇女,发现了儿童。鲁迅借狂人之口救救孩子,我们可以理解为对新生命的召唤,古老民族的新生。我们吸收欧美文化的同时,也应该把目光投向西部,投向高原大漠草原瀚海,草原文化有一种不亚于欧美文化的健康元素,从大兴安岭到阿尔泰山、天山到青藏高原正是人类学、民族学所称道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史诗带,即《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王传》的诞生之地,完全不同于《荷马史诗》,不同于英、法、德、西班牙与印度史诗的活史诗,那些史诗一经产生就固定下来不再发展变化,而中国的三大史诗,有开始没结尾,与民族共存亡。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给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从诞生到现在充满无限的朝气与活力。回到1986年8月初的西天山伊犁河谷,在中亚腹地瀑布般的阳光下,我翻到《蒙古秘史》的第一页,读到第一句时我就晕了,那强烈的生命气息让人类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太初有为的黄金时代。蒙古的原始含义就是火焰,就是从柔弱到强大。成吉思汗大军的军歌就是:“我们的军队是群羊,翻山过海万里长。敌人好像是草场,我们一定会把他们吃得精光。”《人民文学》1997年4期发表我的小说《美丽奴羊》,一个细节就是羊在戈壁滩的石头缝里跟渔民钓鱼一样钓出一棵棵青草。草原的底色是羊不是狼,“狼图腾”是内地汉人对草原的变态想象,征服了世界的蒙古人更不是内地人推测的那样凶悍无比,而是那么淳朴谦逊和善温情,看到草原人的善良才真正了解了草原大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