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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1625）五月、六月，六君子陆续被逮捕到京。周朝瑞和袁化中最早被逮，五月初即入狱。顾大章于五月二十六日被押到，魏大中六月十三日被押到。杨涟与左光斗最后到，至六月二十七日才被解进诏狱。
昔日同侪诸公，再见面时，已在魍魉世界内。六人相见，都不胜感慨。
这六人，除了魏大中之外，其余五人均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同年进士。昔日及第时，都是抱负不凡，自许终生要做个报效国家的直臣。转眼却是乌纱除去，性命堪忧，生死就掌握在一个无赖手里！
他们也知道，自泰昌年间红丸案以来，他们同气相求，以正抗邪，得罪了一批小人，这才被权奸所嫉恨。这样想来，也是所为光明磊落，无甚可悔。
六月二十七日，杨涟和左光斗押到后，六人在狱中聚了一天，平安度过了审讯前的最后一日。
六月二十八日，魏阉的得力爪牙、锦衣卫指挥崔应元有令，对六君子开始严刑拷问。
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第三把手）许显纯，奉命主持用刑。六君子的袁化中因平素多病，入京后受了湿气，一直僵卧不起。除他以外，其余五人于同日开始了噩梦般的遭遇。
魔头许显纯是个武官，性极残酷，却又粗通文墨。为向主子有个交代，他无所不用其极。
这次，他把事先写好的假口供揣在怀里，招与不招，都是一样的。抓六君子入狱，圣旨上的罪名是“受贿”，许显纯便按魏忠贤之意，已给各人编派好“受贿数目”：杨涟二万两、左光斗二万两、周朝瑞一万两、袁化中六千两、顾大章四万两、魏大中三千两。
按明朝惩贪的惯例，只要是承认了较为可信的贪污数目，并由家人凑齐了相当于赃款数额的银两交上，就可放人。这个追赃过程，叫作“追比”或者“比较”。
若六君子都是贪官，这一点儿钱，家里随便一搂，也就齐了。可他们人人是两袖清风，如何有法子“退赃”？当然，借款也可以“还赃”，但君子之交也大都是君子，哪里有肥得流油的朋友可以求助？且高压之下，人人畏避，即便是央告借款，也是万难！
六君子据理申辩，许显纯根本不听，只说这数目是汪文言所供。众人提出要与汪文言对质，许显纯冷笑道：“文言已论罪处死，诸位于地下再与他对质吧！”
死无对证，你们能怎样？
汪文言是条汉子，他绝对不可能诬陷六人。这些“赃款”的数字，都是许显纯编好后，写成供状，趁汪文言被酷刑折磨得人事不省，抓着汪文言的手指画了押，以此坐实罪名，然后把汪杀死。
由于魏忠贤最恨杨涟、左光斗（自移宫案时就生恨），所以给他二人就编得比较多。同时，魏忠贤和徐大化又最恨顾大章（顾几次与他们发生尖锐冲突），结果给顾大章编得就最多，让他成了六君子中最“贪婪”的一个。
顾大章过去当过刑部主事，待下属相当仁义，如今入狱，狱卒见了都不忍，纷纷叩头掩泣。
恰在这几日，诏狱院内的土地庙前，有一株大树上长出黄芝，艳丽异常，观者皆以为奇。有狱卒认为这是吉兆，竟跑去向顾大章道贺，说或许不日就可获释。
顾大章却不以为然，他有预感，怕是很难走出这虎狼窝了。
按照许显纯的说法，汪文言供出了六君子受贿，那么，这几笔数额巨大的银子，又是谁向他们行的贿呢？
是熊廷弼。
这个名字，在本书前面已经出现过几次了。要讲清楚东林党的故事，这个人是无法绕开的。
熊廷弼，字飞百，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武汉市武昌区）人。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来世代为农。他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不好，常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万历二十五年（1597），熊廷弼二十九岁，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当了官以后，清正廉明，热心赈济灾民，从万历末年开始，两度任辽东经略。
可他现在却是个罪臣。因天启二年（1622）初，广宁失陷，他有责任，被问成死罪。眼下正关在监狱里，等候问斩。
统帅失地，被砍脑袋似乎也是罪有应得，但熊廷弼这一案，本是个天大的冤案。熊廷弼和孙承宗一样，出身文臣却知兵，对辽东防务做过周密部署，其功劳和能力，都不在孙承宗之下。之所以兵败被问罪，是因为他没有孙承宗那么幸运，他上面没有人——尤其是没有一个皇帝做靠山。
早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熊廷弼奉命巡按辽东，这是他第一次与辽东结下不解之缘。其时，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弃守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白送给了建州女真。还强逼边民六万户徙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为名，向朝廷邀赏。这么大的一件事，想瞒住所有的人，当然不可能，很快就有人提出怀疑。
于是，万历帝授熊廷弼为巡按御史（监察部特派员），派他去辽东核查。
熊廷弼到任之后，立即进行实地勘界，然后上疏朝廷，指出赵楫、李成梁失地之罪，即便杀头也万难抵罪。由于万历对李成梁的信任绝非一般，因此没有采纳这个意见。
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府，东抵鸭绿江，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虽逼近女真之地，也毫无畏惧。其间，人迹罕至之处，无不遍历。
有了调查，也就有了对策，他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制定了“实内固外”和“以夷攻夷”的方略。“实内”就是屯田；“以夷攻夷”就是发动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诸部，来牵制努尔哈赤。
万历见他说得好，索性就授权让他来主持屯田。
熊廷弼不仅有谋略，在实务上也很有一手，先后主持修建了自海州卫、盖州卫、三岔河起，经辽阳、沈阳到开原、铁岭、北关为止的七百余里边墙（关外长城）；还修建了新城七座、墩台百余座、粮仓十七所。三年之内，积谷三十万石。通过整顿军务，使边军实力大盛。
他的“合纵连横”也相当成功，与女真叶赫部及蒙古诸部关系都不错，使得努尔哈赤感到压力甚大，不得不退缩，以求和好。
努尔哈赤刚兴起的时候，明朝人大多看不起他，甚至有人认为，他还不抵江南一个富家有实力。但熊廷弼一眼就看出：辽东将来的大敌，就是这个努尔哈赤！当时有人评说道，熊廷弼制定的遏制女真战略，如能全部实现，则努尔哈赤将终身老死于巢穴而不敢动。
可惜，熊廷弼后来与辽东巡抚杨镐意见不合，不久被召回，调往南直隶任督学。他一走，“辽东方略”就再也无人理睬了。明朝后来覆没，这是不大为人注意的一个关键节点。
由于熊廷弼身上有武人作风，所以后来当了督学，也是一副武夫做派。万历四十一年（1613），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而被弹劾，丢了官，回乡一待就是七年。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辽东经略杨镐受命，督四路大军进攻后金，其中三路大败，损兵折将。朝廷这才又想起了熊廷弼，赶忙起用他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命他宣慰辽东。熊廷弼受命后，兼程来京，但朝廷却又迟迟不给他关防文书，他只能在京城干等着。
到了六月，努尔哈赤攻陷开原。熊廷弼忧心如焚，上疏请急赴辽东，并要求大权独揽，以免多方牵制。万历这时候大概是急了，立即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文武都能管，并赐以尚方宝剑——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七月，熊廷弼离京赴辽东途中，得知铁岭失陷。赶到辽阳后，更是差点儿没把他气晕：辽阳已是半座空城，官绅大都逃离，留下来的也都人心惶惶。
熊廷弼此行应变的身手果然不凡，一路上他就不断命令逃民返回原地。一进辽阳，立即逮捕了有退缩之意的知州李尚皓；又斩了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奠开原、铁岭战死将士。转瞬之间，便初步稳住了军心和民心。
此时他得到情报，说努尔哈赤要乘胜攻占辽阳。如此的话，明军现有的实力根本无法抵御，熊廷弼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他日夜督促士兵造战车、制火器，加强防务；还斩了贪将陈伦，撤换了懦弱无能的总兵李如桢，以振奋军心。
但就这样也还是不行，熊廷弼索性玩起了《孙子兵法》，他把守沈阳的绝大部分兵力调到辽阳，大宴军士，摆开一副阵势，佯装要进兵。
努尔哈赤虽然经常品《三国演义》，但面临此境，还是中了熊廷弼的空城计，在疑虑重重之中，没有立刻进攻辽阳。
好，你不来，我可就要忙了！熊廷弼趁此喘息之机，加固了辽阳城防。另外，还有更绝的：他不满足于一般的虚声恫吓，还亲自出马，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冰冒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的抚顺关前。熊廷弼坐在马上，虚张声势，以鞭指点地形说：“某处可安营，某处可设伏，某处可一战。”声音说得大，故意让后金的哨探听到。
努尔哈赤闻报，大为恐慌，以为熊廷弼真的要冲关了，连忙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累得满头冒汗。熊廷弼却以此赢得了时间，继续大修辽阳城。三个月后，一座城垣坚固的辽阳城，赫然雄峙于辽东，整个防卫形势为之一变。
努尔哈赤这才回过味儿来，悔得跌足不已。
熊廷弼用兵如神，绝不是虚名。他算准了努尔哈赤进攻辽阳必出抚顺关，就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四月、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两地城防，用以扼守抚顺。然后命令总兵官贺世贤率兵三万去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去守奉集。刚部署完毕，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就兵分两路进攻这两个地方，都被明军击退。八月，后金又以六万大军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抵抗，又让后金白忙了一场。
熊廷弼不仅把努尔哈赤玩弄于股掌之中，还提出了能够彻底剿灭后金的“坐困转蹙”战略设想。大致的方略是：将辽东的明军分为四路，置于叆（ài）阳、清河、抚顺、柴河之三岔河这四个点上，每路三万人，相当于能攻能守的独立战区，各路相互策应。
这样，既能组织快速反应部队，消灭后金零星扰边的小部队，又能在农忙季节对后金境内进行频繁袭扰，使之不得耕种，日见困乏。然后四路兵马可相机同时进征，一举灭掉这个辽东大患。
万历皇帝是明朝中后期少有的一位懂军事的皇帝，他很欣赏熊廷弼的这一套，就不断给熊廷弼拨兵、拨军器。
至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经集结了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重八十斤的大炮三千余门，百子炮（轻型火炮）数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
熊廷弼的战略计划是这样的：一到冬季，就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先震慑一下后金，让他们士气低落。然后等到第二年春，再统率大军驻抚顺，步步进逼。要是后金贸然出来迎战，则不与之交战，只将其主力压制在原地就行。主要的战斗，是从叆阳、清河、宽奠这几个点上不断以小部队出击，反复袭扰后金的后方，使之疲惫不堪。同时再采取招抚的办法，分化瓦解其内部，等时机成熟，就给它一锅端掉！
那个时候的熊廷弼，大概也没把努尔哈赤看得特别了不起。后金，眼看着就是他的盘中餐。他绝想不到，被他死死压住的这个部落，后来居然能占了他身后的万里江山。
自万历十九年（1591）威镇辽东的总兵官李成梁第一次解职以来，辽东形势从未如现在这样好过，敌不敢再犯，且失土略有收复。朝廷上，也屡有人夸赞熊廷弼的“全辽”之功。
但木秀于林，必有风摧之。熊廷弼的功业，到此也就走到顶点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这一年，总体形势很好，但在八月里，后金胜了一仗，攻陷了蒲河，明军寡不敌众，损兵七百。
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有人却不能宽容。朝中嫉妒熊廷弼“全辽”之功的，也大有人在，对他的攻击从来就没断过。在万历一朝，熊廷弼的地位一直比较稳固，原因是万历对他无条件信任。看《明史》上的记载，凡有熊廷弼的上疏，一概都是“疏入，悉报允”“疏入，帝从之”之类，近于言听计从。
熊廷弼这人脾气大，喜欢骂人，和几乎所有的文官关系都不好。众臣对他侧目而视，尤其是言官，都把他当成眼中钉。由于万历后期一直在压制言路，所以言官无论如何也撼动不了熊廷弼。
万历直到临死前，仍对熊廷弼的意见很重视，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且无一不批答，随上随批。
万历一死，熊廷弼顿时失去保护屏障。
言官们被压制了十多年，终于可以出头了，他们纷纷上疏，要求改革万历时期的弊政。万历时期的内政，确实一塌糊涂，但是他的“攘外”还是做得不错的，言官们却不管那个，一概否定！
给事中姚宗文首先在朝中散布流言，纠集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除之而后快。紧接着，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兵科给事中魏应嘉等人，也先后弹劾熊廷弼。
熊廷弼的功绩在他们的眼里成了“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
其中，御史冯三元更是弹劾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声称不罢免熊廷弼，辽东必不可保。
时泰昌帝刚即位不久，有诏下，交付廷议。熊廷弼当然气不过，上疏抗辩，自请求罢。
就这样，在泰昌元年（1620）十月，正是所谓“众正盈朝”时，熊廷弼被免职，以右佥都御史袁应泰取而代之。
袁应泰固然是个非常称职的文官，清正爱民，品德无私，但对于用兵作战，却一无所长，与熊廷弼差了两三个档次不止。他到任后，一切以宽大为怀，把熊廷弼那一套严密的边防设施，给改了个七七八八。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清兵猛攻沈阳，袁应泰守不住，城陷，他也自刎殉国了。
辽东形势从此一溃千里，不可收拾！
到这时候，大家才想起：咱们还有个“全辽”的功臣，在家闲待着呢！于是，天启急召熊廷弼重新出山，再任辽东经略，同时以诸城人王化贞为广宁巡抚。
这次复出，是让熊廷弼驻在山海关，也是赐了尚方宝剑的，负责节制诸路人马，与万历年间那次很相似，起码权力是一样的。
但实质却大不同！
当代有人为他此次出山而甚感惋惜，说他不知是求功心切，还是意气用事，全不知其中关节。
什么关节？
可以说，这次的情况相当凶险，辽河以东，城寨尽失，军民逃亡一空，比不得当年了。这还不算，最成问题的是自己人，他遇到了连皇帝也很头疼的“经抚不和”难题。
熊廷弼复职后，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即在广宁部署重兵，牵制后金全部兵力，此为一方；在天津和山东的登、莱两地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这是另外两方。实施这个“三方并进策”，还要联络朝鲜，即派大臣到朝鲜，收归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与朝鲜军合为一处，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个“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个方面的力量，不断积蓄，伺机并进。
恰好努尔哈赤这时也有他自己的问题。一个是他占领辽、沈后，内部矛盾开始激化，需要解决；另一个是他占的地盘大了，兵力分散，要想大规模进攻辽河以西，还有大量准备工作要做。
下一步的较量势所难免，但还不至立即动手，于是，双方都在憋着劲儿。
可是，熊廷弼这次的情况却不大妙。
从天启元年（1621）六月起，熊廷弼就开始为实施“三方并进策”做准备。他遇到的问题是：向兵部请调的兵迟迟不到，广宁巡抚王化贞也不配合。
王化贞这个人，既不知兵，又轻敌，根本不做相关的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墩兔憨部落的出兵，以及叛将李永芳的内应。他还认为，努尔哈赤并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很单薄，明军只要不断出击，势在必克。
王化贞上面有人，兵部尚书张鹤鸣是他的后台，首辅叶向高是他的“座师”。朝廷方面当然支持他的出击策略。
可他的能力实在不行，五次率兵出击，均无功而返，并且还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的意图。
熊廷弼有长远的谋划，当然反对王化贞这样胡闹，双方就此出现不和。王化贞仗着朝中有人，不受熊廷弼的节制。
朝廷方面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王化贞。调往辽东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辽东经略，就自行分配。熊廷弼致函询问情况，张鹤鸣也不搭理。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完全被架空了。他上疏请朝廷节制王化贞，结果上面让他不要管王化贞的事。
王化贞甚至还上疏，放出狂言：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辽东！
看来，下一场大战，可以说在准备阶段，明军就已经输了。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发大军五万，分三路向河西进攻。当月二十日渡过辽河，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终因众寡悬殊而壮烈殉国，西平堡陷落。
就在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镇武堡守将刘渠急速增援。王化贞则轻率地采纳了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去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带着这部分兵马与刘渠会合，一同前去增援。
努尔哈赤闻讯，分兵一部迎击明援军于平阳桥。这个孙得功，早已暗中投降后金。刚一交战，他就在阵后大呼：“兵败了！”喊罢，率先策马逃跑。明军阵后顿时大乱，三万余人最终全军覆没，刘渠战死。
孙得功逃回广宁后，立即封了府库及火药库，声言要捉住王化贞，作为投降后金的见面礼。幸亏有部将掩护，王化贞才仓皇逃出广宁。在大凌河，王化贞遇见熊廷弼，不禁失声痛哭。
熊廷弼则冷笑道：“六万大军，一举荡平，何至如此？”
一句话，说得王化贞愧不能言！
实事求是地讲，这个王化贞虽是个书呆子，但忠君保国之心还是很执着的。他喘息稍定，就向昔日的死对头熊廷弼征求意见，想调集兵马回广宁。
这个意图，在技术上可行与否，是另一个问题。王化贞不甘心失去广宁，是他作为辽东统帅应有的起码觉悟。
但是熊廷弼却兜头给了他一盆凉水：“已经迟了！”接着说道，当下情势，只有护送广宁难民入关这一条路好走了。
经历广宁之败，王化贞已知用兵不是儿戏，没有熊廷弼的参与，他绝不敢再战了。
于是，熊廷弼将自己从山海关带来的五千兵卒，交给王化贞，让王化贞掩护难民撤退。他本人则带领副使高出、胡嘉栋等，尽焚关外军资，然后退入山海关。
熊廷弼的这个建议和行为，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也是唯一的一个错误决策。
“经抚不和”窝里斗，固然可恨，但熊廷弼在军国大事上，也不该意气用事。当今有史家评论说，他无意出兵收复广宁，并非被后金的攻势吓住了，而是心灰意冷，还在生王化贞的气。
事实看来也是这样。在平阳桥大败后，就有人建议熊廷弼赶快驰援广宁，这在当时还是可以一搏的事，可惜未能成行。
王化贞逃离广宁两天之后，努尔哈赤的前军才抵达广宁。在这两天时间里，明军回兵广宁，从叛将孙得功手里夺下城池并固守，是极有可能的。
在广宁，王化贞的逃离不过是叛将作乱，并不是直接败于后金大军。因此，广宁失守严格来说并不是一次败仗。反身再把它夺回来，明军在心理上、士气上，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障碍。
至于夺回以后守不守得住，有一多半的因素，就要看熊、王二人的智慧了。
退一步讲，即使广宁不可复，锦州、宁远这些地方，还是可以坚持一下的。有几颗钉子钉在辽河以西不动，对努尔哈赤的气焰，总还能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而一退回山海关，辽河以西的四十余城，就尽入敌手，明军防线也几乎撤到了山海关一线，关外再无屏障，后金从哪里都可以突破“边墙”杀进来。这样的边防，实在是太脆弱了。
努尔哈赤进入广宁后，纵军大掠之后焚城，而后撤回辽阳，仍将辽阳作为前进基地。辽河以西的军事主动权尽归后金，明朝若再想恢复辽东，不说是无望，也是前景非常渺茫了。
熊廷弼的错误，就在于此。
广宁失陷的败报传回京师，满朝大哗，人人震恐！原先袒护王化贞的人，怕累及自己，就纷纷起而追究王、熊二人的失土之责。
结果，王化贞、熊廷弼一起被逮入京，论死，被关在狱中等候处决。兵部尚书张鹤鸣，因为事发后表现恶劣，不久也被罢免。
一代豪雄熊廷弼落得个如此下场，后人多有为他感到不平的，认为他是代人受过，被王化贞的无能所连累。辽西的总崩溃，缘于平阳桥之败，这明明白白是王化贞惹的祸，与只有五千兵马的熊大帅有什么关系？
这两人被逮进大牢后，辽东统帅出缺，杨涟、左光斗就推举了孙承宗出来。天启也接受了教训：打仗如果解决不了“经抚不和”，还打个什么？于是，让孙承宗继任兵部尚书，又兼东阁大学士，再去经略蓟辽。这么高的位置，这么大的权，明朝开国以来还没有过——这一下，没有人敢对孙大人掣肘了。
先前，要是早些给熊廷弼这样的权力，何至于辽东全部丢光！
熊廷弼被逮，这是天启二年（1622）的案子，他和王化贞就这么一直关着等待砍头。实际上，这是一种缓期执行，一旦形势或者舆论有变化，没准儿也还能活下来。
没想到，熊廷弼在天启五年（1625）被魏忠贤大大利用了一回，用来打击东林党人。
若论熊廷弼与东林党的关系，从整体上来说，不是很好。熊廷弼看不惯东林党喜欢挑人毛病的劲儿，东林的大佬叶向高也不看好熊廷弼。但是，并不等于所有的东林人士都跟老熊过不去。
比如，熊廷弼第二次出山，就是东林重臣刘一璟极力推荐并运作成功的。刘一璟认为，辽事临危受命，非熊廷弼莫属。
在熊廷弼被捕后，对他怎么处置，朝中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他和王化贞都应该处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王化贞是死定了，但熊廷弼应从轻。东林方面的叶向高、黄尊素、顾大章等，就是持从轻意见的。
一开始审理这案子，援引了“议能”“议劳”的条例，就是考虑罪臣以往的能力与功劳，可予以减轻，初审议定王化贞死、熊廷弼判流刑。可是朝中反对意见非常大，坚决反对的人当中也有东林的要员，比如魏大中。
所以，东林党人对熊廷弼的评价和态度，并不是以党派来区分的，他们各有各的观点，都有一定的依据。
总体来说，熊廷弼与东林党全不相干，甚至还有嫌隙，这是确定无疑的。
再来看魏忠贤，竟然是以熊廷弼向东林党人行贿的罪名抓了“六君子”，此案在当时就叫“辽案”，这就有点儿不可思议了。
——欲加之罪，就可以公然违背天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