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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四年（1624）冬，周天寒彻，东林党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们只能在一片寂静中，等待命运裁决。
杨涟等人被驱逐之后，魏忠贤顾盼得意，心情放松了不少。但是他的一伙朋党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东林大臣被逐，只是暂时离开了庙堂，焉知什么时候天心回转，还会卷土重来。这样的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
恶人的喽啰，往往比恶人还要恶，这是喽啰们的固宠之道。这时便有人提醒魏忠贤：“不杀杨涟，公公之祸不日将再起！”
这话说得对，但只对了一半——即使杀了杨涟，公公之祸也一样逃不掉！
然而魏忠贤品味此话，却觉得甚有道理，当下颇感不安，连忙与亲信诸人商议，如何能想个万全的法子，消除隐患。
讨论的结果，是定出了两项决策：其一，将东林官员尽可能地逐出，空出的位子由本伙人士补上，让朝中没有东林党复燃的余地；其二，兴起大狱，斩草除根！
自“三大案”以来，廷臣们对各次政治事件都有不同看法，即便是一派之内，也不尽一致。因此是不是东林党，有时不易分辨。
天启对东林党已厌恶之极，一度有逐尽东林方解恨的想法，但他深知甄别不易，就作罢了。
他高高在上，当然不知道详情，就连魏忠贤本人也说不清楚。
但是“小的们”却行。同僚之间的交往，不须深谈，一颦一笑，便知是不是同类。顾秉谦、魏广微就在这时，及时献上了《缙绅便览》和所谓“正人名单”，供魏忠贤逐斥东林党和提拔徒众做依据。
此后，各大小喽啰们又有黑名单陆续呈上，先后有崔呈秀献《天鉴录》《同志录》，王绍徽献《东林点将录》，沈演献《雷平录》，温体仁献《蝇蚋录》，阮大铖献《蝗蝻录》，沈演（或杨维垣）献《杂稗录》。这些黑名单，统称“七录”，供魏忠贤备用。
其中《东林点将录》最有特色（作者为何人，其说不一，以王绍徽的可能性最大），全部参照《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绰号、排序而写成。首列“天罡星”共有三十六人，其中有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玉麒麟赵南星、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等；次列“地煞星”七十二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旱地忽律游士任等。
这些黑名单的原件，都由魏忠贤的男宠李朝钦保管。亲信团队王体乾等人，命手下人将名录抄在折子上，藏于袖中，每天看奏折时拿出来参照。
初时，阉党使用这些黑名单时，还颇为保密。人们不知内情，常常惊异于皇帝对东林党人的辨认竟然如此之准，似有天助。
大家开始还以为是东厂搞的勾当，后来阉党越来越猖獗，也就不屑于保密了，经常说：“某人在某录上有名，故予以处分。”人们这才明白真相。
一次魏忠贤在得意之中，将《东林点将录》进呈给天启过目。但天启从小接受的是正统教育，没看过《水浒传》，劈头看到“托塔天王”四字，竟是大为不解。
魏忠贤赶忙给他讲了“晁盖隔溪移塔”的故事，并说：“古有能移塔之人，本朝李三才善于蛊惑人心，能使人人归附他，此正与移塔相似。”
天启本是个好武之人，听了移塔故事，觉得回味无穷，忍不住鼓掌大叫道：“勇哉！”
魏忠贤一听，知道弄拧了，赶忙把名录收起来。后又叮嘱众喽啰，不能再让皇上看到名录，只能偷偷用。
关于兴大狱的问题，阉党亲信团队倒是费了不少脑筋。他们想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缪昌期这几个死硬派东林党人搞死，可是人家早已被罢官了。
明代按照惯例，官员犯错误，大不了就是革职为民，而且已经处理过了的，就没有理由再处理第二遍。要想把这些在野的家伙抓进来往死里整，须有两个罪名，一是贪污数额巨大，二是有谋反企图，于是阉党就朝着这两个方向使劲了。
首先考虑的是贪污问题，这个罪名比较好捏造，但是用来对付东林党人也不大容易。东林官员既然是以清高为标榜，个人私德上就很难挑出毛病。阉党首脑们把目标选了又选，最后定在了背景复杂的汪文言身上。
他们考虑，汪文言混迹官场多年，不可能没有请托行贿的勾当，这家伙又和东林诸大佬多有瓜葛，由他这里突破，再大面积地牵连，是最合适的。上一次没能治得了他，是因为朝中东林势力太大，现在不同了，没有人再敢为他说话。穷究下去的话，必有收获。
天启四年（1624）十二月，有御史梁梦环，遵照魏忠贤意图上了一疏，表面上是谈考察官员的事，语言却故意牵涉到汪文言。他的用意，就是要把汪文言重新拉进天启的视野。
天启果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便问了问身边几个太监。这之前，诸阉早都串通好了，异口同声说这个家伙罪不容诛，上回只挨了一百棍子，让他给溜掉了。
天启又被蒙住了，大怒，下诏说：“汪文言花言巧语，迷惑视听，岂是廷杖能了事的？着锦衣卫差官扭解来京穷究，以清祸本！”
油滑如泥鳅的汪文言，这次是再也没有上天照顾了，逮捕他的诏令当即发出。等他进了诏狱，十八般刑具就在那儿等着他呢！
转年来到天启五年，阉党对东林党的大清洗，开始发动了。
一张“追缴赃私”的大网，缓缓撒下。网住了谁，就要让谁活不了！
正月里，属于阉党的左都御史乔应甲，开始发癫，连上十道疏论李三才、赵南星、高攀龙、孙玮、魏大中等人之罪，并指赋闲已久的“托塔天王”李三才，曾托汪文言拿钱买路，图谋起复。
大雪满幽燕。京师的凛冽寒风中，开始有了一股不祥之兆。
不过，乔应甲素以“癫狂”著称，这样的连珠炮，效果并不大。他不大明白天启的意思——整人，也须有个像样的借口。
二月初四，阉党方面终于甩出重磅炸弹。刚被魏忠贤起用不久的大理寺丞徐大化，精心撰写了一道奏疏，把左光斗、杨涟与熊廷弼、孙承宗、汪文言设法牵连在一起，要算一笔总账了！
这个徐大化，是浙江会稽人，性猾而贪，原为御史，万历末年因“不谨”在京察中被贬，经过钻营侥幸起复。后又因“奸贪”再次被贬，到了天启四年冬，才彻底靠上魏忠贤。
在魏忠贤的血腥镇压中，他出过大力，曾经推举过邵辅忠、姚宗文、陆卿荣、郭巩等十三人，为魏忠贤充当爪牙。
他擅长文墨，在杨涟上疏后，为助魏忠贤摆脱困境，建议要以皇上的名义，为魏公公正名，还亲自执笔，代内廷阉党起草了一道诏旨，以百余字的赞语，赞扬魏忠贤是何等德才兼备。叶向高看到诏书后，大惊道：“此绝非阉人所写！”
这次他的讨东林檄文又是一篇“杰作”，其大意如下：
杨涟、左光斗勾结王安，逼李选侍移宫，使其仓皇出奔，先帝在天之灵必会不安。杨涟反而扬言于朝，自居其功，且结成邪党，使天下事皆出其手，以此谋取功名富贵。此外，国家不幸丧师失地，人臣正该秉公追究，彼辈却聚党营救熊廷弼，将执正议者排挤而去，实只知有贿赂而不知有法纪（把这帽子也甩给你们戴戴）。
汪文言不过一罪犯而已，何人受贿而保举他为中书舍人（叶阁老你也不要装无辜了）？他究竟有何通神役鬼之才，能昼夜出入于尚书、都宪、侍郎、科道之家，为人求官如探囊取物？
孙承宗身为手握重兵之辅臣，何以呼之即来，不奉召而至京畿？党人之力，至此极矣（岂不是要搞政变）！
幸今日群邪已退，众正渐登，但亦应小心，以防邪党暗中滋长。
——这奏疏，文字不多，却包藏祸心。几百字把万历以来的旧账统统厘清。里面开列的罪名，有逼宫、有卖官、有结党、有专权、有兵变，哪一条都够喝一壶的。
天启看罢徐大化的奇文，有如三伏天饮冰，甚为嘉许。他好像得了健忘症，当日老母被李选侍殴死、自己被李选侍胁迫的苦处全忘了，只觉得这奏疏把东林党批得好！
当然，他的健忘症还没到晚期，对叶向高、孙承宗还是不疑有他，并不追究。只是下诏说：欺君植党辈，盘踞要津，招权纳贿，杨涟、左光斗尤甚。待汪文言逮至，一并审明追赃！
独断者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免去讲理的逻辑。杨涟、左光斗虽然卷入党争，但绝无贪污受贿劣迹，若走正常法律程序，这个罪名的帽子怕不易扣上，但是皇帝说有，那就是有！
一场血淋淋的大冤狱，看来就要从汪文言的嘴里撬开突破口了。
天启五年（1625）三月，事不出所料，有一股阴霾逼近。十二日，天启趁着听“经筵讲读”的机会，对陪读的内阁成员说：“近来百官结党徇私，朕已分别处分了，你们再传与他们，以后改过自新，姑不深究。”
这是皇帝在向东林残余及中间势力打招呼，叫他们不要再乱说乱动。圣旨传达下去后，百官知道事态严重，同情东林或者不愿附阉的，都更加沉默。部分经不起高压的中间派，开始撇清自己，明确投向了阉党。
三月十六日，汪文言被押解至京，天启按魏忠贤的意思，批了“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明朝皇帝的这类指令，是很有讲究的。凡进了诏狱的犯人，分三等：情节一般的，批的是“打着问”；较重的，是“好生打着问”；情节非常严重的，要批“好生着实打着问”。其中用的力度大不一样。
锦衣卫的镇抚司，是专管诏狱的。之所以叫“诏狱”，就是以皇帝或部院作为原告，专门审理皇帝亲自下旨要查办的案子。
有了皇帝发话，掌镇抚司的阉党打手许显纯，顿觉有了底气，汪文言一进来，就给他上了大刑伺候。
诏狱的酷刑，无异于鬼门关。里面的十八套刑具，据内部人士讲：即一二可死，何待十八种尽用哉！
汪文言这人，倒还有些骨气，心知他自己被逮，是阉党要他攀扯出东林党同人来。他牙关一咬，就是不诬攀。但肉体怎抗得住铁木，受刑不过，他招了一点儿，说甘肃巡抚李若星，是花了五千两银才买得此一官职的。
供词报到了皇上那儿，那个倒霉的李若星，立刻被削职为民，抓了起来追赃。
魏忠贤眼巴巴地等着有大家伙牵出来，吩咐许显纯加大审讯力度。
许显纯受恩于魏公公，当然要拼死卖力以报恩，便直截了当地诱供，要汪牵出东林大佬来。但汪文言也不是吃素的，死也不肯再说了。
汪文言的外甥去探监，见他被打得遍体鳞伤，眼见得活不久了，不禁泪如雨下。
汪文言厉声喝止道：“死，何足道哉！勿学小儿女状！”
许显纯无奈，就建议魏忠贤以移宫案为突破口，直接把杨涟、左光斗抓来算了。
徐大化却不同意，他说：移宫一事，无赃可言（有赃的是你魏公公），你凭什么杀人家？莫不如说他们受了熊廷弼的贿，则封疆事重，杀之就有据了！
魏忠贤觉得这主意好，就下了死命令，务必严刑逼迫汪文言，让他说出杨涟等人受过熊廷弼的贿。
顿时诏狱里又是一片忙乱，审讯行刑，昼夜不停。
施用的刑罚有多可怕？据亲眼所见者说，比较常用的有镣、棍、拶（zǎn）子、夹棍、械五种，都是专门夹、抽打、敲打手脚这些神经敏感部位的，把人折磨得生不如死，却又不能马上死掉。
此外还有脑箍、拦马棍、钉指、刷洗、油煎、灌毒药、站重枷等等，仅看字面就令人毛骨悚然！
古人折磨人，过于惨毒，就不详述了。
任你再是刚强铁汉，也吃不住劲！汪文言承受的压力超过了极限，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说：“我之口终不合你意，你想要我招供什么，我认就是。”
许显纯见有门儿，便扳着指头一个个数：东林党人某某，受贿多少、贪污多少。汪文言已濒临崩溃，许说一个，他应一声：“是。”
说着说着，许显纯又按下一个手指头：“杨涟……”
不等他说完，汪文言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猛然坐起，凄声大呼道：“世上岂有贪赃的杨大洪（杨涟别号）！”
娘的，老子不认了！随后，他坚决否认了许显纯刚才的胡编，抵死不肯诬陷东林诸人。许显纯恼羞成怒，让人在汪文言身上再上一夹。汪只是咬住嘴巴，不吐一词。
许显纯束手无策，徒唤奈何！第一个骨头就啃不下来，这怎么交差？
他只好硬起头皮，编造了一套假供词，将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等二十余人牵进，分别加上罪名，说他们这批人逼李选侍移宫是为升官，整顿吏治是为揽权，为熊廷弼说情是为求贿。
三月二十九日，假供词报到了天启那里。按照惯例，镇抚司审理完毕，案件要交给刑部再审并定罪。
许显纯也按这个程序，报请将汪文言移送至刑部，他就算交差了——这个姓汪的，可是把人搞得筋疲力尽！
但魏忠贤比他想得远：要想全面剿灭东林党，从汪文言身上牵出的人越多越好，所以，这块骨头还得继续啃！
魏忠贤知道：自己蓄势几年，就在今朝一搏。他催促皇上赶紧下诏，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逮捕到京。同时，他自己还亲临镇抚司坐镇，继续审问汪文言。
四月初，汪文言意识到许显纯已在编造假供词，知道关系重大，搞不好东林诸人要因此全军覆没，便对许显纯瞋目呼道：“休得妄书，我就是死，也要与你面质！”
这句话，倒是提醒了许显纯。此案搞得这么大，免不了将来要在什么公开场合审理，如果出现对质的情况，他造假的事就会露马脚。到时候，责任都是他许显纯的，魏公公不会替他担。而且，连个汪文言都没制服，魏公公也会瞧扁了他。
许显纯想，反正假证词已经做出来了，总算牵出一批人来，不如就把汪文言打死，来个死无对证。拷掠致死，这是镇抚司常有的事，魏公公也不会因此而怪他。于是，没过几天，许显纯就安排人，把汪文言秘密害死了。
许显纯这么搞，是歪打正着。这么一来，在杨涟等人被逮捕到京后，就已无“首告”可以对质了。这个假案，也就可以办成铁案。
天启同意逮捕六人后，锦衣卫缇骑立刻离京四出，分赴杨涟等六人的家乡逮人。
这一批逮的六人，就是天启惨案中赫赫有名的“六君子”。
六君子在各自的家乡深得民望，缇骑到时，乡里一片骚动。
明朝的百姓，不太懂孔孟之道的基本原理，但是哪个官清白，哪个官无耻，还是分得清楚的。逮人的消息传到杨涟家乡后，郡县百姓大恸，有数千“勇士”拥入公署，欲砍断官旗，衙役们慌忙紧闭内院大门，方才得免。缇骑到达宣读圣旨之时，又有各乡数万百姓，会集城外，哄声响彻云天。
当日缇骑来抓杨涟时，杨涟正在家中奉母教子，整日闭门不出。一日，有家人来报，说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县城来了缇骑，不知是为何事。
杨涟一听，心里明白了八九分：锦衣卫此来，必是抓自己无疑，于是，就请出八旬老母、五十多岁的老伴及三个儿子，向母亲从容说道：“此番进京，断无生还之理。儿死不足惜，然养育之恩未报，九泉之下不得瞑目。儿死之后，望不必悲伤，知儿为国尽忠，虽死犹荣就是。”
八十老母闻言，泣不成声！
杨涟又叮嘱夫人，一定要替自己尽孝，伺候老母。他说：“我九泉之下，当深感夫人大恩！”说罢，向夫人深深跪拜。
杨夫人大恸，连忙相向跪下，劝慰杨涟道：“此去或许苍天有眼，可保全老爷性命。”
杨涟叹道：“但愿如夫人所言！”
随后又叮嘱三子：“为父官居三品，但未有积蓄，只传给你们‘清白忠直’四个字。我死后，你辈自食其力，切勿鸡鸣狗盗，有损家声！”
此时，应山知县已经来到家门，请杨涟到驿馆去接旨。
驿馆外，围观百姓早已人山人海。堂前，香案已摆好，锦衣卫官员站立堂上，准备宣读诏旨和驾帖，校尉诸人手持械具，准备执行逮捕。
读旨毕，众校尉如狼似虎般扑上，将杨涟套上械具，拥入后堂。
围观百姓大哗，一拥而上！
校尉们心慌，连忙叫关上大门，驱散闲人。但百姓继续鼓噪，仍不散去。
驿馆内，府县两级的官员，慌忙凑了些银两，打点锦衣卫官员与校尉，请求把杨大人的械具放宽松一点。
那锦衣卫的官兵们骄悍惯了，众官凑起来的区区一点儿银子，他们不屑一顾。只说是魏公公有严令，谁也不敢徇私。府县官员无法，又叫杨涟的儿子赶快回家筹集。但杨家三个公子都是读书人，哪有现成的大把银子在手？只好向亲戚告贷，凑得几百两。锦衣卫还嫌少，声称还是要依法办事。
在场的有几位乡绅富户，实在看不过去，纷纷解囊，这才让锦衣卫的狗官们高抬了一下贵手。
从应山县城押解启程时，百姓们闻讯又围了上来，险些暴动。锦衣卫官员吓得脸色惨白，逼府县官员赶紧弹压。可是，民意哪里是几句话就能压下去的？
杨涟见事情至此，只有自己出头才行了，便向众乡亲说：“如我拒不进京，就是违抗圣旨，不仅我全家有死罪，还要连累府县大人和乡亲。所以请乡亲暂回，待我进京面圣。”
众人喧哗道：“如果真是圣旨，倒也罢了。这分明是魏阉矫诏害你，如何要去？”
杨涟答道：“杨涟为官，上可对天地社稷，下可对黎民百姓，自信不犯王法，何惧面圣？若乡亲阻拦不能成行，岂不显得胆怯？各位不要误我！”
府县官员也在一旁劝说道：“杨公刚正，进京后必能剖白冤情，不日将归。若因拦阻误了行期，岂不加重了杨公的罪过，反不为美？”
众人闻言，才勉强让开一条通道。
前面，杨涟的老母、妻儿早在路旁等候。见杨涟枷锁缠身，都一齐放声大哭！
杨老太哽咽几不能言，泣道：“自幼教导你成人，只望你为国尽忠，却不料你做了忠臣，却要我白发人送你入狱。如此，当初就不该让你读书！儿啊，为娘害了你呀……”说罢，当场哭晕。
杨涟任是铁汉一条，此时也忍不住热泪滂沱！
待要硬起心肠上路时，三个儿子又苦苦牵衣不放，号啕不止，都要随父进京。
杨涟叹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辈在家恐尚且不免，岂能随我去送死？”他随即向众人深鞠一躬，便昂然前行。
百姓号泣之声，顿时震天动地！
那几个铁石心肠的锦衣卫官校，在此气氛中，也不禁为之动容，早收起了虎狼之态，且不等百姓们再请，就主动把杨涟的械具又松了一松。
北上的一路，杨涟见处处有百姓扶老携幼，为他设香祈祷，不禁热泪盈眶：“天下至公者，民心也！”
路过开封府附近时，情况也是一样，前去送杨涟渡黄河的人络绎不绝。
此一去，风萧萧兮易水寒……
只恨那浩茫苍天，今日竟如聋如盲！
再说左光斗的遭遇，也很相似。缇骑到了他家乡桐城，他得知消息后，神色坦然，只是悄悄对一众子弟叹道：“父母老矣，如何道别？”
妻儿知道大难临头，都环绕在他身边哭泣。他似无所见，只是叮嘱平时跟随他学习的子弟，要以读书为善。
左光斗为人慷慨大度，乐善好施。本城的贫苦百姓，多有赖他接济才得以存活的。
百姓一听说缇骑要逮左大人，立时群情耸动，举邑若狂！民众在四个城门插上旗帜，相约要到京城去上告。还有数千“暴民”闻风而动，祭祀神灵之后，围住了押解队伍，攘臂要痛打缇骑。
左大人极力劝阻道：“如此徒然给逆党提供口实，非但不能救我，反连累诸位同死，何益！”说罢，自上槛车而去。
从桐城到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一路上，父老攀附马首号哭，声震原野。众人焚香求天，一路相送，直至黄河方回，连缇骑也为之感动下泪！
魏大中被逮时的情景，亦同样感天动地。四月初，汪文言被逮的消息传至浙江嘉善，正在家中的魏大中即知自不可免，便暗中做好准备，于四月十一日，为次子学濂完婚。十天后，缇骑到达郡中，魏大中才叫出家人，讲明了原委，叮嘱家人不必悲伤。
四月二十四日，缇骑来到乡里，将魏大中叫出，宣旨后逮捕。这一拨锦衣卫狗官也想乘人之危，敲诈一笔钱。他们以防自杀为名，把魏大中双手各套上一个竹筒，使其百事不能自理。大中家人苦苦哀求，均不允。大中之子学洢、学濂只得当尽家产，送上了银两，才得勉强去掉竹筒。
魏大中考上进士以前，是在乡间做塾师，其道德学问无人不晓。百姓们听说消息，都纷纷赶来送行，又募集银两，给大中作为路途之资。
北上路过苏州时，吏部员外郎周顺昌，愤于权阉当道而在家休假，他不顾众人劝阻，特地来到押解舟中，与魏大中相会。
虎狼当道，怕事者避之唯恐不及，却有周顺昌这样的好汉，敢向刀丛而行。他与魏大中见面后，相扶而哭，并把大中接到家中，款待三天，同卧同起。其间，周顺昌激励魏大中说：“大丈夫视死如归，幸勿为儿女牵怀，使千秋之下，知有继杨继盛而起，乃魏某人，亦不负读书一场！”
押解官员多次催促启程，周顺昌怒道：“你等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的男子吗？归去请告忠贤，我就是故吏部郎周顺昌也！”
说完此话，他攘臂叫着魏忠贤的名字，骂不绝口。
魏大中向周顺昌嘱托家中之事，周顺昌一口应承。魏大中最不放心的是孙子在今后的安危，周立即答应，把女儿许配给大中之孙。
临行时，周顺昌对魏大中道：“联姻之语，决不食言。周顺昌是个好男子，老先生请自放心！”
孤帆远去，满目的春色何其惨然。
唯人间正气，不随残花凋零。
正所谓，壮士一诺，泰山亦轻！丑类虽狂，奈何赤心！
此次壮别，缇骑回京后，当然一五一十禀报给了魏忠贤。这事，也成了周顺昌后来遭难的原因之一。
说来，这周顺昌与东林党并无关系，完全是为东林党人的忠义所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冤狱将至，自有忠贞之士慨然就戮，他们选择的就是“好死”。退缩者之苟活，正是壮士所唾弃之腐鼠。
——唯有忠义，才是人们心中不倒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