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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党至此心想事成，攻无不克，在现实的层面上，已俨然成为一大势力。在过去，阉党的名声不大好。它的首领，终究是阉人，廷臣中的势利之徒想要攀附，总免不了鬼鬼祟祟。如今，他们算是可以正式告别崇高，扬眉吐气地加入阉党了。
但是，吾国吾民讲究名正言顺，干什么事儿，还是希望有个好名声，没有好名声，便多少有些扭捏。阉党谋士在欢庆之余，都想到了这一点。于是顾秉谦、魏广微两人一商议，凑了一篇特谕的草稿出来，以皇帝的名义为阉党正名，再给东林党扣一顶污名帽子。
——舆论要是不造好，就是胜了，也觉少点什么。
两人所想的具有超前性，魏忠贤听他们念了草稿的内容，大为赞赏，连忙叫人誊好，呈报天启。
天启对东林党正憋着火，一听，就准了。
这个特谕，等于皇帝给两派做的结论，直斥东林一派，一通连珠炮，把东林的形象轰了个一塌糊涂。
什么叫指鹿为马？
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就是！黑变为白，清指为浊，忠诬为奸，把本应是阉党头上的帽子摘下来，还掷东林。
谁是罪人？谁是志士？全给你反着来。
有了权力，逻辑还有什么用？
这道特谕，对东林尚留在位置上的人也下了警告，说是假如再不老实，不改过自新，朕就要动用祖宗之法了，决不姑息！
圣旨一下，众人瞠目。蛮不讲理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可说？
东林阵营这次，保持了异乎寻常的沉默。只有一个小人物——给事中许誉卿，豁出性命了，顶风上奏，为赵南星和高攀龙鸣不平，说他们是“老成之人”，是“岁寒松柏”，就这样遽尔去国，今后谁还敢讲话，天下之事深可虑矣！
他的话，说得不是很激烈，本人的身份也不高，因此天启只降了他三级外调，没动用祖宗家法，还算是侥幸。
千人诺诺，唯一士谔谔。
——到了人人都不敢说话的时候，问题就大了。
今人有评论说，东林党此次不再力争，是因为丧失了以往的勇气。其实不然，这次他们倒好像是经过协调一样，不再做无谓牺牲。这个“皇帝宣言”之后紧跟着要来的是什么，他们有预感。
但是，这个沉默来得太迟了。在早前还可以与阉党较量一番时，如果东林党保持如此的沉默，对魏忠贤来说，就是可怕的寂静，他必会因胆虚而缩手缩脚。如此，两边再相持几年，魏忠贤的好运也就到头了，东林一派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另外，当杨涟一旦爆发，东林党全体就应该一起跟上，万炮齐发，即使像嘉靖年间“左顺门事件”百人集体被杖那样，也在所不辞。无论天启，还是魏忠贤，都没有能顶得住这种阵势的心理素质，他们必会退让，最后由亲东林党的第三方势力出来转圜，达到新的平衡。如此，再挨上几年，魏忠贤就会走到末路。
可惜，东林党跟魏忠贤的缠斗，多没有章法，只是单打独斗。对方一反击，当道枢要的东林党大臣就挂冠而去，自动撤出阵地。
一战如此，再战还是如此，魏忠贤也就把东林看扁了——技止此耳！
当然，东林党的策略虽有失误，但气节始终不减，在沉默中，仍以行动来抵制天启的高压。
赵南星、高攀龙两位大员去后，院、部两家分别奏报，拟以副职陈于廷、杨涟为代理主官。天启一看：这怎么成啊，又是两个东林党！赶跑还来不及呢，岂能让你们继续占位置？于是将奏疏压下不发，令各衙门会推。
会推由吏部副职陈于廷主持，按资历，推上了乔允升等数人候选。天启觉得这批人的名字不大熟，一问魏忠贤，才知道还是东林党！
皇帝终于发火了，下旨严责，不问青红皂白，再次对东林党施以打击。他认为，此次会推，推上来的还是赵南星拟用的私人，显然是陈于廷、杨涟、左光斗三人钳制众正，抗旨徇私。
天启的火发得不小，直呼陈于廷等三人为“三凶”，还特别咬定了杨涟、左光斗为幕后主使，圣旨里连“怙恶不悛”“巨猾老奸”“冥顽无耻”这样的咒骂之语都用上了。
天启跟东林党彻底闹翻了，这是肯定的。如此严厉的圣旨，没有皇帝的批准，是发不下来的。但是其中用语竟这般咬牙切齿，似又是由阉党谋臣直接执笔而成。
什么叫“怙恶不悛”？就是近世“死不悔改”之意。
可怜东林党人自万历以来，承受了巨大压力，苦苦护持天启父子坐稳了皇位，最终却落得如此的评价。
天启光骂了还不解恨，索性一勺烩，说这三个人“大不敬，无人臣礼”，着令统统革职为民。
陈于廷、杨涟、左光斗接旨后，并无抗辩，都黯然而去。事已至此，辩又何益？
杨涟、左光斗的不抵抗，大概在于寒心。移宫案之时，两人曾将生死置之度外，保住了这个小皇帝的独立。而今时势变易，功臣没有用了，不仅要一脚踢开，还要恶语相加来侮辱。
皇帝家的事，你为他呕心沥血也没用。他看重的，不是忠直，而是讨喜。
东林要员曾显赫一时，想不到这么快就清扫干净了，魏忠贤喜不自禁。余下最碍眼的，就是内阁首辅韩爌了。
顾秉谦、魏广微也早就嘀咕过几回：老韩这块石头，还是早搬开为好。
但是这位阁老与东林党并无瓜葛，要拿下他，需要另谋他途，魏忠贤对此心中有数。他对王体乾和客氏等魏家班底授以秘计，大家就纷纷到天启那里去吹风。
用不了几次，天启就着道了，下诏说：韩阁老票拟多失当，今后要集思广益，其他阁员也不能没主意，要积极参与朝政。
阉党这些人很懂得——所有的勾当，都要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即使是抢东西，也要抢得名正言顺！
让其他阁臣分掌首辅之权，是大明开国以来，闻所未闻的制度变更。分权的理由，固然说得堂皇，但好看的皮儿里边，也有各种各样的馅儿。
韩阁老一眼就看穿这把戏：不就是想撵我走吗？
他不党不私，未有过失，根本就不买皇帝的账。一天也不等，立刻就上疏请辞，不仅不认错，话里话外，还对天启来了一通挖苦。
他说：“臣以简陋之才，在内阁尸位素餐。譬如，整军应以营伍为先，而内操却屡演于宫禁之内，显是臣不能解皇上操劳之忧。又譬如，忠直之臣应召回朝中，但廷杖却屡施于殿堂之下，显是臣不能解皇上雷霆之怒。臣无能，以至众官先后被黜，中旨径出，不由票拟，朝政为之大变。皇上意在整肃朝纲，内外却认为是兴起党祸，臣不能预先深思，临事又不能阻止，此为臣罪之大且著者。请罢臣官，再治臣罪，以作为辅臣渎职之戒。”
天启原也猜测韩爌可能会撂挑子，但没想到，老家伙竟然敢嬉笑怒骂！于是下诏：要走你就走吧。
大明惯例，首辅辞官告退，皇帝要给予一系列的恩赏，比方加官、荫子等一大堆。但天启也耍开了牛脾气，除了可乘坐驿车之外，啥恩宠也不给了。
这是一个老问题：魏徵之才常有，唐太宗不常有。摊上天启这样的皇帝，你就是把谋略书翻烂了也没用。
韩爌柄政仅仅四个月，就这么一甩袖子走了，但他公然讥讽皇权，这事哪能就这么了结？回家后不久，果然又被削籍，公职待遇全被剥夺。
魏忠贤，终于得报当初一箭之仇！
至此，他还不肯罢手，对内阁最后的一个异己、老好人朱国桢也不放过。韩阁老一走，内阁票拟，执笔的只有继任首辅朱国桢一人。天启在魏忠贤鼓动下，却还要下令分权，目的就在逼朱国桢。即使这样，朱国桢也不在乎，分就分吧，他不动气。
不在乎也不行，顾秉谦、魏广微又唆使人，弹劾新首辅。
朱国桢这才知道，不能再恋栈了，得赶紧走。他连辞三回，终于允了。因为他确实不是东林党的人，又走得及时，所以什么恩赏都得到了。他走后，魏忠贤对他有个评价：“这老儿也是个邪人，但没做什么恶事，所以给他优待。”
内阁里原来还有一个亲东林的何宗彦，已于年初病逝。这样，顾秉谦就自然替补为首辅。
此时是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初，从六月初杨涟上疏起，双方酣战五个月，至此尘埃落定！
外廷中，当路要津的东林党大臣一扫而空，一场不动刀兵的政变宣告完成。魏忠贤的权势，已从内廷伸展到外廷，牢牢控制了阁权。
——连内阁也姓魏啦！
大明朝的政治中枢，阉党势力如水银泻地，正人离京若枯叶纷纷飘落。
天地惨变，万木萧索。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宵小奸佞却是欢欣雀跃。
可是，就在此时，阉党的一场危机也突然降临。这天，魏广微失魂落魄地跑到魏忠贤私宅，密报说：“督师辽东的孙承宗，提山海关兵数万，正驰往京师，声言要清君侧。孙阁老一到，公公，您可就立成齑粉了！”
啊？魏忠贤心一沉，脸都变白了。
风从何来？祸起何端？
这就要说到这个大名鼎鼎的孙承宗了。
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人。他年轻时就乐谈兵事，多智谋。在边境一带教书时，曾仗剑游塞下，结纳豪杰与戍将、老卒，遍访要害关隘。与人相处，解裘马换酒，高歌酣饮，由此通晓虏情，熟知边事。
万历三十二年（1604），这位雄才大略的读书郎，中了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也就是当了皇帝的老师。
孙承宗为人清正，敢于任事，讲课的效果也极佳，天启对他极尊重，每次听完讲，总要感叹：“开窍了，开窍了！”
天启即位不久，沈阳、辽阳就相继失陷，辽东形势危若累卵。孙承宗因以文臣而知兵，遂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是阁臣之一。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兵备弊端，深为天启嘉许。
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前往山海关视察，力排众议，支持袁崇焕主张的坚守宁远、积极防御的意见，反对退守山海关。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守住了宁远，也就是扼住了辽西的咽喉，能确保身后二百里外的山海关无事。
此后，经过数年的经营，辽东终于建成了一道宁（远）锦（州）防线，坚不可摧，后金骑兵撞破了头也不得逾越。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均望宁远而止步。这个决策，不仅保住了天启一朝的平安，就是崇祯一朝也得益颇多。
天启二年（1622）八月，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当时，山海关外有明军七万，毫无纪律，冒饷甚多。孙承宗到任后，举行大阅，淘汰了临敌而逃的将领数百人，又遣还河南、真定的疲兵万余名。随后定兵制，立营房，以三千人为一营，将帅以营为部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继而修筑关城，安置大炮，辽东明军实力由此大盛！
修筑宁远城竣工以后，孙承宗调袁崇焕镇守，自己则坐镇山海关。即是说，明末威名赫赫的袁崇焕，此时还只是孙大帅的一员爱将。那时关外一派宴然，逃亡百姓纷纷回归，宁远一带商旅辐辏，流民云集，远近都以此为乐土。
随着宁远防卫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也在不断扩张。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三朝野记》说，“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万历末年的“辽事大坏”，变成了天启年间的“辽事大好”。
天启有福，终其一朝几乎不闻边警，就因用对了一个人。
魏忠贤当然知道孙阁老既有才，也有背景，所以颇为敬畏，曾数次想把孙大帅收归自己名下。但孙承宗为人正直，又在天启心目中极有分量，所以根本不理那一套。
孙承宗是个文武两手都很硬的人，于“文斗”方面的谋略，也在很多东林党人之上。天启对他，只有崇拜的份儿，几乎言听计从。若不是他常年督师在外，魏忠贤怕也翻不起这么大的浪来。
由于孙承宗常年在辽东，所以两派在内阁争权时，谁都没把他算一个。
可是，孙阁老却没有忽略朝中斗争。眼看正直之士一个个被清除，大明的天已经塌了大半，他坐不住了，决心以自己的威望，全力一击，把这个阉竖魏忠贤打下去！
孙承宗的这一想法，有很大的可行性。可惜这个念头动得太晚了。此时，朝中已无一个正直之臣能给他以应援。
如果他提前半年下此决心，情况可能完全不同。
如今东林党人的喉咙已被扼住，能够跃起一搏并有效的，只有他自己了。
孙阁老早看得清楚，东林党人的攻击手法太陈腐，只知道上疏弹劾魏忠贤。难道他们不知道，所有的奏疏在第一时间都会落到阉党手里？
所以他考虑：根本不能露一丝痕迹，要迅雷不及掩耳直接“面圣”。他相信，以自己的威望和谋略，肯定能说动皇上，起码能让天启疏远魏忠贤。
但要做到这一点，现在也很不容易了。天启已被阉党铁桶般围住，像自己这样一个与阉党不合流的人，如何能够毫无阻碍地靠近皇上？
这个机会，他想，就在十一月中旬，皇上的生日。假如以贺寿为名，面陈朝政，那是最好不过的。
并且这个图谋，绝不能让阉党察觉一丝一毫。
于是，他在十一月初巡防来到蓟镇，这地方离京师只有几十里。他含含糊糊地写了一份奏疏，派人送进宫，只说是：三年未睹天颜，如今巡防到此，离京仅有数十里，很想在皇上万寿之日，跟众臣一起看看您！
他还报请了日程计划，即十二日入都门，十三日早朝面君，十四日随内阁大臣贺寿。然后另择日向皇上面奏军机，之后再和有关衙门会商一下军事。
他怕阉党起疑，还特别在奏疏里说，如今朝中事体纷纭，他本不该冒昧入京，但边防有未决之事需要请示，陛见之后，当速离京，以免外人猜疑。
话，说得滴水不漏！
但可能正是这“滴水不漏”，引起了魏忠贤的怀疑。魏忠贤此时的韬略，已不是三四年前那种不要命的水平了。他在想：这孙阁老，是有什么企图吧？于是，准不准孙承宗入京，数日间，魏忠贤在犹豫中。
他的爪牙在低处，看得就比较明白：魏公公是糊涂了吗？哪能放孙阁老进京呢？魏公公固然了不起，但他那韬略，恐怕还斗不过孙阁老吧？
可是这话，又不能当魏公公的面明说。于是大家会意，就到处放谣言，说孙阁老此次来，肯定有异动。
魏广微就是造谣者之一，他说：孙阁老和兵部侍郎李邦华，早就串通好，此次拥兵入京，将有大举（要魏公公您的脑袋）。
魏忠贤一听说“清君侧”，有如遭受电击，一下就明白了：
孙承宗来，毫无疑问就是做这事的！
这可怎么办？
在这个世界上，他老魏可以说谁都不怕，唯独就怕这个孙大帅！
——天启再糊涂，到此时也没把军权交给阉党的人。这说明，这个半傻的皇帝，还真是具备起码的君主素质：即便对最亲近的人，也留了一手。
魏忠贤知道大祸要临头了，要是过不去这道坎，以前的努力都等于白费了。他思前想后，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可行——
只有激怒皇帝，孙阁老才进不来京城。
他顾不得夜已深，赶忙跑去奏报皇上。天启此时已经归寝，魏忠贤硬把他叫醒，禀报时，还不忘把谣言修正了一下，使之更具有可信度：“孙承宗率甲兵五千，离山海关向京师进发，内外合谋，欲清君侧！”
“唔？”天启一听，吃了一惊。
——老师能干这事？如何清？难道要拥兵把我废掉？
天启心里升起一股寒意，起身下了御床，绕着床踱步。越想越怕，心慌意乱之下，竟倒退着走起来。
魏忠贤见天启不仅没被激怒，看样子，好像被吓傻了。他顿时崩溃，也跟着皇帝绕着御床走，捶胸大哭道：“万岁爷若放孙阁老进来，老奴活不成了！”
天启脑筋转了几个弯儿，以他对孙承宗的了解，兵变绝无可能。大帅不过就是想回来一趟，魏公公却被吓成这样，实在太可怜。
天启一念不忍，就发了话：“拟旨，让孙阁老不要来了。”
天启根本不信孙承宗能造反，所以他自信一纸上谕，就能把孙阁老给挡住。
那边厢，顾秉谦早有准备，一道严旨已经拟好，命孙承宗马首速转向东，急还山海，待犁庭扫穴、失土尽复之日，再回京。
天启听了内容，点了头。阉党诸人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刻也等不得，半夜三更打开大明门，宣兵部尚书入内，令他速发三彪飞骑，携旨分路拦截孙承宗。
魏忠贤此时也有了底气，亲赴齐化门，矫诏命令守门宦官：“孙阁老敢入齐化门，便缚来杀了！”
北京城里，诸阉皆不能寐。尽管谣言是他们自己造的，但孙承宗近在咫尺可是真的，他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只等天亮后的情况反馈。
孙承宗这天才走到通州，只见一彪飞骑迎头拦住，有兵部的官员就地宣旨。
孙承宗听完旨站起，心中叹道：这一回，又没斗过魏大珰！
他本来就无兵谏之意，知道此时的一举一动都很关键，万不能给魏阉留下任何有异谋的把柄。于是二话不说，拨马便回，直赴山海关而去。
走到半途，北京方面又有消息传来，说魏阉正在设计要杀掉他。
孙承宗心里更是不安，只有加急赶路，先回去再说。
可巧东厂有一个特务，混到孙承宗身边做随侍，负有监视之责。他为人较正直，对孙承宗相当佩服，于是就写了密信传回京中，说他亲见孙承宗只带了一个属员，未带一兵一卒。
魏忠贤得报，这才略略放下心来。
这一场虚惊使魏忠贤得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军权不可不抓。此后，他就加紧过问太监监军的事。另一方面，心里也基本有了底：正人君子，技止此耳！
这个孙承宗，对明末历史的影响甚深，但不知为何名气却不显。
本书前面说过，万历四十三年（1615）发生梃击案时，张问达曾向孙承宗请教如何处置，孙承宗建议：“不可不问，不可深问。”张问达按这个思路去办，既打击了郑贵妃的气焰，又给万历帝留了面子，没有使事态全面恶化，可说是一条万全之策。在万历帝死后，孙承宗又负责起草了神宗遗诏，彻底否定了万历期间的种种弊政，为泰昌和天启初年的新政造足了舆论，也是功不可没的一件事。
孙承宗这次欲回京劝谏，虽然只是个意图，但魏忠贤仍没放过他，后来又诬告他回京是图谋异动，好在天启还是未加理睬。
到了天启五年（1625）十月，魏忠贤终于找了个机会，借故进言，撺掇天启将孙承宗罢归，换了高第担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一个纯粹的文臣，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努尔哈赤听说孙承宗去职，即率八旗大军来攻。那高第畏敌如虎，下令撤去宁锦防线，关外官兵全部撤回山海关，岂料大军在撤退中，又演变为一场大溃逃。
孙阁老数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只有驻守在宁远的袁崇焕抗命不撤，与总兵满桂等人坚守宁远，终于一炮把努尔哈赤轰成了重伤，其退回到沈阳后身亡。
这件事，也应有孙大帅的一份功劳。
孙承宗回到家乡高阳后，专心著述，有《督师全书》《古今中官志》《高阳集》等著作传世。可是归乡的恬静，并没有持续多少年，他就迎来了极其惨烈的人生结局。
到崇祯二年（1629）秋，皇太极绕过关宁防线，进入明朝境内，京师告急。孙承宗临危受命，原官起用，负责护卫京师。于受命次日，不顾城外遍地敌军，率二十八骑冲出东便门，入通州御敌。
但崇祯皇帝是个俗人，对能臣的使用一般是过河拆桥。到崇祯四年（1631），孙承宗六十九岁时，再次被排挤回乡。
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清兵由大安口入关。多尔衮率兵绕过京城，向京畿以南的河北、山东一带攻掠，兵锋直指高阳。高阳知县雷觉民怕死，溜出城外，跑到北京避难去了。
紧急中，好友劝说孙承宗到保定或南方避难，孙承宗婉言谢绝。
兵临城下时，七十六岁高龄的孙承宗奋身而起，毅然带领全家四十余人抗敌，并动员全城百姓登城防守。城内民众为其所感，纷纷拆毁房屋，用檩条木柱做滚木，石础阶条做礌石，以盆罐壶瓶装火药，与围城的数万清兵作殊死之斗。
攻防战一直打了三天三夜，终因寡不敌众，高阳城被攻破。孙承宗子侄及孙十七人、全家共四十余口，全部壮烈殉国。孙承宗本人被俘，多尔衮曾亲自劝降，许以军师之尊，被孙承宗断然拒绝。后多尔衮又派孔有德说降，被孙承宗厉声骂退。
殉国之日，孙承宗端坐于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其浩然正气，令多尔衮大为敬服。
据传，清人入主中原后，对孙承宗依然钦敬，在高阳县为孙承宗建了“孙家祠堂”，并立牌坊，镌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字样，以示尊崇。
一代名臣这样的结局，实在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