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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海沉浮四十年的叶阁老被迫去位，东林党的前沿阵地，一下就暴露于外。东林党方面的领军人物，都是激切耿直之人，只顾前行，不屑于委蛇。而在阉党方面，则视东林党为砧上鱼肉，正虎视眈眈准备一网打尽。
彼时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感受到山雨欲来的不祥气息。
黄尊素曾经暗示过杨涟等人：应早做计议，最好是主动请归，避开朝中这块是非之地，免得首当其冲。而且，主动离开也是向对方示以缓和、转圜之意，或许可以减弱阉党下一步的攻势，致使阉党找不到兴大狱的理由。
这个建议堪称明智，人家看你碍眼，你让开就是了。依惯例，人不在朝中，被追究的可能性和酷烈程度要小得多，很有可能避开风险。
强势人物走了，战火爆发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如今双方力量的强弱已易位，东林这一边，只有维持不战的局面才是上策。
再说东林风头人物一走，阉党方面也许真的会认为余皆不足为虑，从而暂停铁血手腕也未可知。
叶阁老的失误就在于：他既然是个温和派，就应该始终起到缓冲的作用，而不应对未来的名声抱有幻想。但这位阁老太想捞取名声了，他采取的是骑墙态度——阉党胜，他是东林唯一的保护人；阉党败，他也有参与倒魏之功。这种投机态度，太过明显。
他建议将魏忠贤放归的那道奏疏，就是在这种投机心理下写出的。结果，阉党一眼看穿了他的用意，再不相信有所谓“温和派”。
很可惜，黄尊素的上述建议，未被杨涟接受。杨涟是个讲原则而不屑自保的人，他认为，既为顾命之臣，就不可为苟全性命而远离庙堂，否则就是辜负了先帝的重托。
像杨涟这样为原则而奋不顾身，于这些人物自己是悲剧，于整个民族却是幸事。
欲以软弱换来幸福，那是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的事。
因此，杨涟的固执，可以理解。
他早就铁了心，决意以一人之悲剧，换得士林与天下的正气当道。
天启四年（1624）七月，是一个奇异的历史转折点。如果不是叶向高走，而是魏忠贤走，那么两党成员后来的命运都不至于那么惨。
魏忠贤如果在这时候走了，即便将来历史大掉头，遭受清算，也不致死罪。明朝历来的皇帝，对获罪的太监大都抱有一点儿温情——再不济，也是自己或父皇的老奴。网开一面，是有可能的。
但假设毕竟是假设，我们还是来看真实的场景。八月初一，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监察长）孙玮病故。他是科道之首，忠诚耿直，而且一向是东林党的盟友。
东林党也真是到了倒运的时候，越是前方吃紧，阵地越是出现缺口。
缺了人就要补，吏部尚书赵南星此时大权仍在握，按他的思维惯性，这个关键岗位还是要推东林大将。于是在他主持下，廷推左副都御史杨涟顶上。但是天启却不批，大概还在生着杨涟的气。众人无奈，便又推了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冯从吾，想着这回应该顺理成章了。
可是天启考虑，“大计”（外官考察）即将开始，还是从京官里推一个熟悉全面的人为好。
这时候京中哄传，魏忠贤有意把户部尚书李宗延推上来。东林众人闻听，决不让步，一致推举了东林元老高攀龙。
高攀龙当时的职务是刑部右侍郎，他对这个推荐甚感不妥。因为他和赵南星是师生关系，如果师生两个，一个掌吏部，一个掌言路，当道于朝，别人会有看法。
魏大中等人却劝他不要退缩，说：“当今钻营之人多，你如何却要退后？你是廷推上来的，有何可惧？若皇上不批，我辈还要全体去廷争，当为天下争此一人！”
众人既劝，高攀龙也就不再推辞。八月初九，推荐奏疏送了上去，按例过三天才能批复，众人都忐忑不安，揣测皇上那里恐怕很难通过，魏忠贤也会出来挡路。哪知道，第二天就批了下来。
东林阵营欣喜若狂，好似冬月里忽然有了小阳春！仅有一两人心生疑惑，觉得这事情太不可解，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高攀龙被顺利任命，原因何在？这真是千古谜团了，似乎魏家班底绝不会有这般疏忽。那就应该是天启自己的主张——“大计”还是用东林的人比较放心一些。
九月，高攀龙上任之后，果然就有了事。他正遇上巡按淮扬御史崔呈秀任满回京待考察。这个崔御史，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无人不知。高攀龙当然不能容忍，就叫李应升起草奏疏，要弹劾。
崔呈秀闻讯大惊，趁着夜色跑到李应升的寓所，长跪不起，请李大人好歹放他一马。
李应升面色如霜，冷冷地看着这个人表演，严词拒绝了。
九月十七日，由高攀龙署名的弹劾奏疏递上去了，崔呈秀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自辩疏。明朝的行政体制，揭发检举是都察院的职权，事情属实与否，则要吏部来核查，于是天启有批复，让吏部勘察。
赵南星心中有数：还勘察个甚！官员贪不贪，平头百姓都知道——披一袭官袍，堆一脸的恭顺，不过就唬了皇上您一个人。于是他立刻上疏，建议责以遣戍，让那家伙服苦役去吧。
天启看了吏部奏疏，知道这崔御史是个什么货色了，就下诏予以革职，责成淮扬地方官府查清贪污数目。
这下把崔呈秀胆都吓破了，走投无路之际决定投奔阉党。他穿戴上表示身份卑贱的青衣小帽，连夜跑到魏忠贤家投靠。一见魏公公，就叩头如捣蒜，声泪俱下！他哭诉道：东林党人高攀龙、赵南星挟私排挤，请魏公公千万给予保护，我愿永世做您老的干儿子。
魏忠贤转了转脑筋：这个崔御史，说他不贪，三岁小儿都不信，但是可以为我所用！于是老魏绽开笑脸，安慰了一番，当场收了这个高素质的“儿子”。
崔呈秀以前一心想加入东林党，人家不要，想不到现在投靠阉党不费吹灰之力，不由心生感激，立刻建言道：“阿翁，不除去高攀龙、赵南星、杨涟等人，你我都不知会死在哪里，其余的人也没一个能站住脚！”
这个建言具有相当的战略眼光，一下就点醒了魏忠贤。魏在此前的剿灭行动，还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此之后，就明显有板有眼了——专挑关键的人物定点清除！
东林党，又给对方“贡献”了一名军师。
高攀龙与崔呈秀的冲突刚完，紧接着东林诸人又与阁臣魏广微起了冲突。
魏广微那时是阉党在内阁的内线之一。叶向高去后，内阁首辅由韩爌接任，韩虽然也是直臣，但分量上比叶向高要轻多了，魏广微大概也就有些放松，在一次宫廷活动中出了大纰漏。
十月初一，皇上照例在殿上向全国颁布次年的历法，群臣列班朝贺，魏广微却把这事给忘了，在家里睡大觉。颁完了历法，皇上又亲率群臣去太庙祭祖，叫作“时享”。时享是朝廷大典，四季之初和年终各举行一次，隆重之极。由皇上带领群臣向祖宗牌位供酒水，行大礼。
等到仪式接近尾声时，魏广微才睡眼惺忪地赶到，慌慌张张地挤进廷臣行列。
大家正在庄严行礼，一位阁臣却是这么个狼狈样儿，众人无不气愤！
典礼一完毕，负有纠察纪律之责的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就想上疏弹劾。黄尊素却担心此举会有连锁反应，劝阻道：“魏广微气量狭小，且极好脸面。如此攻他过急，恐生变，不妨搁置。”
魏大中不听，还是上了一本，痛斥魏广微身为执政近臣，倨傲不拜正朔（指大明历法），猖狂有如辽东建州女真和西南的叛贼。
魏广微去太庙祭祖迟到，严格说来，不过是个考勤的问题，跟人品关系不大，更谈不上政治立场。魏大中弹劾他一下也就罢了，但不该牵扯到奉不奉“正朔”的问题上。这种无限拔高的党争陋习，恐怕是一遇论战就帽子满天飞的早期渊源。
如此一激，魏广微当然要气得跳脚！
他立刻上疏自辩，同时四处展开活动。这家伙早就暗投了魏忠贤，内廷的宦官对他很买账。一时之间，不光阉党成员，就是宫中的一般内侍，也纷纷为他说好话。连客氏都亲自出马，向天启进了言，说魏大中这不是小题大做，要排挤人吗？
天启平时就很厌烦廷臣之间的纷争，见魏大中的话确实说得比较过头，就于十月初八下了一道敕谕，也就是告诫书。他总结了一下，说这种风气的原因是纪纲不肃，结党徇私，因此警告廷臣要反思，改弦易辙。
平心而论，天启这道谕旨说得不错，东林党方面是有这些问题。大臣一受攻击就引退，小臣依照亲疏评判人物，结果党争只能越来越激烈，于国事丝毫无补。
东林党人只强调品德、操守，对国计民生始终没能提出好意见，就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惠民强国的措施了。天启对他们的弱点，也还是看得很准的。
当然，阉党方面问题就更严重，远非东林党的这些问题可比。但是天启并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以为意。
本来这个特谕，针对的并非一党，是对大家说的。可是在魏广微被劾之后颁布，就明显地带有袒护之意。天启就是再傻，也不能直接为魏广微迟到的事开脱，而这个特谕，恰是最冠冕堂皇的开脱。
皇上居然坐歪了屁股，连公然违礼都不究，东林方面当然有人不服！
压不住火的是都察院御史李应升，他于十月十一日上疏，对魏广微的自辩狠狠砸下一记重拳。
本来魏广微的自辩也还算讲得有点儿道理，一是说他自己“罪止失仪”，根本没有到不拜正朔的程度；二是说言官有风闻生事的恶习，让人不能自安。
然而东林的官员们，逻辑思辨都相当厉害，且又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所以砸起人来，势不可当，魏广微哪里是对手？
魏广微脸面全无，想和东林撕破脸皮吧，又觉得还没到时候。无奈之下，想起了李应升有个老师孙承宗，时为督师辽东的大学士。这个孙督师与自己既是同年又是同乡，也许会帮忙圆场。于是他立刻上疏，向天启提出：孙承宗督师辽东有功，皇上应给予特别恩典。
他拍孙大人这个马屁，是为换取支持。
他所考虑的这些因素都不错，而且孙大人也确实劳苦功高，但他就是忘记了一点：孙承宗也是个出了名的直臣，满腹文韬武略，又曾是天启幼年的老师，他怎么能吃这套？
有没有功，轮不到你来说！
孙承宗全不顾老乡、同年的情面，上疏予以驳斥，说魏广微这是居心不良，行钻营之术。
魏广微万没料到吃这一瘪，知道自己与东林党再无调和的余地，才公开投到魏忠贤门下。原来还仅是自称“宗弟”，现在索性降了一辈，自称“宗侄”了。
那边李应升的奏疏，当然是触犯了天启——刚发了特谕不要纷争，怎么又来聒噪？我尊重大臣，你又何必借故轻侮，还要引用《大明律》！那么今后大小各官，再有迟到的，是否皆应依律惩处？
客、魏在一旁，又假装气愤地撺掇。天启果然来了火，想动用廷杖。韩爌听到了消息，赶忙写了个折子递上去，劝住了，改为罚俸一年了事。
魏忠贤正准备杖死一个东林党祭旗，结果被韩爌给搅了，气得直翻眼睛。
又是你！
韩阁老，有一笔老账，咱们还没清呢。
杨涟上疏的时候，我四面楚歌，求到你，你不肯帮忙。现在我要打击东林党一个小小的御史，你倒这么起劲！
看来，内阁的石头还没有搬干净。你们这些东林同路人，是否也应该统统让路了？
怎么才能把韩阁老尽快赶走？
魏忠贤一发话，魏广微、崔呈秀马上建言献策。
几个人商量了一通，敲定了方案，决定拿东林方面推举谢应祥为山西巡抚一事开刀，向东林党主动出击，以期扫倒一片。
由此，“推举谢应祥”便酿成了一个事件。此事的起因，来自山西巡抚一职空缺，不少人都在四处钻营。吏部尚书赵南星也有耳闻，执意不肯给那些贪婪之徒以机会，而是推选了素来清廉的太常寺卿谢应祥。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夏嘉遇等人，对谢应祥这个人选也极为赞同。
这位谢应祥，曾在魏大中的家乡浙江嘉善当过知县，魏大中应该算是他的学生。正是他二人的这层关系，被阉党抓住，要来做一点儿文章了。
魏广微找到自己的亲戚、御史陈九畴，唆使他上疏弹劾，说事成以后魏公公能给好处。陈九畴也是个躁进之徒，有这样的进身之阶在眼前，他岂能不上？
在陈九畴上疏之前，先由魏忠贤本人预热，在天启面前念叨，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欺负陛下冲幼，结党擅权。若不把他们驱逐，则无以明皇威、统摄天下。
天启最忌讳的，就是人家说他是样子货。前年十月，翰林院编修文震孟上疏，不指名地纠弹魏忠贤。疏文里曾说皇帝诸事不理，上朝犹如傀儡登场，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
魏忠贤于是叫了一个傀儡戏班子入宫，为天启演了一场，把天启看得手舞足蹈。戏毕，魏忠贤就说：“万岁爷，这就是傀儡登场呀！”天启这才回过味来，气晕了，下诏把文震孟廷杖八十。
经过魏忠贤的忽悠，天启越发觉得，东林诸臣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心里自然有气。陈九畴的弹劾疏，就趁这个机会递了上去。他诬称谢应祥老迈昏庸，难当大任，是魏大中为了照顾老师，嘱托吏部文选郎夏嘉遇出面推举的。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魏大中、夏嘉遇当然不服，上疏抗辩。双方打起了口水仗。
天启又感到头疼，把双方的奏疏发到院、部，让廷臣开会讨论。讨论的结果，当然断定陈九畴是乱说，因为这个推举是赵南星所为，与魏大中、夏嘉遇毫无干系。魏、夏二人，都是正人君子，陈九畴造谣，竟然完全不看对象！
院、部的意见，倒还公允，没有掺杂党争情绪。主要是陈九畴的这个诬告，实在太离谱了，谁来查，也是这么回事。
但是天启不信。魏忠贤先前已给他灌了太多的先入之见，臣属越是照实说，做皇上的越疑心这是结党。所以，从正常渠道呈上来奏疏，还抵不上近侍在皇帝耳边的几句悄悄话。
为什么总是亲小人而远贤臣？为什么老是把股肱大臣视为仇寇？为什么专以打击直臣为乐趣？天启身上这些谜团，难以解释。
他打击人才、猜忌下属的心理，跟小孩子毁坏玩具，可能属于同一个类型。
——我的东西，我有权处置！
十月十三日，天启又开始耍性子了，对院、部的调查发了中旨，痛斥魏大中“欺朕冲幼，把持会推”，不该把封疆大吏的职务作为向老师报恩的礼物。接着又责备夏嘉遇和陈九畴互相攻击，不成体统。罚这三人各降三级，调外任。又谴责院、部大臣偏袒一方，是“朋谋结党，淆乱国是”，给了个重重的警告。
这顿申斥，把阉党的陈九畴也算在内。不过陈九畴心里有数，他这次自杀式的攻击，见了效，为阉党立了大功，魏忠贤很快就会把他召回。
魏大中、夏嘉遇二人，一个是吏科的主官（都给事中），一个是吏部文选司的主官（员外郎），占据的都是人事部门的要津，就这样被阉党撵走了。
天启的中旨，还责备了都察院和吏部。按照惯例，院、部头头也须自请处分或辞职，如果老着脸皮不表态的话，会被人讥为贪权恋栈。于是，吏部赵南星上疏请辞，在都察院新上任不久的高攀龙也上疏自劾。
天启不留情面，不经内阁票拟，直接发出中旨，令两人罢官回籍。一个人事主官，俗称“太宰”，一个监察部长，俗称“总宪”，在明代，是比一般阁臣位置还要高的顶级文官。因一件不相干的事，一日就免去两大臣，也是罕见的。
内阁的韩爌、朱国桢大惊失色，觉得这玩笑开大了，急忙上疏论救，天启没答应，连平常高官回乡可以坐驿车的优待也不给。
天启在谕旨里，数次提到了“植党”字样，显见得已经对垄断朝政四年的东林党，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潜意识里，也许他在这样想：你们可能是没罪，但你们势力太大了，威望太高了，我不能容忍身边有这样一股异己力量。
其实在他身边更近的地方，一个庞大的、可以控制他意志的阉党，已然坐大，他却丝毫感觉不到威胁。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看见的，只是小人物的谦卑，是朝夕相处的和谐——唯唯诺诺的人，怎么可能有威胁？
小人之胜，在于谄笑；君子之败，在于孤傲。
事情就这么简单。
赵南星、高攀龙走了，这意味着：“众正盈朝”的总舵走了，东林党的精神领袖也走了。
阉党大获全胜，全体弹冠相庆！
——皇帝真成了俺们的傀儡，跟东林党算总账的日子，也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