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序曲

公元前5世纪，希腊各城邦联合击溃了波斯的进攻，由此进入鼎盛时代。然而，雅典的霸权地位打破了各城邦间的平衡，曾经为希腊带来胜利的联盟显示出其脆弱的一面。斯巴达和雅典分别组建联盟，针锋相对，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米堤亚战争后，希腊各城邦迎来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繁荣与和平，被称为“五十年时期”（Pentécontaétie）。这50年是从与波斯休战（公元前497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公元前431年）。其间，希腊各城邦的居民重建住宅和公共建筑，这些工程充分显示出了工匠们的创造性。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米堤亚战争的重要性：如果波斯赢得了战争，那么大部分希腊“黄金时代”的主角将无法施展才华，因为他们会沦为奴隶，或战死沙场（有些人甚至不会出生，因为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可能被杀）。由此，不难想象，如果波斯获胜必然会对西方历史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雅典长墙（ Les Longs Murs d’Athènes ）

米提亚战争后，雅典计划重建被波斯人毁坏的城墙。公元前457年，雅典在塔纳格拉（Tanagra）迎战斯巴达及其盟邦，雅典战败后便立即将长墙一直修筑至海边。

这座长10多公里的城墙完全符合伯里克利对于一个商业和军事帝国的设想，因为这座城墙将比雷埃夫斯港和法勒隆港（Phalère）连接起来，即使雅典遭遇陆地进攻，仍可以利用战舰控制海域为其进行补给。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长墙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伯罗奔尼撒同盟军不断地破坏田地和农庄，但长墙使得雅典成为一个不可能被饥饿征服的城市。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长墙被拆除（这是斯巴达提出的条件之一）。公元前394年，雅典人逐渐摆脱了战败的阴影，得以重建城墙。下图是由皮特·康诺利（Peter Connolly）复原的雅典城墙图。

这代希腊人不仅是战争的幸存者，还将人类思想提升至更高的境界，孕育了高雅的艺术和多领域的科学：政治学、文学、哲学、戏剧、城市规划、修辞学、经济学、体育、历史编纂学、物理、医学、工程学、绘画，以及雕塑、建筑和法律……

然而，希腊在“五十年时期”从未享有过真正的和平。在这个时期，希腊各城邦之间局势紧张，冲突不断，尤其是雅典，无论与其联盟城邦，还是与敌对的斯巴达联盟城邦，各不相让，剑拔弩张。“五十年时期”的希腊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大半处于一种“冷战”状态。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阐明了影响当时所有事件的关键因素：恐惧出现一个足以统治整个希腊的城邦。修昔底德的前辈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érodote）曾在其著作《历史》（Histoire）中提出了另一个因素。他认为要警惕人性中的狂妄（hybris），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意指统治者的任意妄为，脱离现实，它终将导致统治的覆灭。

这种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导致了武装冲突的威胁持久化。为了防止一个城邦强于其他城邦，希腊各城邦签署了条约，并且会根据时局变化不断修改协议。各城邦统治者秉持实用主义，可以抛弃自己的原则、同情心、憎恶感，甚至和一些敌对的城邦联合起来-只要他们觉得某个城邦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这种情况在整个古希腊时期并不少见，但在公元前5世纪最后30多年以及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尤其多。

第一次较量

希波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协同作战、并肩抗敌，然而仅一年之后，即公元前478年，彼此间便产生了嫌隙。起因是雅典决定重建城墙。鉴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军力，斯巴达从未建筑过城墙，而雅典的这个举措则向其透露出防御和敌对的信息。

10年之后，提洛同盟（ligue de Délos），即由雅典主导的反抗波斯的防御联盟，开始演变为雅典帝国，这导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关系紧张，大战一触即发。同盟成员可以向盟军提供三层桨座战船，也可以每年缴纳盟金。由于战舰的制造和维护过程相当繁复，只有希俄斯（Chios）、萨摩斯（Samos）和列斯堡（Lesbos）选择第一个选项。雅典与其同盟成员在财政和军事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导致一系列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雅典迫使成千上万的奴隶开采阿提卡（Attique）南部的劳里昂（Laurion）银矿，几十年间为雅典国库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公元前454年，提洛同盟的国库被迁移至雅典，进一步加强了雅典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统治力。

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iques）的纳克索斯岛（Naxos）是第一个拒绝缴纳盟金的同盟成员，公元前468年雅典仅用一次围攻便平息了反叛。三年后，爱琴海东部的塔索斯（Thasos）效仿纳克索斯岛，雅典再次通过一场海战终结了反派。然而，和纳克索斯岛不同，塔索斯在岛屿和陆地上拥有几个贵金属矿藏，于是，向斯巴达求助。斯巴达不仅同意支持它反抗雅典，还承诺为其肃清阿提卡地区相关海域。入侵雅典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城墙保护下的雅典，这也说明了决定重建城墙绝不是雅典高层的无意之举。

尽管如此，斯巴达却在不久后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一场大地震毁坏了大片领土，据记载，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斯巴达居民因此身亡。沦为奴隶的美塞尼亚（Messénie）边境地区原住民（hilotes）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发动叛乱，反抗奴隶主，随后以伊索姆山（mont Ithômé）筑垒固守。这次叛乱严重威胁到斯巴达的国有奴隶模式，因为斯巴达通过剥削美塞尼亚地区的黑劳士，才得以全力投入军事训练。斯巴达被局势所迫，不但将入侵阿提卡的承诺抛之脑后，甚至在极致实用主义的推动下，向雅典求助，以镇压黑劳士的叛乱。

尽管得到了雅典的协助，对伊索姆山的围攻仍长达数年。以当时的军事器械而言，黑劳士建造的瞭望塔似乎坚不可破。斯巴达认为在这场平叛中雅典人毫无用处，同时也害怕雅典军队和反叛者勾结。于是，斯巴达直接打发走了雅典人，转而联合曾经的宿敌阿尔戈斯（Argos），以及拥有希腊最强骑兵的塞萨利亚（Thessalie）。然而，这一切依旧徒劳无功，最后斯巴达只能与反叛者签订协约，终止了这场战争。

当雅典军队被斯巴达羞辱遣返的消息传到雅典时，对斯巴达的敌对情绪迅速蔓延开来。雅典人转而表达出对美塞尼亚人的同情，许多黑劳士逃亡到了诺帕克图斯（Naupacte），即雅典位于科林斯湾的殖民地。由此，雅典公民大会投票决议放逐亲斯巴达派的将军客蒙（Cimon），他曾主张派兵攻打美塞尼亚，反斯巴达派的埃菲阿尔特斯（Éphialtès）趁机掌握了实权，他是民主派政治家，也是伯里克利（Périclès）的良师益友。

《三十年和约》

在接下来的15年间，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尤其是科林斯）由于领土争端时常发生冲突，战场主要集中在墨伽拉（Mégare）中部地区，埃及以及西西里岛。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于公元前445年结束，签署了《三十年和约》（lapaix de Trente Ans）。雅典首席将军伯里克利对和约的签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实《三十年和约》是为了平衡各方利益而对整个希腊做出的重新划分：斯巴达掌控希腊大陆，而雅典则控制爱琴海。和约中有一项条款无疑最具引人注目，也最具创新性，它规定，如果双方出现争端或冲突，必须由中立的第三方做出仲裁。

和约签署几个月后，便迎来了第一次考验：雅典在意大利南部建立大希腊殖民地-图里奥伊（Thurioi）。锡巴里斯（Sybaris）在与克罗托纳（Crotone）的冲突中被毁，战争的幸存者向希腊求助，在锡巴里斯周围重建一座城市。斯巴达对这个计划不感兴趣，但雅典的伯里克利则在各地游说，鼓励居民前往意大利建立新城图里奥伊。米利都人希波达莫斯（Hippodamos de Milet）为这座新城设计了规划图。图里奥伊的规划与其他殖民地不同，没有模仿任何一座大城市，而是综合了爱奥尼亚（Ionien）、多利安（Dorien）和伊奥利亚（Éolie）的特点。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时代的编年史家

修昔底德作为一个秉持客观态度的历史学家理应享有盛誉，他注重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公正严谨地记录资料。他在流放期间撰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这段流放的经历使他能以客观的态度看待正在发生的这场战争，同时也给了他一处安静之所得以投入工作，并且收集了两个阵营的资料。如果没有这部历史著作，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了解只是浅薄的，缺乏真实感。

修昔底德出生于公元前455年，他的家族在色雷斯拥有金矿开采权，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他的外祖母是色雷斯王子的孙女，也是在马拉松战役中获胜的米提亚德（Miltiade）女儿的孙女。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雅典爆发鼠疫，修昔底德幸免于难；几年后，公元前424年，他被任命为雅典十将军之一，率领舰队出征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而此时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Brasidas）即将攻克安菲波利斯。修昔底德由于此次失利被流放20年。公元前398年，修昔底德去世，留下未完成的巨著，而他对这场战争的记载终止于公元前441年的突发事件。色诺芬（Xénophon）续编了之后的历史事件，成就了其著作《希腊史》（Helléniques）。

希罗多德是图里奥伊最著名的移民。他与伯里克利十分亲近，极有可能是受到了伯里克利的影响才迁至新城，此外希罗多德不是雅典人，他出生于哈利卡纳索斯（Halicarnasse），早年为了对抗统治这座城邦的亲波斯派僭主，才不得不背井离乡。然而，新的公民身份并未为他带来期盼已久的平静生活。图里奥伊刚建立不久，便卷入了与邻城塔兰托（Tarente）的对抗中，而这座城邦正是斯巴达少有的几处殖民地之一。图里奥伊战败后被掠夺一空。尽管城中住着不少雅典移民，如当时20多岁的演说家吕西亚斯（Lysias），但雅典并未尽力守护这座新城，并声称图里奥伊不是雅典的城邦。雅典认为，如果介入这场争端，就违背了《三十年和约》。斯巴达也没有努力避免两座城邦之间的对抗。此外，公民内部也发生了分歧，这标志着泛希腊计划的彻底失败。

公元前440年的夏天，另外两座希腊城邦也爆发了冲突，它们分别是位于爱琴海东部的萨摩斯岛（Samos）和小亚细亚西海岸城邦米利都（Milet）。冲突的导火索始于萨摩斯岛的军队入侵普里埃涅（Priène），波及了比邻的米利都。而米利都和萨摩斯岛都属于提洛同盟，它们都要求雅典介入此次纠纷。当萨摩斯岛军队拒绝撤退时，雅典认为在提洛同盟内部发生这样的冲突是十分危险的，于是决定攻占萨摩斯岛。

伯里克利亲自率领上百艘三层桨座战船出征。雅典人推翻了统治萨摩斯岛的寡头势力，强制推行民主制。雅典人从萨摩斯人中选取了50名男童和50名成年男子作为人质，并将他们安置在北爱琴海的列姆诺斯岛（Lemnos）。愤愤不平的萨摩斯岛居民得到了撒丁岛波斯总督的支持，随即发动了起义。作为回击，雅典的军队和舰队在伯里克利的统率下围攻了萨摩斯城。政敌立刻指控这位刚离婚的雅典主帅，说他的行动受到了其情人阿斯帕西娅（Aspasie）的影响，因为年轻聪慧的阿斯帕西娅刚好出生于米利都。

9个月之后，饥荒和疾病最终迫使岛上的居民投降，他们不得不付出赔偿，包括奴隶和钱财。但雅典人并不满足，他们要求拆除城墙，交出船队，并且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以弥补此次军事行动的开销。

与此同时，伯罗奔尼撒同盟召开了一次会议，其间科林斯和斯巴达讨论了介入萨摩斯岛争端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可以利用此次冲突，偷袭后方空虚的雅典。然而，考虑到雅典在近期的图里奥伊冲突中秉持的中立态度，以及伯里克利不断表态要遵守《三十年和约》，斯巴达和科林斯最终决定放弃进攻计划。

公元前435年，海拉德地区（Hellade）政局发生动荡，科林斯和克基拉［Corcyre，今科孚岛（Corfou）］在勒希姆（Leucymne）海角附近爆发海战。双方的冲突源于克基拉一处边远殖民地的领土争端，即埃皮达姆努斯（Épidamne）。它位于伊利里亚地区（Illyria，今阿尔巴尼亚海岸），处于连接希腊和意大利的海路通道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海战造成了40多艘三层桨座战船损毁，以及几百名科林斯步兵阵亡。其实，克基拉原本是希腊古风时期（Époque archaïque）由科林斯人建立的殖民地。也正因为彼此间的这层关系，使得此次冲突显得尤为特殊。

科林斯誓要一雪前耻，花了两年时间积极备战，建造了当时规模最大的舰队，并在全希腊招募桨手。公元前433年的夏天，克基拉感觉到了来自科林斯的威胁，便向雅典求助。雅典公民大会就此议题召开会议，听取冲突双方代表的陈述。普尼克斯山丘上，克基拉代表试图向雅典市民说明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如果克基拉战败，它的船舰将会被科林斯收编，那么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海上力量将可以和提洛同盟相抗衡。加之伯罗奔尼撒同盟具有更强大的陆军，两个同盟的军力对比将处于危险的失衡状态。科林斯代表则强调，雅典既应该遵守《三十年和约》约定的双方互不侵犯，也不应忘记在雅典重兵围困萨摩斯岛时，科林斯曾劝说斯巴达放弃攻打雅典的计划。

雅典公民大会由此陷入两难的境地：拒绝援助克基拉，意味着坐视他们共同的敌人借此扩充海军；援助克基拉，则会违反《三十年和约》，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伯里克利的理性和智慧最终使众人达成一致，雅典市民决议要履行其同盟防务的职责，派遣十艘三层桨座战船驶往克基拉（此次行动的象征意义多于实际军事意义），但是雅典的战船不会主动求战，除非科林斯率先发动进攻。

尽管雅典尽可能保持中立，但仍无法改变事态的发展。公元前433年9月，科林斯和克基拉的舰队在克基拉岛南部群岛锡博塔（Sybota）遭遇。海战之初，克基拉的110艘战船显然无法抵御科林斯的150艘战船。科林斯舰队准备全力出击。此时，先前抵达的雅典第一批10艘战船还未参战，第二批战船又已到达，虽然仅有20艘，但是科林斯人却错估了战船的数量，决定掉头撤退。

锡博塔之战的实际损失不大，科林斯有几十名士兵牺牲，以及差不多数量的士兵被俘。然而，挫败感使之愤怒至极，科林斯决议结盟斯巴达，与雅典及其盟邦全面开战。

其他不稳定因素

30多艘战船凯旋之后，伯里克利请求公民大会公布政令，禁止来自墨伽拉（Mégare）的商船进港或停靠大港口比雷埃夫斯。墨伽拉是一座拥有数个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港口的城邦，它曾两次支持科林斯攻打克基拉。

萨摩斯岛的赫拉神庙（Héraion de Samos）

尽管萨摩斯岛和米利都之间出现领土争端，但雅典作为萨摩斯岛的同盟没有帮助萨摩斯岛解决争端，却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的围困，萨摩斯岛由此成为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之一。

雅典通过贸易封锁惩罚墨伽拉，其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统治城邦的寡头势力，其中大部分是有权势的富商。同时，雅典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任何胆敢支持雅典敌人的城邦必将付出代价。雅典的威慑方式十分巧妙，由于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也就不会违反《三十年和约》。

墨伽拉必然会向斯巴达抱怨，鼓动斯巴达立即向雅典开战。斯巴达当时唯一的国王阿基达摩斯（Archidamos）［普莱斯托纳科斯（Pleistoanax）已被判流放］是伯里克利的朋友，他用尽方法想控制事态的发展，但是针对墨伽拉的贸易禁令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而波提狄亚（Potidée）争端则最终揭开了这场可怕战争的序幕。

波提狄亚位于卡尔基狄克（Chalcidique）地区，地处马其顿和色雷斯（Thrace）之间，尽管一直以来与雅典关系甚密，但实际上却是科林斯的殖民地。波提狄亚还是提洛同盟成员。这种矛盾而又微妙的状态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锡博塔之战后，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对立打破了这份脆弱的平衡。伯里克利派出一名使者向波提狄亚传达雅典的要求，即立刻驱逐时常来访的科林斯行政官员，其意图明显是为了对这座城邦的执政官施加影响。雅典还勒令波提狄亚拆除位于港口边的城墙。冲突就此爆发。

面对雅典的咄咄逼人，科林斯以维护殖民地安全为由，向波提狄亚派遣了一支雇佣兵部队。这支部队和寡头集团相勾结，鼓动波提狄亚人反抗雅典。而雅典绝不能容忍事态进一步发展，以免其他城邦效仿波提狄亚。公元前432年夏天，伯里克利决定派遣部队攻占波提狄亚。然而，一场原本应该轻松取胜的出征却演变成了长达两年的围攻。冲突双方在人力和财力方面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科林斯趁机向斯巴达施压，怂恿斯巴达介入战局，支援波提狄亚人的叛乱，这正是阿提卡急切期盼的。但阿基达摩斯国王再一次拒绝了这个提议。他推说雅典筑有城墙，财力雄厚，是拥有强大海军力量的海上帝国，而斯巴达并不擅长海上作战，一旦开战，将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尽管如此，斯巴达的监察官和公民大会最终仍决定出战，而修昔底德认为，其实他们并非完全信服科林斯人的说辞。修昔底德强调，斯巴达最关心的是避免“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他们知道希腊大部分地区已经臣服于雅典了”（修昔底德，第一卷，第88页）。斯巴达在之后几个月的所作所为也证实了斯巴达对于开战缺乏信心，国王竟然派遣了三个外交使团前往雅典，试图进行谈判！斯巴达要求雅典从波提狄亚撤军，被雅典占领的埃伊纳岛实行自治，取消针对墨伽拉的贸易禁令，允许其商船停靠提洛同盟的港口。

在一场著名的公民大会演讲中，伯里克利拒绝了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要求：“你们不应该感到任何的自责，我们不是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而兴师作战。因为恰恰是这点无足轻重的琐事显现出你们的志气。如果你们做出让步，他们便会立刻得寸进尺，认定你们必会出于害怕而再一次屈从。如果你们采取坚决不妥协的态度，他们将明白，必须以平等的地位对待你们……伯罗奔尼撒人是农民，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都不富有。此外，他们也没有跨海长期作战的经验；因为贫穷，他们彼此间的冲突历时较短……我们从海战中获取的陆战技巧，远远超过他们从陆战中得到的海战技巧。事实上，他们很难获得我们的海上经验……如果他们从陆上入侵我们的领土，那我们将从海上攻入他们的国土，伯罗奔尼撒一部分土地的破坏与整个阿提卡被肆虐相比，他们所遭受的损失要远甚于我们。因为他们不通过战争就无法获得新的领土；而我们在诸岛屿和陆地上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如果我们是岛上的居民，还有谁能比我们更坚不可摧？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把自己当作岛民，我们必须摒弃所有关于土地和房屋的念头，时刻准备保卫海洋和城市……如果我认为我可以说服你们，我会奉劝你们离开家园，亲手毁坏你们的财产，以此向伯罗奔尼撒人宣告，即使失去这一切，你们也不会屈从。”（修昔底德，第一卷，第140-143页）。

入侵普拉提亚

斯巴达宣战后的6个多月里，派往雅典的三个外交使团都未能完成使命，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于公元前431年爆发。然而，最初的几场冲突没有发生在阿提卡境内，而是在波奥提亚地区（Béotie），确切地说，是在一座小城邦-普拉提亚。出人意料的是，开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这场进攻既不是由斯巴达，也不是由科林斯，而是由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另一个强大的盟邦-底比斯发起的。

普拉提亚是一个民主制城邦，和雅典结盟已久［公元前490年，普拉提亚和雅典在马拉松（Marathon）共同抵御波斯的侵袭］，这便妨碍了一心想要统治整个波奥提亚的寡头制城邦底比斯。此外，普拉提亚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地处希腊东南部的交通要道，这条要道既连接了底比斯和雅典，还串起了墨伽拉、科林斯和雅典。

爱奥尼亚人对抗达里安人：雅典盟邦与斯巴达盟邦之间的战争

参战之前，希腊城邦分为两大阵营：与雅典结盟的城邦，以及与斯巴达结盟的城邦。一些城邦之前未与任何一方结盟，但后来为了自保只能和其中一方达成同盟协议。仅有几个城邦艰难地维持中立，但这也造成其内部的政局不稳。

决定与哪个阵营结盟的关键性因素在于每个城邦的政治体制。民主制城邦的权力取决于大多数公民的意愿，这些城邦加入了提洛同盟，而由寡头统治的城邦则选择了伯罗奔尼撒同盟。文化和社会因素也对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沿袭爱奥尼亚传统和方言的城邦通常与雅典交好，受多里安文化影响的地区支持斯巴达。远离这两座核心城邦的其他地区则宣布中立，但事实上它们也无法完全置身事外。

1斯巴达及其盟邦 由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其主要成员是科林斯和底比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城邦都属于该同盟，除了有碍斯巴达利益的阿尔戈斯（Argos）。之后一些岛屿也加入了斯巴达同盟，如琉卡斯岛（Leucade）和基塞拉岛（Cythère）。

2雅典及其盟邦 开战之初，提洛同盟包括爱琴海的十几个岛屿和城邦，其中有埃维亚（Eubée）、纳克索斯、安德罗斯岛（Andros）、萨摩斯岛、俄希斯岛、列斯堡岛、罗德斯（Rhodes）和米利都。地中海东部和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也在雅典的势力范围内。尽管如此，普拉提亚、波提狄亚和克基拉率先给雅典帝国制造了麻烦。

3中立地区 在雅典对抗斯巴达期间，克里特岛（Crète）和希腊大陆的几个地区仍保持中立。然而，它们无法完全置身事外，其领土安全不断受到内战波及的威胁。

4波斯帝国 波斯总督时刻关注战争的进程。起初他对战局的干涉较为隐蔽，之后便越来越明显。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阶段，波斯决意介入战局。波斯支援的黄金使得斯巴达最终战胜了雅典人。

公元前431年的一个雨夜，一小队底比斯步兵趁夜色潜入普拉提亚。名为诺克雷德斯（Nauclide）的普拉提亚人，伙同城里的寡头派成员为底比斯人打开了城门。底比斯士兵进城后有序地到达广场，排成几列长队，直至几乎占满整个广场。底比斯人在广场的每侧都安排了四名传令官，以便召见普拉提亚的执政官。他们无视诺克雷德斯的建议，决定不趁居民熟睡时进攻，而在与他们的行政官员谈判前叫醒他们。然而，谈判刚结束，普拉提亚的领导人便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命令每个普拉提亚公民拿起武器，或任何手头上可用作武器的工具，一起反抗侵略者。其实，他们早就注意到广场上的底比斯士兵故意拉开了队伍间距，企图造成兵力众多的假象。普拉提亚的行政官员已经估算出了士兵的人数，看上去像一两千的部队，其实只有300人左右。

古典时代雅典人一生的兵役经历

雅典青年军事训练团

18-20岁的青年男子被征召入“青年军事训练团”（éphébie），在这个阶段，国家负责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他们必须全心投入训练中，因此免于任何政治义务，甚至可以免于出庭。训练的第一年，他们会驻扎在比雷埃夫斯，学习使用武器。第二年，他们将前往阿提卡守卫边境，并在公民大会召开期间维持秩序。

现役军人

青年军事训练团结束后，这些年轻人将正式成为享有各项权利的雅典公民。50岁之前他们会被列入步兵或骑兵的征召名录上，将根据需要在军事行动中对他们进行征召。和平时期，征召名单上的公民须定期参加军事技能考核：检查全副甲胄是否完好，进行密集队形操练。有些人为了应付考核，甚至会雇用私教和马术专业人员进行培训。

退伍军人和老年人

公民50岁时便可退伍。退伍军人（presbytatoï）协同青年军事训练团和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侨民一起负责巡视阿提卡的边境防御工事。只要在陪审团担任仲裁人满一年，超过60岁的公民将不再负有军事义务。这些公共仲裁人负责快捷司法诉讼，旨在减轻地方法院的工作。上图：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一座老者雕塑，现藏于奥林匹亚考古博物馆（Musée archéologique, Olympique）。

原始攻城技术

公元前5世纪，翻越一座城墙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的做法有：围城直至整座城市因弹尽粮绝而投降、趁夜色突袭、给水源下毒，或者贿赂城门守卫，让其打开城门。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最先进的攻城技术（polior cétique）是用树干制作一个板条，然后将板条架在石头和泥土搭成的斜坡上，从而搭建出一个直达城墙顶的坡道。搭建完成后，用木头、松脂和硫黄点火（围攻普拉提亚时第一次使用了这种攻城方式）。城中的守军通常会用附近建筑物的砖头加高部分城墙，或者在城墙内侧搭建一堵半圆形的矮墙，从而形成一道新的防线抵挡进攻。

1突击部队 士兵使用盾牌和大木板躲避弓箭和射弹，试图登上城墙。

2守军 当他们在建造一堵新的砖墙时，他们会竖起一个用鞣制皮革包裹的木框，以此抵挡弓箭。

3新的防护墙 这是非常有效的防御措施。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只要不是弹尽粮绝或是被叛徒出卖，攻城部队很难攻破城池。

4搭建土坡 整个工程十分耗时，据修昔底德记载，围攻普拉提亚花了70天“日夜赶工”才完成土坡的搭建。事实上，当入侵者向城墙投掷土块时，守军会尽力通过城墙上的出击口将其移除。

5进攻部队 需要一支几千人的部队，因为围攻可能持续几年的时间。

普拉提亚人迅速移走广场上的物品，设置大型路障封锁广场所有的出入口。将底比斯士兵围困起来之后，他们拿起剑、标枪、锄头和刀在广场外侧坚守。随后，在普拉提亚统帅的号令下，公民们冲入了广场。尽管底比斯士兵作战经验丰富，但在普拉提亚人猛烈且坚决的冲杀下，很快就抵挡不住了。士兵们开始迎击人群，但不久就意识到人数上的劣势，他们惊恐地四散逃开，躲进普拉提亚的大街小巷。

但是所有的城门都已关闭。底比斯人就如同笼中之鸟，无路可逃。他们中的大部分被普拉提亚人团团围住，被残忍地处以私刑，遭殴打、监禁或杀害。抵达城墙脚下的士兵不愿就此赴死，于是决定冒险攀爬城墙，翻越至另一侧。另一队士兵看到一栋紧靠城墙的建筑，以为能在这里找到其中一个城门，便溜了进去，但进去后却发现没有任何出口通向城外。他们反而中了圈套被困在了里面，成群的普拉提亚人堵住了出口，威胁要立即烧死他们，然后抓住了这些士兵。

普拉提亚人反抗底比斯入侵的战斗取得了完胜。翌日早晨，底比斯的后援部队抵达后，发现之前入城的士兵没有一人前来打开城门，而城内也没有内应可以协助他们。

伯里克利

这位雅典政治家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他兼具了个人魅力和威望，极具智慧和政治敏锐性。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他的演说才能使之能更好地引导人民。

斯巴达军队的战争准备状态

正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多次展现的那样，斯巴达军队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仪式的影响，尤其是在战斗开始之前的整个阶段。每次只要情况允许，士兵们会在战场上搭建营地，每天进行军事训练和宗教祭祀，直至敌人到达战场，开始对战。

早上的祭祀结束后，国王对军官下达当日的指令，通常是身体锻炼、巡查、换防和军事训练。下午则会组织一些竞技类比赛：军司令官（高级军官）担任裁判，为获胜者颁奖，奖赏通常是晚餐食用的肉。晚上，士兵们一起吟唱提尔泰乌斯（Tyrtée）的颂歌和诗歌，然后各自回行军帐篷（syskenoi）就寝。开战当日一早，重装步兵打磨盾牌，准备武器，细心梳理长发，这个重要仪式极具象征意义和心理作用。当战斗一触即发时，会祭祀一只山羊献给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Artémis），占卜者随即检查山羊的内脏，解读征兆；因为国王在等待神的祝福，然后才会下令进攻。士兵们接受最后的指令，军官排在部队的第一排，等待军号示意进攻。重装步兵在队列中吹笛手的伴奏下唱起《卡斯托尔之歌》（Chanson de Castor）。旨在鼓舞士气，斯巴达士兵们以整齐的步伐缓缓向前，直指前方的敌人。

普拉提亚人完全沉浸在复仇的快感中，他们杀死了城里所有的底比斯人，包括当晚抓获的180名俘虏。按照传统的战争规则，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件被认为是一场真正的暴行。

这场血腥的事端开启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长达27年漫长而又艰苦的岁月中，残酷的战争使双方拔刀相向，势不两立，而忘记了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宗教和相同的习俗曾使他们紧密相连。他们将以前未曾有的残忍投入这场战争中。他们将和那晚的普拉提亚人一样残忍，任由积蓄已久的恐惧和愤怒驱使。

埃伊纳岛的灾难

公元前431年，雅典舰队进攻宿敌埃伊纳岛（Égine），此岛紧邻比雷埃夫斯，雅典人迫使岛上居民逃往伯罗奔尼撒半岛。不久之后，一批移殖民抵达该岛，巩固了雅典人对于萨罗尼克湾的控制。

十年战乱

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年又一年，两座城邦陷入了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乱之中。本页插图：德西利奥斯石碑（Dexiléos），创作于公元前4世纪。现藏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