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的准备

对付武将最有效的手段便是诬陷他谋反，而杨国忠也毫不例外地使出了这招撒手锏！

在开元、天宝四十几年间，玄宗皇帝先后任命了八十二名节度使，仅有一人，也就是北庭节度使刘涣曾发动过叛乱，但他所发动的叛乱当月便被朝廷镇压下去。这场短暂的叛乱对政局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以至于史书对此事只字片语，仿佛这场叛乱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

节度使发生叛乱少，主要得益于朝廷实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形成了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的用人原则，而且“边帅皆用忠厚名臣”。

节度使任期一般为四年，而且许多节度使根本等不到任期届满便予以迁转。“不久任”使得节度使没有充足的时间培育忠于自己的军事势力。玄宗皇帝执政后期因为军事斗争的需要逐渐突破了“不久任”原则，安禄山连续担任平卢节度使竟然长达十四年之久。

专任一道而互不兼统也使节度使无法培育起可以与朝廷相对抗的军事势力。但为了便于协同作战，玄宗皇帝后来却常常打破不兼统的原则。王忠嗣甚至曾一度兼统陇右、河西、朔方、河东四道节度使。尽管如此，兼统两镇及以上的节度使人数仅占节度使总数的九分之一，而且兼统时间一般都在三年以下。只有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达十二年之久，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也有四年多的时间。

玄宗皇帝之所以甘愿为了安禄山而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用人原则是因为他被安禄山的假忠诚所蒙蔽了。他觉得自己给予安禄山这个出身卑微的胡人至高无上的殊荣，安禄山根本就没有理由背叛自己。但安禄山却在暗中蠢蠢欲动。

将士方面，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三镇管辖近二十万精兵，军队数量竟然占到大唐整个边防部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对于大唐而言是极其危险的！

安禄山依靠职务便利和个人魅力汇聚了一大批谋臣武将。高尚、严庄和张通儒成为安禄山的高级智囊。孙孝哲、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润客、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成为安禄山的心腹将领。

安禄山还收养归降的同罗、奚、契丹等三个少数民族的八千勇士为养子，号称“曳落河”，其实就是壮士的意思。这八千“曳落河”日后成了所向披靡的先锋。安禄山还在家奴中挑选数百名善于射箭的人严加训练。

武器方面，以抵御契丹进攻为名，安禄山在范阳城北侧筑起雄武城，用以储藏兵器和军粮。

马匹方面，马匹是最为重要的作战工具和运输工具。河北位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塞外游牧文明的交会处。安禄山通过边境贸易囤积了大量马匹，光品种优良的单于、护真大马便达三万多匹。安禄山后来兼任闲厩、陇右群牧使，趁机又搜罗了一大批优质马匹装备自己的部队。

军费方面，虽然安禄山兼任度支使、营田使、陆运使以及转运使等名目繁多的经济使职，但安史之乱前的节度使们却并没有真正独立的财权。当时的军费来源分为自筹和划拨两种方式。朝廷划拨给各大军区的军费主要包括衣赐和军粮两部分。关于军粮的数据不完整而且不同史书的记载差异较大，所以并不具备分析比较的价值，现只比较一下各镇衣赐数值。

各镇人均衣赐数值相差悬殊。虽然帝国各地的军费执行标准略有差异，但是却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也就是史书中屡屡提及的“以长行旨为准”，可是范阳人均衣赐数值却明显低于其他军区。

这其实说明了一个鲜为人知但却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范阳镇自筹军费在整个军费开支中占有很大比例，对于中央拨款的依赖程度自然比其他镇要低。自筹军费主要来自营田和地租收入，而安禄山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这笔巨额收入，范阳镇的军队离开中央财政支持仍旧可以独立生存下去。

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天宝时期，河北道的户数占全国总户数的16.57%，而人口更是占到全国总人口的20.09%，在整个帝国十五道中位居第一位。古代一般用人口来衡量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帝国经济体系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河北道的经济总量在整个大唐内定然是首屈一指的！

两个汉人的推波助澜使得安禄山在反叛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一个是掌书记高尚，负责“典笺奏”，职责相当于机要秘书。一个是孔目官严庄，负责“治簿书”，职责相当于办公室主任。

高尚不得志时曾仰天长叹：“宁可轰轰烈烈地死，也决不窝窝囊囊地活！”在高力士的推荐下，高尚才当上了左领军仓曹参军这么一个小官，开启了自己的仕途生涯。后来，高力士又将他推荐给时任平卢节度使的安禄山。高尚摇身一变成为平卢掌书记。

身材肥硕的安禄山特别喜欢睡觉，每当他呼呼大睡的时候，高尚总是通宵达旦地拿着纸笔守候在他的床边。他不仅要忍受瞌睡的袭扰、长夜的孤寂，更要忍受安禄山震天动地的呼噜声。

高尚的付出终于收获了回报，安禄山将他视为自己的铁杆心腹。高尚想要成为开国元勋，而这一切的前提便是安禄山要成为皇帝，可此时的安禄山却陷入了痛苦的抉择和无限的彷徨之中，因为一旦踏上反叛之路，也就意味着要失去眼前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

成功说服安禄山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高尚却并不气馁！

势单力孤的高尚决定寻找同盟者。严庄最终进入了他的视野，野心勃勃的严庄同样不甘心安于现状。两人最终一拍即合，于是精心炮制了图谶，以至于安禄山隐隐有些动心了！

长期生活在边陲的安禄山来到都城长安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繁华，也激发了他强大的占有欲。他屡次往来于京城与范阳也发觉内地防守空虚，而这无疑也助长了他的占有欲。

泱泱大唐怎会防守如此松散呢？这是因为府兵制的崩溃使得原有的军事格局悄然发生了改变。大唐建立之初沿用“兵民合一”的府兵制。府兵的特点是“我是一个兵也是老百姓”。他们平时在田间劳作，农闲时在折冲府训练，轮番承担番上等日常军事任务和征行、差遣等临时军事任务，当然也有主要负责训练的兵户。

全盛时期，大唐共有633（一说634）个折冲府，京城长安所在的关内道就拥有288个之多，占到全国军府总数的45.5%。手握重兵的十二卫不仅要保卫京城安全，还会出征维护边疆稳定，也可以镇压各地叛乱。

太宗时期是府兵制最后的辉煌，从此之后，府兵制逐渐走向没落。这是因为府兵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均田制逐渐走向瓦解。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田地荒芜。大唐开国后将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适龄的男丁要强制性服兵役。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农民手中的土地逐渐集中到豪强地主手中，再也负担不起沉重兵役的兵户开始纷纷逃亡。折冲府的兵员逐渐缩减，曾经辉煌一时的南衙十二卫自然也就风光不再。

在府兵制逐渐走向衰落的同时，边疆军事斗争却日趋激烈。为了稳定边疆局势，职业化的募兵逐渐取代府兵成为边防军的主体，而京城和内地却并没有迅速填补府兵衰落后遗留下来的军事真空。

广大内地郡县只有在战略要地才会有正规军驻扎，而大多数郡县仅仅拥有一定数量的郡兵，主要是团练兵，类似于今天的武警部队或者预备役部队。

大唐军事格局由“内重外轻”逐渐变为“外重内轻”。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都集中到边疆节度使的手中。

在安禄山的眼中，北衙禁军不过是些花拳绣腿之辈，除了参与过几场军事政变外并没有什么实战经验；日渐衰落的南衙禁军早已是今非昔比；那些只能守城的团练兵更是一帮乌合之众。

安禄山之所以冒险走上反叛之路最重要的原因是为自己的后半生早做打算，否则别说享受荣华富贵，就是恐连性命都难保。这些年来，他不遗余力地逢迎玄宗皇帝，巴结权相李林甫，招致太子李亨的嫉恨和新任宰相杨国忠的不满。一旦年事已高的玄宗皇帝驾崩，他很可能会沦为权力更迭的祭品。

其实良心未泯的安禄山本想在玄宗皇帝去世后再发动叛乱，可随着他与杨国忠的矛盾日趋尖锐，安禄山不得不加快了叛乱的步伐！

为了彻底击溃政治对手，杨国忠向玄宗皇帝进言：“陛下征召安禄山进京，如若他肯来，说明他对朝廷忠心不二；如若他不肯来，说明他肯定心里有鬼。”

犹豫不决的玄宗皇帝最终还是同意了杨国忠的建议。面对玄宗皇帝的征召，进退维谷的安禄山陷入了巨大的彷徨之中！

叛乱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此时的安禄山还不敢过早地与朝廷决裂，可一旦要是到了凶险莫测的京城，岂不是会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去还是不去？这可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重大抉择。安禄山安插在京城的卧底吉温给他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这只是一个考验，而不是一场阴谋！

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挣扎，安禄山最终决定冒险一搏，觉得凭借玄宗皇帝对他的良好印象以及自己高超的演技肯定能逢凶化吉。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正月初四，风尘仆仆的安禄山来到骊山华清宫。他的到来无疑使得杨国忠的预言彻底破灭了！

安禄山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对玄宗皇帝说：“微臣是个胡人，也不认识什么字。承蒙陛下不嫌弃我，委以重任，可这却招致杨国忠的嫉妒。他不把微臣置于死地是绝不肯善罢甘休啊！”

安禄山打出的悲情牌果然收到了预期效果，玄宗皇帝自然好言劝慰一番，还对他加官晋爵，大肆封赏。

玄宗皇帝愧疚的神情让先前还有几分恐惧的安禄山彻底释然了，不过他却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决意趁机敲起了竹杠。

安禄山请求担任闲厩、陇右群牧使。这个官相当于国家牧马场场长。在古代，马匹具有极大的军事价值。玄宗皇帝想都没想就欣然应允了，而这些战马最终却成了安禄山摧毁大唐的利器！

安禄山还恳请玄宗皇帝将自己麾下五百名将领全都提升为将军，两千名将领提升为中郎将，玄宗皇帝也都同意了，而这些军官即将成为安禄山摧毁大唐的帮凶！

心满意足的安禄山知道自己该走了，不过他能否全身而退还是一个未知数。虽然安䘵山此时犹如惊弓之鸟，但表面上他却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惶恐与不安。好在那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他最终如愿以偿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巢范阳。

颜面尽失的杨国忠却仍旧不肯善罢甘休，既然正面强攻不能奏效，那么就从侧面迂回！

安禄山的亲信吉温因受贿罪败露而被贬为澧阳长史，再贬为端州要高县县尉。杨国忠将吉温赶出京城犹如刺瞎了安禄山的一只眼睛，安禄山无论如何也不能坐视不管，他急忙上书玄宗皇帝为吉温鸣冤。和事佬玄宗皇帝只得和起稀泥。安禄山却认为这实际上是玄宗皇帝在偏袒和纵容杨国忠。

随着吉温的死，杨国忠与安禄山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杨国忠甚至产生了逼迫安禄山造反的险恶想法。

杨国忠授意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长安的宅邸，大肆搜罗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其实杨国忠也知道诡计多端的安禄山绝对不会愚蠢到在长安宅邸内留下叛乱的证据。他这么做只是希望做到敲山震虎的效果。搜查人员最终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等人，送往御史台缢杀。

杨国忠的步步紧逼无疑极大地加速了安禄山反叛的进程，这虽然使在与安禄山的对抗中屡屡受挫的杨国忠暂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最终他却是自食恶果，而陪葬的却是大唐的繁华盛世！ QnNgsc4RLU5JCmILzECk4va1++zjdtAPdRnksI1Moez1YaRciF6exVfpgxKECP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