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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是身份卑微的“混血”胡人，母亲是突厥巫师，父亲是粟特商人，不过他的生父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随母嫁突厥人安延偃，改姓安，更名禄山。
开元初年，正值大唐最为昌盛富庶之际，突厥各部落却陷入无休止的血腥攻伐之中。安禄山所在的部族在战争失利后溃散了。曾经熟悉而又亲切的茫茫大草原如今却再也无处容身。年幼的安禄山被迫逃至大唐境内，将目光投向了红火的边境贸易。熟知六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安禄山担任互市牙郎。大唐在边境设立了方便贸易活动的互市，而互市牙郎就是利用语言优势撮合双方成交的中间商。
安禄山为了生计而奔波忙碌着。不知是迫于生计铤而走险，还是经受不住诱惑临时起意，三十而立的安禄山因为一次偷窃行为而险些招致杀身大祸。
此时张守珪刚刚调任幽州节度使不久，经过简单的审理，安禄山偷羊罪属实，张守珪紧闭的双唇蹦出两个冰冷的字：“棒杀”。
跪倒在地上的安禄山顿时便吓得面如死灰。行刑人员走到他的面前，准备将他拖下大堂，拖向行刑地点。
当衙役手中挥舞的大棒落下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生命将会因为这个小小的过错而过早地陨落，二十多年后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叛乱也将会被消弭在萌芽之中。可是小小的偶然有时却会改变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安禄山却展现出自己的过人之处，他深知自乱方寸只会丧失最后一丝自救的希望。
“大夫难道不想消灭两蕃吗？那你为何还要棒杀壮士呢？”这句给力的话语居然使安禄山奇迹般地化险为夷，因为这句话说到了张守珪的心坎上。
此时，无论是身在京城的玄宗皇帝李隆基，还是远在边陲的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无不为如何降服桀骜不驯的契丹人和奚人而一筹莫展。
此言一出，张守珪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这个居然能够说出如此豪言壮语的胡人罪犯，只见他长得身材魁梧，体型健硕。硬朗的外形和豪迈的话语聚合在一起带来强大的心灵震撼。这让求才心切的张守珪心动了。张守珪不仅释放了安禄山，而且还将他留在军中效力。
作为一个并没有什么背景的卑贱胡人，依靠军功入仕无疑是安禄山最佳的仕途选择，他不仅歪打正着地选对了人生道路，更关键的是赶上了建功立业的好时候。
如果安禄山生活在太宗朝，或许终其一生也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他之所以会在日后扶摇直上是因为他幸运地赶上了盛产战斗英雄的“乱世”。开元盛世时一直是战争频仍，只不过内地的稳定与繁盛暂时掩盖了边疆的动荡与混乱而已。
太宗皇帝李世民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都督府和羁縻州。大部落的酋长会被授予羁縻都督府都督职务，小部落的首领会被授予羁縻州刺史，这些职务由酋长家族世袭担任。羁縻制度并未真正改变原来的部落管理模式，只是将归附的少数民族置于大唐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内。太宗皇帝利用自己的政治智慧使得边疆形势日趋稳定，而他也被各民族拥戴为“天可汗”。
太宗皇帝去世后，武则天、韦皇后以及太平公主三个政治女强人的干政使得大唐政局持续动荡，曾经归附大唐的少数民族部落相继叛变，太宗皇帝呕心沥血建立起的羁縻制度也走向没落。
随着边疆局势渐趋紧张，原有的政治军事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政治军事斗争新形势的需要。
大唐在边疆的常设军事机构都督府或者都护府虽然也拥有直属部队，并且承担稳定地区局势的职能，却无法全权调动并自由指挥辖区内各种不同建制的军队。每遇到重大战事，朝廷均会设置行军大总管或者行军总管统一调度。战事一结束，行军大总管或者总管便回朝复命。可随着边疆军事斗争日益激烈化和复杂化，战争也变得愈加持久。原本属于临时差遣性质的行军大总管或者行军总管迟迟无法完成使命回朝复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即便是像薛仁贵那样的当代名将也会遭遇败仗：一会儿去东北，一会儿去西北，一会儿又去西南，环境不同，对手不同，士卒也不同，自然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很容易遭遇失利。
在这种背景下，节度使便应运而生了。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四月，贺拔延嗣担任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这是关于节度使最早的记载。
节度使常驻边疆地区，自然比那些临时任命的统兵将领更加了解周边环境，了解军事对手，而且朝廷还会授予节度使节制调度辖区内所有军队的权力，可以根据战争形势“便宜行事”。节度使的广泛设立无疑使得帝国边疆政策由太宗朝确立的政治安抚为主、军事征讨为辅彻底转变为军事征讨为主、政治安抚为辅。
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太宗皇帝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谛，而玄宗皇帝除了参加宫廷政变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战争经验，没有什么战争经验的玄宗皇帝却热衷于武力征服。他好大喜功的性格无疑传递给边镇将帅们错误的政策导向，也使得大唐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之中。
政绩突出的节度使往往会升任宰相，这也就是被当时的人所称道的“出将入相”。张嘉贞、张说、萧嵩、杜暹等人都是通过节度使这个跳板当上宰相的。
“出将入相”激励着许许多多的中央官员前往条件艰苦的帝国边疆地区工作。这有效地解决了边疆地区人才相对匮乏的局面。这些具有边疆工作经验的官员回京任职后在政策制定和政务决策时也会更加符合边疆的实际。官员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合理流动也使得帝国更好地应对边疆日趋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
可任何一项政策都是一柄利害相间的双刃剑。其实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原本坎坷曲折，即使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那样功勋卓著的胡人将领依旧受到汉族重臣的节制。朝廷空降的许多节度使原本是文官，既不懂边疆军事斗争形势，又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外行指挥内行”有时会极大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很多中央官员到边疆任职不过是为了“镀镀金”，根本无心在边疆建功立业，同时地方重要官职都被朝廷空降官员把持着，广大中下级军官尤其是出身卑微的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无疑被严重堵塞了！
不过李林甫提出的一个建议却使得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陡然间变得豁然开朗。深知权力来之不易的李林甫觉得“出将入相”将会严重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他担心哪一天某个才华卓著的节度使会因得到玄宗皇帝特别的赏识而成为宰相，进而取代他的位置。为了将潜在威胁消弭于无形，李林甫向玄宗皇帝大胆建议提拔胡人将领以取代汉人将领，而这些胡人将领不可能对他的宰相之位构成实质性威胁。因为胡人将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并不具备执政能力。曾经盛行一时的“出将入相”在天宝年间渐渐销声匿迹了。
由于中央空降官员数量大幅萎缩，胡人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时期，一大批胡人将领得以脱颖而出，以至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在帝国十大节度使之中，居然有六个由胡人将领担任，帝国最为精锐的部队大都在这六大节度使掌控之下。
正是因为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候，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从军仅仅七年的安禄山便升任平卢兵马使，跻身帝国高级将领的行列。次年三月初九，安禄山加授特进，从此步入正二品官员的行列。
两年后的正月，玄宗皇帝决定弃用已经使用了二十九年的“开元”年号，改用“天宝”这个年号。史家总是习惯于将开元与盛世联系在一起，将天宝与危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天宝危机却植根于开元末年的盛世之中。
志得意满的玄宗皇帝决定用变革来昭示新气象。他将天下的州改为郡，刺史改为太守。在这次改名风潮中，幽州改为范阳郡，幽州节度使也更名为范阳节度使。
在隋代之前，州为郡的上级行政区划。隋文帝杨坚废除郡，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隋文帝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却改州为郡。仅仅十二年后，隋帝国便灰飞烟灭。大唐建立后沿用州县制，可不知为什么，玄宗皇帝也要别出心裁地改州为郡。或许只是巧合，繁盛的大唐在这次改制十四年后也被推到了生与死的边缘。
玄宗皇帝还做出了一个对安禄山的仕途生涯影响深远的决定，将原本隶属范阳节度使的平卢军、卢龙军、渝关守捉、安东都护府等军事单位分拆出来，另行设立平卢节度使，而安禄山如愿以偿地成为首任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麾下军士数量达三万七千五百人。
刚过不惑之年的安禄山便已跻身十大节度使之列。当时大唐在北部边陲共设置了八位节度使。从东向西依次是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和河西。此外，设立于西域地区的北庭和安西两镇大致以天山为分界线。在西南地区设置剑南节度使，南部边陲设置岭南五府经略使。节度使的设置也反映了大唐“北重南轻”的军事格局，因为帝国最危险的敌人主要来自北方。
安禄山怀着一丝忐忑与兴奋前往都城长安面见李隆基谢恩。这是他与帝国皇帝的第一次会面。这次相谈甚欢的经历使得安禄山给玄宗皇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不久安禄山进位骠骑大将军（从一品）。骠骑大将军是武散官最高阶。
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安禄山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玄宗皇帝将天下划分为十五道。河北道包括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这使安禄山可以借此插手河北道地方行政事务，安插亲信，排斥异己，为日后的叛乱进行筹划和部署。这也是安禄山发动叛乱后河北各郡县望风而降的重要原因。
这一年五月，安禄山受封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自唐朝建国以来还尚属首例。在唐朝开国功臣中，秦琼（字叔宝）和尉迟恭（字敬德）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两员大将，被民间尊奉为门神。两人为了大唐开国出生入死，可他们不过才被封为国公，比郡王还要低一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