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辣的权相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五月的一天，作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林甫首次以宰相身份走入庄严肃穆的政事堂。

其实，早在十一年前，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也标志着政事堂由单纯的议事机构变为政务决策与中枢处理机构。

能够走进中书门下是每个大唐官员梦寐以求之事，因为那里是大唐的权力核心和决策中枢。

不过此时的宰相却分三六九等，李林甫只是位列“同中书门下三品”，地位要逊于中书令张九龄和侍中裴耀卿，因此他最初的宰相生涯其实并不如意，一直被资格更老、地位更高的张九龄和裴耀卿压制着。

不过老谋深算的李林甫却并不急于争权，很多事情并不是争来的而是等来的。“等”并不是坐享其成，也不是守株待兔，而是坐以待变，谈笑间对手灰飞烟灭。

经过两年多的等待，李林甫终于等到了反击的机会，也等来了投桃报李的机会。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的冬天注定深深地影响着大唐未来的走向。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皇子们居住的“十王宅”显得一片萧瑟。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个人聚在了一起，不过他们此时还不知道这次聚会将会给他们惹来天大的祸事。

李瑛的母亲赵丽妃早在玄宗皇帝李隆基还是临淄王的时候便服侍在他的身旁。玄宗是一位艺术造诣很高的皇帝，晓音律，善歌舞，自然对歌女出身的赵丽妃情有独钟。由于王皇后一直没有子嗣，玄宗便册立赵丽妃之子李瑛为皇太子，可武惠妃的出现却使得玄宗皇帝对赵丽妃的宠爱日衰。

在偌大的皇宫之中，能够得宠的妃子总是凤毛麟角，而那些被皇帝冷落在一旁的妃子只能独自品味失落的滋味，变得越来越没有存在感。赵丽妃就是在这种悲凉中带着无尽的悔恨离开了这个残酷的世界。失去母亲庇护的李瑛感到越来越孤独，越来越无助，也越来越惶恐！

李瑛终日闷闷不乐，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两人与李瑛一向颇为要好，不仅年龄相近，脾气也相投。李瑶的母亲皇甫德仪、李琚的母亲刘才人跟李瑛的母亲赵丽妃很早便熟识了。三人后来都失宠了，唯一的不同就是此前受恩宠的程度并不一样，李瑛的母亲是地位显赫的丽妃，在宫中仅次于惠妃；李瑶的母亲则是地位次一等的六仪之一德仪；李琚的母亲仅仅是个才人。李瑛母亲失宠后的心理落差无疑更大一些。

在摇曳的烛光中，李瑛沉默不语，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颇有几分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意味。

见李瑛只是一味地喝闷酒，李瑶忙劝慰道：“二哥，不必为那些烦心事劳心费神。你是天命所归，谁也撼动不了你的太子之位！”

李琚随即附和道：“五哥所言极是，李瑁那副文文弱弱的样子怎么能够治国呢？不过是仗着母亲得宠而招摇过市罢了！”

几杯酒下肚，李琚已经微微有些醉意了，那些在内心深处堆积的不满在酒精的刺激下充分地发酵，他情绪激动地说：“父亲真是老糊涂了，竟然如此宠信妖媚的武惠妃！要是她再一味地苦苦相逼，咱们干脆就清君侧！”

“清君侧”三个字一出，李瑛的酒顿时就醒了，而且还吓出了一身冷汗。其实李琚自己也觉得有些失言了，但嘴上却仍旧假装强硬道：“五哥多虑了。难道我们还怕了她不成！”

李瑛终于打破了沉默，语气严厉地说：“天色已晚，大家还是各自回府吧！刚才说的话万万不可泄露出去！”

他们不会想到，此时窗外有一双阴森可怖的眼睛正在密切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武惠妃跪在玄宗皇帝跟前，痛哭流涕地说：“太子李瑛见陛下甚是宠爱瑁儿，于是便心生不满，勾结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企图谋害我们母子，他居然还对陛下横加指责。还请陛下为我们母子做主啊！”

在宠妃撼天动地的哭声中，玄宗皇帝心中的怒火顿时便熊熊燃烧起来。

玄宗皇帝即位之前，政变频繁，局势动荡。有鉴于此，玄宗皇帝上台后加强了对诸王的控制，并于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九月特地重申：“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贵戚懿亲，宜书座右。”

玄宗皇帝不仅严禁诸王结交朝臣，还严格限制皇亲国戚之间的来往。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属于“同父异母”的至亲，虽并不在禁止之列，但他们之间的频繁来往依然引起了玄宗皇帝的警觉。

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退位到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玄宗皇帝李隆基诛杀太平公主，在短短八年半的时间里竟发生了七起政变。玄宗皇帝要么是旁观者，要么是亲历者，他强烈而又真切地感受到了不计其数的人都在觊觎着他坐着的宝座。

很多政治宠儿就因为早生了那么几年甚至几天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被册立为太子，继而登基称帝，一切都是那么顺风顺水，可玄宗皇帝所走的每一步都是那么惊心动魄，当藩王时如此，成为太子后也是如此，当了皇帝后依然如此。他能时刻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有的是真实的，也有很多只是臆想的。为此，他曾经猜忌过功臣，猜忌过兄弟，晚年又将猜疑的矛头指向自己的儿子。

其实皇帝与太子早就不是寻常父子了，相互猜忌着，相互防范着，相互提防着，看似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其实早就变得脆弱不堪，早就被权力异化了！

经历了数次宫廷政变风雨洗礼的玄宗皇帝对任何潜在威胁都有着一种近乎神经质般的敏感。此时此刻他的心头升腾起废除太子以及鄂王和光王的念头，可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必须召集宰相们进行商议。

张九龄苦口婆心地劝诫道：“陛下登基近三十年，太子诸王一步都不敢离开深宫，日夜接受圣训的教诲，天下之人都庆幸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如今三位皇子都已长大成人，并未有什么大的过失，陛下怎能仅仅凭借片面之词便要将他们废掉呢？太子为天下之本，不可轻动。想当初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擅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受到江充的蛊惑，重责太子，京城血流成河；晋惠帝偏听贾皇后的诋毁，废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听信独孤皇后之言，罢黜太子李勇，失去天下。由此观之，废立太子之事乃是关乎江山社稷的大事啊！”

一副老学究模样的宰相张九龄引用了轻易废弃太子而招致国家动荡的种种典故。他言辞恳切的规劝使得玄宗皇帝渐渐恢复了理智，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对帝国而言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决定。

虽然太子风波暂且告一段落，但张九龄的宰相生涯却也即将走到尽头，而他职业命运的终结者便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

玄宗皇帝原本想要任命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不过却遭到了宰相张九龄与裴耀卿的反对。

当时沉默不语的李林甫事后找到玄宗皇帝说：“牛仙客乃是宰相之才，何止担任尚书一职。张九龄真是一介书生，根本不识大体！”玄宗皇帝自然地将善于谄媚的李林甫视为自己的知音和心腹。

次日，玄宗皇帝再次召集宰相讨论牛仙客的任职问题。耿直的张九龄依旧坚决反对，而且言辞也越来越激烈。

玄宗皇帝不禁勃然大怒，李林甫虽再次选择了沉默，但退朝后，他却再度添油加醋地对张九龄等人大肆诋毁了一番。

此时的玄宗皇帝对张九龄的不满已然到了极点，而且李林甫很快又扔出了足以压垮张九龄的最后那根稻草。

蔚州刺史王元琰贪污案案发后，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联合审理此案。王元琰是严挺之前妻的现任丈夫。婚姻的解体并没有让严挺之与前妻形同陌路。不知是旧情难忘，还是其他原因，“大爱无疆”的严挺之居然不顾国法，企图暗中营救王元琰。他这个不识时务的举动不仅给自己带来厄运，更是将祸水引向了自己的老上司张九龄。

李林甫一直在暗中注视着张九龄的一举一动，仿佛在树林深处静静等待猎物到来的孤狼。

玄宗皇帝召集宰相们讨论严挺之挟私枉法之事。张九龄此时还不知局势的严峻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仍旧不顾一切地出言为好友严挺之辩解，而这正是李林甫所期待的，因为张九龄正在一步步地走进他布设的陷阱之中。

望着竭力袒护严挺之的张九龄，玄宗皇帝不禁想起了前些日子讨论牛仙客任职时所发生的种种不快，脑海中顿时便浮现出那个令他担忧而又令他厌恶的词——“结党”。这一系列事件明确无误地表明张九龄正在利用职务便利培植亲信，排斥异己，尤其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当朝宰相居然还与太子纠缠在了一起。

玄宗皇帝随即罢免了张九龄与裴耀卿的宰相职务。“一雕挟两兔”的李林甫无疑成为最大的赢家。升任中书令的李林甫一跃成为“首相”。首度跻身宰相行列的牛仙客自然对李林甫俯首听命。

张九龄走后，太子李瑛变得惶恐不安。虽然冬季的冷酷早已被明媚的阳光一扫而尽，可太子李瑛却感受不到一丝的温暖，从此之后，他将不得不独自面对险恶的政坛。

《新唐书》记载，武惠妃以宫中出现盗贼为由征召太子李瑛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人身披盔甲入宫缉拿盗贼。当三人如约进宫后，武惠妃却诬陷他们披甲入宫图谋不轨。玄宗皇帝赶忙派遣心腹宦官前去查看，果然如武惠妃所言。

《新唐书》中的这段记载其实颇为值得怀疑。与《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同时代的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也对此提出过异议。其实经过上次政治风波，太子李瑛与武惠妃的矛盾已经日趋明朗化和激烈化。李瑛等人肯定会谨言慎行，绝不会如此轻信武惠妃之言做出身披盔甲入宫这样明显不合时宜而又授人以柄的举动。

尽管如此，武惠妃诬陷太子李瑛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阴谋造反却是事实。上次，武惠妃诬陷三人对玄宗皇帝不满，企图谋害他们母子，而这次武惠妃的诬陷升级了，指控他们三人对玄宗不满并要谋反。

怒不可遏的玄宗急忙召集宰相商议如何处理此事，狡猾的李林甫并没有直接表态，而是非常巧妙地说：“这是陛下的家事，臣不便表态！”

其实老辣的李林甫早已从玄宗皇帝愤怒的表情中猜出了他将会如何处置这三个身陷叛逆泥潭的儿子，而他不表态实际上就是在推波助澜！

当然李林甫不表态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如若玄宗皇帝哪一天后悔了，也不至于因此而埋怨他。他之所以将这件事定位为“家事”，表面上看是不希望让“三司”介入，以免皇帝家丑外扬，实际上却是在担心一旦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介入，那些精于断案的官员们若是查到些什么蛛丝马迹，到了那时局面可就难以控制了。

牛仙客自从担任宰相以来一直对李林甫言听计从，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是李林甫扳倒了张九龄，别说位列宰相，即便是进京当个尚书恐怕都会很困难。牛仙客为了报恩自然是急忙附和。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同时被废为庶人，不久便被赐死。

李林甫的掌权无疑是大唐政治由清明变为黑暗的重要转折点。

李林甫从此主政近十九年之久，虽然经济仍在继续发展，可是社会贫富分化却日益加剧，以至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虽然文化继续昌盛，可是明哲保身和阿谀奉承的实用主义思潮却逐渐成为主流。

开元时期，宰相任职时间都不长，短的仅有数月，长的一般也只有三五年，即便是最为出名的姚崇、宋璟也只干了三年多，两人加起来也不过才六年多的时间。虽说两人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若说两人开创了“开元盛世”却未免有些过了，因为“开元”这个年号使用了二十九年之久，两人执政时间仅占其五分之一。

开元时期为相时间最久的便是源乾曜，他先后两次为相，第二次居然连续干了九年零六个月的宰相，而他从政的秘诀便是远离是非，充做老好人。在此之前还有一位宰相卢怀慎，遇到事情便选择退让，毫无建树，被戏称为“伴食宰相”，一直干到病逝。

开元这段时间，宰相之所以频频变更，一方面是因为宰相间相互排挤倾陷，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玄宗皇帝年富力强，励精图治，牢牢操控着朝政，因此“开元盛世”其实是由玄宗皇帝本人主导的而并非是宰相主导的。但随着玄宗皇帝年纪越来越大，习惯于将政事交给宰相们去处理，因此天宝年间的宰相任职时间普遍较长。

其实李林甫还有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身份，他其实是玄宗皇帝的远房叔叔，因为他的曾祖父李叔良是开国皇帝李渊的堂弟。他之所以能拜相，虽得益于武惠妃不断地在玄宗皇帝跟前吹枕边风，但根本原因却还是他出众的才华，“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这才获得玄宗皇帝额外的赏识，身居相位长达近十九年之久。

为了能长久执政，李林甫大肆结交宫人后妃，以便能够随时掌握玄宗皇帝的最新动向，因此他说的话、做的事总能令玄宗皇帝满意。由于年事已高，玄宗皇帝越来越热衷于享受生活，他将所有政事都委托给宰相李林甫，却是所托非人。李林甫虽不失为能臣，却官德有亏，他将个人得失凌驾于国事之上，钳制朝臣，控制朝政，陷害打压太子，搜刮民脂民膏，将曾经富庶昌盛的大唐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JCsD9BQxvRJXeHxNXkt9rAevRtB25fh+2nxtDVJUoGG0IE02UYpsEzfBMepuyJ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