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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站始发的“回声号”新干线比想象中还要拥挤，好在自由席也有座位。到三河安城站约两个半小时。如果搭“希望号”到名古屋站，再换乘回声号往回坐一站，时间可以缩短半个小时，但车费也贵了两千日元，自又另当别论了。由于要节省经费，中町都没有获准同行。

五代坐在临窗的座位，又看起昨晚筒井给他的资料。

仓木达郎——这便是他要去见的人。从出生日期来看，此人现年六十六岁，此外几乎没有任何信息。

白石事务所接到电话时，会在对方姓名后标注日期和时间；因为有来电显示，也能记下电话号码。据说这是白石健介从独立执业起形成的习惯，每天工作结束后必浏览一遍来电记录，回顾同谁谈了些什么。

根据来电记录，十月二日有一个姓仓木的人打来电话，记下的号码是手机号。向长井节子确认后，她表示对这通电话还有印象，但当时她只是转告了白石健介，除了此人是男性外，对其一无所知，自然不清楚他所为何事。在当事人名单上也未发现这个名字。男人只打过一通电话，没有留下来访事务所的记录。

此人究竟是谁？如果是嫌疑人，倒是有可能申请搜查令，要求运营商提供信息，但现阶段还办不到。警方最后决定直接联系本人查明情况。考虑到异性比较容易沟通，由一位女警察接下了这个任务。

女警察没有提及案件的详情，只以调查的一环为由，询问对方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对方没有拒绝回答，介绍自己叫仓木达郎，也报出了住址等信息。以女警察的印象，他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慌乱。随后筒井又打电话过去，提出想了解一些情况，可否约个时间见面。仓木回答说现在没有工作，随时都可以。就这样，五代今天前往三河安城。

据说仓木再三询问筒井，究竟要了解什么事。这也难怪，刑警从东京专程过来，任谁都会觉得事情非同小可。就算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也难免会在意。筒井只回了一句：“等见面就知道了。”仓木是否涉案尚未可知，但在实际见面前不提供多余的信息，这也是侦查的铁则。

中午十一点刚过，列车抵达了三河安城站。出站后有个小巧的环岛。停车场里零散地停了几辆车。周围高层建筑不多，也没看到花哨的招牌，有种田园诗般的氛围。

出租车停靠点只有一辆空车在候客，五代给司机看了事先打印出来的地图。

“噢，是SASAME啊。”说完，司机发动了车子。

“是读作SASAME吗？不是SHINOME？”五代问。他要去的目的地是安城市的篠目。

“是啊，外地人一般念不对，毕竟这个小镇也没啥出名的东西。”司机笑着说，话里带点口音，想来就是所谓的三河方言了。

五代向车窗外望去，行车道和人行道都很宽阔。道路两旁建有民宅和商店。没看到高层建筑，无论民宅还是商店占地都颇为宽敞。五代心想，在这种地方住惯了，怕是没法在东京那密集的住宅区生活了。

开了不到十分钟，出租车就停了下来。“就在这附近了。”司机说。

“那到这里就行了。”

五代付过车费后下了车，对比着地图和周围的景色迈开步子。形形色色、新旧不一的房子鳞次栉比，共同点是都有停车位，停了不止一辆车的人家也不少见。

门口挂着“仓木”名牌的房子前也有车棚，里面停了辆灰色的小轿车，车内的后视镜上挂着护身符。名牌下方是门禁。五代按下按钮后等了片刻，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哪位？”

“我是从东京来的。”

“稍等。”

过了一会儿，响起开门的声音，大门打开了，出现一个穿着毛衣的男人，瘦削的脸庞和驾照上的照片一模一样，不过体格比五代想象中健壮。

“敝姓五代，很抱歉在百忙之中打扰您。”五代取出警视厅的徽章，上前出示后，利落地收进怀里，然后递出名片。

仓木接过名片，眯起眼瞧了瞧，说了声“请进”，便引他入内。

“叨扰了。”五代低头致意后，迈步进屋。

仓木带他来到了紧邻大门的和室。榻榻米上摆放着藤椅和桌子，靠墙设有小小的神龛，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女人的照片，像是在葬礼上使用的遗照。女人年纪在五十岁上下，圆脸和短发很相称。

“这是我太太。”注意到五代的视线，仓木说道，“十六年前过世了。她比我大一岁，当时是五十一岁。”

“还很年轻啊，真令人难过。是因为意外还是……”

“她得了骨髓性白血病。如果能做骨髓移植，或许还有救，但最终没找到捐献者。”

“原来如此……”五代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人生活。我已经好些年没用茶壶泡过茶了，要是您不介意瓶装的茶饮料……”

“不，不用了，请不要费心。”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您请坐。”

在仓木的催促下，五代在椅子上落座。“昨天打电话的人应该和您提过，有个案子的侦查过程中出现了您的名字。东京的白石事务所的来电记录里，有您的电话号码。此次前来调查，是因为我们侦办的正是白石律师遇害的案子。”

一口气说完后，五代观察着仓木的反应。瘦削的老人表情几乎没变，只微微点了点头。

“您已经知道了白石律师遇害的事？”

“昨天接到警方的电话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别看我这样，电脑还是会用的。知道案子后，我吓了一跳，难怪警方要来找我。”仓木的声音很沉稳。

“既然您知道案子，那说起来就简单了。今天来是想请教您，给白石律师打电话的原因是什么，您和他是什么关系？”

仓木将剃得短短的头发往后理了理。“并没有什么关系，也没见过面。那天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也就是说，您是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打电话？是为什么事？”

“为了咨询。”

“咨询？”

“就是法律咨询。我最近有点烦心事，在金钱方面和人起了纠纷，想知道法律上该怎样处理，就打了电话过去。”

“为什么要打给白石律师？”

“其实给谁打都一样。我在网上查过了，简单的咨询可以电话解答，而且是免费的。我还没打算请律师，所以在东京也好大阪也好，都无所谓。”

仓木对答如流，五代却有种无力感。住在爱知县的人为什么会特地打电话到东京的事务所？他原本对此很好奇，没想到答案如此简单且有说服力。“如果能告知咨询的具体内容，就太感谢了。”

听了五代的要求，仓木皱起眉头。“这是义务吗？”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如果可能的话。”

仓木眉头紧皱，摇了摇头。“很抱歉，这涉及个人隐私，我无法回答。因为不只是我的隐私，还有其他人的。”

“是吗？那就算了。”

五代用圆珠笔的按压头部分挠了挠后脑勺。仓木打电话的原因让他大失所望，他一时想不出再问什么，又感觉想上厕所。

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铃声，似乎是仓木的手机在响。

“啊，有电话。放在那边了啊……可否失陪一下？”

“当然可以。对了，方便借用一下卫生间吗？”

“请用吧，就在走廊那头。”

目送仓木快步走向走廊深处后，五代去了卫生间。解手时他思考的，不是接下来该问仓木什么，而是报告该怎么写。

从卫生间出来，正要回到刚才的房间时，他注意到旁边的柱子上贴了张符纸。一看上面的文字，他顿时僵住了。

符纸上写着“富冈八幡宫大前”，下方并排的两行字分别是“家人安康”“诸业繁荣”。五代从怀里拿出手机正想拍照，却听到了脚步声，仓木从走廊尽头出现了。

“怎么了？”仓木问。

“没什么。”五代把手机放回口袋。

再次在桌前和仓木相对而坐，五代的心态比几分钟前有了一百八十度转变。

“您去过东京吗？”五代问。他自己也感觉到语气变得强硬起来。

“嗯，去过，因为儿子在那里。”

“令郎？他在东京哪里？”

“高円寺。他从东京的大学毕业后，就在那边找了工作。”

“这样啊，您常去看他吗？”

仓木微微侧着头。“一年去几次吧。”

“您最近什么时候去过东京？”

“什么时候啊……记得是大约三个月前。”

“如果能告知确切的日期，那就太感谢了。”

仓木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五代问：“为什么？”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规定。”五代低头致歉，“相关人员都要这样确认，请您理解。”

“说是相关人员，只是打了个电话而已……”

“对不起。”五代重复了一遍。

“请稍等。”仓木叹了口气，拿起旁边的手机。那不是智能手机。他神情专注地操作着什么，五代却不禁怀疑：他该不会是在争取时间，思考如何糊弄东京来的刑警吧？

“是八月十六日。”仓木看着手机屏幕回答，“和儿子往来的信息还在，十六日去住了一晚，第二天回来。因为盂兰盆节的时候儿子也不回来，我就去看他了。每年都是这样。”

“您去东京的话，就住在令郎家？”

“是的。儿子还是单身，不需要有什么顾虑。”

“方便的话，能告诉我令郎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吗？”

听了五代的话，仓木微微垂下眼睛，又眨了眨，显得很犹豫，但还是说道：“他叫和真。平和的和，真实的真。上班的公司是——”仓木说出了一家大型广告代理商的名字，又看着手机报出了电话号码。五代都快速记了下来。

“您去东京一般都会做些什么？有常去的地方吗？”

“那要依具体时间而定。如果有只在东京才能看到的东西，我就去逛逛。好几年前，我登上过东京晴空塔，但也就是高罢了，没觉得怎么样。”

“神社和寺院呢？很多人喜欢逛这种地方。”

“神社和寺院啊……怎么说呢，谈不上讨厌，也没有很喜欢。”

“卫生间前面的柱子上贴了富冈八幡宫的符纸，看起来不算很旧，那是您贴的吗？”

“哦，那个啊，是别人送的。我并不是很信这些，但人家也是一番好意，我就贴上了。”

“别人送的？您并没有去过吗？”

“没有，是别人送的。”

“谁送的呢？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仓木有些讶异地看着五代，眼中的戒备更强了。“为什么要问这种事？我觉得是谁送的并不重要。”

“这一点我们会判断。您能告诉我是谁送的吗？”

仓木深吸了一口气，微微合上眼睛，像是在尽力回忆，但五代又一次感觉到他在拖延时间。

“不好意思，”仓木睁开眼说，“我忘了。”

“忘了？不是很亲近的人，不会送神社的符纸吧？”

“您这样想不无道理，不过想不起来也没办法。对不起，年纪大了，老糊涂了。”

了解案情或调查时，最棘手的回答之一就是“忘了”。如果对方说“不知道”，还可以出示物证，据此追问“不可能不知道”，对“忘了”则无计可施。

但五代心里已经有数，这趟差没有白跑。“您打电话给白石律师只是为了法律咨询，那有没有再问别的事务所？”

仓木摇了摇头说：“没有。”

“是因为向白石律师咨询后，问题解决了吗？”

“不是。正相反，白石律师的解答只是泛泛而谈，在网上稍微一查就能知道。毕竟是免费的，想想也难怪。我觉得这样咨询没有意义，也就没再找别家了。”仓木从容地回答，视线也不曾游移，似乎只是在坦率地说出事实，但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他自信谎言绝对不会被识破的表现。

不管怎样，五代觉得眼下不可能弄清楚了，但还有一件事必须确认。他看了眼手表。“很抱歉耽误您这么久。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十月三十一日您去东京了吗？”

“十月三十一日……这听起来像是确认不在场证明。”

“我知道这很唐突，不过所有相关人员都要问这个问题，希望您能理解。”

仓木很不痛快地别过脸，抬头望着墙壁，那里挂着日历。“上个月三十一日啊，刚巧没有任何安排，换句话说，和平常一样，是平平淡淡的一天。”

“什么意思？”

仓木转头望向五代。“没有去什么地方，也没有拜访谁，一整天都待在家里。”

“那证明——”

“证明不了。”仓木当即答道，“很遗憾，我没有那天的不在场证明。”回答的样子看不出丝毫忐忑。

这份自信是从哪里来的呢？五代心想，接下来非得查清楚不可。他又看了眼手表，已经过了中午了。“明白了。这样就足够了。您这么忙还来打扰，真是不好意思。”

“很抱歉，看样子没帮上忙。”

“哪里，不过——”五代直视着仓木，“能不能帮上忙，现在还未可知。”

“是吗？”仓木并没有移开视线。

“先告辞了。”五代行了一礼，走向大门。

“刑警先生！”仓木喊住五代，“有件事我记错了。”

“记错了？”

“就是最后一次去东京的日子。我刚才说盂兰盆节的时候曾去看望儿子，其实后来又去了一次，我忘记说了。”

五代拿出记事本。“什么时候去的？”

“十月五日。没有特别的原因，忽然有点想见儿子，就乘新干线去了。照例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回来。那天没发生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所以一时没想起来。”

十月五日——五代立刻回溯案情，白石健介第一次去门前仲町是十月七日。为什么仓木要在自己准备离开时说出这件事呢？他刚才是真的忘了吗？如果是倒也罢了，但会不会还有别的可能？刚才问了他儿子的联系方式，或许他觉得警方会去儿子那里，再隐瞒十月五日的事情不妥，因为警方如果向儿子确认，他就会败露，令警方怀疑他为什么要隐瞒。话虽如此，现在问他也是徒劳，他必定会坚持说只是忘了。

“多谢您的配合，非常感谢。”五代道了谢，离开房间向门口走去。途中，他在那张符纸前停下了脚步。

“如果想起来是谁送的，应该和您联系吗？”仓木问。

“是的，请务必联系我。”

“那我想想看，不过不知道能不能想起来。”

“那就拜托了。”穿好鞋后，五代抬头望向仓木，“如果有什么新情况，请容我再来打扰。”

仓木瞬间不快地皱起眉，然后微微点了点头。“嗯，如果再有什么事，欢迎随时过来。”

“告辞了。”说完，五代走出了大门。门刚关上，就响起了上锁的声音。

正要迈步时，五代突然想起一件事。他走到旁边的车前，探身仔细查看挡风玻璃的内侧。车内的后视镜上挂着护身符。果然如他所料，红布上用金线绣着“富冈八幡宫交通安全守护”。

仓木会说这也是别人送的吗？然后同样忘了那个人是谁？

踏上归途时，五代想，仓木为什么不说是自己买的呢？那样就不用不自然地回答忘记是谁送的了。或许仓木说的是真话，那确实是别人送的，所以顺口回答了，但他不能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不得已才说是忘了。

五代不禁加快了脚步，觉得回东京后有很多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