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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马不停蹄地忙碌了一整天。到傍晚休息的时候，我才蓦然想起昨天下午买的那包香烟还没顾上抽。
下午查房结束的时候，救护车呼啸着送来了两名出车祸的急诊病人。两人都是小孩儿，上小学的哥哥只是右脸颊擦伤以及轻微脑震荡，而他三岁的弟弟耳鼻流血、意识全无，一看就知道是重度脑损伤，X光检查的结果为颅骨骨折。医院当即给他输氧、输液，但两个小时后他不治身亡。
我确认孩子死亡后，正打算走出病房，那位母亲泣不成声地问道：“孩子还有救吗？”他的呼吸中枢还在工作，但死亡只是时间问题，输氧和输液不过是摆个样子，送来时就没有救活的希望了。当然，这些是不能告诉这位母亲的，一时间，我只得假装认真地倾听她不明真相的询问，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出病房。即使我把自己的判断告诉她，这位母亲可能也不会接受，关键是眼下孩子死亡已成事实，可是母亲却没有死心。三十分钟后，她到我的房间来取死亡诊断书的时候还在问：“要是再早来一会儿，也许还有救吧？”我回答道：“也不能这么说，关键是他伤得太重。”听罢，这位母亲又泣不成声：“刚开始输氧的时候，他还是好好的。”
我联想起下围棋时的情形，有些人明知败局已定，也不会当即在中场认输。即使一大盘棋确实做不活了，也要再下几手整一下形，然后再郑重其事地投子认输。医生也是一样，即使明知患者无法被救活，也不会立刻说出口，而要再努力一下。可以说，输氧和输液类似下围棋整形，然而，我知道这样的说明只能使这位母亲愈加激动，这也只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位母亲对我的回答甚为不满，两眼直勾勾地瞪着我，久久不愿离去，直到看见我开始整理病历，才绝望地离开。
我站在原地一连抽了三根香烟。播洒了一天暑热的太阳渐渐西沉。我把自己的双脚搭在另一把椅子上，掏出昨天买的那本介绍小儿麻痹症的小册子读了起来。
还没读两页，电话铃响了。“喂喂！”听筒里传来沉沉的方言尾音，我立刻就听出那是哥哥的声音，“你没忘记今晚全家在弘子姐姐家碰头的事儿吧？”
我当然没有忘记。
“说好七点开始，大家都到齐了，你快点儿来！”
听到哥哥催促，我连忙回答道：“我这就过去。”
母亲住进我供职的大学附属医院已经有一个月了。本来我也可以接手母亲的治疗，但是考虑到母子变为医患确实有些不妥，我的同事长谷部便担任了母亲的主治医生。母亲的病情如我所料，经过仔细检查，结果仍为桥小脑角区肿瘤，属于肿瘤的一种。桥小脑角区密集交汇着许多神经。那里长出的肿瘤会压迫周围的神经，属于极其凶恶的那一类肿瘤。
父亲和哥哥两天前就得知了母亲的病情，那些关心母亲的亲戚们也从乡下赶来，今天晚上七点在姐姐家见面，商量是否同意做脑手术。我最初在电话里听到这一消息时就明确表态：“治疗最终还是得靠医生。”可是哥哥说：“这可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危险手术，大家应该坐下来商量一下。”说心里话，我是懒得去听那一大堆乡下人特有的啰唆的意见，又免不了还得跟这些人详细解释那些医学知识。
我差十分六点离开医院的时候，夕阳下，一辆灵车停在医院的出口处，搬运工正在搬运下午死去的那个孩子的遗体。我看见那位母亲抱着用白布覆盖着的孩子的遗体上了灵车。我再次意识到，那个孩子最终还是没有被救活。冒着闷热的暑气，我来到一百多米外的那家我所熟悉的食堂买啤酒，顺便拿起了当天的晚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报上已经登载了那两名儿童发生交通事故的报道。报道称，小兄弟俩从巴士旁边跑出来，被从内侧驶来的厢式货车撞成重伤，弟弟和哥哥的康复期分别为三个月和一个月。我记得很清楚，自己根本就没有说过这些话，肯定是那些记者根据自己的判断杜撰出来的，也可能是弟弟死亡的消息没赶上晚报的截稿时间。
父亲、哥哥以及另外四位亲戚已经在姐姐家等我了。姐夫乐善好施，经营着一家点心厂，他家留宿四五个人绰绰有余。进城来的亲戚经常在他家住宿。
“你先过来一下。”我一走进起居室就被哥哥招呼进了右边的偏房里。
“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哥哥在沙发上坐定的同时问道。
我一时想不起来是哪件事。
“就是吉冈先生家千金的那件事。”一周前从乡下来的时候，哥哥拿来了同町那家木材商的姑娘的照片劝我相亲。
这时我才想起，那张照片至今仍原封不动地搁在研究室的抽屉里。
“你现在还和原来的那个女人来往吗？”哥哥看着我认真地问道。
我倚着椅子，摇着腿，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心里盘算着。其实那件事根本就不用盘算。
“还是不想分手？你已经三十岁啦！”哥哥这话一点儿都不假，“妈妈一直放心不下。妈妈要是撒手人寰怎么办？别老让亲人为你担心呀。”
我觉得，大我三岁的哥哥跟我讲这番话，意味着父亲把这家店给了哥哥。母亲没了该怎么办？
小时候，我们哥俩向来都是团结起来对付邻家的孩子们的。那时候，哥儿俩团结得跟一个人一样。
“喂，你说话呀！”哥哥催促起来。
“你就别操这份心了。”我回答道。
“那不行，世上的事没你想象中那么简单。难道你真的想娶那个女人？”可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同居了。“你也算是一个堂堂的大学生，怎么能跟一个下等女人搞到一起？那种女人……”
我百无聊赖地数着窗户上垂着的百叶窗的横条，数到二十三再往上数，来回数了好几遍，心里盼着哥哥快点儿把他的忠告说完。
“当然，你可以坚持己见，不过我倒觉得，妈妈得这场大病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你的事操碎了心！”
“我说过多少遍了，别操心我的事！”我回答道。
哥哥像是在看一个怪物一样盯着我的脸。这两三年，哥哥明显有些发福了。小时候，人家都说我跟哥哥长得一模一样。可是我端详着眼前哥哥那血气方刚的圆脸，感觉自己和他从体型到脾气都截然不同。
这时，姐姐敲门进来说道：“大家都在等着，快开始了。”我像是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一般，立刻站起身来。
进了起居室，舅舅先问道：“怎么样？你妈妈的精神还好吗？”妈妈家共有姐弟四人，现在只剩下这位比她小的弟弟了。
“不是特别好。”我含糊其词地回答道。
大家早已围坐在桌旁等待着了。哥哥一声不响地坐在一旁，刚才跟我的那段谈话使他感到不快。姐姐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女佣之后，哥哥开始发言。
“现在主治大夫主张手术，但是听说手术相当危险。要是真的很危险的话，我看还是不做为好。”
“看来相当危险呀。”父亲对我说道。
“我也这么认为。”我回答道。
“竟有这种怪病，眼睛失明，耳朵失聪，现在连水都喝不进去了。”舅舅感叹着。
舅舅是乡下一家鱼铺的掌柜。我记得小时候，他经常领着我玩。他平日里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在家族里德高望重，对母亲的病情更是十分关心。
接下来是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哥哥说，成功率超过三成就做。父亲说，觉得危险就赶快停下。姐姐说，手术之前一定要让妈妈吃好。舅舅说，手术前应该接妈妈回老家跟大家见一面。
母亲的病灶已经压迫到了吞咽神经，不仅视力和听力没了，连吃喝都不行了。如果肿瘤再增大五毫米，压迫到呼吸神经，人就没救了。稍微查阅一下有关这种病的文献，就能简单预测出病人所剩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我已经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我估计母亲顶多还剩下一个月。别人怎么说都无济于事，母亲的病回天乏术的现实无疑正渐渐逼近。我从医已有十年，其间所学的各种知识，更加证实了一直以来我对母亲病情的预判。长谷部他们也认为，即使做手术也无济于事。人脑中这部分的肿瘤是根本无法摘除的。即使慎之又慎地“摘除”三分之一的病灶，也会刺激这个部位的脑细胞在四十八小时以内死亡。迄今为止，这种手术没有一例成功。总而言之，现阶段根本就没有康复的方法。
大家七嘴八舌地啰唆了一个小时。谈话间，大家对这种病愈加感到恐惧，对病情发展也愈加束手无策。
“那么，你看现在怎么办才好呢？”最后父亲问我。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想只有相信大夫了。”
无论如何，最后只能二选一，要么手术，要么放弃。说真心话，对我来说，怎样都行。我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母亲去世已是无法避免的事了。
“那就手术吧。”父亲作了决定。
“即使手术失败，我们也要做最后的努力。”哥哥也跟着说。
我一言未发，默默地点上一根香烟。大家也都沉默不语，催促着我表态。
“无论哪种选择，结局都是一样的。”我的这句话的含义，他们似乎并没有马上明白。
过了片刻，哥哥问我：
“你说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是什么意思？”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母亲都没有救了。我欲言又止。这种时候，我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而我不同于在场的其他人，总觉得自己与他们之间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差异。
“希望能有救。”父亲小声自语道。
在场的人都在考虑如何治好母亲的病，这是不切实际的。我想让他们明白，这是异想天开，不过，解释得再好，也救不活母亲。我只想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
“你妈妈说，希望接受手术。”父亲说道。
“那样的话，当然没问题。”我已经不想再说这些了。
听了大家的这番对话，我陷入了恐惧之中。
大家都不愿看到母亲死去，但是我恐惧的并不是母亲死去。在母亲的所有孩子之中，只有我知道母亲会死，确定母亲会死。我比任何人都更确信母亲的死。这太可怕了。如果我也和大家一样，说些诸如“将来脑瘤会消失”“通过手术切除肿瘤就会得救”之类的话，母亲就能如愿得救吗？万一有这种可能，为什么只有我自己不去相信这种万一的可能呢？
六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之中。父亲用手拄着额头，哥哥用手托着腮，舅舅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姐姐和舅母一直伏在桌上。大家都在沉思。我环视了一圈之后，觉得自己肯定和这些人不在同一个空间里，而且相距遥远。
我和在场的所有人都很亲近，但是感觉上没有半点儿共同之处。恍惚间，我觉得自己是从其他星球来的误入地球的外星人。父亲、哥哥和姐姐都相信母亲能得救，期盼母亲健康长寿。唯独我从孤寂的世界来宣告母亲的死亡。这不就像死神在默默地向周围散发着死亡的味道吗？我从冥界来，带着一副冰冷的面孔混入这里。沉默之中，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自己被以前与自己同类的人们所抛弃，被抛回了灰色的荒芜世界。
第二天，医务室研究决定明天手术。
“你参加你母亲的手术吗？”主任问我。
说实话，我没有勇气执刀为自己的母亲开颅，却想把那个病灶的情况搞个水落石出。
“让我协助你们做手术吧。”
“那就当助手吧。”
就这样，医务主任、长谷部和我组成了三人手术小组。
下午五点，我来到母亲的病房。病房里有父亲和亲戚们，还有从老家赶来的母亲的挚友。他们七八个人形成了一堵人墙，围在病床周围。
“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去野中温泉。小原和清川他们干得正起劲儿呢。”
“还记得吗？胜彦的那篇描写奶奶的作文写得太好了，老师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朗读过呢。”
“到了秋天，你应该和你老伴儿一起去关西旅行一趟啊。”
大家轮流趴在母亲的耳边，讲的全是些激励和安慰的话。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听到了，她只是应着呼声点着头。我站在人墙后面注视着母亲。我每天都能见到母亲，对这一个月以来渐渐憔悴的母亲再了解不过了。此时癌细胞肯定正在一刻不停地增殖着，吞噬着母亲体内的养分。
下午六点，护士来提醒我们探视的时间结束了。我们依次握着母亲的手说几句宽慰的话，然后走出病房。
“会好起来的。”“加油呀。”“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谈笑了。”大家鼓励着母亲，为她鼓劲儿加油，同时也试图以此来打消自己心中对手术的不安。母亲听着，一一点头，小声地还礼。
轮到我的时候，母亲一触到我的手掌，立刻就认出了我。此刻，我心里有千言万语想对母亲说。我想请母亲宽恕此前我所有的任性，可是心里的千言万语此时竟无从说起。我只是使劲儿地握着母亲的手。我觉得自己手中握着的已经不是母亲活生生的手了。小时候，母亲曾经用这双手遮住灯光哄我入睡。眼前我正紧紧地握着母亲的即将触摸死亡的手。母亲的嘴动了动，但没有发出声音。我解读出她是在说：“你要好好的。”我连忙松开手，奔出了病房。冷冰冰的感觉从手心传到了我的后脊梁。亲戚们簇成一团站在走廊上，而我心里却在回味母亲的那句话。说不定此刻母亲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了，否则她不会对我说这番话的。
我转念又想，或许我握手的方式让母亲预感到了死亡即将来临，或许我的手带着死亡的气息令人恐惧。在七嘴八舌的亲戚们当中，我又感到了那种被疏远的隐隐的恐惧。
第二天，不到六点我就醒了。手术九点开始，八点就要对母亲实施全麻，让她昏睡。现在去的话，肯定还能见到醒着的母亲。想到这里，我在床上跟女儿嬉闹了起来，我只想用这种方式熬过早上的这段时间。孩子们身上都流着与母亲一脉相承的血，此刻唯有我自己从母亲那里真实地感觉到了死亡的迫近，真是太可怕了。
手术从九点十分正式开始，开颅找到病灶时已经十点了。肿瘤位于小脑的一角，有鹌鹑蛋大小，病灶呈黄色，与周围的白色脑组织明显不同，就是这块黄色的肿瘤压迫了周围的神经。
要是脑组织弄出血来，患者就没救了。大夫们一边用药棉轻轻压住，一边试图从脑组织中将黄色的肿瘤剥离下来，不能损伤附着在上面的无数毛细血管。肿瘤的表面部分，操作顺利的话，还比较容易剥离，可是侧面和背面就没那么容易剥离了，必须沉住气，不能着急。这个部位的周围密布着重要的中枢神经，稍有不慎，触及它们，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他们耐心地进行着每一个步骤的操作，先在肿瘤部位切开了一个小洞，然后开始摘取其中的病灶。十点三十分，电动手术刀带着抽吸的震动和“吱吱”的烧灼声迅速掠过耳畔。纤细的仪器也很难将病灶的肿瘤部分取出。病灶正下方就是呼吸中枢，如果弄出血来，患者的呼吸就会立刻停止。将肿瘤部分全部取出是根本不可能的，肿瘤还剩下大概三分之二，这时已经有多处出血点了。
这一瞬间，我忘记了现在正在为自己的母亲做手术。眼前这个被黄色薄膜覆盖着的肿瘤就是我的敌人，它使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想亲手狠狠地抓住这块黄色的肿瘤，将其一下子摘除掉。此刻，要是我的手插进这个纤弱的大脑之中的话，母亲就会立刻死去，但是，眼下我的大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摘除眼前这个很难摘除的黄色肿瘤。
到了下午一点，肿瘤摘除手术没有什么进展。负责麻醉的医生开始追加输血、测量血压，忐忑地关注着手术的情况。
这时，主任猛然抬头看了看时钟，一下子停住手，接着，他把我让到了能够看清楚肿瘤的位置。“这个覆膜必须得全部摘除，但根本做不到。现在只摘除了肿瘤的右半部分，左边那一部分连着脑干，下方是延髓。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引起浮肿就麻烦了。”他的话千真万确。我点点头，用自己的右手拿起了骨起子。
“我试试。”我一边说，一边把骨起子轻轻地放到左右外膜的接缝处。这样拉起骨起子的话，说不定那块黄色的癌症病灶会被一下子连根拔起。我一时走火入魔，脑子里的想法变得简单。
我想试试。不成功怎么办？也许能成功。我内心斗争激烈，右手自然而然地将骨起子插进了脑组织和肿瘤的接合部。
“你！”主任大叫起来。
此时，我的视野里只有那块黄色的肿瘤。可是这块“十恶不赦”的肿瘤却像一座久攻不破的坚固堡垒一般纹丝不动，蛰伏在脑子的一角。我继续推骨起子。
“你！”主任再次大叫。
这时，只见恶魔般鲜红的血液从骨起子的尖端奔涌出来。主任一把将我推到一边，自己站到了中央，迅速把药棉插了进去。可是，鲜红的血液像蛇的舌头一样从药棉的下部迅速浸润上来，眼看着周围被染成了一片红色。抽吸机不停地抽吸着，将鲜血顺着塑料管“嗖嗖”地吸了起来。我右手握着骨起子，茫然地注视着鲜红的血流。主任和长谷部在拼命地给母亲止血，她的出血量不断增加，我只能紧闭双眼，等待着这个过程结束。到了下午一点十分，出血总算减少了。
“简直是胡来，不能造次，你懂吗？”主任发火了。
我点点头。
我把脑膜缝好，把打开的颅骨重新合上，然后敷上肌肉，缝好头皮，恢复了三个小时前进来时的样子。现场没有一个人吭声。这种沉默告诉大家，尽管由这些专家主刀，手术却依然以失败告终。其实，这是一场从开始就没有胜算的战斗，但是在做手术的时候，大家还踌躇满志。手术就这样失败了，不但没成功，还白白给患者造成了这么多损伤。医生们就这么默默地败下阵来，跟战场上铩羽而归的残兵没什么两样。
我们缝完头皮，揭下手术布单。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患者就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我脱下手术服，摘下胶皮手套，端详着自己的手。这只昨夜和母亲相握的手，掌心还残留着少许滑石粉的残渣。一个月前，我就已经确信了母亲的死，昨天、今天，直至现在都丝毫没有改变。
我一出手术室，全家人就一下子围了上来。
“怎么样？”哥哥急切地问道。
“大家拼尽全力了。”我回答道。
“成功了吗？”舅舅问道。
“成功还是失败，现在还很难说。”我答道。
我们回到母亲的病房等着她从手术室回来。病床上空空的，四周摆满了花篮和果篮。我感到口渴，就打开了一瓶橙汁喝了起来。
等我喝完，姐姐说道：“你讲讲手术的详细情况。”
“总之，是一个鹌鹑蛋大小的肿瘤压迫了神经。”我回答道。
“那治好了吗？”舅舅问道。
“手术不能说治好治不好，只能看结果。大家也都明白，这种病不是那么好治的。”我回答道。
“这么说没治好？”哥哥问道。
他们希望得到干脆的回答：“有救”“没救”“能治”“失败”。现在母亲的手术结果用哪种表述更合适呢？“二十四小时之内，母亲就会死亡。”这就是我心中的正确答案。我想大声说出实情，可我为什么总是被迫选择沉默？想到这里，我模棱两可地回答道：“人的命运是无法预测的。”接下来就没人再向我提问了，大家各自找地方坐下，忐忑不安地等着母亲归来。
在亲戚们的眼里，我常常被看成死神的化身，总是带来死亡的气息。他们视我为不祥之人。
我来到走廊上。病房的门朝着走廊敞开着，门上挂着白色蕾丝门帘。有个脑袋上缠着绷带的小孩儿正在吃午饭。还有个病号躺在床上，胸前架着饭桌，桌上摆着餐具，他一面照镜子，一面吃饭。病房里传来音乐声和棒球比赛实况的转播声。我无法预测这些人的生死，也许他们都会快快乐乐地活下去。眼下，我能预测的只有母亲的死。
过了一个小时，母亲回到了病房，她依然处于昏迷状态。往床上移动的时候，麻醉医生从母亲鼻子里拔出吸氧管，接着罩上了塑料氧气面罩。输血和血压监测一刻也没有停止。大家都站在后面远远地看着医生们熟练的操作。手术后病人也是昏迷状态，根本醒不了。
我望着母亲那罩着氧气面罩的脸，想起手术现场看到的那个鹌鹑蛋大小的黄色肿瘤。那个肿瘤真的摘不出来吗？要是从外侧插进去且不引起出血的话，也许能摘出来吧？一个钟头之前，骨起子触及肿瘤时的那种触感，现在还一直留在我的手指上。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吗？主任和长谷部都没有想出解决办法。每个人都墨守成规、按部就班。可是，真的毫无办法了吗？那个黄色的肿瘤真的摘不出来吗？再进一步就意味着病人当场死亡，但是，反正不就是一死，我想横下心猛地来上一下，毫不留情地将其摘除。我的举动近乎疯狂，结果也是徒劳无获，空发议论都是白搭，结果依然是回天乏术。人家都说摘除不了，我自己也深信不疑，想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对此，尽管我心知肚明，但仍抱憾不已。
我回到病房，看见长谷部来了。他用眼睛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开始把脉、听心音。病房的门上贴上了“谢绝探视”的纸条。在护士们的催促下，亲戚们慢慢退到走廊上。
“怎么样呀？”哥哥临出门时问长谷部。
“该做的都做了。我看今明两天很危险，家属要有个思想准备。”长谷部看着哥哥的脸说道。
听了这番话，亲戚们顿时安静下来。
“辛苦您了！”
我表示感谢的时候，长谷部表情异常凝重：“让我再努力一下。”他是想表达，认输之前，他还要再做最后的努力。我点了点头。
走廊上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
“看样子不行了。”父亲叹息一声。
接着是姐姐的抽泣声。
当天晚上，我在母亲的枕边守了一夜。父亲、姐姐和舅舅也都没有离开。长谷部也说要留下，我跟他说，这里还有其他值班医生，最后还是劝他回去了。实际上，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他在这里也无济于事。
每隔半个小时，我就要为母亲测一次血压、吸一次痰。值班医生、护士和我都极力保持平静。父亲和哥哥也一夜没合眼，一直跪坐在铺在地上的席子上守着母亲。
母亲病危的消息，已经发电报通知过亲戚们了。可是，父亲又说忘记通知函馆的村井先生了。
“现在不通知也不要紧吧。”我劝说道。我心里明白，现在叫亲戚们来，母亲也没有意识，跟母亲过世之后通知他们是一样的。万一母亲恢复了意识，再通知也不迟。
“不过，即使昏迷，也还是趁活着通知他们好一些。”哥哥说完就离开病房发电报去了。
到了夜里，母亲的体温升到了四十摄氏度，身体滚烫如火，呼吸的时候，头部痛苦地左右晃动，看样子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受到侵蚀，脉搏每分钟一百多次了，真不知道她能否挺到天明。
姐姐不停地把桶里的冰分开，为母亲更换着手脚上和腋下的冰袋。
值班医生每隔三十分钟来看一次，用听诊器听完又摸一下脉搏，吸完痰后，给她注射了强心针，又把氧气面罩的供氧量提到了最高，退烧针连打了两支。她的低压到了六十毫米汞柱就再也没有升上来。他摸着母亲的脉搏站着没动。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我已经放弃了抢救母亲的念头。父亲和哥哥守在床边，只等着医生宣布母亲离世。我知道值班医生的一切努力全都无济于事，眼下大势已去，回天乏术。
他到底知不知道母亲已经没救了？也许他在考虑如何救治母亲吧。值班医生手忙脚乱地忙前忙后，时刻留意着母亲身体发生的每一点细微的变化，注射着各种针剂，但是这一切对母亲的身体是毫无效果的。母亲的身体已经不具备吸收药物的能力了。从呼吸上看，呼吸中枢神经很明显已经受到了侵蚀，在这种状态下，是不可能通过注射来恢复呼吸中枢神经功能的。母亲这种状态是大脑受到损伤造成的，已经无药可救了。脑中出血迅速弥漫，无疑会压迫正在肿胀的呼吸神经，这一点我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可以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正在步步逼近，眼前的这位医生还认为凭自己的努力能够救活母亲吗？如果有救活母亲的方法，我也想知道，我也会去做，我会做得比他更好。
“辛苦了！吃点儿水果，休息一下吧。”凌晨三点，我拿着果篮来到值班室的时候对那位年轻的医生说。
“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刻，去休息不是开玩笑嘛。”他满脸惊讶，表情呆滞地说道。
“我心里明白，现在正是最危险的时刻……”这个难关今天上午就会过去。
“先生，你想让令堂早点儿离开吗？”医生反问道。
“人肯定还是活着好。不过，你们都已经竭尽全力了，此后我们就都无能为力了。”我说道。
“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病人的心脏还在跳动，还不能放弃。”他一面说，一面指示护士又打了两剂强心针。
“言之有理。”我的嘴角突然浮出一丝微笑。年轻的医生那认真的表情令人发笑。
“继续这样可能就鲁莽了。”我说道。
“鲁莽？对什么鲁莽？对神灵？对患者？您是医生吗？”
护士们听了他的话，纷纷离开了办公室。
我本来就是医生。我觉得自己作为医生，比任何人——至少比这位值班医生要靠谱得多。
“您这样尽职尽责令人难以接受，接下来也是一回事。我认为我们今后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只是……”
“只是什么？我是认真的。我是值班医生，我是在尽我应尽之责。”
他话音刚落，我就开口说道：
“如果您是为了自身利益，一心只想做到底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你给我出去。”他面色苍白地看着我。
“希望您别生气。”说完，我走出了办公室。
到了昏暗的走廊上，我迈着碎步往前走，和这位医生也越来越远。从昨天开始，我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我想，我必须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
在姐姐家等待着的亲戚们都聚集在病房里。母亲因呼吸困难而痛苦。夜空中乱云东流，薄薄的亮光渐渐从云层的尽头映射出来。这一夜终于熬过来了。
母亲张着大口使劲儿吸入一口气，又慢慢吐出来，接着间隔五六秒钟，再喘下一口，这是人弥留之际才会出现的潮式呼吸。我把听诊器搭在母亲的心口上，母亲的心脏跳两下停一下。母亲已经奄奄一息，她的呼吸中枢最终被破坏了，大口的喘息之后是长长的空白。母亲已经没有呼吸了，脉搏也消失了，唯有心音依依不舍地继续跳动了两三下，接着，心音也消失了。我把听诊器使劲儿压在母亲的心口上寻找微弱的心音。五秒过去了，十秒过去了，可是母亲的心脏再也没有跳动。
我收起听诊器的时候，一家人一下子扑到了母亲的身上。在场的父亲、哥哥、姐姐、舅舅、舅妈，有的伏在母亲身上，有的蹲在床边，哭成一团，只有我一个人木然地站在那里。
母亲真的走了，十秒钟之前停止了心跳。为什么紧挨着母亲的我却没有哭呢？现在真的没法儿挽救了吗？一切真的都晚了吗？是时空倒错，还是感情麻木？我已经跟全家人渐行渐远了吗？我想扑上去，但只是心里想，身体却仍然呆呆地立在原地，表情冷峻，仿佛荒原上的石块一样。
七点半，长谷部来了。他一看见我立即鞠了一躬：
“我来晚了。”
我们之间当然不需要这种礼节性的寒暄，接着，他吞吞吐吐地说：
“我有个请求。”
我看出他有些话不便在病房里讲，便从人群里挤出来，朝医务室方向走去。
“其实……”他一开口讲话，我就猜出了他想对我说的内容。
“没必要进行病理解剖，因为病情一目了然，不过，脑子应该保存下来。”我当然同意他的建议，作为医生，我没有理由拒绝，还应该积极支持这种建议。
“可是，家属会反对吧？”
“我去说服他们。”我回答道。
遗体解剖的建议遭到了以父亲为首的其他家庭成员的反对，尤其是舅舅和姐姐，他们声称坚决不接受。他们认为，摘除大脑就等于毁容。舅舅说，没了脑子，母亲的灵魂就会消失。死者走了是不会留下灵魂的，头上扎着绷带不会伤及面部。这些情况我解释了半天，总算得到了他们的理解。
上午十点，我们在位于地下室的解剖室里再次给母亲做了开颅解剖。解剖是允许家属在场观看的，哥哥、舅舅和表哥获准进入现场。可是当母亲的颅骨被从侧面锯开三十厘米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捂着脸退到了屋外。
“你还能看吗？”哥哥满脸惊讶地看着我问道。
过了二十分钟，母亲的大脑被从颅内轻轻取出来，医生们用很多药棉填满了大脑取出后留下的空间。颅骨被再次缝合起来，缠上了绷带。取出的大脑用水冲洗过，轻轻地被放在瓷砖垒成的冲洗台上。直到今天早上，这个大脑还是活生生的。前天母亲还曾根据这个大脑发出的指令握过我的手。
长谷部和我把昨天白天在手术室缝好的线拆开，取出了曾经与之恶战苦斗过的那个黄色肿瘤的部分残余。其周围还有红色的血肿，周围的神经就是被这个肿瘤肆意压迫摧毁的。病理医生拍了照，长谷部粗略地画了一幅草图，实习生认真地听着医生的讲解。
亲戚们收拾好母亲的被褥，整理好病床，捧着花篮去了地下的太平间。
解剖到中午十二点才结束。参加解剖的助教给母亲的遗体穿上了白色的寿衣，纳入了白色的木制寝棺。我在一旁袖手旁观，目睹了整个入殓的过程。
“寝棺里还要放入什么东西吗？”一位助教来问我。
到底要放入什么东西呢？我这才意识到，弥留之际来探望母亲的人很多，但没有人告诉我她的后事的具体操作，于是我把亲戚们叫进解剖室，询问他们寝棺里到底应该放入什么东西。
“在这种地方什么也没必要做，下一步才是最重要的事。”舅舅说道。
看来在这里是什么也不需要做了，最后大家决定先将寝棺运到姐姐家。
母亲的寝棺一运到姐姐家，大家就立刻忙碌起来。人是走了，但后事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做法却令我感到惊讶。我之前一直抱有的“人死如灯灭”的想法显然是太不谙世事了。这才刚开始，剩下的事必须由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动手才能完成。
我和司机抬着母亲的寝棺进了里头那间八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准备安放的寝棺又被调整了方向。
“死者的头得朝北。”舅舅说道。
可是这个房间的北面在哪里，我还真搞不清楚。
安置完毕之后，寝棺的盖子再次被打开，只见母亲遗体的口鼻和耳朵里都塞着洁白的脱脂棉。接下来是扶起遗体用温水清洗。
“支起身体……”舅舅吩咐道。
我挽起衬衣的袖子，将双臂张开形成支撑，托住了母亲的背部。母亲的遗体已经呈死后的僵直状态，背部僵直不能打弯，而且渗出了黑色的血斑。年过半百的母亲有些发福，但临终前体重却只剩下不到一百斤。可是人死后却特别沉，我托了五分钟，我的胳膊就感到有些撑不住了。我心里想得简单：等他们用毛巾擦完母亲的手脚，这个流程就该结束了。
“这是给遗体化妆，要拿化妆品来。”舅舅向姐姐吩咐道。
可这些讲究我一窍不通。我的爷爷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已经有二十年没参加过葬礼了，因此，我对葬礼的那些规矩和细节一无所知。
从姐姐手里接过化妆工具，舅舅正对着母亲的脸端详了片刻，然后双手合十行礼。他的双手蘸了蘸化妆水，将其涂抹在母亲的双颊上。
“这是赴黄泉之旅，必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能去极乐世界啊！”舅舅像是自言自语地念叨着，那双粗糙的蘸着乳液的手在母亲的脸上涂抹着。
父亲和哥哥认真地用毛巾蘸着温水为母亲擦拭手脚，其余的人围成一圈跪坐在一旁，凝望着母亲化妆后漂亮的遗容，反复地吟唱着“南无阿弥陀佛”。
“漂亮了，漂亮了呀。”舅舅口中反复吟唱般念念有词，用粉扑将白粉扑在了母亲的脸上。母亲年轻时就是远近闻名的美人，现在扑上薄粉、涂上口红之后，反而呈现出一种与生前不同的静态之美。
我现在手臂酸麻，因为一直支着一条腿席地而坐并且托着母亲的背，我的脚踝也酸疼不已。我不禁环顾四周，想看看有没有人能替换一下。此刻舅舅正面露悲伤地为母亲涂着腮红，父亲和哥哥正弯着腰，趴在寝棺上为母亲剪手脚的指甲。姐姐和亲戚们手持念珠，用手帕擦着眼泪，不停地祈祷着。这间点心厂里的八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灯火通明，四个男人围着母亲的遗体为她擦洗手脚并化妆。每个人都仿佛被神鬼附身一般，脸上的表情十分认真。
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这帮人在这里围着一具遗体究竟在忙活什么？是想让母亲复活吗？现在无论怎么做，她也不可能起死回生。这些人是被什么无形的神鬼附身了吗？为什么他们个个都正气凛然？难道是我遁入了狂人的圈子之中？我觉得唯有死者和我正在与他们渐行渐远。假如我身陷这个怪圈、接受这些做法，我就会和母亲一样被埋葬吧？我突然感觉到一种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的难以名状的恐惧。他们真的是正气凛然吗？我得逃走！瞬间的恐惧使我的手从母亲的身下松开。随着一声肉体跌入寝棺的巨响，母亲朝后倒了下去。
“怎么回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看过来，这才发现浑身瘫软、靠在墙边的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次大家的质问声充满了怨愤。
看来我没有遁入那个怪圈。为什么非要把静卧着的遗体从棺材里托起来，进行这些仪式？逝者是不能复生的。事到如今，我们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现状。如果给遗体化妆、念经超度就能寄托对母亲的无尽怀念的话，那也太简单草率了吧？事到如今，还能再做什么呢？莫名其妙！看着围着母亲的这帮人，我的心中升起一股无明业火。我想起了那个鹌鹑蛋大小的黄色肿瘤。我想摘掉这个周围渗着红色鲜血的恶魔。为什么摘不掉它？能摘掉吗？我反复思考着，在我的视野里，鲜血不断渗出，黄色的肿瘤被血掩埋，不久，我的视野也被鲜红的血全部覆盖了。
等我苏醒过来，知道自己躺在姐姐家的一间屋子里时，已经是三十分钟之后了。我觉得头脑昏沉，便用冷毛巾擦了一把脸，漱了一下口，来到里面那间八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一进门，大家都好奇地回头望着我。
“我太累了。”我自言自语地说道。
入殓仪式还在进行。遗体化妆已经结束，穿着一身白色寿衣的母亲重新躺进了寝棺里，她的头上缠着白色的头巾。年轻时就皮肤白皙的母亲，经过入殓时的化妆，此时面色红润，显得更加妩媚。舅妈匆忙赶制出来的手套和绑腿已经给母亲穿戴整齐。最后，母亲手里还被塞上了那根住院时使用的手杖。
“你们准备草鞋了吗？”父亲问道。
现如今的城市里已经没有卖草鞋的了，没有一个人留意过。
“去西方的极乐世界，没有草鞋是不成的。从哪儿能搞到呢？要是在乡下的话，很快就能配齐。”我从舅舅的话里可以听出，他对必须在这里火化感到遗憾。
“想办法运回乡下怎么样？我让她回去跟大家见见面。她这个人，整天拼命干活儿，从来不休息，以后总算可以歇一歇了。”父亲这番话又把大家说得悲痛不已、泣不成声。
“那就运回老家吧。”哥哥说道。
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不过每个人心里都感到一种同样的不安。往老家运，快的话也要过了明天的守夜和后天的告别仪式。后天是皇历上不宜出殡的日子，再推后一天就是死后的第四天了。这种大热天，大概用不了两天，遗体就会开始腐败，发出恶臭。遗体变质的话，就更对不起逝者了。从这些方面考虑，应该在今天早上火化。
“我想带她回老家。”父亲再次发话。
“有没有什么可以防腐的药品？”舅舅问我。
我曾经听说过，病理解剖的时候，有时候解剖检查一次完成不了，需要将遗体保存几天，可以将防腐剂注入遗体的大腿静脉。
“有倒是有，不知是否容易搞到。”我心里根本没有底，“总之，今天时间已晚，办不了了，明天我去问问看。”
忽然，我的后背一阵发凉，一咽唾沫嗓子就发疼，看样子是感冒了。
表哥说他打听到两三家卖草鞋的店铺，就开着车去取草鞋了。这时，姐姐的四五个邻居送来了花圈，灵堂里也渐渐热闹起来。夕阳西下，已经是晚上七点了。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吊唁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北村舅母从佛具店买来了头陀袋，先是装进去一文钱，然后又把母亲使用过的梳子和烟管等物品装了进去。
“你母亲平时喜欢抽丰收牌香烟。”父亲说道。
我一直头脑昏沉，于是赶紧趁着买烟之际出了门。第一家烟铺没有丰收牌香烟，于是我走向第二家。这时一阵寒意袭来，我浑身发冷，大概是发烧了。不巧，另一家烟铺还是没有丰收牌香烟。我继续寻找下一家。我横下心，说什么也要找到这种丰收牌香烟。走在夕阳迟迟未落的街上，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母亲脑袋里那块黄色的肿瘤。为什么我没把它摘除呢？难道根本就不应该去摘除？手术不仅没摘除病灶，反而加快了母亲的死亡。也许不做这台手术更好，可这也都是无奈之举。反正已经到了这一步，一切都结束了。
这时候，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现在找到丰收牌香烟的话，我大概就会得到宽恕。肿瘤没被摘除跟寻找丰收牌香烟原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尽管如此，我心里仍在想，只要找到丰收牌香烟，各种懊悔就会烟消云散。走了半个钟头，我终于买到了一包丰收牌香烟。
回到家，我按规矩剪了指甲，然后把剪掉的指甲屑用草纸一一包成小包，递给了舅舅。舅舅将其捆扎后装进头陀袋，又用纸包了三个撒上芝麻盐的饭团装进头陀袋。
这些为死者送葬的规矩，我也曾偶有所闻，不过乡下人对此都谙熟于心，而且十分讲究，其实这一点舅舅和父亲都心知肚明。舅舅在老家算得上是一位名士。每遇白事，他大概就会如此这般展示一番自己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活儿。可是，令我不解的是，不仅舅舅和父亲，就连哥哥姐姐也对这些规矩乐此不疲地积极响应。这种事是生者对死者做的，也许做完这些之后，我们就可以和逝者告别，继续自己的生活了吧。
我又想起刚才到处去找丰收牌香烟的情景。这一系列吊唁仪式，也许就是为了去赎我们曾经冒犯过逝者的罪。也许吊唁仪式搞得隆重一些，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得救了，被宽恕了。吊唁也许可以冲抵生者对逝者的悔意。我也想去做些什么，哪怕再给母亲打一回下手或者为她念念经祈祷一番，像哥哥姐姐那样尽一番自己的力。这样的话，我也肯定会从对母亲无尽的悔意中解脱出来，但是此刻，黄色的肿瘤和如火般鲜红的血液一下子充斥了我的整个脑袋，想起这些，我就像一个木偶一样动弹不得，只能呆若木鸡地凝视着眼前这些忙碌的人们。
过了一个钟头，表哥终于找来了一双草鞋，父亲和哥哥很高兴，赶紧给母亲穿上草鞋。头陀袋里装着三个饭团再加上那包丰收牌香烟，袋子显得满满的、鼓鼓囊囊的。至此，母亲去往极乐世界的旅程的准备工作圆满完成了。
只有亲戚们参加的守夜从八点半开始了，先是和尚念经，寝棺前摆着五个花圈，整个屋子里弥漫着线香特有的香气。至亲们围拢在母亲遗体的四周。精心装扮过的母亲手持拐杖，肩扛头陀袋，静卧在灵柩中。我手持念珠，垂首默祷，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心只想为母亲祈福，然而，我闭上眼睛，那块黄色的肿瘤就像恶魔一般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眼前躺着的仿佛不是我的母亲。现在我在为谁祈祷呢？我们为什么要对着眼前的遗体祈祷呢？眼前浮出尸斑的直挺挺的遗体能感知我们的祈祷吗？为什么祈祷？为谁祈祷？为母亲吗？可是眼前的母亲已经成了遗体。那是为了我们自己吗？所有人不都在为自己祈求逝者的宽恕吗？我悄悄抬起头窥视了一圈周围的人。父亲、哥哥、姐姐、舅舅、舅母，每个人都双手合十，闭目默祷。所有人都跟着和尚的念诵，唱着经文。一整夜，木鱼声响彻整间屋子。
当晚九点多，乡下老家的亲戚打来电话，通知内容如下：确定葬仪委员长由村委会议长担任；友人代表由小原奶奶担任；因为八号不宜出殡，改在后天出殡；遗骨安放在西南小岭上的南乘寺中。
舅舅提议，送殡队伍就走从乡下的老家到南乘寺的那条路。对此，谁也没有提出异议。大家还决定做两百个葬礼上用的馒头。舅舅、父亲和哥哥就葬礼的事宜继续商量着。我找来一支体温计，在里屋找了个地方躺了下来，一测体温，三十八摄氏度。
“从看护到手术，你一直没有停下来过，你太累啦。”舅母说道。
其实我的身体并不累，毕竟我没有像他们那样忙前忙后，那台手术也不至于累到哪里去。舅母要给我拿冰枕，不过硬是被我谢绝了。
舅舅把大家召集起来，介绍葬礼的排队次序：首先由葬仪委员长领队，接着是灵柩，然后是丧主父亲，后面是哥哥抱着骨灰盒，我抱着灵牌，姐姐和众亲属跟在后面。抬棺的任务交给了母亲发小的儿子们。亲戚代表由舅舅担任，其后是舅母，还有立川家的阿安、玄叔父和阿真等人。队伍由村长带领，因为哥哥工作的关系，杂货行会理事紧随其后。花圈由鱼市上的那帮年轻人抬着。
“有这样气派的葬礼，姐姐肯定会含笑九泉的。”舅舅的言语中难掩欣慰之情。父亲、哥哥以及其他亲戚内心都在描绘着葬礼当日的盛况。
“不过，寝棺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抬过去的话……”哥哥欲言又止。
父亲和哥哥都说这是最令人遗憾的。
“即使注射防腐剂，面部和手脚腐坏变形也是能看得出来的。”我说道。
我在大学里根本就没有做过这种尸体防腐，而且，让乡下的亲友看到母亲那采取防腐措施之前就已经变了形的遗容，实在太残忍了。大家听了我的一席话，也觉得没希望，便都死了心。
“她到了大学医院，还是她的儿子做的手术。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已经尽力了。”舅母说道。
“这倒也是。”表哥只说了这一句。
在大学医院工作的我做了应该做的事吗？我觉得那都是应该做的，理所当然。不过真的如此吗？大家不懂医学也就算了，我自己却为此耿耿于怀。怎么做才好？我总觉得自己心中有愧，觉得自己没有做好。现在再做什么都没用了吗？我该祈祷吗？对着母亲的遗体祈祷一番就万事大吉了吗？我躲在里屋，头痛欲裂，扁桃体大概也肿起来了。
八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念经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
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
千二百五十人俱……
人们对着白木寝棺不停地念着经文。
我站起身，小声叫来姐姐：
“我有点儿发烧，先回去了。”
“看你满脸通红，还是赶紧休息吧。”
姐姐要给我收拾床铺，让我住下。我早打算好了，坚持回去。
“那明天八点，别忘了。”
我朝着母亲的寝棺鞠了一躬，转身出了门。
从半夜开始，我持续高烧三十九摄氏度，别说八点起灵的事，就是下午一点灵车出发回老家，我也赶不上。我赶紧给姐姐家打去电话，接电话的是舅舅。
“没人抱灵牌可不行。”
可是姐姐完全可以接替我。
“而且，我想让你在告别仪式上给老家的亲友们介绍一下病情和手术的情况。”舅舅说道。
“当时的情况你们也都在现场看到了，你们介绍一下不是更客观嘛。”我回答道。
“你得重视呀！”爸爸接过听筒说。
“我明白。”这次我一口答应了下来。
连续两天，我一直发着三十九摄氏度的高烧。在高烧中，我不止一次梦见自己把那个黄色的肿瘤摘除了。长谷部在病理解剖室做了脑肿瘤的说明，宣布这是脑肿瘤的新问题。母亲站在我的身旁，笑嘻嘻地看着这一切。“啊！”听到我惊惶失措的尖叫声，母亲喊道：“罢了，罢了。”
第三天的早上，我的烧终于退了。下午，我若无其事地来到医院。从长谷部负责母亲的治疗开始到现在，也有一个半月了，我想来表示一下谢意，不巧的是长谷部不在。
今天是星期六，位于地下的研究室里空无一人。柔弱的阳光透过窗上的栅栏照进半地下室的研究室。我正想离开，无意间看了一眼标本架。我看见落满灰尘的架子一角有一个崭新的标本瓶。
装满福尔马林的标本瓶静静地立在架子的最里面，瓶子上写着：桥小脑角区肿瘤，64岁，女性，1963年8月19日采集。无色的液体中浸泡着母亲那白色的大脑。那个大脑从中间分成了两半，后面的部分露出了黄色的肿瘤切面。这就是那个生我、养我、爱我、教育过我的大脑。眼前的这个大脑像母亲平常一样微笑地注视着我。
母亲留下的只有这个大脑，可是现在它已经不属于母亲了，已经跟母亲毫无关系了。一切还是原封未动。我知道，眼前这个母亲的大脑犹在，而母亲已经烟消云散了。令我困惑不已的是，我早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无法避免的母亲之死竟然这样平静。母亲的离去是如此完美。母亲那柔软而饱满的大脑里依然留存着形状怪异的黄色肿瘤残余，就是这个小东西夺走了母亲的生命。望着这个漂浮在福尔马林液中的大脑，我意识到自己和父亲、哥哥、舅舅所做的所有努力是那么微不足道。这一切跟母亲已经毫无关系了。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对母亲来讲，一切都已无济于事。母亲已经彻底消失了。
我闭上眼睛，一片黑暗中浮现出淡淡的光环，它反复出现，又一次次地消失了。我想象着老家喧闹的场景。
我看见了父亲，看见了哥哥姐姐。也许此时此刻，那个豪华气派的送葬队伍正在往那个临海的山冈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