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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担任要职已有一段时间，但还没有做出像样的成绩，不过，他很快便得到了一个表功的机会。
有一天，乾隆升朝议事，吏部尚书永贵启奏道：“臣司职吏部，全国各地很多满族官员不断向臣抱怨，说如今的汉人百姓多有无法无天者，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尤其是一些文人学士，时常借诗词文章蛊惑人心，更有明目张胆者公然著书诽谤朝廷，影射皇上。为此，臣建议皇上禁书，严查那些居心叵测的汉人文士，彰显我满族正统之威。请皇上圣裁！”
乾隆在龙椅上正襟危坐，他已经在这把龙椅上坐了42年，虽然也常有无端邀功者想借满汉矛盾献媚表忠，但永贵是吏部尚书，位高权重，他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沉思片刻后，乾隆开口道：“大清疆域内生活着众多民族，我满族用武力征服中原，建立大清王朝后，历代皇帝都颇为重视满汉和谐，朕在位40多年，一直怀柔治天下。但毕竟满汉有别，如果汉人之中有人蓄意谋反，朕绝不会坐视不理。”
乾隆一边阐述自己的观点，一边环视群臣，见百官无不哑言，只有和珅低头沉思，乾隆暗忖：和珅列朝听政也有一段时间了，一向很少发言，今日不妨考一考他。想到这里，他问和珅道：“和珅，你对永贵建议的禁书之事有何看法？”
和珅见乾隆指名道姓询问自己的意见，不由怔了一下，接着赶紧出班奏道：“回皇上，臣觉得永贵大人言之有理，为了巩固江山社稷，采取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乃是上策。不过，臣认为最好不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兴禁书之事，可以先在南方诸省实施。毕竟如今天下太平，皇上施行仁政，百姓安居乐业，人心思乱者占绝对少数，故朝廷略加惩戒即可，不宜将禁书之事扩大化，若滥加威刑，未免有点无事生非的嫌疑。”
乾隆听罢，觉得和珅所言甚合自己心意，喜道：“和珅言之有理，兼顾民意，甚合朕心；永贵忠心可嘉，只是主张较为激进，用于戡乱时期尚可，时值盛世，百姓乐享太平，所需绥靖者仅限于少数冥顽不化之人，朕认为不宜大兴禁书之事。鉴于南方诸省历来为朝廷教化薄弱、匪徒猖獗之地，现命军机处传令南方诸省展开一次为期一年的禁书活动，务必将潜伏于民间的逆贼绳之以法。”
退朝后，永贵私下对和珅说：“今日满朝文武皆三缄其口，唯独你斗胆进言将我的倡议打了折扣。”和珅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大人老成谋国，下官建言献策也并非出于私心，为何说是打了折扣呢？”永贵无言以对，只得悻悻离去。
几天后，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军机处便将查缴禁书的诏令下达南方诸省。时有江西巡抚海成，政绩乏善可陈，先是治理水患劳而无功，后又劝课农桑，企图发展农业，不料天灾连年，粮食产量不增反减，不仅无法上缴朝廷税收，而且每年还得向朝廷伸手请求赈济。海成心里明白，若想在任期内出政绩，唯有走偏门了。接到朝廷要求查缴禁书的诏令后，海成喜出望外，苦无政绩的他终于等来了机会。
文字狱自古有之，但是除清朝外，都没有对社会造成如此大规模的影响。文字狱在清代屡次出现，其顶峰时期从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约140年。
清王朝作为满族掌权的王朝，对汉人控制极严。只要汉族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皇帝怀疑文字中有讥讪朝廷的内容，即兴大狱，并且株连广泛。据保守估计，清代文字狱至少有200起。文字狱的涉案人员，从朝廷大员、满洲贵族到一般生员、江湖术士，直至轿夫、船工。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
比如雍正年间，翰林学士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错写成“狴下”，雍正见后马上把他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到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硬说“清风”是指清朝，这样一来，徐骏便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无端丢了性命。
到乾隆年间，文字狱有增无减，特别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后，由于乾隆痛恨士人写诗、写书讥讽时政，文字狱连年兴起，镇压的对象主要是一般的汉人文士。
对于官员来说，如果能够成功揭发别人的文章书籍里有不满朝廷、不合规制的地方，便能够立功。因此，很多官员都乐于搜查“禁书”，以此向皇上表忠心，求得升官之路。
江西巡抚海成深知，江西在大清立国之初，民间反清复明的思想极为激进，从来不乏坚持汉族为正统的人。现在大清立国已有百余年，但某些反清复明的团体依然在暗中活动，出于历史积怨，不乏响应者，只不过康乾盛世以来，几代皇帝改民族压迫为民族和解，汉人百姓与大清统治者的矛盾趋于缓和，特别是康熙、雍正执政有方，老百姓有饭吃，社会相对稳定。
但是，只要有心，要找出一两个倒霉的人还是有可能的。因此，在收到朝廷诏令的第二天，海成便迅速召集幕僚们开会，一方面向下属传达朝廷诏令，另一方面也想集思广益，听听他们的见解。会上，一位名叫张让的幕僚进言道：“恕小人直言，天下文人投鼠忌器，已成惊弓之鸟。现在再行勘劾，恐怕难有作为。”
海成叹口气道：“曙光初现，便被你说得一无是处，真是晦气！这次奉命查缴禁书，不管能否出政绩，我都必须雷厉风行，你等各自行事，不得有误。”
随着海成一声令下，江西境内的各个州县立即行动起来，官府贴出悬赏通告：凡举报禁书有功者，一律给予奖赏，具体的奖赏数额，视案件大小而定。凡知情不报者，一律以包庇罪连坐。
于是，一夜之间，很多不务正业的江湖人士摇身一变成了“专业侦探”，他们往往无中生有，听到一点风闻便向官府举报，冒领奖金。很多文人因为一首诗或一首词有含沙射影的嫌疑便被官府拘捕审查。有的官员立功心切，竟然将一些查无实据的诗词穿凿附会一番，以坐实嫌疑人的罪名。
为了彰显所谓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海成向辖下的知府、县令等官员三令五申，要求他们扩大搜书范围，并延展禁书的范围。总而言之，在江西境内，哪怕掘地三尺，也要将朝廷想要的禁书挖出来。
具体做法是，把原先命令、催逼各地收缴禁书，变成买书。首先集合江西各州县的地保，经过简单的训练，让他们挨家挨户宣讲、收书，由官府付给等额书价，这样一来，大量图书被收缴上来。然后，海成命幕僚们审读查验这些图书，把查出的问题一一进行标注，做上记号。
上头有令，下属哪敢怠慢，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王锡侯的人渐渐浮出水面。
王锡侯是江西宜丰人，生于康熙年间，5岁发蒙，8岁钻研训诂。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发愤读书，一心想要求取功名。他住在祠堂里，每天让家人用篮子从墙洞里给自己送饭。直到24岁，他才补了个博士弟子，38岁才中举，但也不过是望都县的候选知县。
由于仕途不得志，加上自身的学究气，王锡侯开始潜心研究《康熙字典》，发现这部官方编修的巨著竟然也存在不少缺憾。他决心把这部辞书加以补充，而这也为他日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王锡侯编的这部辞书，针对《康熙字典》中收字太多、“穿贯之难”等缺失进行补充完善，使学者能够举一反三，便于查找。这部书共分为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四十部，共60卷，取绳穿铜钱之意，取名为《字贯》。在友人的资助下，王锡侯自费印刷了《字贯》。他的初衷只是想让后世学子在使用工具书查日常用字时更为便捷一些，不想却犯了天大的忌讳。
原来，王锡侯在《字贯》的序文中说，《康熙字典》收录的内容过于庞杂，实用性极差，只有少数知识渊博的人才能用得上；对于一般学子来说，《字贯》中收录的内容已经足够用了，没必要查《康熙字典》。
这个案子的导火索是一场邻里纠纷。王锡侯当时居住在江西宜丰县棠浦镇老家，常到附近祠堂潜心著述，著书期间连饭都由家人送。按理说，他应该与邻里相安无事，问题出在他的祖坟山被一个叫王泷南的人看中，王泷南欲强占，王锡侯不同意，王泷南便喊来妇女将女人的污秽物扔到王锡侯的祖坟山上，以示侮辱。官司打到县衙后，王泷南偷偷来到王锡侯的祖坟山，埋下芝麻并用盐水浇灌使之快速发芽。官府的人来调查后，认定这座祖坟山是王泷南的芝麻地，王锡侯反而败诉。而且先前王泷南曾因唆讼而被发配，后偷偷逃回，被王锡侯等人告知官府后再次发配异乡，之后遇赦才回乡。王泷南对此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泷南上书当地政府告发王锡侯，说王锡侯批评《康熙字典》，竟敢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悖逆。九江知府接到举报后，立即拘捕了王锡侯，并将《字贯》一书收缴。鉴于案情重大，九江知府派人将王锡侯解送江西省府大狱。
海成亲自翻阅了《字贯》，认为《字贯》作为一本工具书倒也无可厚非，只是王锡侯在序文中出言不逊，贬低《康熙字典》，虽然其情可悯，但其罪可诛。《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亲自下令编撰的，蔑视《康熙字典》就是对康熙皇帝的大不敬。
于是，打定主意要拿《字贯》大做文章的海成亲自提审王锡侯，他在审讯室里责问王锡侯：“《字贯》可是你写的？”
王锡侯说：“是草民写的。”
海成又问：“你可知罪？”
王锡侯叫屈道：“草民无罪，请大人明察！”
海成怒喝道：“亏你还是个读书人，竟然罔顾君臣大义，在《字贯》的序文中出言不逊，贬低《康熙字典》。你可知道非议《康熙字典》就是对康熙皇帝的大不敬，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
王锡侯听了十分惊慌，说：“当今皇上难道也要仿效秦始皇焚书坑儒不成？”
海成怒不可遏，大声说道：“大胆王锡侯，竟敢将当今皇上与暴君秦始皇相提并论，凌迟你10次也不够。”
王锡侯恢复镇定说：“草民只是打个比喻而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海成冷笑道：“你也是个读书人，书读多了应该多长几个心眼才是，要怪只能怪你生不逢时，认命吧。”
王锡侯语气婉转地问道：“大人真欲治草民之罪？”
海成说：“你可真是个缺心眼，你罪大恶极，我哪敢治你的罪，不日便将你押送京城刑部大牢。”
王锡侯闻言吓得浑身发抖，求饶道：“大人，小人冤枉呀！”
海成漠然地说：“你冤不冤，皇上自有明断。”
王锡侯说：“我也曾在官府任职，我不相信皇上会治我的罪。”
海成转而心平气和地说：“你呀，就是一个书呆子，命都快丢了还不知道。”
王锡侯固执地说：“如果能见到皇上，我要为自己陈情申辩。”
海成对王锡侯也动了一点恻隐之心，向他交心道：“像你这种犯人，皇上一般是不会见的，刑部的那些‘活阎王’就足够送你上西天了。”
王锡侯趁机对海成说：“大人，小人家中有八旬老母，还有未成年的幼子，请大人高抬贵手，放过小人吧。”
海成一脸无奈地说：“恐怕你家中的老母和幼子也会跟着你遭殃呀！”
王锡侯见海成如此无情，内心更加惶恐：“我曾为举人，并非不知文字狱的残酷性，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在无意间铸成大错。”
海成不无同情地说：“你犯的这件事可大可小，只能怨你自己时运不济，正好赶上朝廷严查禁书，既然撞到枪口上了，你就自认倒霉吧，我也是爱莫能助呀！”
事后，海成与幕僚们仔细研究，觉得书中并没有“违碍”的内容，对于皇帝的庙讳、御名，也完全按照官方的规定编写。如果将王锡侯以悖逆治罪，不仅王锡侯本人要杀头，还要株连九族。这样做似乎过于严重，但要说完全无罪也不可行。海成几经权衡，决定以对康熙皇帝妄加评论，有不敬之意论罪。
半个月后，王锡侯被押到北京的刑部大牢。江西巡抚海成在奏折中说：“江西九江人王锡侯，恃才狂放，妄自尊大，私著《字贯》一书，在书的序文中出言不逊，贬低《康熙字典》，实为对康熙皇帝的大不敬。”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以便审拟定罪；同时又将《字贯》一部四角粘上标签，供呈乾隆御览。
乾隆看完海成的奏折后，随即翻阅了《字贯》一书的序文，觉得王锡侯所言虽然不敬，但也是实话；况且，《字贯》刊印发行后确实给众多学子提供了便利，作为一本工具书，不应将其过于政治化。不过，这次禁书是自己发起的，绝不能将王锡侯无罪开释，必须严加惩戒，以儆效尤。
事有凑巧，就在乾隆为王锡侯一案犯难的时候，和珅入宫觐见。乾隆见到和珅，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和珅凭借自己的赏识和提拔，一路平步青云，朝中大臣多有不服者，应该给他一些表现自己的机会。王锡侯这个案子比较棘手，不如交给和珅去办，看他如何结案。
想到这里，乾隆朗声对和珅说：“爱卿，江西巡抚海成近日派人解送一名要犯到京城来，这个案犯写了一本名叫《字贯》的书，涉嫌违禁。这种案件本应交刑部审理，但朕有意让你历练一下。”和珅闻言慌忙跪倒在地，谢恩道：“臣定将此案办好，不负皇上厚爱。”
和珅领命回家后，面露喜色，手里拿着王锡侯写的《字贯》，洋洋自得。他的夫人冯霁雯见了，随口问道：“老爷手上拿的是什么书？今日莫非又遇到了喜事？”和珅笑着说：“江西巡抚海成企图借文字狱邀功表忠，派人从江西解送来一名要犯，这名要犯——”
冯霁雯听到这里，突然打断和珅说：“你是说江西巡抚海成？”和珅不知夫人何意，不解地问道：“怎么啦？正是江西巡抚海成。”冯霁雯面露愠色说：“老爷有所不知，爷爷曾经对我讲过，江西巡抚海成与我冯家有世仇。我的父亲曾在山西石楼县任县令，海成当时是我父亲的上司。当年我父亲一时糊涂，挪用了县里几千两银子，海成毫不留情，将我父亲下狱，严刑拷打至死。此仇不共戴天，你明日便去爷爷那里，他必有玄机授你。”
次日，和珅携《字贯》一书来到英廉府上，向他说明此事。英廉一听到海成的名字，咬牙切齿地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等待时机，誓报海成当年杀子之仇。”
和珅略带为难地说：“这个案子虽然涉及海成，但他督查禁书有功，我手里这本《字贯》便是由他收缴上来的。”
英廉接过《字贯》，深沉地对和珅说：“你还年轻，涉世不深，不懂祸福相依的道理。文字狱向来十分微妙，你先把《字贯》留下，待我细细查看一番再作打算。”
第二天，翻阅《字贯》后如获至宝的英廉将和珅叫到自己府中，问道：“王锡侯所著《字贯》一书是江西巡抚海成收缴上来的，他在给皇上的奏章中是怎么评价此书的？”和珅如实道来：“皇上在将王锡侯案移交给我时，说海成认为《字贯》一书除了序文中有两句贬低康熙皇帝的话外，并无其他不妥。”英廉面露喜色，追问道：“海成和其他官员均未提及《字贯》中还有其他不妥的地方吗？”和珅十分肯定地说：“众人皆未发现书中还有其他忤逆之处。”
英廉顿时满脸狰狞，略带杀气地说：“海成啊海成，你办王锡侯，我办你，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欠债迟早是要还的。你害死我的儿子，现在我要你血债血偿。”和珅疑惑道：“莫非爷爷查看《字贯》后有什么新发现？”
英廉站起身来，拍了拍和珅的肩膀，说：“你打开《字贯》第20页，仔细看一遍就明白了。今天我要好好给你上一课。”
和珅随即将《字贯》一书翻到第20页，细细地看了一遍，发现在这一页中，王锡侯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名字写在里面，但《字贯》是一本工具书，这样写有何不妥呢？沉思片刻后，他对英廉说：“孙儿已经将第20页看完，并未发现不妥之处。王锡侯虽然在这一页中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名字罗列出来，但《字贯》是一本工具书，这样写也无可厚非。”
英廉有些生气地说：“真是朽木不可雕也！皇帝即天子，天子的名字是可以随便乱写的吗？王锡侯胆大妄为，竟然将当朝皇上的名字‘爱新觉罗·弘历’写在《字贯》第20页，如此欺君罔上，他就是有10个脑袋也不够掉的。江西巡抚海成查看《字贯》一书，疏忽懈怠，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已经犯下严重的失职之罪。《字贯》一书早已刊印发行，大江南北的书店中均有销售，此书造成的恶劣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海成这次在劫难逃，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确实，历朝历代对于皇帝的名字都是十分避讳的，不仅不许言说、书写，有时连同音字都不能用。到了清代，由于满族人名姓冗长，其实已经不太讲究避讳，加上《字贯》是本工具书，所以海成疏忽了这个问题。
英廉见和珅仍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引导他说：“宋朝时有个叫宋江的人，只是在酒后随手写了一句‘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便险些招来杀身之祸。文字狱可大可小，满族入关，为了在中原站稳脚跟，一向十分注重汉人学士的言论，惩戒对象正是像王锡侯这样的一些人。”
听到这里，和珅似乎开了窍，对英廉说：“孙儿现在该怎么做，还请爷爷不吝赐教！”英廉如此这般地嘱咐了一番，和珅满意地领命而去。
第二天，和珅入宫觐见乾隆，启奏道：“臣受命审理王锡侯一案，连日来对其所著的《字贯》一书详加勘察，结果在《字贯》第20页发现了比海成所上报的内容更严重的问题。王锡侯胆大包天，竟然将皇上的御名公开写在书中，就连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名讳也赫然在列。”
乾隆闻言，立即拿来《字贯》一书，翻开第20页，果然见自己与先皇的名字都赫然纸上，所用字体和其他字体相同，并未提高规格，也无特别注释。乾隆一向对名讳问题十分敏感，看到这里不禁怒火中烧，将《字贯》投掷于地，破口大骂：“竖子王锡侯，无君无父，欺君罔上，罪不容诛。”
和珅见乾隆大动肝火，暗忖：爷爷真神机妙算也！他趁机进言道：“皇上，王锡侯罪恶滔天，当处凌迟。江西巡抚海成身为朝廷命官，玩忽职守，《字贯》中的忤逆之处，开卷20页即见，但海成自始至终只是咬定序文中的轻微之处，对《字贯》中如此忤逆之处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分明是有意袒护逆党，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作为一省巡抚，海成罪责难逃。”
这次查办禁书，各省均无大的作为，这主要是因为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文字狱，文人已如惊弓之鸟，不敢再有什么出格的言论。但乾隆认为这是因为各省督抚不重视，没有尽心办事所致。他一腔闷气正无处可发，现在听了和珅的挑拨，立即迁怒于海成，骂道：“海成误朕，传朕旨意，立即罢免海成本兼各职，押来京城受审。”同时嘉奖和珅说：“海成办事不力，险些毁我大清根基，这次多亏爱卿发现其中的疏漏之处，等海成押来京城以后，就由爱卿代朕向他问罪吧。”和珅心中一阵窃喜，领命而去。
海成一夜之间从收缴禁书的功臣变成了禁书的罪臣，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人们议论纷纷，此事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和珅首先审理了王锡侯，他在公堂上质问道：“逆贼王锡侯，你可知罪？”王锡侯跪在堂下，以头碰地说：“小人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请大人明示。”和珅怒道：“你也曾为举人，应深知国家法度。你所著《字贯》一书，在序文中贬低《康熙字典》也就罢了，你竟然在书中第20页将当今皇上和先皇的名字毫不避讳地写出来，如此大逆不道，置皇家尊严于何地？”王锡侯辩解道：“这是字典，小人之所以把皇帝的庙号、御名写出来，是为了让后世学子知道如何避讳。司马迁也曾将汉武帝刘彻的名字写于《史记》之中，未闻司马迁因此而获罪。”和珅骂道：“泼徒还敢狡辩，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今天就叫你死个明白。我来问你，《字贯》逆书可是你所写？”王锡侯说：“是我写的。”和珅说：“不管你是有心之过，还是无心之失，如今朝廷严查禁书，忤逆当今天子乃重罪，本应判你凌迟或车裂。当今皇上仁慈，特命我从轻判处你斩立决，你认命吧。”王锡侯还没说话，已经被左右武士拉出公堂。
此次王锡侯全家21人照律同坐，16岁以上男子全部处死，女子以及16岁以下男子流放官卖。王锡侯被抄家时，家中财产只剩些锅碗瓢盆、自家养的小猪和母鸡，加上其他积蓄，总共不过180多两银子。
就在王锡侯被处斩的第二天，和珅提审了江西巡抚海成，责问道：“海成，你忝居江西巡抚一职，查缴禁书不力，该当何罪？”海成惶恐道：“江西一省之地，收缴的禁书甚多，我哪能一一过目？《字贯》一书是我属下幕僚负责核查的，我只是在核实之时按幕僚所指之处抽查了一下，不知书中其他地方还有忤逆之处。”和珅怒道：“王锡侯欺君罔上，已经伏法；你将朝廷大事当成儿戏，敷衍塞责，企图蒙混过关，罪加一等。”海成也怒了：“和珅，我知道你是英廉的孙女婿，我与英廉有仇，今日之事定是英廉在背后推波助澜，你这是公报私仇。”和珅将惊堂木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斥责道：“海成，你为官怠惰，辜负皇恩，知罪而不悔罪，本官先判你个斩监候。”
海成一案审理完毕后，和珅如释重负，马上向乾隆汇报了案情，说海成如何骄狂放纵、不知悔改，已按大清律判其斩监候。
乾隆听了和珅的汇报，沉思良久才说：“朕自诩万古圣君，自古以来有搞文字狱的圣君吗？”
和珅见乾隆话里有话，遂说：“皇上无须烦恼，盛世的维系不仅需要德政，同样离不开威刑，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若只举德政，不肃威刑，人心必然离乱。”
乾隆听了转忧为喜，说：“爱卿，你真是越来越有见地了！不过，你为何将江西巡抚海成判成斩监候呢？”和珅说：“海成罪不至死，臣先定他一个斩监候，皇上以后回转起来也有余地。”乾隆笑着称赞道：“还是爱卿想得周到。”
和珅接着又启奏道：“军机处最近收到江苏、浙江等省收缴上来的几千部禁书，皆按《字贯》之例判处吗？”乾隆说：“爱卿有何见解？”和珅说：“自古法不责众，臣以为择情节严重者抓几个典型，杀鸡儆猴即可，不必过于较真。”乾隆笑道：“法不加于尊，何为尊？民为尊，君为轻。朕治国理政，最重变通，爱卿所言甚合朕意。”
和珅察言观色，引经据典地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和袁绍决战官渡，当时袁强曹弱，曹营将领多有以书信与袁绍暗通款曲者。后来战事明朗，曹胜袁败，曹军缴获了袁军的很多信件，其中不乏暗中通袁者谄媚袁绍的信件，曹操的心腹曹仁对曹操说：‘主公可逐一点对姓名，捕而杀之。’曹操叹道：‘袁绍如此强大，我尚且不能自保，何况其他人呢？’于是命人将可疑信件尽数焚毁。皇上如今以权变治天下，不输古人也。”
《字贯》一案，受到牵连的除了江西巡抚海成，江西布政使周克开和按察使冯廷臣两人也被革职，而且王锡侯所在地的知县和知府也都被治罪。不仅如此，曾经给王锡侯的《字贯》作序的人，活着的革职，死去的免治罪。至于王锡侯的《字贯》及其他诗文作品，一律销毁。
后来，乾隆将海成特赦，但永不录用。
可以说，在王锡侯一案中，和珅是最大的赢家，不仅扳倒了冯家的仇敌海成，而且在乾隆面前树立了自己精明强干的形象，巩固了自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