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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美国精神分析家阿道夫·斯特恩（Adolph Stern）首次提出“边缘”（borderline）的概念，用以描述处于神经症
与精神病
边缘的症状。斯特恩使用“边缘组”（borderline group）一词，准确地把握现在普遍认为的“边缘型人格障碍”特征，指出其根本症结在于患者的自爱问题。为什么斯特恩认为必须将这一组症状与神经症和精神病区分开来呢？
当时医生一般使用精神分析疗法治疗神经症。然而，将精神分析疗法应用于边缘组时，起初看似可行，实际应用后却不仅完全无效，甚至还会使病情恶化。无论是从发病经过还是症状来看，边缘组都不符合神经症和精神病基本诊断类别。
20世纪50年代以后，精神科住院治疗越发盛行，医生们也遇到了更多患者，他们呈现出与医学常识并不相符的新症状。使医护人员更加困惑的是，他们越是积极地帮助患者，患者的症状反而越恶化。患者会对医护人员提出更多的要求，变得冲动且具有攻击性，甚至会不断尝试自杀。
此时，不仅治疗进展不顺，医患关系也往往极度恶化。即便双方起初构建了良好的信任关系，也会因为一些小事产生嫌隙，患者态度急变，双方关系最终恶化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医护人员内部也会因为患者产生对立。努力帮助患者的人，也常常感到痛苦。医护人员越是亲切热情，越会陷入强烈的沮丧与无力感中。
事实上，我们目前也尚未摆脱上述状况。在对边缘型人格障碍认识不足时，极易出现同样的状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日本的精神疾病临床实践中，也出现了周围人努力帮助不断尝试割腕自杀的患者，却遭到患者摆布，双方最终难以维系信任关系的情况。当时，医生做出了“边缘例”（borderline case）的诊断。有抑郁状态、进食障碍、药物滥用或家庭暴力等症状的人，即便未被确诊为边缘型人格障碍，伴随边缘型人格障碍问题的也不在少数。
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普通家庭也开始面临边缘型人格障碍的问题，人们不知道如何帮助受到边缘型人格障碍折磨的家人，或者自己如何战胜边缘型人格障碍。初中、高中学校里也出现了边缘型人格的学生，学校方面对此不知所措。近来，类似问题在小学生中的发生概率也逐渐增加。边缘型人格障碍不再只是患者面临的问题，而是困扰越来越多人的“现代病”。
美国的数据显示，符合边缘型人格障碍诊断标准的患者占美国总人口的2%、精神科门诊患者的11%、住院患者的19%。日本也在不断接近这一水平。如果只看边缘型人格障碍多发的青年期，日本的比例甚至远高于美国。女性患者更多，约是男性患者的4倍。换言之，男性患者占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总数的1/5。患者比例节节攀升，而男女比例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边缘型人格障碍近在咫尺，与之相关的医学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但是，对更多人而言，边缘型人格障碍仍然是遥远的疾病，对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误解也仍然存在。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将通过第三方（恋人、朋友、专家及神职人员等）、患者本人及其亲人的视角，介绍边缘型人格障碍典型案例。
之所以选择第三方、患者本人及其亲人这两种视角，原因是在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获得他人支持、逐渐恢复的过程中，来自第三方的支援、患者与第三方的关系，往往与患者同其亲人的关系同样重要。而第三方所见与患者亲人所见常常有巨大差别，这也是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