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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第一次走进我的视野，是因为镐京。
小时读历史，囫囵吞枣，最早知道镐京、朝歌和牧野这三个地方。知道朝歌是因为它是商朝的首都，“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傅艺伟演妲己的《封神榜》，让我见识了纣王在这里的荒淫生活。知道牧野，是因为牧野之战，也就是武王伐纣的决胜之战。至于镐京，更多是因为我老读错它，后来有老师说，它就是西安。
比起镐京，西安更好读更亲切。但也正是镐京，让我知道，在北京之外，中国还有着数个历史悠久的都城。甚至，在它面前，北京都是小字辈。
多年后，当我翻阅地图，看着一条九曲十八弯的长线从青藏高原绵延而来，自西向东分别穿过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自治区），并在中国的北方画出了一个大大的“几”字，最终连接渤海之后，终于明白，为什么周人当年会选择在这里建都，而朝歌为什么会那样的繁荣。
这条线正是黄河，也是我们的母亲河。它从源头的涓涓细流，一路汇集35条主要支流和1000条溪川，到汇入渤海时，已是每年约500亿立方米水量的滚滚洪流。
李凖老师在《黄河东流去》的开篇便这样称颂黄河：“黄河是勇敢的，她像一把利剑，在崇山峻岭中劈开一条通道。‘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黄河是勤劳的，她像一个倔强的母亲，率领着众多的儿女，日夜不息地辛勤地劳动着，她为我们创造了富裕的‘河套’地区，创造了黄淮平原，创造了华北平原。她每年还背着16亿吨泥沙区填平大海，她要为众多的儿孙区创造更多的土地。”
日后，中华文明的月亮之所以从黄土高原升起，也是因为其所处之地，有三个主要河谷平原——渭河谷地、伊洛谷地和汾河谷地。它们都位于黄河流域，不仅土质松软、灌溉便利，且靠近盐池，所以在这里容易诞生早熟的农耕文明。
西安正位于这“几”字的内部，也正是这渭河谷地之中。
和南边的成都平原相似，西安所在的渭河谷地，也是一个被上天垂青的地方。
陕北高原、南边的秦岭以及东边的黄河，围成了一个侧卧的不算很完美的等腰三角形。陕北高原和秦岭是三角形的两条边，今天的宝鸡市可以看成两者的交点。
渭河从甘肃定西一路逶迤而来，流经宝鸡、咸阳、西安，以及渭南之后，汇入黄河，就像是等腰三角形的垂直平分线。这也是这个“等腰三角形”被称为渭河谷地的原因，不过它有个更知名的称谓，叫关中平原。
西安是这个宠儿的宠儿。既有秦岭屏障，又坐落在渭河冲积带的龙首原上——陕西一带习惯把高于地面的广阔平坦台之地称为“原”，把黄土塬的塬脑部分称为山。据传龙首原为一条从秦岭冲出至渭河喝水的黑龙所化——所以，其地势南高北洼，有“八水绕京”。除了从秦岭山麓山谷峪口齐刷刷流出的一溜河流，如涝峪河、沣河（纳潏河、滈河）、灞河（纳浐河），还有北边的泾水，它们殊途同归，由渭而黄。西汉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写道：“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
在定都此地之前，周族人先是受封于邰地（今武功县一带），后因夏朝朝政混乱迁至陕北高原庆城、邠县、栒邑一带，最后又落脚于岐山之地的周原（其主要位于今天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但不管如何，都是在渭水、泾水上游周边打转转，直到公元前12世纪，周文王才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推进到了西安。
他先是在渭河之南的沣河西岸建立了丰京，后来其子周武王为了东进灭商，又将都城推到了对岸，是为镐京。
镐京很快就发展起来。它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宽畅、宏伟的先河。在它身上，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已渐渐有了“城市”的面目。所谓城市，除了城和人之外，还必须要有“市”。《周礼》便有“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记载，而当时的丰镐，“集市已经较为繁荣，有‘一日三市’的制度：‘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失落的秦商》，陈忠海，《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21期）某种意义上，它成就了今日西安的雏形。也让商业的火花在三秦之地开始燎原。而秦商（陕商），也被认为是中国按地域亲缘关系最早出现的商帮。
某种意义上，正是占据了西安丰腴之地，不仅壮大了周人，而且，对商朝保持了强大的压力。历史才像《封神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商朝不乏忠义之将，但天命已归周朝。最后，随着牧野之战中商朝军队临阵倒戈，纣王在宦竖朱升的帮助下，于朝歌的摘星楼自焚而亡。书中写道：后人有诗为证，诗曰：摘星楼下火初红，烟卷乌云四面风。朝歌，这个在西安之前中国历史上最亮眼的那颗星，就此烟消云散。
今天，我们很难断定朝歌的具体位置，但大致都认为是在河南鹤壁南边的淇县——其正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黄河没南侵之前，应是经过今天的鹤壁、安阳西、濮阳进入华北。
不过，今天的主流意见认为安阳才是殷商的帝都，1928年正是在这里发现了殷墟。“商朝建立后，中原地区屡有洪水为灾，国都一再迁徙……阳甲之弟盘庚立，自奄（今山东曲阜）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从此安定下来，直至商朝灭亡，共二百七十余年未再迁都。”（《简明中国古代史》（第四版），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至于朝歌，是离宫，最晚在商纣王时期，升为“辅都”。
当然也有意见认为，安阳与朝歌是一前一后的都城，帝乙时期把都城从安阳迁到朝歌。但不管是朝歌还是安阳，当年都是黄河沿岸城市。所以，我们应该感谢黄河，塑造了中国早期的城市的辉煌历史。
但话也说回来，从黄河改道、洪水为灾也可以看出，黄河的脾气也很“暴虐”。一方面，黄土高原的土质松软虽然在生产力低下时，适合耕种，但也意味着黄土高原很容易受侵蚀和崩塌，这不仅容易助长了水土流失，同时抬高了下游河床。尤其是随着黄河到了中下游，失去了山地峡谷的约束，结果就从温顺的绵羊，变成了暴躁的公牛。
“黄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又是一条受难的河流。她给人类带来了灿烂的文化，又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她不断地决口、泛滥、改道、淤积……多少年来，在她的滔滔巨流中，流淌着人们的鲜血、汗水和眼泪。”李凖写到。
不难想见，中国早先的基建便是围绕着黄河，以及其他一些河流而展开。据说当年大禹治水，治的就是黄河和淮河流域。因以疏代堵，治水大获成功，大禹由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第一代君主。
今天洛阳南边的龙门山，便有他的传说。它原是一个相连的整体，没有今天的东西两山（其中东山后因武则天建香山寺而专称“香山”）。《汉书·沟洫志》曾载：“昔大禹治水，山陵挡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水经注》对此的记载则是：“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故谓之伊阙。”
意思也就是说，大禹治水时，曾在此凿开龙门山，开辟了伊阙，让洪水退去。今天的伊河，正是从伊阙流过，和北边的洛河（古称雒水，亦称南洛河），于偃师汇合，并最终穿过邙山往东北流入黄河。
这也让洛阳在成就中国版“两河文明”的同时，也很快取代朝歌（安阳），成为周人更为心仪的东方地盘。
和西安八水绕城相比，洛阳也不遑多让。翻开今日地图，除了洛河、伊河之外，其东逾瀍河，西临涧水，它们均向东南汇入洛河。也正因为洛河、伊河，所以它所处之地又称伊洛谷地。加上黄河，此地亦称“三川”。
今天，当我们谈起中国大河，首推的是黄河、长江，但在远古，洛水的地位也同样受尊崇。《周易·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两幅神秘的图案绘制了五行八卦，之后大禹治水，河伯献河图，宓妃献洛书等事迹均来源于此。多年之后，当曹子建在黄昏日落之时，于洛水边惊见洛神，似乎用尽了他一辈子的文思写下了这篇《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今人在将伊、洛并称时，却总将伊河放在洛河前面，古代有学者便认为，这代表了大禹治水的先后顺序。不管是否成立，但伊、洛的疏通，让洛阳正式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有说法是夏朝曾定都偃师二里头，商汤灭夏后也曾迁都今偃师县城西不远，西南距二里头遗址约6公里的西亳（又一说为今郑州市区的郑亳）。
相比偏西的西安，洛阳无疑更符合“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黄帝内经·素问篇》曾说：“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因为拥有三川，为伊洛谷地，洛阳无疑符合“平以湿”的要求。它不仅成为粮食的主产地，栽培小麦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还成为“花”的天下。北宋学者邵伯温所撰笔记《邵氏闻见录》中记载：“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三月牡丹开。”日后，河南的简称之所以为“豫”，也是因为这边气候温暖，植物繁盛，连大象都在这里生活过。
此外，洛阳的位置也很好，其位于中国地理二、三级阶梯交界处，夹于太行山脉（太行山、王屋山）与熊耳山、伏牛山、外方山之间，向北可进入山西、河北，向南翻过伏牛山就进入南阳盆地，更重要的是，向东虽有嵩山，但过了山便是广大的华北平原，向西过崤函通道（即秦岭山脉余脉崤山和函谷关的并称）直抵关中、汉中——这既是四通八达之地，也是自东向西的咽喉之道。
周文王在商纣王的大牢里“拘而演”《周易》，作为他的儿子，周公旦也会占卜算卦，今天还流传着《周公解梦》这样的“大作”，他曾测出洛阳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
从小环境上讲，洛阳也相对安全。除了城南有龙门山，城北有黄河，还有崤山支脉——邙山沿黄河南岸绵延而去（又称北邙山，狭义的邙山指洛阳市以北的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广义的邙山则沿洛北黄河南岸从孟津、偃师过巩义绵延至郑州广武山，在郑州北部戛然而止），此山脉虽不高大雄伟，却如一条卧龙般围绕着洛阳城。这也让它日后成为诸多名人死后葬身之地，所谓“活在苏杭，死在北邙”。因为邙山又名郏山，加上此地原有鄏邑，所以洛阳在轩辕黄帝时又称“郏鄏”。
周公旦的占卜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看法。《尚书·洛诰》曾记载：“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说的就是周公旦先是到黄河以北的黎水占卜，但得到的结果不是吉兆。最后，在南渡黄河来到洛河平原，占卜涧水以东、瀍水以西的地方，得到的是吉兆；又占卜瀍水以东的地方，同样得到的是吉兆。
最后，周公决定在此建城，并将象征王权的九鼎神器安放于此，且建立宗庙，制定礼乐——这无疑是一项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工程，为儒家学说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故有后世孔子的“入周问礼”。
不过，根据多方研究以及考古，今天我们可以大致得知，周公旦建立的洛邑，一是在洛水之北，所以这也是其日后被称作洛阳的由来，二是该洛邑其实是有两座城，一王城一成周城。
著名河洛文化研究专家、易学家史善刚在洛阳当地媒体上曾就周公营建洛邑相关问题进行答疑，认为前者为中心城，周公居此摄政，是诸侯朝见天子和西周贵族居住之地；成周城为外郭城，驻扎有军队，是军事要地，同时还安置殷商遗民。（《王城与成周应为“双城记”》，史善刚，《洛阳日报》2013年7月18日）
关于殷商遗民，在周公摄政之初并不安分。此前，他们被安置在朝歌附近（当时的王朝更替还不流行对前朝的遗老遗少斩草除根，这也与商朝奴隶主贵族阶级仍保存了很强实力有关），王畿周边分封的三个周朝宗室，也称“三监”，对他们加以监视。其中，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鲜为“三监”之首，其所封管国，即今天的河南郑州管城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郑州最早的建城史。然而，武王一死，上位的成王年幼，祸起萧墙了。“三监”打着反对周公专权的旗号，而纣王之子武庚则想趁机收复失地，于是联合反叛。
最后，周公亲自统率周天子的军队进行东征，大约用了3年的时间，终于平定了这次叛乱，顺便灭掉了奄、蒲姑等东方17个诸侯国，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但是，这次反叛也让周公意识到，要尽快推进洛邑的建设工作。
相比较日后唐朝皇帝去洛阳当“逐粮天子”，这次周公修建洛邑，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东方，为此，他还选编了成周八师镇守威慑商朝遗族。
不得不说，洛邑一建，八百里秦川有了屏障。大概是因为周道始成而王所都也，周朝自此稳定了统治，成周遂有此名。有学者认为，成周之名来源于成王。但就算来源于成王，其“成”也是完成昊天“成命”，取得“成绩”之意。在我看来，将殷商遗民安置在“成周”城，有点杀人诛心的意味。此后，成周成了东周洛邑之代称，而相对地，镐京则是宗周，意思也就是周宗族之源也。不过，周公旦千算万算没算到的是，西安虽然没有了东边的烦恼，但祸却从西北来——来自西北的犬戎不仅攻破了丰镐，而且杀掉了周幽王。曾经强盛一时的西周王朝就此覆灭，东周来临。
不幸中的万幸，当年周公为控制东方之举，却种豆得瓜，为周王朝在日后保存了一个巨大的续命空间。此后的中国彻底地进入了西安和洛阳“二人转”时代——尽管传闻做过夏都、商都，还是西周的新都，但直到东周，洛阳才成了很多人印象中那个名副其实的都城。此后东汉的刘秀也选择定都于此，这大概也是因为位居天下之中的洛阳，是对南阳帝乡、河北龙兴两大基本盘的最好联结，也是夺取关东与应对关中的最佳基地。
只可惜的是，成为帝都的洛阳，见证的却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周天子威望的急剧丧失，已很难管住那些分封的诸侯，春秋战国就此拉开序幕。
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它们一个个跳得比周天子还要欢快，连被视为南蛮子的楚国都生了“问鼎中原”的野心。周天子尽管居中而坐，然而王座下的洛阳，却像是一个被枣肉紧紧裹在里面的枣核，憋屈而又没法动弹。
公元前256年，在商鞅变法之后逐渐做大的秦国，还没来得及一统六国，就开始拿“老领导”周天子开刀。随着东周第25位君主周赧王尽献其地于秦，王亦卒，宣告东周覆灭。公元前249年，在扶持嬴政之父秦庄襄王登基之后，吕不韦又受命率领军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除了东周的残余势力。
因此，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也就是说，洛阳城及其周边地区已不再是帝都，无不是吕不韦的封地。
此时的荣光，俨然又“重归”西安。
公元前770年，周幽王之子周平王在陕西待不下去，像丧家之犬一样东迁洛阳时，随行护卫他的除了郑、晋等诸侯，还有一位临时工——秦人。
和孙大圣的经历一样，秦人也曾是弼马温，在昔日周人的留放之地——天水的大山中（以今陕西岐山为中心的关陇一带），给周天子养马，不仅把马养得膘肥体壮，而且数量也增加了不少。加上这次护送有功，最后周天子一感激，封它为诸侯，还把故地送给了它。
在我看来，此举也有让大秦替自己赶走犬戎，并就此给自己镇守中原西门之意。冥冥之中，大秦这个远离都市的西部青年，因继承了周王室的地盘和许多方面的正统文化，竟然变得根正苗红。
一开始，秦国定都雍城（今宝鸡凤翔区），离西安比较远。这段时期，秦国的主要战略方向是在西边。通过和西北蛮族的长年征战，大秦不仅保护了王朝的西北边界，而且开辟出了一大片土地，锤炼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为了更好地争霸，294年之后，大秦也复制了当年周王朝一步步东移的经历。秦献公二年（前383年），秦国迁都栎阳，也就是今天西安东北部的阎良武屯镇，商鞅正是在此地变法。
不过，在西安重新崛起之前，这个世界上除了洛阳，还有一些城市也崭露头角，比如说齐国的临淄、鲁国的曲阜、楚国的江陵、吴国的苏州、越国的绍兴，还有晋国的曲沃、晋阳和新绛，而此时的北京，先后作为蓟、燕之都，开始在历史上有了存在感。
到了晋静公二年（前376年），赵、魏、韩三国分晋，各设都城。这也是山西之所以被称为三晋的由来，而中国的历史名城又因此再添数座。
其中赵都邯郸，在今天河北的东南，也是距今3000多年来从来没有改过名的城市。很多人知道它，是从“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开始的。
韩先是在阳翟，亦今天的河南禹州，为《史记》记载的夏启的都城，后在公元前375年占了郑国的新郑之后，迁都于此。今天的郑州，辖下恰恰有个新郑市，不熟悉历史的人，常把它理解成新郑州，事实上，它的出现，要远早于郑州，为“新郑国”之意，之所以取此名，是为了区别郑国在镐京附近的老家。
这里尤其需要关注的是魏国，它更多地继承了晋国的衣钵，加上与大秦争夺河西地区（黄河以西北洛水以东），所以都城一开始是在安邑。安邑，今山西夏县北，隶属于运城市，正好位于汾河谷地。但到了魏惠王在位时，为了避秦国锋芒，改变战略方向参与中原争霸，遂于公元前364年夏迁都至安邑以东、黄河以南的大梁，所以魏国又被称梁国。至于大梁，就是今天的开封。这样一来，今天河南那片黄河以南的狭小区域里，便挤进了开封、新郑和洛阳三座都城，可谓寸土寸金。
只不过，被称为大梁时的开封，还没有京杭大运河过境，但它的周边，也有济水、颍水、丹水（亦即汴水、汳水）、睢水等水道——根据开封学者韩鹏考证，汴水即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沟通九州、四渎、东海的中央河流——这也是魏看中开封的原因。日后，为了引水灌田、便利交通，尤其是为了加强对楚国所控制的淮上地区的压力，魏国又于公元前360年再次开挖我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淮的人工运河——鸿沟。
《史记》有“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今天的荥阳，位于郑州和洛阳之间，因北濒黄河，西望古都洛阳，东接郑州，一直以来有“两京襟带，三秦咽喉”之称。所以它自古便是战略要地。所以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复置三川郡时，一说郡治正在荥阳。
鸿沟正是从荥阳的板渚（今氾水镇）引黄河水，东流至开封接汴水，再向东南至徐州与泗水相会，并进而入淮。如此，把黄河与济水、汝水、泗水、淮河等河道连接起来——今天，很少有人知道这条鸿沟了，但喜欢下中国象棋的都应该知道它，在棋盘上它有一个名字叫“楚河汉界”，正是日后项羽、刘邦一度隔河对峙之处。
从广义上说，它不只是一条运河，而且是覆盖整个中原腹地的运河系统，甚至可与早已成型的淮河邗沟水网无缝对接，形成了两千年前中国赫赫有名的“鸿沟水系”。隋时的通济渠正是在鸿沟的基础上开建的。
正是借由这个系统，让魏国获得争霸的本钱，“在战国的科技条件下，凭借这样一套鸿沟水系，魏国能成功转运十万石粮食。就连战国合纵家苏秦，也感慨魏国‘南有鸿沟’”。与此同时，开封在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也由此奠定，位于鸿沟与黄河交口的荥阳，很快成为活跃而富有生机的商业都会。而位于鸿沟水系里的定陶、淮阳、寿县、徐州，也受益匪浅。这也是楚国在被白起攻占江陵之后迁都寿春的原因。（《刘邦项羽曾以鸿沟为界，那鸿沟后来跑哪去啦？》，我方团队张嵚，朝文社2020年3月17日）
这样的魏国，曾经让秦国感受到了压力。但幸运的是，老天给它又送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位就是卫国的商鞅。他在军事上，统率秦军从魏国手中收复了河西之地，在政治上推行变法，改革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重农抑商、奖励耕战……让秦国由弱变强。谁也没想到，这个临时工竟然培养出一统天下的气质，要让别人背锅了。
不过，也正是变法过程中为摆脱旧贵族势力的干扰，商鞅需要营建新都。最终，栎阳仅历二世三十四年便位置不保。
而咸阳就此跃然于历史之上。
相比栎阳，咸阳往西回迁了一小步，位于渭河以北、九嵕山（一说咸阳塬，此地因西汉时期设置五座陵邑而称五陵塬）以南。
因古时以山南、水北为阳，所以此地被命名为咸阳（咸，皆的意思）。有人根据《史记》和秦都咸阳出土的陶文，认为商鞅曾在此置“咸亨”“阳里”，公元前350年迁都之时，秦孝公将两名合一，为咸阳，其所建城池，为咸阳城，即今渭城窑店。所建宫殿，亦为咸阳宫。
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宝通眼里，此时的咸阳还只是“秦孝公的咸阳，是诸侯之城，不是帝都”，但自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开始，秦都咸阳就朝渭河南岸发展了。尤其是章台宫的修建，让秦国的政治中心也开始南移，“秦王（秦昭襄王）坐章台，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发生在章台宫”。在今天的行政区域上，章台宫位于西安的主城未央区。此外，据《七国考》引《三辅故事》谓秦昭王为通咸阳宫与兴乐宫作渭桥，可知昭王时便有兴乐宫，其位于即今西安北郊的龙首原北部——这也意味着，随着章台宫、兴乐宫的开建，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西安，终于有了雏形。
换句话说不知对不对，今天的西安源出咸阳，其实就是秦都咸阳南扩的产物。所以，它也是秦都咸阳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渭河已不是咸阳的外河，而是内河了。
所以张宝通会说，今天西安的旅游口号“千年古都，常来长安”，只讲西安是“长安”，不讲西安也是“咸阳”，是不对的。
如果说商鞅成就了咸阳，那么，另一位“外国人”郑国（很奇怪，他取了一个和郑国这个国家一样的名字）则让西安开始熠熠生辉。
作为韩国的水利专家，他被韩国派到秦国“援建”一条水利工程——这条从西引泾水至东边的北洛水，长达150余公里，横跨西安北边的渭北平原的沟渠，像是为秦王嬴政登基修建的献礼工程。但事实上，这是韩国为了抑制住秦国向东扩张的冲动而使用的“疲秦”战略。换句话说，韩国希望通过这样大规模的基建工程，消耗秦国的财富和人力。
修到一半时，秦国果真就发现韩国其实不怀好心，“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史记·河渠书》写道，“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意思也就是，郑国说，自己虽然是间谍，该杀，但是这条渠如果凿成，对你们秦国难道真的就没有利吗？秦国幡然醒悟，“以为然，卒使就渠”。
此渠在修好之后，用渠中积蓄的水，灌溉盐碱地4万多顷，每亩收成有一钟。尤其是水源的增加，让通过河西走廊的绿洲通道传入中国，最先被秦国的先民认识、接受但需要灌溉的小麦被广泛种植，从而一改北方当年主要靠种植谷子和糜子两种谷物为生的局面。于是，雨量稀少、土地贫瘠的关中，变得富庶甲天下。
“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大秦虽然是从临时工奋斗起家的，但是也有格局，并没有因人废“渠”。
只是，韩国就全盘被动了，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公元前230年，郑国渠修成仅数年，秦国灭韩。它也成为韩、赵、魏、楚、燕、齐中早死早投胎的一个。
魏是第三个。它是成也鸿沟，败也鸿沟。魏王假三年（前225年），嬴政派遣大将王贲率兵攻魏，使用了《三国演义》中读者所熟悉的一招——水淹七军，同样是引鸿沟水猛灌大梁，在被困三个月后，魏王假无奈出降，魏国灭亡。只可惜的是，大梁城被平为丘墟，成为一片泽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缓过来，直到再次因水而起。
公元前221年，一统六国的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并废封建而实现郡县制。荥阳正是在这一年设县。此后，中国朝代分分合合，但体制无非集权外加分封。
尽管在成为皇帝前后，嬴政曾对咸阳宫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但是他还是在渭水南岸修筑新朝宫——阿房宫，目的就是想取代渭北的那座“先王之宫廷”。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对丰镐这一帝王之都的仰慕，让秦始皇将阿房宫建在丰镐的旁边，今天，两处的遗址都位于长安区的王寺街道，前者坐落在王寺东部，后者距镇区仅1000米。尽管阿房宫并未建成，秦便因暴政历二世而亡，但是，秦始皇欲仿照丰镐两京来进一步推进帝都咸阳的跨河发展，也给西安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秦始皇为了维护统治，宣示武力，以帝都咸阳为中心而修建了通向全国的驰道——其东至山东海滨，东北至渤海，南至湖南，东南至浙江，西至甘肃，北至内蒙古，甚至，为了能够把帝国军队尽快运到北方边境线对抗可能入侵的匈奴，秦帝国修筑了从咸阳长700余公里最宽处60米的直道到边境城市九原（包头），它和长城在包头区域形成“T”字形北疆防线，守护着帝国的安宁。
此外，秦帝国还依山修建了栈道，打通了陕西和四川的山区交通。这些举措，无疑让此时的西安逐渐成为秦都咸阳的政治中心，也是天下的政治中心。
纵观秦始皇一生，有四项规模宏大的政绩工程，除了阿房宫、秦直道之外，还有就是秦皇陵、秦长城。如果说长城是盾，直道就是矛。兵马俑则是兵卒。它们共同拱卫着阿房宫，也就是中央王权。四者密不可分代表一个强盛王朝。
然而，王朝再强盛，却也是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公元前207年，西楚霸王项羽攻入咸阳宫，楚人一炬成焦土。不免让人想起了商纣王在朝歌的那把火。
随着腾空的烟雾，西安的命运，又开始明灭不定。
公元前202年2月，距离西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刎没多久，距离鸿沟和约也才数月，平生吃惯了败仗但最终还是取得4年楚汉战争胜利的刘邦在定陶称帝，就此开创了草根逆袭的最大神话。日后也就朱元璋能和他一比。
今天，位于山东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沃野之中的一处高6米左右，占地面积2900平方米，被当地村民俗称为“官堌堆”的土丘，遂被写进史册，在历史上也拥有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汉高祖受命坛。”那时的刘邦应该迫不及待，不嫌这种就位仪式简陋，然而，他一上台，就面临了一个烦恼，那就是定都何处。
选择首都，除了富饶、交通便利之外，最好是帝王之都，有王者之气。当然，对刘邦为首的丰沛集团来说，离老家越近越好，连被秦灭的六国百姓也希望选择让自己感觉更舒适一点的地方——那么，舍洛阳又能其谁？
况且，尽管秦时大力发展咸阳，但是此时的洛阳也没有被“另眼看待”。在全国的36个郡中，以洛阳为治所的三川郡为天下首郡。尽管有争论说三川郡的郡治实为荥阳，但是洛阳在吕不韦的手上，也有所发展。他曾在今洛阳市东郊龙虎滩村西北修建了风景幽雅、规模宏大的园林建筑——南宫。而且，嬴政成始皇之后，三度来洛，曾隆重祭祀洛水。到了项羽手里，又封河南国，以洛阳为都。公元前205年，其时还是汉王的刘邦，在率军东进的过程中，纳降了河南王申阳，并改其地为河南郡。这也为其还都洛阳创造了条件。
正是坐在洛阳的南宫，刘邦发表了著名的“南宫论三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未来应该能想见，西安作为前朝首都，就此被放弃。而洛阳，在蛰伏一段时间之后，将在此成为未来中国城市的“顶流”。这大概是西安最为焦灼的一段时期。
只是这个世界常常充满着出其不意。它应该死活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因为一个小人物的出现，而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小人物在被刘邦赐姓刘之前姓娄，单名敬。他本是齐国人，征为戍卒前往陇西为新朝守边。在路过洛阳时，他通过自己的老乡虞将军引荐见到了刘邦。见时，娄敬并没有打扮自己，而是“衣其羊裘”，穿得像个土包子，倒是让刘邦生出了好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记载：“上召入见，赐食。已而问刘敬，刘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刘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
我每次读到这里，都惊异于这个小人物的胆识。他也让我相信，胆量不够大，能力再强都是小人物；但见识不够强，胆量就是虚张声势。他先是从根子上否定刘邦建都洛阳的“正当性”——你就别想在这里做到和周室比美了。不说别的，你和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就不一样，人家靠祖先德善的日积月累才有了今日，是有根基的，而洛阳成为天下之中，不是依险而取地，而是以德来居之。但您呢，打了多少仗，死了多少人，至今伤痍未恢复，是以力取天下的结果。所以，你要是想和成康相比较，是要被打脸的。
但是娄敬贵就贵在不是单纯批判，而是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奉劝刘邦以关中为根本，据秦之故土。
除了此地经济发达之外，相比洛阳，西安更有安全保障。其东有黄河天堑，再加秦地四方关塞易守难攻——往东函谷关通河洛以虎视中原；东南武关控带河南南阳盆地，震慑襄汉；东北蒲坂津气血连通河东；西北萧关通达陇西高地河西走廊；西南散关连通巴蜀汉中。退守据千里沃野，东进可逐鹿中原。
这就和人打架一样，掐住对手的脖子咽喉，再狠捶后背，可以稳赢。而且，刘邦在关中也有较好的民意基础，所以定都咸阳，是为万代之策。
刘邦自然要问群臣意见如何，但得到的答复也显而易见，“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幸运的是，娄敬得到了另一人的力挺，那就是张良。《史记·张良本纪》中记录着张良的原话“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西安则“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意思也就是，如果西汉想要在立国之初维持各地的稳定，就需要像西安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中心。
刘邦听了娄敬及张良的一致意见，顿悟关中地区在全国军事战略格局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即开始行动。《汉书·高帝纪》记为“是日，车驾西都长安。”颜师古作注说：“著‘是日’者，言从善之速也。”“虚心纳言，从善如流，这正是高祖刘邦的过人之处。”（《周秦汉隋唐之间：都城的选建与超越》，侯甬坚，《唐都学刊》2007年第2期）最终，洛阳成京师还没几天就被抛弃。
但与此同时，刘邦也选择了一个“更艰难”的人生。
多年后，你我站在“秦咸阳宫×号宫殿遗址”的立碑前，根本都想象不到，在脚下这片荒草的地下，藏着一段大秦帝国的往事。
也很难想象，当年的始皇帝曾站在这里，眺望渭河两岸，那是何等的睥睨天下。当然，你我也不知，当年的刘邦，又该如何从这一片断壁残垣上重新起步。
项羽的一把火，烧掉了始皇的荣耀，也顺便炙烤了新兴的汉朝。但它也让中国的历史从咸阳正式跃入西安。
看后来的资料说，咸阳宫尽成焦土，只有兴乐宫等少数几个宫殿在渭河对岸，又或者是放火的楚军曾驻扎于此，所以幸存下来。
对刘邦来说，他一方面需要和前朝进行切割，比如将咸阳城改为新城县；但另一方面，只能以兴乐宫等为基础来兴建自己的帝都。要知道，西汉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也就是说，连皇帝出行都不能乘坐到毛色相同的4匹马拉的马车，可见财政窘迫得厉害，所以能省一点是一点。
但是，这个帝都应该叫什么呢？山北水南为阴，那么，称渭阴？似乎不太好听，有一说是正好这里有个小地方叫长安，好听也寓意好，所以直接拿了过来。这也是西安亦称长安的由来。公元前202年，刘邦始置长安县，作为新都城之京县。
再二年，在萧何卖力监工之下，以兴乐宫为基础的长乐宫终于竣工。此前暂住在栎阳宫的刘邦，率丞相以下由栎阳宫徙居长乐宫，受理朝政。“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也就是在这里被吕雉谋杀的。
还有就是，西汉大朝正宫——未央宫，也在秦章台宫的基础上开始修建。从惠帝刘盈以后皇帝移居未央宫，长乐宫则为太后所居。它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使用朝代最多、存在时间最长的皇宫。
一切就绪。也正是在这一年，新城县被裁撤，整体并入长安县。这也意味着，西安终于和咸阳合而为一。西安正式继承了秦咸阳的“衣钵”。
还是娄敬，给刘邦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和亲匈奴，二是徙六国贵族豪杰以实关中。前者用公主下嫁的方式，避免了汉朝与北边匈奴发生正面冲突，稳住了汉朝的边界，后者则让西安的人口进一步充实，同时也对社会体制外的武装力量进行正式收编和打击，从而稳住了汉朝内部的局势。刘邦依旧从善如流，“（高帝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
当然，这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随着六国贵族后裔及“强豪富户”不断迁往关中，关中地区“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在秦时因重农抑商而受打击的秦商，规模迅速扩大。
不是谁都认可娄敬这套方法论。日后的王夫之对娄敬此举深恶痛绝，认为“娄敬之小智足以动人主，而其祸天下也烈矣”，但不得不说，不用这些办法，刘邦很难那么快坐稳政权，也不会很快就开辟“文景之治”。
某种意义上，项羽之失败，除了刚愎自用之外，也跟他在楚汉之争时建都彭城（今天的徐州）有关。对项羽来说，衣锦不还乡如同锦衣夜行，所以建都彭城，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但是，徐州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重要的是离真正的政治中心——关中太远。尽管刘邦和他是江苏老乡，但两人的不同选择，注定了未来各异。
正是这一决策，让西安正式开启了自己光彩熠熠的历史。尤其是文景的“休养生息”，让本就是农业先进的关中“藏富于民”，这也给西安带来了巨大的发展。
《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于是也便有了接下来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在霍去病出击匈奴打通河西走廊、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西安更加被推上巅峰，成了连接欧亚的桥梁、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的“诸田”，如田啬、田兰等，从汉高祖九年（前198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代（前104年），至少94年的时间，长盛不衰，和韦家的栗氏、安陵的杜氏等人因经营商业而身家“巨万”。到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时，长安城中有万户，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
正是西安在西汉200年来的表现，为它在日后能继续成为新莽、西晋、前赵、后秦和西魏、北周的都城奠定了基础，直至隋唐降临。
只是，就像刘邦最终弃洛阳而去，但他在分封族内子弟和各位异姓王时，将洛阳留在自己手上，并没有分封给任何人所表现的那样，长安虽是朱砂痣，但洛阳依旧是每个朝代心头的白月光。和秦时相似，时间的钟摆在汉唐之间，也曾数度摆向过洛阳。
七国之乱时，窦婴正是坐镇洛阳、控卫关中，最终将七国联军拖垮；到了汉武帝，以洛阳为“天下冲阸（è，意为控制，扼守）”，河洛地区“在于土中”；到了新莽之后的东汉，更是在洛阳建都，并将其建成首善之区，因为其东西宽6里，南北长9里，所以称为六九城。直到末年董卓为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一把火将洛阳周边二百里烧成了焦土。但董卓一死，汉献帝便回到洛阳。到曹丕于黄初元年（220年）篡汉称帝后，曾下令重建洛阳城，而洛阳也终称洛阳。《三国志·明帝纪》记载曰：“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虽然其最后又毁于匈奴人发动的西晋永嘉之乱，并逼得晋愍帝迁都长安，但是在北魏孝文帝从大同迁至洛阳之后，于曹魏和西晋洛阳城的格局上，扩建了外郭城，形成了皇城、内城和外郭城的三重模式，这不仅让当时的洛阳，急速扩展至70平方公里、人口60万，俨然又成为一世界性的大都市，更重要的是，其所打造的都城模式被后代的都城所继承。与此同时，大禹治水时开凿的龙门，也开始开凿石窟……只可惜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其中西魏都西安，东魏则迁至邺城。这一来，洛阳又遭大劫……
今天，当我们回首西安和洛阳的“二人转”，你会发现它们一会儿这个唱主角，一会儿那个站在舞台中央，可以说是轮番上阵，谁也别瞧不起谁。
在我看来，影响它们在时代中的“位置”，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看执政者更看重的是自身的执政安全（险固），还是“得中原者得天下”——尤其是在山东半岛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然纳入中央之国范畴的情况下，“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概念已然开始形成。
二是看国力是否强盛。国家初建或者走下坡路时，执政者大多喜欢建都西安，这样能更好保证自身安全。一旦到了王朝的上升期，或者兴盛阶段，因为不怕外敌骚扰，往往会迁都洛阳，方便中央治理。
三是看来自西北施加的压力大不大，正如西周毁于戎狄，西汉则通过和亲稳固边疆，到了东汉，因为匈奴部分西迁，给了政权在洛阳生存的空间。
四就是看皇帝所代表的背后利益集团，到底来自哪里。对刘秀来说，南阳和河北是他的“基本盘”，所以他得看住洛阳。对董卓来说，他的军力在凉州在关西，所以他必须要尽可能地向西靠拢自己的势力。
而到了隋唐，不论隋文帝也好唐高祖李渊也好，他们的上位都来自关陇贵族集团的扶持，西安才是真正的大本营。所以，不同的天子，会有不同的选择。
但不管怎样，它们都互为掎角，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没有了关中，洛阳岌岌可危。同样，没有了洛阳，西安就失去了自己的“东大门”。此外，在国家遇到危难时，西安和洛阳也可相互作为避险的回旋之地。
所以你也会看到，把关中到河洛看作是中央皇室“基本盘”的，都能维持很长时间，相反，把洛阳及以东的区域看作基本盘的，如曹魏、西晋、北魏这些朝代，在洛阳的国祚都没有超过50年。
这也就是洛阳和西安千余年来一家亲——西周以洛邑统御关东、秦汉均以三川为天下重地，相反东汉人称洛阳为东京称长安为西京，这也是西安亦称“西京”的由来——而钟摆在两者之间更是不曾停下自己律动的原因。
甚至，在未来的日子里，它还将加快自己的节奏。
开皇十四年（594年）前后，又一次旱灾出现在西安一带，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看天吃饭，是农业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西安位于渭河谷地，逼仄的地理条件使之无法供养庞大的人口。
有意思的是，“是时仓库盈溢”，但主政的隋文帝依旧取消了“战略性”赈灾，鼓励灾民“外出就食”，而他本人，也亲率一干王公大臣前往洛阳就食，开了“逐粮天子”之先例。
日后，这段故事也被李世民引申和渲染，构成李唐取代杨隋的合法性。但隋文帝真的如同李世民所说的那样不堪？显然历史还得细看。
在这段“逐粮”经历的背后，是西安在汉经营之后，正逐渐成为一个体量惊人的“巨无霸”。一方面，汉长安城的范围为隋所继承；但另一方面，由于“凋残日久，屡为战场”，虽然这期间有许多政权在这里建都，但类似于北周这样的政权，对它的恢复和建设非常有限，根本无法恢复它当年的繁华不说，城市还显得过于狭小，宫宇亦多朽蠹，加上渭水河床南移，城内潮湿，易被水淹，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隋文帝又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山南，以龙首山“川原秀丽，丼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为由，再建新都——因隋文帝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公，所以城亦为大兴城。其宫亦为大兴宫。
日后，其为唐所继承，为唐长安。大兴宫也因此被改名太极宫——作为隋唐的帝国正宫，此地为隋唐两朝帝王听政视朝之处，每逢皇帝登基，册封皇后、太子，宴请各国使节等也多在此殿举行，其北门正是李世民弑兄夺权的玄武门。同时，也正因为长安城东迁，离先秦咸阳城遗址较远，所以到唐时又复设咸阳县。
今天若以西汉长安城东南角（内侧为未央宫）的位置为圆心，从西周时的丰镐、秦都咸阳，以及汉唐长安城、隋大兴城，都同处在一个半径不到20公里的区域内——这也让西安在日积月累中，成为“关中核心区”的范围和位置所在。（《周秦汉隋唐之间：都城的选建与超越》，侯甬坚，《唐都学刊》2007年第2期）如此一来，西安成了中国古代作为都城时间最长的城市，也俨然成了一个“都城”博物馆。
战火和时间湮灭了大兴城的模样，但是从唐长安城复原的图纸上，我们依旧能看出其当年的风光。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先建宫城，后建皇城，最后建郭城。其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这种布局无疑体现了以帝王为中心和中央集权，同时，以其雄伟的气势来展现皇权的威严。特别是把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是一大创新。
此外，它还对环境美化和给排水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通过开凿水渠，引水入城，解决用水和生活物资运输的问题，再在两岸种植杨柳，形成了“渠柳条条水面齐”的怡人景色。
不得不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又得考虑地形、水源、环境、交通、军事防御、城市管理和市场供需等各种配套，能拿出如此精妙的“作品”，让人不得不佩服当时的中国所能达到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以及身为中国人的智慧。
日后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兴城的布局特点而建造的。这大概也是唐朝改朝但不换城，只换了个名字的原因。
尽管在大兴城的营建过程中，史称“制度多出颎（jiǒng）”，但“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也就是说，其时身为左仆射的高颎虽是一把手，但主要做事的，还是“恺”，他就是中国古时知名的建筑大师、鲜卑人宇文恺。
这是一个很少人所知的名字，但对宇文氏，却知者甚多。因为北周皇族正是宇文氏。不过，北周时，身为外戚的杨坚为确保上位，屠尽宇文氏，连自己的外孙也不放过，让宇文氏遭遇大劫。
出身在贵族家庭中的宇文恺，也被定为诛杀之列，甚至已被押赴刑场。但由于其家族与北周宗室有别，其二兄宇文忻又拥戴隋文帝有功，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的才华深得隋文帝的赏识，遂被“驰赦之”。但是他自此也不曾远离政治的险恶半步。
让他保命的才华，不是骑射，也不是日后的八股，而是“解属文，多伎艺”，也就是他精熟历代典章制度和多种工艺技能，其中最为擅长的便是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
换句话说，隋文帝应该庆幸，自己没有杀掉这个能人。正是得益于宇文恺，他才能住进自己的大兴城。
不过，新都也有毛病，那就是大兴宫整体地势偏低，每年夏天，此宫湿热难耐，皇帝不得不出宫避暑，这也给唐时大明宫、兴庆宫的修建埋下了伏笔。长安城也因此变得更加规模庞大。这也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粮食不够吃了。
西安的体量虽然更大，但是它面向的关中平原，远远比不上洛阳所面向的华北平原。在中国几大平原当中，东北排第一，华北居第二，长江中下游则是第三，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关中平原根本排不上号。
不过，作为上古时期的天府之国，它应付秦王国以及供给周天子还是绰绰有余，尤其是郑国渠的开凿，让关中维持了秦汉多年的经营和消耗。但时间一长，它也逐渐走上了生态环境与生产能力下滑的下坡路，对经济和人口的供给能力也随之下降。
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盐碱化、肥力减退等，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从西汉时期的4.45万顷，锐减到了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的0.62万顷。相反，日益增多的公职人员队伍与开销巨大的军队，以及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徙天下豪强至长安附近，导致关中所产的粮食在平时就已经难以满足关中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其吃饭问题，很多时候靠“东粮西运”来解决。换句话说，此时的洛阳不仅是“东大门”，还是帝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依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粮西运”有这样两条路径。走陆路，主要是从洛阳走潼关（由于政治及黄河改道等，在秦汉后，潼关取代了函谷关的地位）到西安，靠人工，以及牛马驮运，但是一路上千丈悬崖比比皆是；走水路，则是由洛入黄，再向西走渭河，再到西安。
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那就是漕运通畅，则帝国兴盛；漕运败落，则帝国衰败。如果再叠加旱涝等自然灾害，帝国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尽管渭河催生了今天的关中平原，但是，它也有明显的弊病，那就是河道弯曲，水浅沙深，导致船只航行不畅，尤其是大型漕运船只无法顺利通过渭河到达西安，加上渭水在洪水期泛滥比较严重，不能维持安全稳定的航道，很难修建码头不说，连城池都受其影响。而且，粮船在逆流而上时需要使用纤夫，但经常泛滥的泥滩河岸让他们也很难行走。
隋文帝对此也很苦恼，但是他好歹还有宇文恺。
相比大兴城，修建广通渠对宇文恺来说，应该算是“小菜”了。
这是一条和渭水相对平行的渠道，毕竟是位于渭河平原，所以修运河的难度比较低。它和郑国渠一样，基本上没花多长时间。
其从大兴城西北引渭水，一路笔直东行至潼关入黄河，长达300公里，因渠经渭口（在今陕西华阴市东北渭河入黄河口处）广通仓下，故名“广通渠”。
此渠一开，果然“广通”，“漕运便利，关内赖之”。同时，它还像郑国渠那样灌溉了两岸的农田，自那以后“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所以，其又有“富民渠”之称，可以说，是当时的民心工程。
宇文恺也因此被加官晋爵，出任莱州（今山东掖县）刺史，从黄河流域一口气跑到渤海，也就是今天的烟台，但依旧“甚有能名”。
不过，跑得再远，他也没逃掉命运的鞭挞。开皇六年闰八月，宇文恺之二兄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因谋反被诛，宇文恺也受株连而解职，“除名于家，久不得调”。等到文帝要造仁寿宫，他才被重新想起，回到自己的老本行，最后，因在独孤皇后去世后营造皇陵太陵，而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虽然如此，他还是得为广通渠感到遗憾。因为它依旧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虽然运粮无须担心渭河的问题，但是从洛阳经黄河到广通渠这段路又该怎么办？尤其是黄河陕州（即今三门峡）段特别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这三门峡本是黄河上第一道险滩，有‘神门’‘鬼门’‘人门’三个峡口。黄河水从这三道峡口奔腾而出，飞流直泻，像从几丈高的房坡上往下跌。”我在李凖的《黄河东流去》中就看到这样的描述，“这些年，行船走的是‘鬼门峡’……几千年来，这‘鬼门峡’下边的漩涡里，也不知道沉了多少条船，死了多少人……”（《黄河东流去》，李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加上粮食运输也是个耗费资金的大工程，即使有粮食正常运到西安，隋文帝也得“广积粮”，不敢乱消费，造成补给困难，毕竟近有内忧，远有外患——突厥，这个在540年出现于中国史册的民族，正取代匈奴成为中华帝国的一大边患。
在我看来，这也正是他在开皇十四年选取“逐粮”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要留着粮食应付更致命的突发情况。
不过，这种逐粮天子的经历，还是让隋朝进一步认识到洛阳的重要，并由此开启了更大规模的基建。在隋炀帝继位之后，首先就是迁都洛阳，修建洛阳城。
宇文恺再次被重用。《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丁未，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据《资治通鉴·隋纪四》记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意思也就是，随着诏令的下达，投入这个大型工程的民夫高达200多万人。除了周边的老百姓，其他各州富商大户也都相继被迁入洛阳城，来增加城市人口。
这无疑又是一座在短时间内经周密规划、设计、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从开建，到大业二年（606年）四月，杨广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只用了10个月左右的时间。
和大兴城一样，新建的洛阳城也挪了个地方。汉魏时的洛阳遗址，位于今天白马寺以东3公里，在洛水的北边，但是宇文恺在建设洛阳时，特别注意到洛河点缀城区的作用，所以跨河而建，将洛水变成了内河。这样一来，洛水自西而东穿城而过，把洛阳分成南北二区。由于地形的关系，东京不似大兴城那样强调南北中轴线和完全对称的布局方式，其宫城和皇城一北一南，建于全城西北部至高之处，其正南门，与龙门、伊阙相对。两者的东边，则是有尚书省、大理寺、司农寺、光禄寺、太常寺等机构办公的东城。
虽然规模略小于大兴城，也许是被王权收拾得有些后怕和敬畏，所以，在营建东京时，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并以天象一一喻之。
比如说，他把洛水看成天上的银河，而皇帝居住、办公的地方，则是“紫微宫”（唐称洛阳宫），其象征着紫微星，即天之中央的北极星。宫城因此得名为紫微城。该命名理念日后被故宫紫禁城所继承。紫微宫有三大殿，依次为：乾阳殿（唐称乾元殿）、大业殿（唐称贞观殿）、徽猷殿。
宇文恺还将架在洛水之上和皇宫正南门相连的最大的桥，称为天津桥——显然，它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叫天津的城市的名字意思不同，后者为天子之津渡，前者则是天上的津渡，在这里停、发驶往银河的船。
此外，其所修建的上林西苑，引涧河汇水成海，周十余里，海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风景非常壮观。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极为华丽。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恺还修筑了形如偃月的月陂。
如果说以上还停留在诗意和浪漫的层面，但接下来，宇文恺却不能不考虑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粮食的供应和储存。这不仅关乎大兴城的危亡，其实也关乎洛阳自身的粮食安全。于是，在新都修建的过程中，洛口仓、回洛仓相继在洛河沿线设立。其中，回洛仓在洛阳城北3.5公里，是首都洛阳的粮库；洛口仓也叫兴洛仓，位于洛河入黄河之口，它既是东都洛阳的外围粮仓，又是用兵东北的军粮转运站，在隋地位极为重要。
但也因为其建于城外，隋末天下大乱，李密夺取回洛仓，洛阳城一时陷入无粮境地，而李密更是因为手握粮草而士气大振。后来，回洛仓又成为李世民和割据洛阳的王世充争夺的焦点，正因城外粮窖被占据，王世充落败。日后唐朝从中吸取教训，在洛阳城内重新选址，于东城北修建了新的国家粮仓——含嘉仓。不过，又有说法，含嘉仓其实是和洛口仓、回洛仓一并出现的，唐代只是增置。但不管如何，其一开始并没发挥太大的作用，到了唐代，它才开始大规模存粮、作为仓城使用并发展为天下第一粮仓。
作为配套，隋炀帝还倾其国力开挖京杭大运河——605年，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在鸿沟水系的基础上开凿洛阳到江苏清江（今淮安市）约1000公里长的“通济渠”（因为它利用的正是当年汴河的河道，所以唐宋以后，又被称为汴河），以对接黄淮；又在610年重新疏凿和拓宽江苏镇江至浙江杭州间长约400公里的“江南运河”；同时对连接长江和淮河的邗沟进行了改造。这样，洛阳与杭州之间全长1700多公里的河道，可以直通船舶。
隋炀帝还在608年，开凿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长约1000公里的“永济渠”。如此一来，以洛阳为顶点的“人”字形运河系统，就此构筑。这也意味着，洛阳成了重要的节点枢纽。
这条有别于自西向东最终汇入大海的长江、黄河的人工运河，贯穿了南北内陆交通，弥补了自然河流的不足，自开凿后，大运河“船舶往来，商旅辐辏”，“舟行如梭，不舍昼夜”，成为连接大中国的生命线——来自南方的糙米、粟、小豆以及丝绸，沿江南运河—长江—邗沟—淮河—通济渠—黄河—洛河这一路线，源源不断地输往洛阳。
在这里，洛阳的粮食可以通过永济渠往北输送，更好地帮助隋炀帝三征辽东；或者，经洛河、黄河，由广通渠运往长安。
在这些作为之下，洛阳面目一新，更是有“天下之中”的意味。与此同时，宇文恺也一举博得隋炀帝的欢心，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尽管在大业八年（612年）十月，便卒于工部尚书之位，但他和鲁班、毕昇、祖冲之等人代表了中国古代科技所能达到的高度，如果中国能一直这样走下去，就不会有日后忍辱偷生的经历。
他死而不知的还有，他所营建的洛阳，并没有给这个帝国带来好运，相反，因为催逼甚急，反而成了压垮这个帝国的巨石。最终，隋炀帝在扬州，被宇文氏后人给砍杀。冥冥之中，因果循环。
让洛阳更觉得难堪的是，隋炀帝当政14年，却端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对南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不仅三游扬州，而且还死在扬州。
对此后人有无数种说法，有说对南方显示皇家排场，有说思念旧游（杨广曾担任过扬州总管），但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隐喻，那就是随着长江中下游的日趋发展，尤其是西晋八王之乱后的衣冠南渡，它正在取代战乱不断的中原，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隋炀帝开挖京杭大运河，更是助力了南方，也让他成了洛阳、西安的掘墓人。
每次夜间站在杭州的西湖文化广场，看着面前河道上那些船只的剪影，我不仅感慨这哪里是水，而是1000年来流动的诗和财宝。某种意义上，京杭大运河的开掘和修缮，让杭州一跃而起，真正进入了大都市的行列。
因此得益的还有不少。此前因吴王夫差开邗沟而修建的扬州城，因为是水运枢纽，又靠近食盐产地，到唐时风光一时无两，甚至可与西安争辉。数得上来的，还有无锡、镇江、淮安以及徐州，它们都因运河的到来，溢价更高。
但京杭大运河的意义显然不止于此。它让被称为“江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原进一步认知。也让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有了一次重要链接。通过这一纵贯南北的水路大通道，南方这个产粮之地更是成了帝国生存之依赖。
这一趋势，也让开封在为秦所毁、一度成为泽国之后，成为时人不敢忽视的存在。原因无他，京杭大运河是在鸿沟水系上修缮的，让开封不仅处于运河沿线，更是卡在洛阳/西安与南方对接的咽喉部位。这对洛阳/西安的威胁，逐渐藏不住。
尤其是洛阳/西安变得越庞大，它受制于开封就越深。只是，正如冷空气来临之前的几天，会特别暖一样。此时的西安和洛阳，依旧繁花着锦、烈火烹油。
贞观三年（629年），唐长安再次遭遇大灾，为了避免百姓活活饿死，政府特许百姓离开长安自寻出路。当时的玄奘正是混在灾民之中出了长安，自此踏上了西行取经的道路。不过，等到玄奘在古印度留学取经17年之后归国，在政府官员的迎接下和西京留守、宰相房玄龄的接待下，迎接他的人群，从西郊一直排到了朱雀门，导致道路被阻，玄奘一时无法进城。
尽管西安还是摆脱不了粮食危机，但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下，已见盛隆。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加上日后由唐玄宗李隆基开创的却又亲手毁掉的开元盛世，让长安城的辉煌达到了一个顶点。
在人口上，常住人口一度达到了破天荒的185万，流动人口则有51万之多。除了汉人，鲜卑人作为南北朝时期贵族的后裔，在长安城拥有更加广泛的势力。与此同时，贞观四年（630年）突厥政权崩溃后，许多归降的突厥首领也被唐太宗安排在长安城落户。此外，因为丝绸之路的开辟，来自沙漠绿洲上的粟特商人也早早进入了西安，成为连接唐朝与西域国家之间贸易的重要力量。
不得不说，当时的大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开放和包容的国度，正如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而这种开放和包容，也让西安的发展拥有了无数的可能性。
在信仰上，除了一度尊崇的佛教，民众们还可以信奉祅教和景教。在娱乐上，贵族们可以玩上由波斯传来的波罗球（宋代马球的前身）。此外，长安城还盛行胡风。其中，胡旋舞风靡一时，“禄山胡旋迷君眼”“贵妃胡旋迷君心”，而能歌善舞的“胡姬”让李白也曾一度痴迷，“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长安何谓｜胡人塑造的都城》，任疆，澎湃新闻2019年7月12日）
在都城营建上，随着大明宫、兴庆宫的建设，唐长安就此集齐了三大内，即大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以及南内兴庆宫——太极宫的重要不用再提，大明宫则在高宗因身体原因从太极宫迁居于此之后，就此开启作为大唐帝国新的政治中心的序幕。
这个从名字上常常会让人误认为是明朝宫殿、事实上是提醒当政者要勤政贤明的东内，占地3.2平方千米，是明清北京紫禁城的4.5倍，被誉为千宫之宫、丝绸之路的东方圣殿。担任将作大匠一职的人，更是声名显赫的大画家、《步辇图》的作者阎立本。
至于兴庆宫，前身是唐玄宗做藩王时期的府邸，在其登基之后大规模扩建而成。唐玄宗和杨贵妃长期居住于此，李白也曾多次醉酒献诗于兴庆宫中。
如果说三大内见证的是皇家气派，那么，东西两市的建立和兴盛，见证的则是底层的烟火——它是交易商的乐园，也是剁手党的天堂。由于东市靠近三大内，主要做的是政府采购以及高端生意，常见的是“奢侈品”商铺。相比而言，西市更平民，更大众，也更具有人气，聚集了酒肆、衣行、柜坊、药店、珠宝店、铁铺、绢行、声色艺伎等220行，所售商品也以日常商货与小额消费为主。从西域、中亚来的客商，大多就近选择到西市。所以西市的客源更加复杂，也更加国际化。
其中，从这里走出去的著名商人有被称为“唐朝扶风小儿”、曾被冯梦龙载入其主编的《智囊全集》的窦乂，他先是靠经营麻布鞋起家，后主营丝绸等出口货物，与胡商米亮等人结成生意伙伴，把丝绸生意做到了罗马，号称“窦家店”。而另一位丝绸商人邹风炽则住在西市西南的怀德坊，实力与窦乂不相上下，“其家巨富，曾见唐高宗请买终南山中树，愿每株树给绢一匹，自称树尽而绢不竭，从此富名遍传天下”。
正因为无数人在东西市进进出出，买卖砍价，“买东西”也就此成为中国人对“购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与此同时，我们把自己所从事的领域称为“行当”，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尽管唐时的长安城一开始实行的是封闭式的里坊制，坊市分家，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外贸市场的建立，逐渐向开放式街巷制转变。这也意味着，西安逐渐突破了作为政治、军事的单一职能，工商业也逐渐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繁华面前，没有愿意看到美人薄暮的那一刻。但摆在西安面前的是，它的基础越来越跟不上自己的野心。
京杭大运河虽然让粮食供应有了相对保障，但是从遥远的南方运过来，显然成本也异常巨大。《旧唐书》里面就有相应的记载，仅仅是从洛阳含嘉仓转运进入陕西，1石粮食就需运费500文。关中地区在高峰期粮食缺口达400万石，仅仅从洛阳到陕西一带的运粮费，就需要200万贯。这无疑是沉重的财政负担。
尽管在唐玄宗时期，京兆尹裴耀卿曾提出了改革漕运的重要方案，比如实行分区域负责办法，实现“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并在漕运经过的沿岸广设粮仓，以提升效率。此外将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从全程通航变为分段通航，例如在黄河三门峡段开凿18里山路，通过陆运以避开三门峡的黄河天险，然后再继续船运……这节省下了大量不必要的成本，也让杜甫写下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但是这样的美好生活如同昙花一现。
到了白居易生活的年代，米价比起唐初还是翻了一倍，为10文一斗，诗人顾况曾拿他的名字开玩笑，“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终唐一代，唐高宗到过洛阳“就食”，唐玄宗也去过。所以唐朝的皇帝都有一个雅号，逐粮天子。而一代女皇武则天，更是在天授元年（690年）自立为帝时，弃西安而定都洛阳。其在位20年内，除两年居于长安城外，其余时间都在洛阳。这里除了远离支持李唐的关陇贵族集团，还有更方便蹭饭的意思。
正像武汉成形没多久，便取代了荆州在荆湖地区中的地位，以便更好对接东南沿海，长安的粮食危机，以及它的尾大不掉，也一定会逼着统治中心在经历过美好的关中岁月之后要往东移。
这也让洛阳一度走上自己城生的巅峰，进而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家园。曾授荥阳县主簿后因功授任洛阳尉的王湾在镇江的北固山下遥想洛阳，“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被贬为江宁（今江苏南京）县丞的王昌龄在芙蓉楼送辛渐，让他转告，“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而在洛阳客居的李白，也在这里享受属于他的相思，“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也正是在洛阳，李白和杜甫第一次相遇。这遂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尽管有着不同的性情和阅历，但世人依旧将两者合称为“李杜”，除了各自的艺术成就，更因为他们之间的一见如故。“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多年后，闻一多就曾感叹他们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
只可惜的是，洛阳最终都没能成为两个人的安身之地。也正是李白，写过这样的诗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其十九》）以及“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指天津桥，在洛阳西南洛水之上）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扶风豪士歌》）。
此刻的洛阳，正笼罩在安禄山的“淫威”之下。755年，让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爆发。作为这场动乱的一大主角，安禄山曾一度夺取洛阳，并自称“大燕皇帝”，和西安针锋相对。
大概是不甘再做比他小十数岁的杨玉环的“干儿子”，安禄山之所以敢兴风作乱，也跟实力有关。那时候的他，兼任了三个地方的节度使，手上的兵力达到了惊人的20多万，而整个唐朝，能和他相抗衡的，也只剩下一个朔方节度使，如果打起仗来，唐玄宗只有逃跑的份儿，基本上没人能救得了他。不过，对唐朝政权最致命的，还是安禄山既控制了洛阳，又以精兵攻击睢阳（今河南商丘）——它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城池，但却是南下江淮的必经之道，只要得手，基本上就切断了西安与江南的联系。
好在有名臣张巡为保全唐朝政权，死守睢阳，据说杀妻妾以充军粮，尽管城池依旧失陷，但也为唐朝召集部队平叛赢得宝贵时间。
但李白再也没能等到胜利的那一时刻。为了避险，李白只能“东奔向吴国”，到一位被称作“扶风豪士”的人家里做客。因受到热情款待，为表感谢，也借此抒怀，即席写成《扶风豪士歌》。不幸的是，一心“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的李白，最终还是误入永王叛军，被捕流放夜郎，一年后遇赦，但没多久便于762年逝于安徽当涂。一说因病，又一说是酒醉后在江上捞月失足而溺水。这也意味着，日后的李杜，再也未曾相见。
如果说李白向东南，杜甫则向西南。写《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杜甫已经在成都城西落脚，虽有“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的闲情逸致，但更多的是“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这样的无奈和悲凉。尽管安史之乱被平复，让他“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接下来，发誓要“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只是，路途艰辛，让他的青春早就在颠沛流离中流逝。最终，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43年后才归葬偃师，算是回家。
此时的安史之乱早已结束。但它带来的藩镇割据，让延续帝都之命的西安，所面临的困境依旧没有解决。
782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拥兵叛唐，并于日后攻陷开封称王，给唐朝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时的唐德宗李适（kuò）面对着遍地战火，却又国库空虚，关键粮食还供应不上。最后因为没办法招待好前来勤王的泾原兵，结果遭遇兵变。
好在贞元二年（786年），败退淮西的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毒死，开封之危始解。虽然禁军中有人摘下头巾，开始在路上大喊：“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意思是饿急眼，啥也不顾了，但镇海军节度使韩滉此时自江浙运来米三万斛。唐德宗得知后立刻欣喜地奔告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只是有点黑色幽默的是，关中的饥荒持续了数年，军民都饿得又黑又瘦，饿久了之后突然吃太多，又撑死了五分之一的人。
长安显然已经到了力不能任的地步。这种拉胯的局面在李克用的手上开始被终结。这个日后为后唐太祖的沙陀族人，曾两度对西安用狠，不是“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就是“乱兵入长安，焚掠坊市与宫城”，而凤翔、陇右节度使李茂贞的养子李继鹏“欲劫皇驾幸凤翔，纵火焚烧宫门，烟炎蔽开，京城大乱，诸军互相剽掠”。
最终，在904年，以开封为根据地的朱温，在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为了更好地控制朝政，带着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强令长安附近百姓迁徙，为了防止有人对西安念念不忘，“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
据说，当时从房子上拆下的木头，被扔在河中一个多月都没漂完。自此曾经繁盛无比的长安城“遂成丘墟”，与政治中心渐行渐远。
西安没落，洛阳也没能独善其身。频繁的战火，对它造成了巨大的杀伤，也让它没有太多时间休养生息。而它的水路也在唐末遭到了严重堵塞，人们又无法清除掉淤泥，导致洛阳虽然晚于西安失宠，但同样抑制不住下滑趋势。
更要命的是，世易时移，开封的成长，让洛阳不再无可替代。随着朱温先弑唐昭宗、后逼其子唐哀帝李柷禅让，并建立后梁，开封第一次摸着“国都”的荣耀。
我对开封其实熟知已久，这得多亏自己的安徽老乡包拯，以及多年前由金超群、何家劲主演的《包青天》。
每天晚上的黄金时间，当满面黝黑、额顶“弯月”又一脸正气的“包青天”，在“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的主题曲中，出现在屏幕上时，总能让全村老少齐刷刷放下碗筷，目不转睛。最后，再在黄安的一首《新鸳鸯蝴蝶梦》中恋恋不舍地离开。
开封之所以能在隋唐之后成为新的帝都，如前所叙，因位于豫东平原，本身就是一个水系发达，交通便利之地。春秋时期开凿鸿沟，隋又在此基础上开通济渠。正因为汴河对开封意义非凡，所以开封在北周时始称汴州。日后，又有汴梁、汴京之称号。
对开封的经营，自唐之后，又一次紧锣密鼓。时任永平军节度使兼宣武军节度使（又称汴宋节度使）、李渊的玄孙李勉，自宋州来汴州，对南北朝时的汴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筑”，“这次重筑又被称之为‘筑罗城’，主要是将汴州城的南壁往南扩充，把汴河围入城内”，其所筑唐汴州城奠定了今日开封城墙的基础。（《开封城墙的历史沿革及其影响》，刘顺安，《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
到了785年前后，宣武军节度使治所更是从宋州移至汴州。因位居中原，管辖汴、宋、颍、陈、濮几州军政，又得大运河的水运之利，宣武军成为最强有力的藩镇。这一切最终成了朱温得以崛起的有利因素。
这个出身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不事生产的地痞无赖，起于草莽之间，因逢天下大乱，从而开启了自己帝王创业之路。因镇压黄巢军有功，他先是任河南中行营招讨副使。次年拜汴州刺史出宣武军节度使，继而又晋封梁王。正是依赖开封，进而经略河南，最后更是由梁王进阶为后梁开国皇帝。
在后梁之后，几个短命的小朝廷虽和洛阳拉拉扯扯，但最后大多选择迁（定）都开封，除了和后梁敌对的后唐选择了洛阳，后晋、后汉和后周都将开封当成了自己的大本营。正是石敬瑭下诏，“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开封始有“东京”之称。而到了后周，因周世宗励精图治，兴修水利，疏浚河流，将蔡河、五丈河和汴河沟通起来，当地的漕运能力大增，更是“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也因此“别筑罗城”，扩大规模。这一切都为赵匡胤陈桥黄袍加身、入主开封，打下基础。
不过，相比洛阳、西安，开封也有明显的缺点。由于位于洛阳的下游，开封的地理条件其实并不好，经常要受到黄河的“调教”。甚至，它的土地大多是黄河泛滥所形成的，大多属于盐碱地、沙土地，很难发展农业。更要命的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尤其是后晋的石敬瑭，用割让幽云十六州，并向契丹称臣，认比自己年轻的耶律德光为父的代价，换来了皇位，也换来了遗臭万年。自此，中原大地因为失去屏障而门户大开。只能说，相比被战火蹂躏的洛阳、西安，开封是不得选之选。
赵匡胤显然对此心知肚明。加上其本就出生在洛阳夹马营，所以当上皇帝之后，也曾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洛阳。
还有一种说法是，正像武则天迁都洛阳是为了避开关陇贵族的干扰，赵匡胤迁都洛阳，也是为其子继承大统创造条件。当时他的兄弟赵光义从建隆二年（961年）就当了开封尹，后来又爵封晋王，早已在开封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其子若想登位，势必艰难重重，有可能会发生流血政变。事实也同样证明，留在开封最终让赵光义得利。
为此，赵匡胤曾下诏西幸洛阳祭祀天地，以试探群臣反应。《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
但是久居开封的百官显然不想再折腾。起居郎李符第一个站出来，上书“陈八难”：“京邑凋敝，一也；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八也。”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迁都是不行的，不要说想去的那些地方，各种基础设施都没有完善，行政功能也不齐全，更重要的是，没吃饭的东西。
在赵匡胤谒祖陵、祀南郊毕，作有长期停留并迁都的想法之后，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更是直指：“开封漕运便利，供馈无阙，若留在洛阳，谁会想和官家一块挨饿？”
毫无疑问，赵匡胤迁都的最大阻力自然来自兄弟赵光义。他认为留在这里不方便，太祖带点赌气地说：“你以为我只想迁洛阳吗？其实过段时间我还是要迁到长安去。”赵光义“叩头切谏”，赵匡胤又说出自己的理由：“吾将西迁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意思也就是，迁都是为了据天险去冗兵安天下，然而，赵光义抛出的一句话，彻底地堵住了皇帝哥哥的嘴：“在德不在险。”意思也就是说，守天下不是靠险而是在于德。这样一来，显得赵匡胤迁都是德行有亏。
这让我又一次想起了当年的小人物娄敬。娄敬的“在德不在险”，让刘邦知难而退，弃洛阳而选长安，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却让赵匡胤同样弃洛阳而选开封。
各种阻力，让这个本就得位不正的皇帝，只能选择依从。等待赵光义离开之后，“上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日后的事实也证明，赵匡胤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
在这“一进一出”之间，洛阳“成功”地错失了人生的两大机遇。有时想想，如果北宋迁都洛阳，中国的历史会不会重写？但是，我也更相信迁都西安、洛阳，正如李怀忠所指出的那样，终究也不再是长久之计。
这一犹豫，让开封从此进入了人生的高潮。
这是一个有别于西洛二人转的城市。从形态上，开封就别具一格。
由于受制于既有城市形制，又因地处平原无高地可依托，所以开封没有采取长安、洛阳城那种将皇宫置于全城之北高地的规划模式，而是以宣武军节度使衙城为中心向四周扩展，从而形成宫城（大内）、内城和外城同心式的三重城格局。
外城自然由后周罗城而来，因为是京师防御的第一道屏障，所以对它的修葺和防御建筑体系的建立也备受皇室的重视。北宋时期对外城进行过10余次不同程度的增修。内城则是未扩建之前的旧京城，主要是商业区和居民区，同时也是北宋中央和地方衙署、商业和寺观集中的地方，可以看成是在外城和宫城之间建立起一道“缓冲区”。
至于大内，前身自然是宣武军节度使衙城，为帝王生活和议政的场所，但是规模狭小。由赵匡胤颁诏组织大批人力扩建，前后持续四年多的时间。营建后的皇城周回五里，殿宇巍峨壮观，富丽堂皇。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将皇城城墙由土筑改为砖砌，是东京城三道城墙中唯一的一道砖砌城墙。其范围位于今龙亭公园一带。（《开封城墙的变迁》，铭源，知乎）传说，龙亭本身是一大殿，坐北朝南，殿前有东西两湖，东湖为宋朝“太师”潘美的宅邸，西湖为宋朝抗辽名将杨业的府第。作为天下首府的开封府，则在今包公东湖北岸。它和龙亭公园隔西门大街南北相望。
某种意义上，正是地理位置不佳，没有山河固险，加上宋时重文轻武，让北宋只能在城墙上大做文章。
城墙外，是辽、金、西夏等游牧民族的轮番袭扰，城墙之内，一代文人名士辈出。今天，我们很多人了解开封，除了包青天，还可以从寇准、欧阳修、范仲淹、韩琦、王安石以及三苏身上“窥一斑而知全豹”。
当然，还有一把钥匙，那就是张择端的那幅名画《清明上河图》。
为什么它叫“上河图”？有人认为“上”是动词，上河即是上河市，和上街一样，不过也有人认为上河即汴河，是对汴河的尊称。汴河漕运关系到百万东京人的口粮，对开封意义重大，故称为“上河”，还有人认为“上”是方位词，从地图上看，汴河居北，处上位。但不管怎样，这幅图透露出来的北宋开封城的繁荣气息，让人惊异于那段享国只有167年的耀眼光芒。朋友杜恩龙在著作《〈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中，曾循着画面的开始，细致地解读了这里的“世界”，这里不仅有古代农村的自由广场——晒场、被“砍了头”的柳树、人扛人的一种方式——轿子、古代最危险的交通事故制造者——惊马、抽水机时代之前的提水工具——辘轳、煤炉、纸马店、水陆连接点——码头、交通拥堵人声鼎沸的虹桥、测风仪、铁器铺、牙人、预知未来的算命铺、军巡铺、孙羊正店、宋瓷、栀子灯、十千脚店、外卖小哥、彩门欢楼、各式各样的车辆，以及有别于茅草屋的瓦房……
不得不说，张择端用几乎实景记录的笔法，再现了当时开封的风土人情，人生百态，以及在飞速发展之中的商品经济和科技力量。此外，我们从中还能看到，宋时的街市已经彻底突破了里坊制，形成了市坊有机结合，以行业街市为主的全城商业网。
某种意义上，这也和开封的城市布局有关，因为没有明显的对称性，以及明显的南北向轴心线，所以街道布局也不是十分规整的，并不适合建立坊市的界限。也正是打破了这一界限，让开封的城市形态顺应了经济发展，最终繁荣如斯。
当然，在这背后，也是得益于北宋时期经济的变革，一是推广耐旱、早熟的占城稻，二是土地所有制改革，由国有向私有转化的同时，且“不抑兼并”。虽然这促成了宋代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浪潮，以及兴盛的租佃关系，但这也直接推动了土地垦殖面积的扩大，激励了诸多地主家庭、小农家庭努力提升土地利用率，避免因好逸恶劳、不善经营而被淘汰。最终，这直接刺激了粮食的生产，进而刺激了人口的“生产”。
此外，不抑兼并也会使土地能够集约化，提高了生产效益，从而使部分农户失去土地，部分农户由于效益的提高而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那么，多出来的人口怎么办？乱世造反，治世进城。于是，随着农民的进城务工潮，开封的工商业也就这么发展起来了。
当然，宋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化，那就是放宽宵禁制度，这样一来，夜市兴盛，而GDP也因此被拉动。所以，后世称宋朝其实是“工商立国”，实不为过也。尽管“它们都对根基于农耕社会的中国传统政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站在现代人的视野来看，这是一个旧秩序正在瓦解、新世代的曙光乍现于地平线的时刻”。（《王安石变法，为何避免不了失败命运》，陈季冰，冰川思享号2021年12月18日）
在画面中，我们还不能忽视的是汴河。《清明上河图》共绘了25条船，除两艘小船之外，其余都是制作精良很难找出两条完全一样的大型船只。可以看出宋代造船从设计到施工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画面上第一个出现的码头边上，正有一条运粮船，岸上一主人正在指挥卸船，“从重量感来看应该是粮食”，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年汴河的主要功能。而那些扛包的苦力，每人手上都拿一根小棍，它应该就是码头为工人计算报酬的一种方式。“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汴梁有很多粮仓，如东水门外的虹桥元丰仓、顺成仓，东水门的广济、里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国、万盛、广盈、永丰、济远等官仓。但是《清明上河图》中没有反映，大概也被张择端艺术化地去掉了。”（《〈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杜恩龙，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
不管如何，在帝都这一身份的加持下，开封很快也成了国际性的大都市，而且以百万人口，力压只有数万人的巴黎、伦敦，越拖到后面，就越没有迁都西安、洛阳的动力。即使神宗时，开封到洛阳的河道曾经被短暂疏通了一段时间，但迁都也是纸上谈兵。
从以前的西安、洛阳二人转，到北宋时由开封唱独角戏，使前两者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因为天塌下来，先由开封顶着。
北宋时期的洛阳，从西安、洛阳二人转时的东都，变为了西京。虽然“在德不在险”，但是北宋还是以其为中心设置河南府，辖今日巩义、登封、渑池、偃师、孟津、伊川、新安、宜阳、洛宁、嵩县等地，基本等同于今天的豫西地区。
到赵光义上台之后，对洛阳的经营同样也很完善，不仅有皇宫，而且还有一整套的管理班子。这说明赵光义在对待洛阳的问题上多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更关键的是，随着皇室的东迁，洛阳和西安再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背负着沉重的粮食压力。
这也让洛阳最终还是触底反弹。尽管人口不如开封，但也比得上罗马、伦敦、巴格达。而且，由于是千年古都，这里从来不缺世家子弟，北宋学者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便记载，“洛阳多大家，世以谱牒相付授”。
又写：“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当梅花、桃李以及牡丹相继盛开之时：“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
不得不说，做过帝都，又有山水之美，加上频繁的动乱，让这里的人更喜欢追求眼前的俗世快活，所以洛阳不像西安尚有秦汉游侠之风，而多了些平淡冲和，以及平安喜乐，从而出现衣冠人物之盛、雅集结社之普遍等现象。《司马光集》曾有“西都，缙绅之渊薮，贤而有文者，肩随踵接”。
邵伯温之父邵雍因爱洛阳“山水风俗之美”而迁居于此，并写下“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样的咏怀诗句，并在这里和司马光、富弼、张载等人过从甚密。据说欧阳修也来过这里赏牡丹，“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在洛阳过年时，还写下了“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相比较此时为陪都的洛阳，西安虽然已是和“都”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它依旧被划归为京兆府，就连身为首都的开封，都只能叫“开封府”。此外，北宋还派重臣范仲淹、狄青、种世衡等镇守陕西边塞，西夏、金国多次染指均大败而归。
在经济上，根据西安市地方志，由于郑白渠、三白渠的整修，尤其是引泾灌溉工程——丰利渠的开凿，给关中这片土地带来了久盼的膏泽和很大的实惠。这也给西安在工商业上带来了触底反弹，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长安城商税年收入38000余贯，在全国大城市中居第16位，在黄河流域各府州中居第5位。北宋大观元年，更是升京兆府为大都督府。元祐二年（1087年），漕运大使吕大忠把《开成石经》由故唐尚书省西南隅移置于长安府学北面，即今西安碑林所在。这也是西安碑林的创始。
只是，这样悠闲的好日子，也随着金兵在1126年的两次南伐戛然而止。可悲的是，面对金军的第一次围攻，开封城的官员在迁都还是坚守的争论中还没弄出眉目，金军就已经渡过黄河，抵达城下。到了第二次南伐，更是破城而入。次年，便酿成了全国人民所熟知的靖康之难。
我曾看到这样一个评论，说的是历朝历代的都城，就这个开封最不靠谱。无险可守不说，四水灌都带走了太多的气数。水生财的同时，也洗尽了锋芒，所以有宋一代，富而不强。这导致再坚固的城墙，也无法保全朝代的安宁。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洛阳也在金兵的南伐中备受打击。由于义军的反抗，洛阳曾一度收复。然而随着宋高宗赵构重建宋朝，危险又一次降临。“赵构是（宋钦宗）赵桓的弟弟，他正在黄河以北集结勤王兵力，没有在开封，所以幸运地逃出魔掌，就在应天府（河南商丘）宣布登极。宋帝国的重建引起金军第三次总攻，这一次金军用一年余的时间，把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包括开封、洛阳、长安（陕西西安）几个重要城市在内，约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占领。”正是这种来来回回的拉锯战，让洛阳不堪其扰，城内无论是宫殿还是民宅悉数被毁，曾陆续成为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北宋七朝的理政之所，存世53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朝代最多的皇宫——紫微宫，继安史之乱之后，再被重锤，彻底被毁。最后，只得在隋唐洛阳城东城的遗址上另筑了一座新城，也就是今天洛阳最早的建成区：老城区，但是和唐宋时的洛阳相比，新城就像缩水了的衣服。到了元之后，洛阳连都城的名号都没有保住，只留下了“河南府府治”这一身份。
西安同样受伤不浅。此前，当时的宰相李纲曾建议迁都西安。然而，由于内部的政治斗争，加上金军的打击，“赵构渡过长江，向南中国逃亡，定都临安（浙江杭州）”。（《中国人史纲》，柏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西安再次与帝都擦肩而过。不过，南宋再也不会为吃饭问题而发愁了。
如果说晋时衣冠南渡给南方带来了发展的大机遇，那么，安史之乱时的南迁，加上这一次的“衣冠南渡”进一步促进了南方大开发——尤其是北宋时期在瓷器、造船、冶铁、纺织以及科技、外贸上的优势，充分地给南方进行了洗礼。
当然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唐末宋初时，中国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黄河水文恶化、西北凋敝的同时，游牧民族再度兴起，它们将自己的“牧场”向南持续推进，进一步威胁到中原的生存。
加上南宋在压力之下，开始大力推广“稻麦复种”耕作制度，也就是每年水稻收获之后再种一轮冬小麦，与此同时，后人誉之为“衣被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黄道婆在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并有改进，总结出“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织造技术，促进了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这一系列的举措，让长江流域最终接棒黄河流域，成为天下经济的重心。自此，南方彻底地让北方相形见绌。一步错步步错。此后，西安和洛阳再也没有机会逆转形势。
就连身为名义首都的开封，也在西湖的暖风中，被人忘却，“直把杭州作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