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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重庆这座网红城市，我都不曾抑制住内心的波澜。
这是一个爬了半天楼结果是在爬山，而一楼永远也找不到的神奇的地方。曾经气喘吁吁爬上了洪崖洞的顶上想眺望面前的嘉陵江，结果发现身边不远就是车来车往的街道。这还不算什么，到了夏天，整座城市便沐浴在火炉似的高温中。
但是它成就了今天这么一副人气旺盛的模样。说到底，这并不是当地人有毛病，喜欢整天爬来爬去，以苦为乐，相反，在农业中国，这地方实在是太“方便”了。
方便就在于洪崖洞门前的那条江，以及距离不远的另一条江——长江。摊开卫星地图，你就会发现，长江与嘉陵江汇聚于重庆的朝天门。这让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两江枢纽。
但显然，它的意义并不止于此。事实上，它几乎是整个四川水系最重要的节点——万里长江自宜宾接岷江（其于乐山接大渡河和青衣江）之后，于泸州接沱江，然后再一路逶迤东来，直抵朝天门。在这中间，还有一条纵贯成都东部平原的大江——涪江，也在合川城南钓鱼城下，汇入嘉陵江，接下来的目的地，同样是朝天门。这也意味着，经由重庆，就能深入四川的腹地。
与此同时，几乎整个四川的物产都可以通过水路运到重庆来，然后在此集中交易。或者，通过重庆分发。
某种意义上，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重庆就是整个大四川交通的最大公约数。如果说成都平原是腹地，是相的话，那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商业价值的重庆，就是整个大四川的桥头堡，是大门，也是将。守住重庆，就能出将入相。面对这样好的交通条件，重庆哪怕是建在山上，也不算什么缺点了。
所以，尽管直到南宋淳熙十六年八月初七，也就是1189年9月18日，宋光宗赵惇才将自己的潜藩“恭州”升府改名为“重庆”，以庆贺自己先封恭王再即帝位（又一说是为了给太后祝寿），重庆方才正式得名，但是，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巴国从汉水流域南迁至长江上游后，先后在枳（今涪陵区）、江州（今渝中区）、垫江（今合川区）建都。秦国灭巴国后，屯兵江州，筑巴郡城（江州城），城址即在今渝中区长江、嘉陵江汇合处朝天门附近——这也被视为重庆建城之始。日后秦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巴郡为其一。这也是整个大四川被称为“巴蜀”的由来。
和重庆建城有些相类似的则是天津。作为天子的津渡，天津建城相对较晚，得等到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之后，但是在建城之前，这里就已很有人气。由于位于华北平原，地处九河下梢，还有海河贯穿而过，直通渤海，让它很适合成为南北漕（海）运的中转站。天津因此而盛。由于南方船商信奉妈祖，所以在海河干流所起之地——天津金钢桥附近的三岔河口，还出现了著名的“天后宫”。所以天津自古就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说法。
今天，当我们探寻人类的生长，以及一个城市的成败，都会给它找出无数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等原因，但让我最感兴趣的往往是其背后的“地理”因素。不同的空间位置、地表地貌形态、生态环境、地缘关系，以及地理变迁，决定着龙生九子，子子不同，也决定着它有无发展的可能，以及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
事实上，早在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古代荀子、司马迁等人笔下，就出现过“地理决定论”这样的见解和认知。通过他们不断书写和总结，“地理”从最初与个人智力、体力、性格等的联系，发展到与社会制度、国家法律、民族精神等的联系，“地理”因素被认为是各个国家的社会组织、经济发展和历史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我很喜欢地理。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诚不欺我。在我看来，也正是在人地之间不断冲撞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今天的城市正从月朗星稀走向了漫天星斗。
这对中国如是，对世界亦然。
毋庸置疑，人都是习惯“逐水草而居”的。水草意味着资源。
这也就能说明，为什么现代智人在六万年前非洲（大约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一带）走出来之后，他们中间的一支继续留在非洲和附近的中东，并创造了后来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一支向东走，分别落脚于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并发展出古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最后一支继续向北走，来到了东欧平原，发展成了现代西方人的祖先——古印欧人。
尽管著名历史学者樊树志在其《国史十六讲》中，不太认可“人类起源非洲说”，而更相信“多区起源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解释，为什么在两河、尼罗河、印度河，以及黄河这些地方，会较早地出现人类文明。
从“河”这个字眼上，可以看出这些地方最起码都是有水的。
两河是指发源于土耳其亚美尼亚高原的安纳托利亚山区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前者流经叙利亚和伊拉克，向东南长途奔流之后，与其东面的底格里斯河并行注入波斯湾。直到三四千年前，由于两河带来的泥沙不断在入湾口处沉积，最后使得两河下游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合流成阿拉伯河，再向南奔向波斯湾。
古希腊人将两河流域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而两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则被称为了“巴比伦尼亚”。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上将中东想当然地想成一个大沙漠，但事实上，得益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存在，让亚洲的西部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最肥美的土地之一。加上靠近地中海东岸，略作东北—西南走向的西亚裂谷带中北段，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天赐的不规则的倒U形的“肥沃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圣经》中的“迦南”（大致是巴勒斯坦）就位于肥沃新月的西段，它是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
正是得益于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个世界上那些古老的城市开始生长。也就在“巴比伦尼亚”平原南部，聪明的苏美尔人建立了最初的城邦——乌尔城和乌鲁克城。其中后者占地1100英亩，人口约达5万。日后率领族人迁往迦南的希伯来人祖先，也是以色列人始祖雅各的爷爷亚伯拉罕，当年也正是生活于乌尔。他见证了这些城邦的兴衰：那里曾修建了巨大而精美的神庙，留下了众多精美的塑像，创立了成熟的历法，还用楔形文字记载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活。
但让我把目光投射在这块古老的区域，还在于其穿越历史的光辉：这里曾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在它之后，相继有古巴比伦、亚述，以及由原先居住在波斯湾沿海地区的迦勒底人创办的新巴比伦称王称霸。据说在公元前6世纪，为了安慰患思乡病的王妃安美依迪丝（Amyitis），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Ⅱ）在巴比伦城修建了空中花园——它种植了来自伊朗高原的植物，而用水正是引自幼发拉底河。因为工程浩大，采用立体造园手法，让它看上去就像悬在空中。
和两河文明相似，古埃及文明也是建立在尼罗河不断的冲刷和灌溉上。尼罗河的洪水使埃及人拥有肥沃、富饶的土地，那时，人们称尼罗河为“哈皮神”，甚至到今天，埃及人还将尼罗河畔的莲花视作“埃及之花”。
正是在尼罗河主河道西岸和一条支流所夹的谷底上，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后，于此修建了孟菲斯古都。因为城里的房子被涂上白色的石膏粉，整齐好看，所以其在被称作“梅尼利亚”（美尼斯之城）之后，又被称作“白堡”（白城）。之所以称为孟菲斯，一说是因为公元前2345年，国王佩皮一世在这里建造了Men-nefer金字塔，后来被希腊人音译为Memphis。不过，在孟菲斯吉萨高地，最知名的金字塔则是胡夫金字塔，它和空中花园一起被列入世界古代七大奇迹。尽管今天的孟菲斯早已盛极而衰，但是位于其北的开罗，正站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这里我们不想再谈印度河流域，以及有着两条大河——伏尔加河和顿河的东欧平原，要谈就谈我们伟大的黄河、伟大的祖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将进酒》中，李白用这样夸张的句式，勾勒出黄河的磅礴气势。
和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一样，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非常适合农业社会的发展，甚至它在全世界几大河流域当中，是条件最好的。张宏杰在《简读中国史》中说：“因为黄土的结构疏松，天然适合农耕，人们仅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开辟大面积耕地。”所以，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黄河两边世代定居下来。
在我们的历史书上，西安、洛阳以及开封都是很早进入国人视野的城市。这也正因为，这些城市都位于黄河流域，像洛阳、开封更在黄河岸边。
从“中国”一词，就可以看出这些城市的地位。它最早见于出土的西周时代的何尊铭文“宅兹中国”，铭文记述了周成王营建成周、举行祭祀、赏赐臣子的一系列活动。“中国”，一说指成周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一说指今晋南地区。而晋南，同样和黄河息息相关。
不管怎么说，黄土高原上的三个主要河谷平原——渭河谷地、伊洛谷地、汾河谷地，因其土质松软、灌溉便利，且靠近盐池，成为原始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所以，今天我们把黄河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把黄河流经的河南，也看成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源头。
不过，即使身份尊贵，黄河也只是“四渎”之一，其他三渎为长江、淮河，以及济水。而且，我们还拥有了潴野泽、彭蠡泽、云梦泽、大野泽，现在还存在的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以及巨大的海岸线。
所以，在中华文明的明月在黄土高原上升起之前，中国的天空上开始闪烁了一些星斗。比如辽宁的红山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由河姆渡、马家浜、崧泽到良渚文化发展而来的太湖文化。当然，不得不提的还有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
中国文化喜欢讲“山水”。所以，在河水之外，我们还要提及一座山——那就是被称为“中华龙脊”的秦岭。其位于中原腹地，西起昆仑，中经陇南、陕南，东至鄂豫皖—大别山以及蚌埠附近的张八岭，可以说是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也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其主峰太白山位于今天陕西宝鸡境内，海拔3771.2米，所以不高也不矮，长得恰恰好。在冬天时，能够阻挡寒潮南下，在夏天时又能阻挡潮湿的空气进入到西北地区，但又不至于让气流完全被堵死。这就使得秦岭南北地区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风貌，其中秦岭以南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秦岭以北以温带季风和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
正是得益于秦岭的气候屏障和水源滋养，才会有八百里秦川，才会诞生我国的周、秦、汉、唐等朝代，同样，被秦岭遮挡得比较严实的成都平原，才会四季气候宜人，才会成为中国的粮仓。
某种意义上，地理塑造了中国的雏形，同样，它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
我常常想，如果我们认可人类都来自东非的话，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成就大一统，而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大多是四分五裂的小国？
《简读中国史》曾给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中华文明长久以来是农业定居文明——这其实也跟黄河、长江甚至淮水、济水的流向有关。这里的每条大河几乎都在同一个纬度线上，自然禀赋相似，所以相互之间交流不会频繁，甚至可以做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反，两河领域为南北走向，跨越了不同纬度，也造成了上下游差异比较严重，就像南部苏美尔当地几乎没有石头或金属，除了棕榈、柳树和白杨等不太好的建材，几乎没有木材。倒是今天的黎巴嫩就有很好的雪松。所以，它们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只能通过同北部上游的贸易而获得。这也意味着，大商业尤其是长距离的远途贩运在苏美尔社会中有很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的你来我往，往往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这也是传统的农业中国之所以讨厌商业，甚至出现“士农工商”这样排序的原因。
如果说一个个定居家庭像一个小的“四合院”，那么，把中国放在世界地理中你就会发现，中国的北边是草原和大漠，东、南是大海，西边则是青藏高原……这意味着，中国的地理环境是相对封闭的，像一个由围墙围起来的大四合院。
这大概也就是樊树志老师之所以相信“多区起源论”，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四合院里面，血缘更多地成为相互联系的纽带，而老人的经验尤为重要。大家习惯围绕在一家之主的周围，尊老爱幼，听候指派。加上“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周边民族文化上的普遍落后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较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动力，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导致了中华文明虽然早熟，但演变步伐在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也因此突然变慢下来。
相反，由于地理环境相对恶劣，多山地和丘陵，即便有一些地区适宜农业，也无法发展到很大规模，加上身边的地中海，又将亚非拉串联起来，所以古希腊更喜欢的是走海上贸易路线。比起中华文明的定居农业，海上贸易显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方面因为大海是年轻人的天下，毕竟与风浪搏斗需要力量；另一方面因为“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不可能是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幼上一条船，只能是各家的年轻人上一条船，在这条船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关系，而不是长幼尊卑的关系”，再加上“不同政见者可以通过海上逃跑，独裁专制者无法实现他对不同政见者的消灭”，最终推动了希腊社会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在希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血缘纽带不断松弛，父权不断弱化”，随之而来的是，“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组成社会，从而创造出了希腊的民主城邦”。比如，雅典；比如，斯巴达。
即使日后的罗马帝国曾一度强悍无比，但是建立在希腊文明基础之上的帝国，即使打下很多地方，也多选择地方自治，不像秦汉后的中国通过郡县制度，让中央政令可以通达全国各地，“如臂使指”，最终，在西罗马的废墟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国家，进而演变成欧洲小国林立——这也奠定了今天欧洲的格局。而中国再军阀割据但还是走向统一。
如果说“四合院”决定了中国形成的“骨干”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忽略四合院内的两条线——和黄河、长江构成的真实纬线相比，它们是两条不太规则的虚线。虽然相比前者，这两条线是归纳、总结出来的，但却决定着中国形成的“任督二脉”。
其一是黄仁宇在有关中国大历史的叙述中所提及的“15英寸等雨线”。在等雨线的东南，平均每年有至少15英寸的雨量，适合发展农业，人口茂盛。而在等雨线的西北，气候干燥，适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也让定居的统一专制帝国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和战问题，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一条重要主线。某种意义上，“15英寸等雨线”更像是一条国防线。黄仁宇和西方的学者就指出，中国的长城与15英寸等雨线部分颇相吻合，所以他将长城看成一道中原“种田人”与草原“马背上的剽窃者”之间的分界线。
为了国防，也让长城沿线生长出了一些明星城市，就像春风不度的玉门关，曾雄踞唐诗三百首无数载，风光一直延伸到元末明初。随着朱元璋在明洪武五年（1372年）开始修建嘉峪关，此后它便取代了玉门，成为西域贡使前往明代中原地区唯一的法定路线。当然，在这条线上最亮眼的城市，无疑是北京。尽管元时便是大都，但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天子守国门，让北京自此成为正儿八经的首都，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和“15英寸等雨线”相媲美的，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则是胡焕庸所发现的“胡焕庸线”。这是一条从黑龙江瑷珲（今天黑河市爱辉区）到云南腾冲的一条45°的倾斜直线。东侧，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分布着如松嫩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地势平缓、水网密布的地区，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尽管只占国土总面积的36%，却容纳了96%的人口；相反，拥有青藏高原、横断山脉、西北荒漠以及蒙古草原等地貌，自古为游牧民族的天下的西侧，虽然占了国土总面积的64%，但只容纳了4%的人口。
更为奇妙的是，有人发现，从1935年“胡焕庸线”被发表到现在，已过沧海桑田数十载，人口也从当年的4亿多增长到14亿，然而线两侧的人口比例始终保持在这个水平，浮动不超过2个百分点。
某种意义上，这条线就是一条“隐形的长城”。就连画线的胡焕庸本人也不禁感叹：“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尽管到今天，随着现代国家的确立，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尘埃落定，让长城逐渐丧失防御功能，成为一个图腾和标志，但是“胡焕庸线”的存在，还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整个世界面前的局限性。早期的人类，由于生产力低下，以及对世界认识不足，只能选择依附和顺应地理、顺应自然，从而诞生了像西安、洛阳、开封、玉门，以及前文所提到的重庆、天津这些城市。它们的出现，带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意味，有那么点“天命论”在里面。
幸运的是，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产力，并改进自己的科技。这也让他们从顺应地理、顺应自然开始走向有意识地、主动地改造自然。这种改造，终于让更多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
也就在2500多年前，当吴王夫差收拾完南边的越国之后，信心爆棚，决定继先王之余威，北上伐齐，称霸中原。作为吴人，天生就擅长“以船为家，以楫为马”，但是摆在他面前这片芦荻萧瑟的丘陵地带，却挡住了他前进的步伐。
其位于长江北岸，在当时俨然就是长江出海口。其北不远，便是淮河。可以说，位于长江和淮河的中间地带。应是水系四通八达之地。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里河流、湖泊虽多，但偏偏没有一条能直接沟通长江和淮水。
想起夫差的老爸阖闾，也曾为这种局面所困扰。当年为了打江南霸主楚国，吴国的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绕道黄海北上，再转棹进入淮河，沿淮水干流上溯中原，可谓走得很辛苦。这次，夫差不干了，他准备利用这里散落的无数湖泊，来修一条人工运河，在串联起这些湖泊的同时，让它变成一条便捷的北上通道。于是，在公元前486年，夫差筑邗（hán）城于长江北岸的蜀冈之上，并于蜀冈之下开凿邗沟。《左传·哀公九年》有一段话记载了这一历史：“秋，吴城邗，沟通江、淮。”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以军事为目的的人工运河开凿成功。这也是中国及世界上有确切纪年的第一条大型运河。日后，正是在这条邗沟的基础上，开挖出了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京杭大运河。
这也让扬州自此一跃而起。尽管一开始是作为吴国伐齐的“战略后方”，但是在硝烟四散之后，作为南北沟通的枢纽，扬州成了流量的入口，聚敛了大量的人气和财富。某种意义上，扬州是被基建催生出来的城市。它也因此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典范。
事实上，西安、洛阳、开封之所以早早地“成名”，也得益于这种基建。当年的大禹接替其父治水，选择由疏代堵，最终让淮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改变了暴虐的脾气。洛阳龙门石窟所在的伊阙，据说就是大禹所开。
今天的伊河由此温顺地穿过洛阳而不再兴风作浪，无疑得益于大禹的智慧。也因此，拥有了伊河、洛河这中国版“两河文明”的洛阳，自此腾飞。
和它们相似的还有成都。今天的成都，常让人想起刘备、诸葛亮，武侯祠更是香火旺盛，但是没有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将岷江之水分为外江和内江蒲阳河，然后再通过多次分流，就没有今天成都平原的水旱从人，成为天府之国。
同样，没有秦始皇一统六国后为征服南方百越而修建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让偏远南国自此和长江流域紧密联系起来，也就不会奠定今日中国的南方版图。
与此同时，今天著名旅游城市——桂林，也因桂林郡的设立，开始走入世人视野。更重要的是，由于灵渠的存在，让桂林成为“南连海域，北达中原”的重镇，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地位越来越凸显。
当然，秦始皇不仅修渠，也修道。但相比较他所修的长城，很多人都不会注意，他当年也曾修过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通向全国的驰道网。
《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可以说，秦始皇是“要想富先修路”的中国第一人。不过，他修路未必是想富，但肯定能帮助他巡视全国。《史记》记载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210年，曾东至山东，东北至河北海滨，南至湖南，东南至浙江，西至甘肃，北至内蒙古，大部分是乘车，足见其路网范围之广，而且，根据《汉书·贾山传》，“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也就是说，道路路基土壤采用金属椎夯实，以增加其密实度，路旁种上四季常绿的青松。定线的原则是尽量取直。
这些作为不仅有助于秦始皇推行“书同文”以及“车同轨”的国家精神，有利于中央指令的上传下达，而且在“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情形下，更能树立咸阳为国家中心，也让延续数千年的秦制就此奠定。
说到“条条道路通罗马”，这个总是被人喜欢拿来和大秦帝国相比的罗马帝国，其实也是一个基建狂魔。几乎在东方大兴土木的同时，罗马人也开始对道路进行深加工，让它形成网络化。曾经看过这样一张地图，上面代表道路的经线，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中海沿岸，它既见证罗马帝国攻城略地的实力，也让人们见识了深受希腊文明熏陶的古罗马帝国，是如何践行把基础设施视为“人类文明生活所必需”的先进理念。
这让你很难想象，在被我们视为旧社会的那些年代，罗马帝国建设了总里程超过15万公里的“高速公路”网，直到19世纪火车被发明之后，才有新的交通方式在通行速度上超过罗马帝国的“高速公路”。道路无疑都有助于维护罗马的统治以及贸易的往来。
但不管是出于怎样的执政理念，或者怎样的目的，勤劳的中国人民在日后依旧用不断的基建来持续改变身边这个国家。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在邮驿与管理制度上更加完善，其中驿站按其大小，分为邮、亭、驿、传四类，大致上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传，约一天的路程。《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汉时全国共有亭29635个，如是则估计当时共有干道近15万公里。别看它们都不大，但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当年的身份就是秦朝泗水亭长。而今天河南的大市驻马店，其前身正是明朝崇简王朱见泽就封汝宁时所设的驿站。
由于其交通便利，八方辐辏，官宦过往，商贾云集，驿差穿梭，其驻马投宿的客栈马店甚多，驻马店的称谓由此而来。
到了隋唐，由于国力强盛，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陆上交通线更是四通八达，各州郡之间、各县之间都修筑起了大道，层层连接。与此同时，在前人的基础上最终成型的京杭大运河，更是成为令人惊叹的伟大工程。
那个时候，能和京杭大运河相媲美的，还有一条“京广大水道”。自从唐朝开元年间的宰相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使得中国又获得一条南北大通道——从广州出发，经珠江水系，翻越大庾岭，进入赣江，再顺江而下进入长江，最后和京杭大运河对接。正是位于两广与北方对接的要津，此后的1000年来，江西成为南中国最为繁荣的地带，与此同时，南昌、景德镇等城市开始扬名立万。
这一时期，更值得一说的是，宋朝四渠，以及元代京杭大运河的疏浚以及截弯取直，让它成为宋元漕运、沟通南北的重要路线，堪称宋元政府的命脉。到了明朝初年先后两度疏浚会通河，京杭大运河最终成型并勾连起政治中心（北京）和经济中心（南京）。它不仅让北京坐稳了这个国家的首都位置，让沿运河的镇江、无锡、扬州、淮安飞速发展，更让一头的杭州就此跃入全球城市链的顶端，马可·波罗笔下的杭州，已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相对应的是，由于政治中心东移经济中心南移，昔日的古都洛阳、开封、西安开始面临阵痛。
与此同时，海运时代的到来，也让大庾岭商路迅速没落，赣江沿线城市过境贸易才难以为继，最后只能此一时彼一时。
除了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还能引起我们关注的自然是在交通工具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它不仅向着更加方便、更加舒适的方向发展，在运输方面，则是向着承载量更大、速度更快的方向发展。如车的形制增加，肩舆的使用更为普遍，而更适合近海或者远洋航行的平底海船、尖底海船也相继出现，尤其是车船的发明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船上使用机械动力的尝试。到了科技更为发达的宋元，还出现了航海技术方面的巨大变革，那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某种意义上，基建贯穿了中国的发展史。直到数百年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在其《建国方略》里畅想，未来的中国要建成16万公里铁路和160万公里公路——这是多么让人激动的景象。
相比较以前修桥铺路，这种修铁路的设想，无疑是基建2.0，只可惜的是，这个设想在当时几乎被当成了空想。
一是因为这时的“时间的钟摆”已经不是停留在东方了，中国已经陷入国破山河在的处境，清政府面对西方的勒索，以及层出不穷的起义，自身难保，所以在基建设施建设上明显不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封建专制主义到明朝发展得登峰造极，虽然前期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很快中国就陷入“闭关锁国”的牢笼，甚至将其变成了顽固的意识形态。
这时的中国，尽管被坚船利炮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天朝上国”的自我优越感，但在骨子里，依旧有着对外来文明的排斥。这种排斥再混入民族情绪，以及不同利益的纠葛，更容易演变成诋毁和抵制——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英国人为运输货物而于1876年修建的吴淞铁路（连接租界和吴淞口），由于上面的火车不用动物的力量竟然能跑，被乡绅们理所当然地当成了怪物，加上火车轧死过行人，所以被群起而攻之。最后，这条擅自修建的铁路，被清政府用28.5万两白银将它购回，并拆除。这桩事件，不仅见证了国家的虚弱，也让人看到了虚弱背后的原因。
只是，铁路交通时代还是不可阻止地到来了。毕竟，相对于航运，以及更为落后的陆路交通，这个不用牛羊拉的交通工具，无疑更具有降维打击的意义。即使充满着无数误解，但是在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孙中山，以及刘鹗、詹天佑等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中国的铁路建设还是在被不停地按下休止符中艰难挺进，出现了由洋务派组织的开平矿务局出资修建的唐胥铁路（唐山—胥各庄）、连接北京和武汉的卢汉铁路以及连接武汉和广州的粤汉铁路（两者组成了日后的京广铁路），还有京张铁路、津浦铁路……
这也意味着，被铁路重塑城市格局的时代，也同样不可阻止地到来了。
如果评选中国近两百年最命运多舛，但也被命运之神眷顾的城市，南京肯定算是头一号。
不提它是几朝古都，也不提它当年曾身为南直隶的省会，单说它在中国近代著名的基建工程中，从来就没有被落下过。虽然京杭大运河华丽丽地绕它而过，但是有长江将它和运河串联在一起，所以在当地专家眼里，南京“与大运河的关系也时疏时密，但自始至终是大运河经济活动的参与地”。但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交通近代化的过程中，它也占据了风口，尤其是在津浦铁路的修筑中，它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事实上，津浦铁路原为津镇铁路。本应该是从天津经徐州到扬州、镇江。结果扬州、镇江当地的乡绅害怕铁路影响风水，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大概是，铁路一通，会影响运河航运的利益。结果拱手把好处让给了南京。得益于津浦铁路，再加同期建设的沪宁铁路（它们日后和京山铁路，亦称京榆铁路京津段组合成京沪铁路），让南京在“南北洋联成一气”之余，也彻底坐稳自己在江苏乃至全国的位置。
得津浦之利的还有蚌埠。这个原属凤阳县，本来是一个不足五百户人家的偏僻小渔村，因此后来居上成为皖北重镇。
和蚌埠一样成为火车拉来的城市，还有河南的漯河。这个隶属郾城县原名漯湾河的小城镇，逐步壮大，最后竟然反客为主将郾城纳入自己的辖下。就连它的名字，也得益于车站的设立，为了方便和好记，漯湾河站改名漯河站。和漯河具有同样经历的则是驻马店，也因为铁路的经过，最后竟和汝南掉了个个儿。不同于蚌埠，它们受益于卢汉铁路。
更得其利的是武汉和郑州。位于卢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交接点，加上长江和汉水，武汉俨然成为中国的地理中心。三镇之一的汉口更是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重镇。
相对来说，郑州更是因此“麻雀变凤凰”——直到1953年还只是一个郑县的小地方，因为卢汉铁路而发展壮大，最终取代千年古城开封而成为河南的新任省会。
差点当上省会的还有广西的柳州。这个位于桂林和南宁之间的“第三者”，曾经是广西当之无愧的实业中心、交通枢纽。除了1925—1927年，修建的公路居全省之冠，还有黔桂铁路、湘桂铁路汇聚于此。串联起焦作、洛阳、南阳、襄阳的焦柳铁路更是将柳州作为终点站。这些让柳州在普铁时代，扬名一时，让桂林和南宁都坐卧不安。
不过，在中国人自己主导修筑的铁路之外，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还出现了由沙俄主导的中东铁路，以及由德国人主导的胶济铁路。它们无疑都是为了帮助侵略者侵略中国、攫取中国资源而修建。但与此同时，满洲里、富拉尔基、扎兰屯、哈尔滨、长春由此发展起来，而青岛更是一步步成为今天山东最亮眼的城市。
当然，有得利者，也就有失意者。失意者包括周口，由于担心卢汉铁路带来兵灾和蚊虫，硬生生地让铁路绕道漯河。政府也不敢不同意，因为周口所辖的项城，便是袁世凯的老家。结果好心变坏事，日后的周口远不如漯河具有存在感。
更尴尬的还数镇江和扬州。尽管时隔没多久，扬州便意识到了铁路之于城市未来的意义，但是，接下来的几次尝试，却因为各种原因都失败了。这真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了这个店。很快，错失铁路的恶果便开始显现，那就是没有增量，存量同样也没保住（运河上的流量被日益分流）。到朱自清生活的年代，扬州人出门，都是选择去浦口车站，或者北上，或者坐沪宁铁路南下。自此，扬州江河日下。而近江傍海又有运河穿城而过，白娘子在这里兴过风作过浪，曾一度被誉为金码头的镇江，也同样丧失了与南京较高下的能力。
整个江西也同样悲催。此前，海运时代的到来，导致在内河时代中亮眼的江西备觉失落，但更给它一击的是，在粤汉铁路中它让湖南抢了先机，使得两广北上无须再经过江西，而是走湖南、湖北，由此，江西彻底地从全国交通要道沦为被干线包围的“内陆腹地”。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江西在华东六省一市中一直排名垫底的原因之所在。
不得不说，尽管很多人对此认识不足，但以铁路为代表的近现代交通体系，对传统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古城的衰落，新城的崛起，都在隆隆的火车轰鸣中变成沧海桑田。
此后的中国，显然意识到了铁路的重要性。很多城市纷纷加入铁路大合唱。新中国成立后，成渝铁路首先建成。它的出现，意味着西部铁路的空白被填补，与此同时，以前主要靠水路连通的两座城市，变得更加紧密了。西南局提出“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就地取材，以交通养活工业，以国营带动私营”，全面激活了重庆工业体系和成渝沿路经济。宝成铁路则紧随其后。在这期间，修建了四十多年的陇海铁路也全线建成。远在西部的兰州，终于能和东部沿海直接对话了。而身边的青海也不甘寂寞，赤膊上阵，也在1960年修通了自己的第一条“土铁路”——（西）宁大（通）铁路，这条铁路的铁轨、货车车厢、夹板和内燃机车（除引擎以外）都是当地自己制造。当然，更让青海扬名的是青藏铁路的修建。这条分两期建成（一期工程东起青海省西宁市，西至格尔木市；二期东起青海省格尔木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铁路，让青海一跃成为进藏的枢纽，而拉萨也自此和内地更加通达。
但更让我念念不忘的是京九铁路。它曾经承载了很多安徽人北上北京、南下深圳、广州外出打工的历史。因为这条铁路，安徽境内的阜阳脱颖而出。它在与商丘的争夺中，获得了大型编组站的机会。这次成功，证明了凡事都有可能。商丘作为陇海线和京九线的交会点，让所有的商丘百姓都相信，将编组站放在这里几乎是十拿九稳的。但编组站没有按预期选择商丘，而是落在了阜阳，成为商丘人的遗憾。而阜阳这个人口大市可以源源不断向外输送人力，也因此成就了自己的高光时刻。相反，商丘这个在北宋时期为南京应天府，曾是宋高宗赵构称帝之处，失去了这一机会。
但是，这样的成功，还是覆盖不了京九给安徽人造成的伤痕。看它的线路，和津浦铁路在徐州向西南拐向了安徽一样，它在安徽境内过了阜阳也拐向了湖北，从大别山区的麻城经过。一些安徽人不理解，曾经为此发出灵魂之问。在湖北省境内，麻城站成了京九铁路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火车站。贫穷的麻城也因此翻身成为交通导向型城市。与此同时，在粤汉铁路的线路争夺中惨败给湖南的江西，这次因为特殊原因，也得到了国家的垂青。
不得不说，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京九铁路线路争夺中合肥连带安庆惨败给湖北，让合肥在普铁时代国家规划的四纵四横线路中，全部完美避开。这带来的后果比较严重，身为安庆人的我，每年北上求学，从合肥站坐车很少有直达的列车，大多需要走蚌埠转车——这一度加剧了蚌埠对合肥的轻视。更重要的是，由于被边缘，省会不给力，也让全省错过黄金十年发展机遇，安庆更是萎靡不振。
好在高铁时代很快到来。它意味着新一轮的洗牌。这次面对身边对手的竞争，安徽开始寸土不让，拼命追赶。围绕着京九高铁，一度闹得风云跌宕。
湖北人自然期望“穿新鞋走老路”，但是今天的合肥也不是昨天的合肥，靠着科技和创新，经济规模在2020年首破万亿，跻身“万亿俱乐部”。
更重要的是，合肥修建了郑合、商合杭，以及合安九高铁，其中，郑合于2019年12月投入使用，商合杭也在2020年6月随着合湖段开通运营而全线贯通——它意味着河南、安徽、浙江三省实现高铁“无缝对接”，而合安九合安段也在2020年底试运行……不得不说，似乎就在大家疏忽的一瞬间，合肥就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高铁枢纽，甚至，当别人还在追求米字形高铁网络时，合肥已经朝着“时钟形”高铁网大步迈进了。
和安徽一起发力的还有江西。这个在普铁时代和安徽半斤八两的人口大省，也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迎头赶上。你很难想象，到2022年初，江西的高铁里程和安徽并驾齐驱，挤入全国前十，省会南昌已经成为沪昆、京港台两大干线高铁的交会点。而在2021年年底，随着赣深高铁的正式开通，江西正式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单高铁直达。
这些高铁的建设，意味着我不论从南北的京广，东边的江浙沪，还是西边的成渝，回到合肥基本上都能做到朝发夕至，甚至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像当年的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是夸张，而我们却将其变成了现实——就不能不感叹，中国用基建拉平了这个世界，让东西的隔阂不再犹如天堑，与此同时，产业转移、人才交流得以加速。而城市也因此在不断地涌现、新生，或者衰亡。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逆天改命，破解“胡焕庸线”的一个重要方式。
记得多年前，曾有首歌这样唱：“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歌里还唱：“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不得不说，正是在国人不断地改造自然、重塑地理，中国城市从当年的“月朗星稀”，走向今天的“满天星斗”。
但是，在我看来，这中间其实还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变量，在时刻影响着中国城市的沉浮和发展进程：一就是全球化，从狭义上讲即为全国化；二就是工业化，与之相伴相随的则是市场化、城市化。
关于前者，我们需要重新留意前文所提到的“四合院”这个概念。尽管北有草原、大漠，东、南是大海，西边则是青藏高原……让中原王朝被围了起来，但它也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以及海洋文明的交汇点，在风自海上来之前，中国历史的分分合合、进进退退几乎都围绕着“15英寸等雨线”而展开。即使秦始皇修了长城，也挡不住来自北方民族的轮番骚扰。汉时有匈奴，唐时有突厥，中间的魏晋南北朝还出现过少数民族南下，到了宋朝，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更成了北方的一大患，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直到蒙古人的异军突起……事实上，就连修长城的秦朝，其前身也属于游牧民族，曾一度被视为周朝的养马奴，在昔日周人的留放之地——甘肃天水的大山中，靠着养马和那首我们今天还够耳熟能详的“秦风”，用六代人的持续努力为后来的中国打下统一的烙印！
这种南北的交流和对抗，也让一些城市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其中就有大同。
《史记·匈奴传》记载，自秦代开始，即在大同城西的十里河谷修建了武周塞，并“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但这个位于山西西北边陲的城市，给我最大的念想就是云冈石窟。它的开凿，是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而北魏显然不是三国时的曹魏，它们正是秦代以来所防备的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虽然皇帝都姓元，但这都是从北魏王朝第七任皇帝孝文帝拓跋宏改姓而来。毫无疑问，拓跋这个姓氏正是胡人——鲜卑族的标志。不过，在改姓的同时，拓跋宏还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评定士族门第，加强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制定官制朝仪……这些举措的背后是北魏的主动汉化，意味着落后的游牧文明，也在不断地向更先进的农业文明学习。
相比较拓跋宏，他的祖宗拓跋珪更是雄才大略。其北破贺兰部，南破独孤部，东破莫奚解如部，西破高车、回纥和柔然部，整合了身边大大小小的部落，最后，参合陂一仗大破后燕慕容宝……他也因此成为北魏的创始人。但是他干的最出人意料的一件事，就是放弃北魏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都城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而是在正式裁定国号一个月之后，便迁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此后，大同共历六帝七世97年，直到拓跋宏再次将国都迁到更南的洛阳。
之所以选择大同，一方面在于大同相对盛乐，更近中原。当时平城虽然不大，但可以作为北魏进取中原的重镇。迁都的目的也因此变得非常明确：步步为营，吞并天下。事实也证明，经过拓跋珪以及其后的拓跋嗣、拓跋焘祖孙三代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北魏在439年一统北方，与南方的刘宋王朝形成了对峙状态。
另一方面，则在于大同本身——在大同当地作家张梦章看来，其“山环采梁，水抱桑干，北控朔漠，南达并恒。广阔的大同盆地，地处桑干河流域，既适于游牧，更宜于农耕，很利于区域性经济的发展”，所以符合实力初起但依旧不足的北魏蓄精养锐。
正是北魏迁都，让大同不仅拥有了云冈石窟，还出现了内宫外苑、明堂辟雍、永宁寺等著名建筑，从而见证了儒、释、道结合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加上恒山悬空寺等遗迹，使得大同成为国务院确定的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当进退异位之后，北魏也同样需要防御北方柔然的侵略，所以，它还在大同的北边，东起赤城（今河北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的2000余里地带修筑了长城，并在沿边要地设立了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南）、抚冥（今武川东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县）等6个军镇，后增到9个。某种意义上，今天以国内规模最大的户外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而出名的这个小城，是在这种情形下走上舞台的。
与此同时，由于各个时期长城的修筑，让山西这个内有大山（太行山）纵横，外有黄河作为屏障的“表里山河”，更加铁板一块，进可攻，退可守。
缺口往往是从内部打开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六镇爆发了大起义。尽管失败，但北魏政权也因此土崩瓦解，分裂成东、西二魏，不久便被北齐、北周所取代。后来，六镇的余部南迁至关陇地带，最后形成新的利益群体——关陇贵族。
其中，敕勒族中贺拔氏的后代，镇守武川镇的贺拔尔逗的孙子贺拔岳，因作战勇敢，在尔朱荣手下，率三千武川子弟平定关陇，最终成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关陇贵族的前身和最核心的骨干。在东、西魏覆灭之后，北周、隋、唐的皇帝全部出自这个贵族圈。
这些掌控着国家命运的人的祖先曾经都住大同以及周边，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声称，中国是从大同走向了大唐。
除了大同，还有一座名城，也在南北交流中一度成了最亮的那颗星——它就是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南部的宁城。
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但它也有个很得意的称号，那就是辽国的中京。其时的辽有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林东镇）、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山西省大同市）以及中京大定府这五京。随着后晋石敬瑭向契丹人称儿皇帝，并割让幽云十六州，辽国的政治中心渐呈南移趋势。除了辽太宗于会同元年（938年）将幽州更名为南京析津府，并设立南、北两大王院，以幽都府为南院大王治所外，又于宋辽“澶渊之盟”之后，利用北宋每年所纳岁币，征集燕云地区汉族能工巧匠，加快了中京的修建进程。相比较上京，中京更接近当年汉人聚居区的幽燕，而且位于大兴安岭一带，水肥物美。中京在建城上，也一切向中原靠拢。有宋人来到中京，也认为中京和宋东京很相似，甚至连佛塔也都有一座——该佛塔就是今天的大明塔（原为大宁塔）。在辽兴宗之后，中京就基本取代了上京的实际国都的地位。
只是成也南北败也南北。谁也没想到，女真部族之间的关系破裂，导致女真立金，并和宋联手灭掉了辽国。尽管它的统治期很短，只有区区百余年，但是鼎盛时期，它的疆域非常广大，甚至对于确定后来中国北方的版图起到了奠基性作用。而往南，则扩至大散关至淮河一线，与南宋对峙。
也正因为疆域的南扩，为便于统治，金朝的统治中心相对南移，并兴建中都。它的建立，加上辽时期的南京析津府，可以看作是今天的北京地区开启作为全国封建统治中心，以及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并历元、明、清、民国而延续至今。
而朱棣的“天子守国门”，更坐实了北京的地位。相反，此时从中京变为“北京”的宁城，却因政治地位的失落，加上战争的破坏，自此泯然众人。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的相当时间内，南北之间的对抗和交流，主导了发展的主要脉络。但是，把中国放在世界这样一个大视野中，你也会发现中国即使身为“四合院”，但和世界并不是处于完全隔阂的状态。
除了漫长的海岸线，陆上其实还有好几扇窗口。这些窗口时开时合，既让本身也让更多的城市，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潮涨潮落。
公元前121年春，19岁的冠军侯霍去病手握着前辈张骞所提供的河西走廊地图，站在走廊东端的乌鞘岭，面对漫天大雪，壮志凌云。
此后，他连续发动了两次对匈作战，充分发挥其不拘古法、用兵灵活，善长途奔袭和大迂回、大穿插的特点，打得匈奴哭爹喊娘，并全线打通其控制的河西走廊。日后，他又宜将剩勇追穷寇，联手卫青发动漠北大战，“全歼匈奴主力之后，一路冲到被匈奴人视为圣地的狼居胥山，并率大军进行了祭天仪式”，“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多年后，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抒怀：“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不经意间，这个年轻将军所创造的“封狼居胥”，成了历史上诸多武将豪客毕生最高的追求。但天妒英才，23岁的他便因病去世。
然而，他的锐气、他的冒险，却将河西走廊纳入帝国的版图。武帝在此首设武威、酒泉两郡。公元前111年，又分置张掖、敦煌郡。此外，又“据两关”，即阳关和玉门关（此关随着自然环境变迁以及战略布局改变，曾有多处遗址）。在今天的甘肃地图上，由东至西分别为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一线排开，而阳关与玉门关与敦煌则成掎角之势。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又分天下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史称“十三部刺史”。河西四郡归属凉州刺史部，治所武威。
河西走廊，形如其名，窄长有如花园走廊，横贯在西北边陲，东西长约1100公里，南北最窄处只有数公里。因为位于黄河之西，所以称为河西走廊。走廊的两侧，是高山。南有祁连，北则有合黎、龙首等诸山脉。它的存在，隔开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也为中原王朝留出了一个难得的向西孔道。
我有时盯着这条孔道常常想，为什么中国新石器时代6000多年发展缓慢，在进入青铜时代就明显加速？为什么祭祀中以前常用的猪，到了商周时代，就普遍地改用“太牢”（牛、羊、猪）和“少牢”（羊和猪）啦？为什么三星堆就让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有了新的想象——不然，那种纵目铜人的面具又该如何解释？
很有可能就是，西方的文明通过这条孔道曾经一度进入过中华文明的核心区。所以，说中国人最终起源于东非，也未必没有可能。当然，中华文明也可以是独立起源，但早早就接受了外来文明的影响。也正是吸收了诸多外来的新物种、新技术，中华文明才向更高更复杂的纵深推进。
某种意义上，丝绸之路的开启，其实是向过去“致敬”。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代表国家出使西域，携带帝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和牛羊币帛等财物，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这一次，他和使团不再担心匈奴轻骑的威胁和骚扰。
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四大发明由此走向了世界，而西域的汗血宝马、葡萄、核桃、石榴、无花果、大蒜、葱乃至黄瓜，源源不断地被西域商人输入中原。包括影响玄奘至深的佛教。
多年后，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边塞这种紧张的对峙的表象下，交流依旧无处不在。出现在诗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琵琶”，无不都是来自西域。
河西走廊的打通，既奠定了中原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和开发的基础，也让中原帝国的声威远播西域内外，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帝国肌体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它让古老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对外开放”。中西文明通过河西走廊这一门户开始融会贯通。在汉之外，让中国人念念不忘的大唐，同样也得益于河西走廊在手，以及玄奘之后对西域的经营。而玄奘本人，也是通过河西走廊，走向了自己这辈子“宁可西行而死，绝不东归而生”的求经之路。
在这种交流当中，河西走廊成就了甘肃至今磨灭不了的巨大光荣。与此同时，作为汉唐时的首都，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自此进入世界城市的序列。
相反，唐朝之所以由盛转衰，除了安史之乱动摇了其执政基础，还在于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掐断了河西走廊，断绝了西域的外援。
同样，北宋之所以名声不如汉唐，也跟西夏崛起控制了河西走廊有关，这导致宋朝西北边防压力剧增，而丝绸之路更是不畅，最终阳关废弃，而玉门关同样也自此从史籍上销声匿迹，就连这个大宋，最终失去了蜗居中原的资格。
某种意义上，自朱元璋起，明清便相继修缮嘉峪关，正是吸取前人失败的教训——这个隶属于酒泉，由于位居河西走廊的咽喉部位，成了帝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经营重心。因了这个嘉峪关，今天甘肃河西，遂又多了一个嘉峪关市。
不过，也正因为统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南移，海洋这个广阔的天地终于被逐渐发现。
尽管今天宁波的前身就有“鄮”（mào）县（光绪《鄞县志》引《十道四蕃志》说：“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海人指海上的渔民，也指海外的异族），与此同时，东汉时的中国开辟过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出海和从广东经南海到印度、斯里兰卡的两条海上航道，但限于各自的需求，以及中国南方经济尚未发展起来，海洋的地位依旧没有陆地显眼。直到唐朝之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
由于热爱经商（参考前文所说两河流域），又居于东西文明之中，阿拉伯商人将触觉伸向了东方。公元10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和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由巴士拉与希拉经海路驶进中国的广州港。这条航线最终取代了陆上的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新通道。唐朝也因此在广州设官职市舶使，主理海外贸易，接待来到中国经商的波斯人和大食人。到了南北朝之后，这种海外贸易更加兴旺。宋朝所设市舶司，除了广州之外，还有杭州、明州（今属浙江宁波）、泉州，以及密州（今属青岛胶州）。
尤其是泉州，在宋元更是成为福建的实力和形象担当。今天，你还能在泉州见到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清净寺。虽然建筑已经不完整，但外墙、石柱等主体保存得很好。当你进入它的内部，在感受它的神圣庄严的同时，也能感受古代泉州城的繁荣和强大的文化包容性。
这种时代宠儿的地位，在明帝国进入中期之后更是被加固。由于奥斯曼帝国崛起，并于1453年5月攻入大名鼎鼎的拜占庭（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正式宣告灭亡，同时欧亚重要商路之一——“东地中海—小亚细亚—叙利亚—两河流域—中亚—东方”商路被完全控制在奥斯曼帝国之手。从此，东方运抵欧洲的商品，不仅数量少，而且价格贵。
某种意义上，这也成了麦哲伦、哥伦布航海大发现的客观原因。海上势力增长的它们，希望通过海洋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路径。
如果中国能一直保持这种交流的态势，中国沿海城市无须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改革开放才能集体崛起。可惜的是，或因动乱，或因保守，这些窗户并不能时时打开，到了清朝，甚至因“闭关锁国”，几乎被彻底地关上了。
在民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眼中，19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方国家没有邦交。西方国家没有派遣驻华使节，中国也没有派大使到外国去”。
其中的缘故很复杂，但也不外乎这几点，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不方便；中国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方人的产品。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当时的中国不承认各国平等。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可自拔。（《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闽、浙、江三海关很长时间被关闭，而广州再次因为远离中央政权、对中央政权造不成威胁，而被特许为唯一开放的口岸。这将广州的外贸推向了鼎盛期，也使得广州开始形成以外贸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今天的广州能和北京、上海一起并称“北上广”，无疑得益于这种“排他性”的特许政策。尽管这种政策是落后的体现，但它却因此一飞冲天。这就不能不叫人对此感慨良久了。
只是，这样的“好运”也不会留给广州太久。因为中国面临的西方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了。正如蒋廷黻所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西方国家不肯给清政府平等待遇。”
2021年11月初，我意外地在成都武侯区一家类似于考文垂汽车博物馆的“三和老爷车博物馆”中，看到了南怀仁先生某件“作品”的实物仿制品。
这件作品正是他在1672年制作的蒸汽动力模型。它看上去很简朴，像概念车，也有点像今天孩子的玩具——用他发表在德国《欧洲天文》上的自叙就是：“曾用轻木制成一四轮小车，长二尺，且极易转动。在车之中部，设一火炉，炉内满装以燃烧之煤，炉上则置一汽锅，在后轮之轴上，固定一青铜之齿轮。其齿横出，与轴平行，此齿轮与另一立轴上之小齿相衔接。故当立轴转动时，车即被推而前进。”
在几百年前就有人想办法用蒸汽来取代人力、畜力来推动交通的转型，就不免让人感到由衷的敬佩，“这在蒸汽动力史上，特别是中国机械史上，是一次不寻常的尝试”。（《十七世纪南怀仁在中国所做蒸汽动力试验之探讨》，张柏春，中国科学院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流体力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可惜的是南怀仁并不是中国人。他其实是比利时籍的传教士，1641年入耶稣会，1656年离开意大利的热拉亚，1658年抵达澳门，1660年奉诏进北京参加修历。在康熙朝当过钦天监监正，是康熙的老师。
相比较日后的乾隆、道光、咸丰等人，康熙虽然是老祖宗，但得益于洋老师的影响，他对自然科学比后世的不肖子孙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曾连续两年专心致志地学习西学，但因战争打断了学习的进程。只是，这一断，整个清朝都没能续上，到了清末，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了“奇技淫巧”。
无疑，正是这些“奇技淫巧”，在掀起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同时，也急速地拉开了中西方的距离。今天，很多中国人都在反思，为什么早早就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我们，就没有率先进入工业革命？常见的理由是，中国长期稳定在农业定居文明上，而农业，是最难大规模工业化的。毕竟决定农业生产上限的，是农作物的品种、耕作水平，最重要的是，土地面积。“所以，中国古代不会花工夫去用机械替代人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水利工程、新品种培育和开疆拓土上。因为前两者可以提升亩产量，后者可以提升耕地数量。”（《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智深油炸慧根，知乎）更要命的是，来自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层出不穷的战乱，让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而内需更是长期维持在较低的层面，所以也很难形成大规模工业化。与此同时，封建专制思想的禁锢，让大多中国人一辈子不是谋生，就是皓首穷经。
相反，西方迎来了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让资产阶级崇尚的自由还有冒险思想得到抒发，加上奥斯曼帝国阻隔的原因，新航路因此开辟，与此同时，世界商路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而这带来的则是，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它也意味着扩大生产的需求。到最后就可以这样说：“16世纪以后欧洲经济现代化（实际上也是世界经济现代化）是从市场化起步到工业化，然后市场化与工业化互相促进的过程。”（《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赵德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所以，工商业发达，又处于大西洋航运中心线上的英国开始发力。
当我们止步不前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因为工业革命早已天翻地覆。等到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用强硬的态度，表明中国的不屈意志，但这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
力量悬殊的较量，最终带来了两个重要影响。首先是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急切需要扩大市场，以倾销它们的产品，广州的一口通商已经满足不了它们的需求。所以，在它们的武力胁迫之下，以前像被加了一把锁的沿海城市，逐次被打开。随之，西风美雨一拥而进。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再看五口通商，得承认这是耻辱，但也得承认，开埠之前的上海，洋人嫌弃其县城内街道狭小，卫生情况也不好，所以请求在城外划一块地作为外国人居留地。这也是上海租界的起源。然而，几十年过后，上海已经快速成长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在电影《八佰》中，苏州河将南北岸隔出了不同的天地，北边炮火连天，与四行仓库隔河只有十几米远的南岸，却是别样天地。
更引人注目的还有福州。虽然这一时期的福建，地处九龙江出海口，港阔水深，避风条件好，曾作为海防重地开始引起重视的厦门，已经取代泉州，成为一哥，但是福州却靠着和盛产茶叶的武夷山有水相通的优势，也被西方列强相中。这让一个福建竟拥有了两个通商口岸。
不过，即使有上海、福州这样的城市，沿海还是满足不了西方列强的胃口。日后，它们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由沿海而腹地。1661年，汉口开埠；1890年，重庆开埠。列强的手可谓伸得越来越长。
但不管如何，正是在八面来风之中，包括汉口、重庆在内的城市，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性城市向开放性的国际性城市迈进。在开埠的第一年，重庆就建起了四川第一家民营新式工厂——森昌泰火柴厂。
与此同时，随着沿海城市面对世界的一轮又一轮的交流，让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深度依赖的东南沿海—太平洋—外部海洋通道，也因此初具雏形。
如果说，前者的工业化让我们被动裹入全球化的潮流，那么，全球化的洗礼，也让我们逐渐体悟工业化——某种意义上，西方势力的入侵，虽然目的是想掠夺资源，以及把中国培养成优秀的“接盘侠”，但是毫无疑问也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前沿科技。
所以，从师夷长技以制夷，习洋枪，学西法，修船搞铁路，到《马关条约》签订后，来自民间张謇发展棉纺织业和冶铁工业（即“棉铁主义”）的呼声，无不反映了中国人救亡图存，以及放下架子向西方学习的心态。
在兄弟何丹所著的《中国基本盘》一书中，曾用三个“庚子年”来划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过程。第一个庚子年，1840年，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开启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未有”，变在文明轮替。
1900年，此次大变，变在国运触底，中国的知识精英主动投身于工业文明浪潮。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时在上海扩建江南制造局；张之洞督鄂时在武汉除了修卢汉铁路，还建兵工厂，开布、纱、丝、麻四局；而他的好伙伴——南通张謇，身为晚清状元，也毅然抛弃了官员的顶戴，躬身入局，在老家的乡间农田里，创办了大生纱厂。《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从中可见张謇儒家知识分子的底色犹在，但工业实业家的自觉已生。这是新时代开启的预言。日后的张謇，以“大”为情怀，创办的企业中有不少以“大”为名，如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大聪电话、大生南仓库、大储一栈等。加上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最终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更可贵的是，在办实业之余，张謇还搞教育，辟垦牧，兴水利，筑交通，开医院……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努力，让这个多年来为海水所淹，直到南北朝时期，今市区一带才逐渐涨沙成洲（胡逗洲），后为扬州小弟的偏远小城，被改造和重建。一跃成为全国先进的城市，也是“近代第一城”。
更重要的是，张謇的以身作则，让中国很多士人认识到，经商不可耻，无须再局限于科举一途。“各地的监生、举人有感于地方贫瘠，纷纷办厂自强。当时临近滨海的川沙县便有读书人设了花米行、机器轧棉厂等。”
而一些实业家更是为此所激励，“1921年，无锡的实业家荣德生到南通参观，深为触动，一个南通，因为有张謇这样的人物，就取得这样的成绩，他认为自己不过一介平民，不敢谋国，也愿从家乡做起。后来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也在1922年去南通拜会张謇，对他创造实业的精神深为感佩，此后他建设重庆北碚，亦可说是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张謇：状元“下海”》，庄秋水，《看历史》2018年第2期）
可以说，“张謇和此后的民族实业家们的行为，一言以蔽之，属主权沦丧背景下的个体奋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中饱含的救亡不屈之心，鼓舞此后百年无数国人踏上自主发展工业之路。而他们命运中的悲剧性，又让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的重要性，在此后60年时刻萦绕在中国人民心中”。（《中国基本盘》，何丹、徐鑫，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然后促使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把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幸运的是，第三个庚子年，是中国人民站起来迎接的第一个庚子年。如果说，此前的中国工业化还是建立在西方列强势力所染指之地，或者为开放所辐射之地，那么，随着新中国成立并将工业化视为立国之本，它犹如星星之火，“燎燃”全国。
1958—1960年，在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中，杭州提出了“奋斗三年”，把杭州建设成“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的工业城市”的号召。
今天，当你漫步在西湖周边时，很难想象杭州当年曾布局过众多的工业板块，像武林门电子工业区、北大桥化学工业区、半山重工业区。
同样，当我穿过成都的东郊时，如果不是二环高架那座刃具立交的提醒，也很难相信，这个不足40平方公里的地方，也曾经历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那段岁月里，这里曾涌现过知名的四厂（锦江电机厂、宏明无线电器材厂、新兴仪器厂、红光电子管厂）以及两校（电子科技大学、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日后，又有成都量具刃具厂纷纷加入。刃具立交的得名大概因此而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东郊不足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169家，从业人员达15.3万人。无缝钢管产量居全国第一、电缆产量居全国第一、光学玻璃产量占全国的60%。
事实上，成都和杭州都是以休闲城市著称，前者给人的印象是锦里、宽窄巷子，后者给人的印象是西湖和西溪。如果不翻阅历史，谁都想象不到它们竟然还有这样一副面目。
让人意外的还有重庆，还有上海，虽然身为今天的网红城市，但给它们冠以工业城市的帽子，丝毫没有脱离实情。
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到，前者在1949年，工业生产总值只有4.69亿元，到了2008年，却达到6538亿元。工业占全市GDP的比重由1949年的18%提高到2008年的40%。后者则更加夸张，1952年，它的工业总产值为68亿元，占全国19.5%。到了2020年，上海更是实现工业总产值3.7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9657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25%……毫无疑问，在这些令人惊异的数据背后，是中国工业化的推波助澜。
选择它们作为工业化的落脚城市，和意识形态有关。《人民日报》曾在1949年刊发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提出：“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集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有些城市，早也有着现代化的工业（像天津），但仍具有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乡村。我们进入大城市后，绝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其次，也和这些城市本身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有关系。作为在旧中国一度被西方势力染指的城市，重庆、上海、杭州以及青岛等城市，早早地进入了工业化的进程。选择它们发展工业化，自然是事半功倍。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东北之所以成为共和国的长子的根本原因。靠近苏联，加上日本在侵华时期的经营，让东北有着全中国最发达的工业体系，所谓“得东北者，得天下”。
此外，也和当时的内外形势有关。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劣。台湾的“蒋政权”正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陆；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一直都非常仇视新中国政权，加上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发生战争。为了防备打仗，应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新中国自1964年开启了自己的大三线建设，决定“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这也是成都和重庆被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当年的农耕时代，“15英寸等雨线”孕育出了一些国防城市，现在的工业时代，又因国防的原因，影响了很多城市的发育和生长。成都开始由消费型城市转变为具有现代工业体系，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特色比较明显，以电子工业、机电等为代表的城市。与此同时，川内也冒出了几朵金花，比如说绵阳的电子、德阳的重工、宜宾的化工，以及攀枝花的钢铁……尤其是德阳，本来是成都绵阳间籍籍无名的农耕小城，就因为第二重型机械厂、东方电机厂和东方汽轮机厂的迁入发展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鲁尔区”。它和绵阳的存在，也让成都都市圈充满着想象空间。
和它们同气连枝的，还有十堰、柳州。前者是汽车拉出来的城市。二汽的建厂，让鄂西北诞生了一个汽车城。想当初，骄傲的武汉曾经一度想留下二汽，但最终山沟沟“战胜”了大都市。后者现今也是以汽车闻名，不过其最初是以大工业而成长，拥有柳州钢铁厂、柳州热电厂、柳州联合机械厂、柳州化工厂、柳州动力机械厂等多个重工业企业，其中，真正让它扬名世界的是1958年从上海迁来的华东钢铁建筑厂。为了响应中央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该厂一半被搬迁到广西柳州成立了“柳州建筑机械制造厂”，也就是今天的柳工集团。
不过，和修铁路有得利者也有失意者一样，工业化同样也会产生各种“弃儿”。正是为了支持洛阳市的工业建设，洛阳县这个千年古县，在1955年11月撤销建制，所辖之地分割给洛阳市，以及偃师县、孟津县、宜阳县。
无疑，相比较农耕文明的缓慢进化，工业化也让中国城市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不仅自内而外改变了城市的气质，也改变或加速了它们生长的节奏。这种节奏的改变，不仅体现在工业化的内涵上，还体现在它的外延上。
一是工业化需要人口。虽然工业化听起来是造机器用机器，但造机器和用机器，未来不知道是怎样，但现在肯定还是需要人来实现。不管是在美苏，还是德日，或者任何的工业社会里，工业人口数量尤其是优秀的工业人才，不仅直接决定了工业经济的规模，也决定了工业体系的复杂程度，或者说先进程度。所以，只要是工业化发达的地方，肯定是人口集中的地方。这便打破了当年的城乡隔阂，像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就更不可能存在了。随着城乡交流的提速，各种附加在人身上的限制也会被逐渐取消。与此同时，随着人的集中，城市化也因此加速。
二是工业化需要内需和市场。机器化、规模化生产提升了生产效率，会制造出更多的工业化产品。所以需要有好的内需和市场。没有内需，产品消化不了，只能卖给别人，或者像当年英国人那样通过战争来倾销。同样，没有好的市场，同样也没有办法满足国人的内需，最后还是只能卖给别人。所以，当这个国家一旦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就意味着它必须要让人民富裕起来以扩大内需，然后通过改善市场来满足人民日益提升的消费能力。
某种意义上，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是从流通领域即市场化开始，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工业化），然后市场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的过程，“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离开市场化基础搞工业化、现代化，后来又回到以市场化为基础搞工业化”。（《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赵德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和工业化需要人口一样，它们最终会推动这个国家走向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以温州、义乌、苏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开始兴起。
三是工业化需要资源。在农耕时代，资源都是和开门七件事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产盐的盐城卖盐的扬州、产茶的武夷山卖茶的福州，以及出产丝绸的成都平原、杭嘉湖平原，再加上成为四大米市的九江、无锡、芜湖、长沙……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但是到了机器化大生产时代，资源是石油，是煤炭，是铜、铁等各种矿产。这让很多拥有相关资源的城市也开始出人头地，或者触底反弹。
比如说大庆，因为大庆油田的发现，让中国一举摘掉了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结束了“贫油国”的历史。与此同时，也正因为大庆油田，才有了大庆这个城市。和大庆的命运相类似的，还有1956年建市的安徽铜陵，以及甘肃白银。它们都是以当地的矿产资源命名，可以看出，它们都是因矿得名、以矿而兴。
也就在铜陵、白银设市的前一年，玉门设市。但是比起前两者，玉门并不年轻。在历史书中，它是唐诗中的遥远边关。虽然随着海洋兴起而逐渐消失在主流视野，然而，拥有石油资源的它，在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再次被发现。在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口油井，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石化基地，甚至铁人王进喜正是从这里出发走向了大庆。
和玉门命运相类似的，则是大同。这个北魏的都城，走出过影响日后大唐的关陇贵族。虽然中道没落，但是煤炭的发现，让大同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优质动力煤供应基地，牢牢抓住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机遇。它的命运其实也是整个山西的命运。
四是工业化需要技术，需要外部的市场。毕竟，从一穷二白起步的中国工业，不仅仅需要王进喜的铁人精神，也需要老师。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从现代化的角度曾将后发优势理论具体化，其中就包括：后发者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和资本方面，先发国家可以对后发国提供帮助。
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再次改革开放，必须再次打开自己的国门。这也便有了1984年中国相继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外加一个海南岛。此后开放的层次更深，力度更大。2001年，我们更是成功地加入了世贸组织。
也正是借助于外向型经济，今天的苏州变成了“苏大强”。而它下辖的昆山、太仓更是做成了百强县的前几名。其中，我们不太熟悉的太仓，自1993年成为大众供应商之一——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弹簧生产企业克恩-里伯斯的“落脚点”之后，包括轴承巨头舍佛勒集团、电气连接件全球市场的隐形冠军菲尼克斯、世界领先的热成型包装机制造公司莫迪维克、聚氨酯材料科技公司睿普等德国企业蜂拥而至，“随着太仓投融资环境、产业链日趋完整，外资企业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十年前，落户太仓的德企，资金、技术、团队都是从德国打包到中国，而现在，一些德企‘轻装上阵’，带着技术团队就来了”。（《这个中国三线小城，凭什么被德国大企业集体仰仗？》，周瑞华，华商韬略2021年11月2日）今天，太仓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德企之乡”。甚至，太仓在德国的知名度，比在中国高。
当我们环视中国，看到上海、青岛、广州、天津多年来位居全国城市排行前列，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更是成为中国发展的引擎，便感叹改革开放是一个无比英明的决策。这一决策，不仅让工业化和全球化再次合流，而且重塑国人对开放的视野和认知。
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化需要竞合。如果说早期的工业化，还因为资源短缺、人力短缺、技术短缺，各地还处于互相“单挑”的状态，而关系也近似割裂，但是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以及马太效应下的强者恒强，一方面让大城市通过不断虹吸，成为最耀眼的中心城市，但另一方面，产业链的拓展和延伸让大城市想消化所有红利也变得有心无力，所以需要一个好汉三个帮。加上为避免同质化竞争，“组团”出击正逐渐成为主流。这也是长三角、珠三角一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热搜的重要原因。“十三五”规划纲要更是指出：“建立健全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实现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同时强调“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在这样一种你帮我、我拉你，中心城市做大做强，而外围城市也不断接受中心城市产业外溢，并分工协同中，可以预见且已正成为事实的是，一种有别于过往的全新的城市格局和生态——明月高悬，而群星拱月，正在逐渐生成，并轰然若出——它们在共同照亮中国大地，并在推动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的同时，也通过多区驱动，重新让时间的钟摆摆回东方——今天的中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只是，当我们感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新的问题，早已马不停蹄地降临。
20世纪前半叶，依旧是属于“美国梦”的时代。只是，底特律的“美国梦”，却开始变得稀碎。
这里，曾拥有美国汽车三巨头GM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总部——通用在市中心，福特诞生于此，后来虽然迁到迪尔伯恩，但也离底特律仅仅10公里，相当于底特律的郊区。克莱斯勒虽然远一点，在距离底特律西北40公里处的奥本山，但也属于底特律大都会区——这也让底特律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汽车城，而且因为汽车工业，底特律一度高楼林立，被誉为世界摩天大楼故乡之一。
站在底特律河上眺望，沿途的工业运输船和远处的摩天大楼群落不时映入眼帘。
然而，今天的底特律，死气沉沉，破败不堪，如果不是贝勒维大街上的那座全世界最大的废弃工厂，你根本都想不到这个世界曾经有这么一款豪车品牌：帕卡德（Packard Plant）。就连人口，也从巅峰之前的185万，被腰斩成了67万。而且人口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前白人曾一度占比超过80%。而今天，白人成了少数人种，黑人占了80%。
在这样一个面目全非的城市，也只有市中心中央商务区的文艺复兴中心（通用总部），由于设计比较超前，还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的风光。
有人一定会问：“谁偷走了底特律的繁荣？”“这个问题，在打着‘让美国再次强大’旗号的特朗普眼里，也可以换成‘谁偷走了美国的繁荣’。”这个美国前总统的答案是，“中国偷走了美国的繁荣”，“引申一下，即全球化偷走了美国的繁荣”。（《底特律：美国困境的大缩影》，格隆汇·那思达，港股那点事，2019年5月26日）
如果没有全球化，也就没有全球化下的中国工业的发展，从而也就意味着，停留在工业化低端的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消化者，而不是一个主要生产者。这样一来，对美国就丝毫构成不了威胁。美国依旧可以像晚清向中国倾销商品那样，继续向中国倾销自己的汽车以及其他各种产品。要知道，中国地博人多，可以继续支撑它的“美国梦”。但现在不行了，中国人能造汽车了，不仅可以供应自己，还出海跟美国抢市场。所以，特朗普埋怨全球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我从中还听出另外一种弦外之音，那就是特朗普未必讨厌全球化，他只是讨厌多极的全球化，相反，他会喜欢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全球化。
事实上，底特律的衰落，除了全球化下的竞争之外，还有各种矛盾的作用。1967年发生在底特律的一次种族冲突事件，重创了底特律。黑人虽然最终成了这一块土地的主宰，但掌握技术的白人的离开，导致工业开始萎靡不振。但更要命的是，它本身经济结构单一。尽管汽车工业一度让底特律成为万众所向的焦点，但是，建立在钢铁、石油之上的汽车工业，既重而且还容易引发污染。底特律的天一度变得灰白，像脏抹布一样。水也有毒，“据说从底特律的河里装瓶水，就可以当作涂料稀释剂去卖”。直到75年后，人们才再次看到有河狸在底特律河里筑巢，“而与此同时，底特律的三大支柱企业，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克莱斯勒汽车先后宣布破产”。（《底特律：美国困境的大缩影》，格隆汇·那思达，港股那点事，2019年5月26日）不得不说，重工业导致的污染成为生态的杀手，而结构单一又让污染无法得到根治。它和种族矛盾一起，让底特律陷入了某种看不清楚前途的恶性循环当中，最后除了打架斗殴就是凶杀强奸，没有什么光明。
到了2013年7月18日，底特律这座“汽车之城”正式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与此同时，也成了国际上知名的“反面典型”。甚至，它还给远隔重洋的中国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2019年，为了创作新作《大国出行》，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走过的城市除了北上广，北至大庆，南至柳州，东到杭州、台州，西到重庆、成都，中间还再加上武汉、襄阳，当然还包括被汽车拉出来的十堰，以及与底特律一东一西，处于相近的纬度上（都在北纬42°~43°），几乎互为镜像的长春。
它们似乎都在避之不及，但又抑制不住地讨论：谁将成为下一个底特律？
这些城市无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都曾热烈地追逐过汽车产业这颗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它们或得益于自身的工业体系，或因缘际会，而进入这个产业，相应地，国家政策的保护，再加上急速扩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推动了民族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给这些布局相关产业的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荣光。
它们曾经都希望，在自己的前缀上都挂上一个“中国底特律”的帽子，就如同中国的“华尔街”、中国的“比尔·盖茨”一样，装的是荣耀和满足。但是，底特律的遭遇无疑给它们敲响了一记沉重的警钟——成为底特律未必是一件好事。相反，“谁会成为下一个底特律”，已经不是一个阴影，而是成为一个现实的沉重话题。
十堰似乎就被钉上了“黑名单”。当年它因为国防建设而幸运地成为二汽的落脚地，但是随着冷战终结，世界进入相对和平时期，十堰在国防的意义上开始冷却，相反，窝在山沟沟里的交通不便，手脚受限，以及远离市场的缺点，更加凸显出来。所以，二汽想要外出求生，比如说去临近的襄樊建设基地，甚至还想着迁址，甚至打算直接跳到经济最发达、市场更前沿的珠三角地区。这让十堰的天几乎都塌了下来，要知道，作为十堰最大的企业，二汽的工业产值在当年占十堰市总产值的57%；它还是十堰最大的纳税户，每年上缴的税收占十堰市财政收入的50%左右——经济单一让十堰及其汽车产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最后，经过省市各级争取，最终湖北还是决定，肉要烂在自己的锅内。二汽迁都到武汉，武汉同意把二汽增加的地方税收通过湖北省的财政转移支付给十堰，与此同时，还给十堰留下了商用车项目和零部件事业部。这多少给十堰续上了一口气。
和十堰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围绕着一汽打转，让汽车产业成为自己的绝对支柱产业的长春，面对底特律的衰落，也抑制不住地倒吸一口凉气。
即使身为省会，无人可以和自己争夺一汽，但是一旦遇到社会的消费能力降低，或者汽车产业本身出现问题——比如说体制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产品策略失误，面对市场和竞争反应迟缓——那以前的优势，就会变成勒在自己脖子上的绳子。所以，2013年11月12日，距离底特律破产刚过去没几个月，长春市政协便召开了底特律问题研讨会。“长春作为以汽车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很有必要对底特律破产的原因及教训作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长春日报》对此报道说。
事实也证明了长春的担心不是没有根由，2015年1—11月，此前一年还实现了6.7%的增长的工业总产值，一下子下降了11.5%，把以前赔干净了不说，还得倒贴。
某种意义上，长春的遭遇，其实是整个东三省的遭遇。2015年的东北，除了长春的工业生产值陡降之外，“包括哈尔滨、沈阳、松原在内的整个东北都在急速下坠，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吉林、黑龙江、辽宁的GDP增速分别为6.5%、5.7%、3%，远低于全国平均增速，这不禁让人发出了‘救救东北’的呼声”。（《大国出行》，王千马、何丹，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
背后的原因其实也如出一辙，以重工为主、经济结构比较单一的东北，船重难掉头，导致其应对国内外冲击的抵抗力极弱，一旦遇到大宗产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便容易惊慌失措，加上国企改制遭遇困难等方面的原因，所以东北经济整体低迷，而经济不好，又容易流失人口——“七普”的调查结果便显示东北地区人口10年减少1101万人，其中黑龙江省减少了646万人，是东三省流失人口最多的省份，人口流失又进一步导致东三省工业萎靡不振，最后形成了恶性循环。
站在这后工业化的困境上，感受着全球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热战与冷战的交替的折磨，没有人不忧心忡忡。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固然给我们带来了快感，但也让我们忽视了自然的反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奋力挣扎，还是直接躺平？难道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原是一种错误的开始吗？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也就在底特律开始陷入痛苦不堪的境地之际，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在1947年研制成功了晶体管，从此，开启了晶体管取代电子管的时代。
让人更兴奋的是，从贝尔实验室走出来的“八叛将”之一的诺伊斯，与在德州仪器工作的基尔比又于1959年双双发明了第一块集成电路——虽然基尔比提交的发明专利相对较早，但用的是锗材料集成电路，而诺伊斯则用的是日后普遍使用的硅材料集成电路，这也让后人为谁到底是第一争论不休，但不管如何，集成电路的诞生，奠定了现代微电子技术的基础，信息化时代也因此到来。与此同时，正是硅元素的使用，让他们所处的旧金山湾区南部的圣克拉拉谷，成为今天闻名世界的“硅谷”。
不得不说，正是得益于这一信息化时代的开辟，让笨重的汽车开始走向智能、走向网联，从一个死胡同，走向更广阔的天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多年后，看准东西方汽车产业转移趋势而加入造车浪潮的李书福，又一次信心百倍地指出：“汽车已诞生超过百年，底特律所代表的传统汽车工业正在走向破产，硅谷所代表的新型汽车工业正在崛起。在科技浪潮的推动下，汽车将浴火重生。”
但显然，科技浪潮的崛起，改变的并不只是汽车产业。它带来的是一场重大的信息时代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上继以蒸汽机革命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气化（家用电器的产生和飞机、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下启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也就是以智能化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它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正是利用大力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建立了在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等方面的优势，让它在底特律成为包袱，而全球化不断让其制造业空心化（基础工业缺失、技术人才匮乏）的当下，依旧维持了世界大国的体面。
对中国来说，前两次工业革命显然跟自己无关。我们只能利用后发优势来赢得生存，但幸运的是，我们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巴，更幸运的是，和西方各国一同站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
正如普铁时代改变了很多城市的生存，高铁时代又轻松地洗牌。抓住机遇弯道超车、变道超车，重塑产业，一举从制造大国蜕变成制造强国，从而实现民族复兴，成了我们并非不可触摸的想象空间。
此时，一场不见硝烟的大战，才刚刚拉开序幕。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舒展开来又卷缩回去，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21世纪到了第二个十年，北京似乎还是老样子，不断地摊着大饼在向外扩。依旧是不断有人涌进来打工讨生活。但事实上，北京已经不是那个北京。
2017年，在国务院被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北京明确地表示，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一眼就能看出，这里面已经没有了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等常见表述。一言以蔽之，北京正在努力淡化经济功能，与此同时，科创的分量逐渐在提升。
也同样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了《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十个高精尖产业的指导意见》，选取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医疗健康、智能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智能汽车、新材料、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以及科技服务业等10个产业作为重点高精尖产业打造。
作为共和国的首都，这些年，北京在发展工业化、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上身先士卒，勇于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口增多，城市规模扩大，首都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生活舒适度。更重要的是，工业化的烟囱，让这个城市深受污染的侵蚀。每到冬天，就是这个城市渡劫的时光。曾经有一度，整个中国都在谈论是否要迁都的话题。自从朱棣“天子守国门”，坐实了北京的荣光，虽然民国期间曾不敌南京，但它依旧是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圣地。现在要是一迁了之，争的人要打破头不说，对北京的这份情怀谁又能舍得下？再说，北京失去首都位置，它的未来又会如何发展？
不得不说，信息化时代的降临，给了北京一个转型升级的机遇，也让未来变得豁然开朗。北京可以不需要天天将发展经济挂在嘴上了，甚至可以让首钢这样的，在传统工业时代就意味着GDP的大型钢铁厂给迁走——因为科创不仅能带来新动能，更重要的是，它绿色、环保，而且具有高质量，正可以破解传统工业给北京造成的困局。今天的北京，虽然不提经济中心，但科创就是最大的经济，也是最大的政治。
和北京共享“北上广深”称誉的另三座城市——上海、广州、深圳，也无不如此。如果不说，很多人也许不会意识到，这个在洋务运动中诞生了江南制造局，在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也冒出了上海牌手表、永久或凤凰自行车、红灯牌收音机、蝴蝶牌缝纫机等“三转一响”的上海，现在的看家本领是大飞机，还有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2018年，上海首次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基础上，合并进了“科创中心”，作为自己需要深化的核心功能。此后，“五个中心”成了上海将自己打造成“卓越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支撑。
2021年9月，上海又发布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规划中提出，未来15年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全面升级的关键跃升期，这一时期科技发展要为2035年上海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人民城市，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引领城市提供强大支撑。
和上海异曲同工的是，在《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将“科技创新”放在了显著位置。根据这个规划纲要，广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强市。以“一区三城”为主阵地打造科技创新轴，加强“1+1+4+4+N”战略创新平台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也就在2021年7月，广州正式实施《广州市科技创新条例》。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广州科创领域首个全局性新政策，《广州市科技创新条例》有很多亮眼的规定，比如新增免责条款，营造宽松创新环境，对科技计划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已尽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完成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成果转化中已尽责但未达预期效果或发生损失的；科技管理人员推进科技创新工作中出现失误或偏差的，符合一定条件可以免责。这无疑让科创人员能放开手脚。此外，还立法赋予科技成果完成人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明确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支持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领域，体现了广州将产业、科研“两手抓”“两头硬”的发展思路……
而深圳同样在“十四五”规划中，也密集布局第三代半导体、集成电路、智能芯片。一把手担任集成电路的链长，相关市领导担任5G、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的链长，全面梳理各重点产业链在共性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上的“卡”点，聚焦底层基础技术、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医疗器械、生物育种等重点领域，系统实施重点技术攻关项目，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这让人不禁大为叹赏，此乃大智慧的决策，这才是把钱真正用在了刀刃上，北上广深能做好这些，不仅可以确保中国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抢占有利的位置，与此同时，也能继续捍卫自己的城市排名。
此外，城市之中的某些位置也能脱颖而出，成为新兴的城市地标，比如说北京的亦庄，上海的张江、临港，以及广州的南沙、深圳的坪山。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坪山是远离深圳主城区的存在，但作为比亚迪的“主场”，以及第三代半导体（集成电路）未来产业集聚区、坪山半导体产业园、青铜剑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基地……坪山已经成为深圳的未来。
相比较常年来作为中国经济“排头兵”的北上广深，也许，合肥的崛起，更能印证科创对于一个城市的价值。
这曾经是毫无存在感的省会城市，连普铁时代的京九铁路都绕着它走，但是，从扶持京东方开始，合肥就在科创产业上砸下了无数真金白银，最终从一穷二白中守得云开见月明，实现头部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的演进。今天的合肥，除确立了“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战略定位，还构建了“芯屏汽合”“集终生智”的产业体系——最终为这个产业体系完成闭环的是2020年，合肥大手笔投资新能源汽车蔚来——想象一下，在传统工业汽车时代并没有太大话语权的合肥，会不会因此成为新时代的扛把子？
在我和何丹的沟通中，这个毕业于武汉高校的青年才俊，也抑制不住对合肥的赞美。在他看来，合肥既是中国家电产业基地，又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成为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加上高铁网络的建设，它的未来不可限量。
今天，中国的很多城市也紧盯科创产业。济南便是其中之一。作为经济大省山东的省会，它当年曾创造无数个“第一”“纪录”，如第一台马达车床、第一批小鸭牌波轮式单桶洗衣机、第一台小型机服务器……但是，和长春它们一样，传统工业过重、过单一，导致这些年来济南不进反退，存在感越发低迷，不要说竞争不过省内的青岛，甚至连当省会没几年的郑州，也能夺走它的风头，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它无疑希望通过扶持科创产业，来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以找回自己昔日的骄傲和光荣——某种意义上，科创产业就是这些梦想出路、梦想破局的城市的“转基因”。它不仅对于陷入后工业化困境的城市具有价值，同样也对那些在度过一段好日子之后又面临着“资源的诅咒”的玉门、鄂尔多斯、神木、枣庄，以及整个山西，都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同样，作为工业时代的领先者，杭州也将科创当成了人生的新起点。这既是一种偶然（成为电子商务之都），但同时也更是一种必然。
毕竟，相比较电子、化学、重工，“互联网+”科创产业追求的是绿色生态，它一定会给囿于环保的杭州带来新的突破口。
在2016年前后，杭州就力推“城西科创大走廊”——这个坐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五常湿地、和睦水乡以及南湖、青山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山水景观资源的宝地，在不久之前还是创业的“禁区”，但今天的城西，不仅宜居，而且宜业。也正因为“互联网+”等绿色科创的到来，杭州在东进之余西扩，彻底伸展出了腾飞的双翼。
2021年，为了将整个浙江打造成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并推进科技强省建设，浙江当地出台相关制度制定了“两步走”战略：到2025年基本建成国际一流的“互联网+”科创高地，初步建成国际一流的生命健康和新材料科创高地，初步建成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到2035年全面建成三大科创高地，建成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在世界创新版图中确立特色优势，为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为基本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奋斗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不得不说，正是在这种时不我待的探索、磨合以及奋进中，中国的城市不断旧貌换新颜。相比较以前的满天星斗，今天的这样让人更加踏实，让人更能为这个国家自豪，也更能相信它对这个世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但吊诡的是，以前的工业化推动了全球化的潮流，随着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世界却变得越来越火爆和偏执了。
原因无他，如果我们以前“贵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其实有很大程度是在为欧美打工，但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才是真正动了欧美的奶酪。
今天，我们在5G上刚刚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中兴和华为就开始遭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重点照顾”——从出台实体清单，到扣押“华为公主”……不得不说，来自西方的高压和围剿，显然意图是让我们继续停留在世界产业链的底端，靠出卖劳力挣钱，然后再被它们用金融等镰刀收割。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严峻的字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和2019年底开始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影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而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我们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但是，正如新冠不能将我们打趴下，来自世界的逆全球化潮流，也不能让我们畏惧。相反，它更能锤炼我们迎难而上的意志。没有人能熄灭满天星光。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一方面需要我们自强自立，用它们的断供、卡脖子来倒逼我们的攻坚，用科创来力推我们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我们以前走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费。数十年如一日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拥有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还有强大的供应链，再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础和广阔的地理深度，意味着我们自身是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的。我们要做的是，充分释放这种潜力，并用市场化、制度化的改革，进一步满足这种潜力。
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由于中国发展速度呈现“陡峭化”特征，财富积累“爆发性”更强，所以今天的中国已然面临消费升级时代的到来。它既体现在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的结构升级和层次提高，也表现在收入增长推动国民台阶式消费升级，不再是为生存，而是有能力为更美好的生活去买单。与此同时，个性化消费也成为一种最基本的诉求。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的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为应对各种危机而狂印钞票。钞票一多，就成了废纸。我们拿宝贵的资源换废纸，划不来。
也就在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表述。
“双循环”的提出，无疑让中国经济在疫情加剧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中美对抗蔓延至非经贸领域等风险面前，上了一道双保险。
这对西部内陆城市无疑是一个“福音”，也是其破解“胡焕庸线”的又一号角。
毫无疑问，经济循环的方向对于区域经济布局具有巨大影响。“在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下，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率先崛起，西部内陆地区则长期处于产业体系的边缘”，更多是充当资源和劳动力的输出地。尽管国家通过投资“造血”、向西开放，以及将沿海的加工贸易产业分梯度转移到西部内陆地区，“然而，在实际的国际贸易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条件不可取代，上述发展思路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大背景下，“双循环”新格局的提出，并非无可奈何，而是顺势而为。它的提出，“代表着经济形态要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逐步转向以内需型经济为主，西部内陆地区在国内经济循环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双循环”新格局下西部内陆地区参与经济循环的模式转型与规划应对》，张雪原、周君，澎湃新闻，2021年11月8日）
这也是成都在今天成为网红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偏居西南一角，不靠边不沿海，地理位置甚至不如今天直辖的重庆。但是，依托于丰腴的成都平原，以及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消费力强劲的城市。加上其本身又是往西走的重要城市，在“双循环”的语境下，成都将成为东部沿海在需求侧上的重要市场，相应的是，也将成为在供给侧上与东部沿海互为支撑的后方基地。尤其是这里有中国西部工业门类最齐全、优势产品最多、实力最强的工业体系。而且，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的需求强烈。所以，吸引了很多大佬入驻。从阿里到吉利再到腾讯、京东、百度、京东方……它们都把成都看成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甚至，“东数西算”（就是把东部沿海城市的数据传输到西部地区运算和存储）还将它选择为重要的节点城市。
和它在一起的，还有那些拥有风能、水能、太阳能等丰富可再生能源的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城市。
2022年2月17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文件，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至此，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设计，“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据媒体报道，有权威机构和专家估算，该工程每年投资体量会达到几千亿元，产业拉动效应达八倍。
对这些地方来说，重要的还是在“双循环”背景下，在国际大循环的城市体系中标定自己成长的新坐标。
所以，当西安把自己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它就不再是一座经济南移之后被抛弃的千年古都，而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中坚力量。古有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今天的“一带一路”，也将西安视作重要节点城市。
同理，当成都将自己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它将会发现自己不再是偏僻的存在，反而是中国距离欧洲最近的国家中心城市。这意味着，成都还可以成为这个国家乃至世界的门户枢纽城市。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分成两个步骤，先是面向“十四五”，打造国内大循环战略腹地、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门户枢纽；接着到2035年，全面建成泛欧泛亚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事实上，成都的发展也印证着自己在这方面的雄心，2021年6月27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开航，成都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此前不久，顺丰集团也在蓉签署顺丰西部航空货运枢纽项目投资合作协议。项目建成后，成都将成为顺丰集团继北京、杭州、深圳之后的第四个区域性国际航空货运转运中心。
某种意义上，正是站在面向欧亚大陆的新起点，让我们的西部内陆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由西安、成都、重庆以及昆明构成的菱形经济圈，它们不仅内部相互连通，而且通过武汉、长沙、合肥，与整个长三角对接。
摆在中西部面前的利好还有，随着环保和能耗的控制，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产业转型和转移正在加速，“孔雀东南飞”的局面也会在未来彻底发生变化，受益的则是北方城市，以及中西部二线城市。这无疑意味着，未来的中西部必将成为中国新的蓝海，西安、洛阳等城市也必将找回多朝古都的荣光。
当然，站在面向欧亚大陆的新起点，也意味着陆运的重新崛起。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为2011年开通的中欧班列记上一“大功”。
就在成都助推无数个顺丰面向更广阔的天空之前，已经有无数个内陆城市和企业，通过中欧班列，跨越地理局限，走向了世界。
比如合肥，便借助中欧班列，对接汉堡，而且还在2021年新增安特卫普、马德里、索利卡姆斯克等新线路，在开辟“中欧班列+跨境电商”新模式的同时，实现“以运带贸，运贸一体化”战略，最终为本土企业提供“站到站”“门到门”的贴心服务。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海铁联运。2021年6月，“日本—中国（武汉）—蒙古”海铁联运国际新通道首次贯通，其先是通过海运将邻国的货物运到武汉的阳逻港，再通过中欧班列运抵蒙古国乌兰巴托。前前后后，整个物流只需要17天，比起此前日本经俄罗斯到蒙古，足足节省8天时间。
无疑，中欧班列的出现，为“双循环”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同时，也给众多的口岸制造了繁荣。东部通道的满洲里（绥芬河）、中部通道的二连浩特，以及西部通道的阿拉山口（霍尔果斯），成了新的城市地标。
再次热闹起来的，还有沉寂多年的河西走廊。只不过，过去这条路上跑的是骆驼，今天，来自钢铁驼队的铁轮声，取代了昔日的驼铃声，但改变不了的是河西走廊作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鹊桥。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危机其实也是危中有机，对没有做好准备的人，是危险，对做好准备的人，则是机会。
当我们站在新的起点，来重新打量我们城市的浮浮沉沉，你就会发现它们在时间的跑道上，命运其实很相似，都在推搡、碰撞中努力寻求杀出一条路，但与此同时，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那就是在这个工业化、信息化之后全速前进的世界，容不得半点分心，也走不得半点错路。一失足就成千古恨。
和过去相比，今天的城市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一是一二线城市正在快速崛起，它们让这个国家变得更有活力，也更见光明；二是随着双循环背景下的中西部崛起，南北关系成为中国发展的新问题；三是产业转移在加速，它们随着基建、工业化布局，加上人口迁徙，而四处流动，以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洼地；四是随着都市圈、城市群的打造，中心城市将成为资源、人口的汇入地，接下来的中国，城市两极分化将继续加大。
还有就是，以前的城市是得地理者得天下，谁靠近水草谁有资源谁厉害；后来的城市是得政策者得天下，谁能成为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如成为首都），得到特殊的政策照顾（陪都、特区、新区或自贸区），得到基建机会（如三线建设、高铁布局），谁就更有优势；再后来的城市是得资金者得天下，谁能面向世界招到商引到资，谁就能更好地发展自己，那么，今天的中国城市一定是得人者得天下。这也意味着，不管哪个城市，要想在这个时代站稳脚跟，不被命运的铰肉机给铰碎，都需要抓好“人”这个中心。因为城市毕竟是城与市的结合，城容纳人，人推动市，它们相辅相成。
所以，我们要争取的一是，内有人口规模，外有人才优势。
没有人口规模，很难撑起消费市场；没有人才优势，则很难做大做强产业。
通过对比第七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你会发现，保定、绥化、四平、资阳、齐齐哈尔、六安、安庆、通化较10年前人口减少超过百万，其中绥化、四平、齐齐哈尔、通化均为东北城市。人口净减少数量前100的城市中，黑龙江入围城市最多，为12座。省会城市长春和沈阳，以及副省级城市大连近10年人口增长，是东三省仅有的3座人口净增长城市。所以，东北要想发展，得首先考虑留住人。而我们选择一个城市定居，人口净流入还是净流出也是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同理，这也是济南在听闻自己成为14座特大城市之一之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的原因。据国家统计局说明，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尽管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通过合并莱芜做起来的，但成为特大城市，最起码面子上过得去，而且多少也证明，这座城市还是有让人留下来的本钱的。
另外，尽管像芜湖这样的城市，并不是很服气合肥的“领导地位”，但事实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和安庆一样遭遇几次毁灭性打击，让它人口十去其七，到今天也没恢复过来。从芜湖的全市常住人口上看，在“七普”中只有3644420人，与2010年“六普”的3545067人相比，增加99353人，增长2.80%，年平均增长0.28%。可比起合肥的9369881人，这样的增长还是支撑不了它的逆袭。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城市也不是拼命地往里塞人就行，这样也有可能造成城市中心房价暴涨、消费高昂，与此同时，生态也承受不了。一旦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跟不上流动人口涌入的节奏，这对城市来说也是一种灾难。
所以，对梦想着做大做强的城市来说，不能单纯地追求人口规模，而更要着眼于人才。人才优势才是最重要的优势。
至于人才，一个自然是高层次人才，另一个则是专门人才。这也是中国要实行“职高分流”的一个动因。太仓之所以能成为德企之乡，也是因为它在引进德企的同时，带进了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正是通过职业教育，源源不断地为这些德企输送既具有公共素质，又具有动手操作能力和实用技能技术的优秀工人。
但不管是做大人口规模，还是留住人才，都需要未来的城市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公共设施服务供需上下功夫，同时能塑造城市的精神和风格。
一个面目模糊的城市，一个对人不友好的城市，一个没有与自己互促互融之产业的城市，是不会有人喜欢的。
很多人对东北的诟病，如投资不过山海关，也是导致东北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这在考验一个城市的财力的同时，也考验执政者的格局，和市民的视野。
二是注重高质量发展，实体打底，虚拟添色。
一个城市和一个家族，或者百年老店一样，只有基业，才能长青。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合肥虽然很多产业是完全新生的，但是它以前就有中科大，有家电制造的基础。济南之所以能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也是因为它的工业化水平。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打底，济南怎么可能梦想工业互联网，梦想科创改变未来？
今天，我们对大湾区和长三角、环渤海寄予期望，除了它们的体量之外，也是因为它们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产业基础以及产业链。
事实上，即使今天信息化、数字化成为时尚，但城市依旧需要实体。就连美国在今天也重回第二次工业革命老路，发展汽车+化工+煤炭+石油+钢铁+建筑等传统工业和制造业，然后在此基础上向第四次工业革命冲击。而与此同时，与美国同时期崛起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德国，更是在《国家工业战略2030》中，将钢铁铜铝、化工、机械、汽车、光学、医疗器械、绿色科技、国防、航空航天和3D打印等10个工业领域列为“关键工业部门”。某种意义上，以数字为主导的虚拟经济曾一度大行其道，但是只有建立在实体上的虚拟才有意义，反过来，实体要想成就先进制造业，也需要虚拟的赋能，变“制造”为“智造”。
从网上流传的一份特斯拉建厂7大条件清单——土地优惠；优惠贷款；税收优惠；完备的汽车产业链；足够多的高素质技术工人；离大型港口300公里以内；有领事馆——就可以看出，没有这些产业基础，人家对你会不屑一顾。
未来的中国，将从投资驱动、资源驱动，逐渐转型为消费驱动、产业驱动以及科技驱动。这不是建议，而是要求！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时期的狂飙突进，虽然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但由此导致的竞争失序，以及空间布局、环境生态等问题频出，还是提醒世人，靠“拼速度”已经难以为继，需要我们在后工业化时代以“高质量发展”取胜！
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激动投身其中的风暴，是那些高端装备、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新兴产业、新兴业态……谁能尽早地把握住这些方向，尽早地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谁就能掌握发展与创新的主动权，获得优势。
但与此同时，像山西能源基地、兰州的石油化学工业基地、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内蒙古包头（白云鄂博）钢铁工业基地、湖北黄石的铜矿基地，以及西昌、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等传统业态，也“一个不能少”——尤其是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让石油、天然气、煤炭等来自白垩纪的老能源，纷纷价格飙升得让各国开始无法忍受的同时，也提醒我们，“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这不行”。今天，我们国家显然也意识到，“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的国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但是，我们需要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现代能源产业相结合，在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让传统产业换新颜，进一步实现产业供应链提升、战略性新产业发展、基础建设统筹推进，以及数字化转型等工业4.0方面的内容。
我们的农业也同样需要如此。就像今天的新疆棉花，已经在悄无声息之中占据了世界棉花产业的重要地位。而这一地位的取得，无疑是它和新工业的结合。除了机械化生产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广东的无人机，在不断助力它的生产。然后，这些来自新疆的优质棉花再结合深圳等地崛起的服装设计力量，匹配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产业基础，进而形成强大灵活的跨区域产业网络，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最大“底牌”。斯文贝克特曾在《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中写道，“中国这样一个工农国家能在棉花产业占据支配地位，对19世纪初的棉花国王——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哈蒙德家族、曼彻斯特的赖兰兹家族、米卢斯的多尔富斯家族、利物浦的巴林家族以及温特图尔的福尔卡特家族——来说，一定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无法想象到2008年，中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种植出130万吨棉花，占世界棉花总量的5%。然而，国家建设与工业化的结合是常态”。
正如建设兵团那样，在建立产业优势的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顺应消费升级的需求，并通过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但另一方面，在投资大、回收慢、风险高，民营资本不愿意进入的高精尖产业上，便需要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扶持。“二战”之后，日本在存储器、韩国在液晶面板、中国台湾在芯片制造上，之所以能飞速突进，正在于行政力量的强力介入和干预。这也是“风投之城”合肥的成功之道。
未来的中国城市，如果能懂得并善于将释放市场活力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相结合，它也一定能在产业上站住脚跟。
三是要注重一体化发展，搞好一个“圈”，做大一个“群”和串好一条“线”。
“圈”是都市圈，“群”是城市群，“线”则是经济带。在过去10年时间，都市圈是热门话题。它意味着资源的聚集和政策的加持。挤入都市圈的，像中了一张彩票。而成为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无疑更像是有着众多小弟的带头大哥，要多拉风有多拉风。
今天的中国，涌现了诸多都市圈。发展居于前列的，无疑是上海、北京、深莞惠、广佛肇都市圈，紧随其后的是苏锡常、天津、南京、成都、杭州、重庆、武汉、长株潭等都市圈，郑州、西安、厦泉漳、合肥、青岛、济南、宁波、石家庄……则需要努努力，也能追上前面的。在一些人看来，这种重点做大做强某些区域的举措，是打破平均分配、强行拉平各地发展的大锅饭，是集中资源办大事。这样一来，成功挤入都市圈的城市与那些在圈外徘徊的城市，注定着会两极分化。
不过，都市圈这么多，我们又该如何实现1+1大于2。都说无利不起早，如果都市圈搞得很热闹，但是没有成效，这样的都市圈也名不副实。
首先，中心城市需要强势。就像太阳系，太阳如果不强势的话，其他八大行星就不会绕着它转，早就另谋出路。所以，这些年来全国上下都在实行强省会战略，一个就是怕省内其他城市不服、形成不了向心力，另外一个就是怕其他强省、强省会的虹吸，好肉一定得烂在自己的锅里。
其次，既然都是一个圈内的城市，那么，就需要在产业协同发展的同时，将区域规划、体制机制等方面全面打通，尽可能地减少人为障碍。这也意味着我们要致力消除城乡区域间的行政壁垒，促进要素有序流动。一个以邻为壑的地方，是不可能搞好圈或线的。
当然，就像太阳普照地球，都市圈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共生共赢，先进带后进，城市带乡村，不能光顾着发展自己，虹吸他人。否则一体化注定会分崩离析。
在我看来，这样的都市圈，才是推动城市一体化的好手段，它不仅加速了一二线城市的崛起，也让中国找到参与“双循环”的基本单元及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
不过，都市圈一般是单中心，集中力量发展单中心，有可能对圈内城市带来虹吸效应的同时，也容易患上“大城市病”。今天的北京，正在努力调控人口规模、放弃成为超级城市并努力转型的原因，莫过于此。换句话说，今天的北京，已不再和上海竞争经济中心，而开始走科创中心的路线，并谋求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再加上今天科创产业尤其是高精尖，不同于以往小打小闹，也不同于那种“两头在外”的低端加工，更是一个需要政策、资金、人才等多方面要素支持的领域。所以，我们要在都市圈的基础上再推动圈圈联合，以构成多中心的城市群。
相对于珠三角而言，大湾区概念的提出和成形，在今天更具有意义。因为大湾区包含了港澳。如果说广深是前店，那么珠海、中山、顺德、佛山、东莞就是后厂，而港澳就是科技、金融“加油站”。从世界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来看，其最大的优势就是都有金融中心：东京是国际金融中心，纽约有华尔街国际金融中心，旧金山的金融也非常发达。所以，广深发展科创产业，不能不要港澳。我们可以依托港澳台的优势，整合特区资源，在实现内地产业升级的同时，推动双循环中的外循环。
2021年初，广东期交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五家期交所。它的成立，正是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政策的体现。反过来，正因为拥有世界级的城市群作为产业支撑、人才支撑、资金支撑，让人对这一期交所后来居上充满信心。
与此同时，长三角也在不断扩容，从以前的江浙沪，到2016年接纳安徽8市，再到2019年纳入安徽全域。这标志着长三角进入大长三角时期，安徽加入长三角后将深刻地改变当前长三角的城市格局和力量分配及形态局面。不过，和大湾区相比，长三角的协同由于缺乏港澳这样的“外向型”选手，加上同质化相对比较严重，所以，比起大湾区，它更适合成为引领“内循环”的高地。
和城市群相类似的是经济带，它由若干个都市群构成，并将其串联成线。今天广为人知的经济带是长江经济带，其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这“一轴”，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做大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不得不说，随着长江沿线诸多城市崛起，以及科创产业布局，长江这个一度被沿海冷落的黄金航线，将再次跃动未来。我们可以利用它这条免费的“传送带”，将这条线上布局的通信、手机、显示屏、半导体、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输送出海。这也是长江经济带之所以被重视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长江和黄河都是上天送给中国的天赐之物，过去是，将来也是。
所以，未来的中国城市，要抓住这一体化的趋势，融入都市圈、经济带，加入城市群，从而能借势发展、合力做大。
随着中国城市一体化的加速，我们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评判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再以一个单一的城市边界来进行分析，就像分析深圳，还得看东莞、惠州，评判上海，也需要和江浙皖一起打包；二是比起都市圈的单中心，城市群、经济带则是多中心，如何协调中心与中心之间的地位和关联，是一体化能否深入推进的关键所在。
还值得注意的是，一体化的未来，还在于科创一体化。比如说长三角，就可以通过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核心城市的引领，在强化分工合作、各扬所长的基础上，相互赋能，把各自优势变成共同优势，按照基础设施互补共享、产业布局错位衔接、市场应用统一完整的原则，最终实现共赢。
四是要注重城市基础建设，老基建压阵，新基建冲锋。
2021年6月，国家高速公路网首都放射线中的第七条，全长2768公里，连接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新疆的京新高速全线通车。它让国人无比激动。不仅因为将北京到乌鲁木齐的原有路程因此缩短了1300多公里，而且，它实现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100年前，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畅想“未来的中国要建成16万公里铁路和160万公里公路”，其中就包括这样一个宏大设想：“东起北平（今北京）、经阿拉善，西至迪化（今乌鲁木齐）的第二条进疆大通道。”放在100年前，这样一条途经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要穿越漫长沙漠无人区的通道，也只能停留在想象上，但今天，我们让梦想成真。对于勤劳、智慧的中国人，理想的实现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其实，这样的高速公路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鲜见。从1988年10月31日，我国大陆首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建成通车以来，我们的高速公路建设自此从零到一，从一又到N。从2013年至2020年，我国新建成高速公路6.4万公里，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6万公里，居世界第一。正是“一桥飞架南北，一路贯穿东西”，天堑终于变通途。
除了京新高速之外，让我们激动的基建“作品”还有很多，如高达565米的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它的通车标志着贯穿我国东中西部7省、全长3404公里的杭瑞高速公路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云南宣威城区至贵州六盘水的车程自此从5个小时缩短为1个多小时。当然，我们更不能忽略的是，青岛的胶州湾大桥、舟山的大陆连岛工程、连接嘉定和宁波的杭州跨海大桥，以及珠港澳跨海大桥……它们的出现，无一例外地缩短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无须再绕道中转就能直达。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城市一体化的最佳推手。
这里要说的是，相比较农业文明的内陆、内河时代，今天的中国已进入全球化的海洋时代。珠港澳跨海大桥会将广阔的海洋及周边城市串联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整体。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那些纵横各地无处不达的内江内河。这里特别要提的两个超级工程，一个就是安徽自2016年12月29日开建的引江济淮。它也称为安徽的“南水北调”工程。按所在位置，其自南向北分为引江济巢（巢湖）、江淮运河以及淮水北调三段。虽然它是一项主要以工业和城市供水为主的调水工程，但是它的建成，无疑会结束安徽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水运分割的历史，也让安徽出现平行于京杭大运河的我国第二条南北向水运大通道。沿途城市将因此条运河而串联起来。与此同时，合肥也将因此受益匪浅，这个远离长江的重镇，因此和长江近在咫尺。这样一来，它将进一步实现“河海直达”，打造江淮联运中心和国际贸易始发港。
还有一个就是在计划当中的由浙江、江西、广东三省联合打造的“世纪大运河”。当年的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出发，向北连接北京。这条“世纪大运河”同样是从杭州出发，向南直通广州。有媒体因此称其“杭广大运河”。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这条大运河的全称是赣粤赣浙运河，是一项横跨浙江、江西和广东三省的大型运河工程，由赣粤运河、浙赣运河组成，长度合计约1988公里，比京杭大运河还要长194公里——在具体路线上，这条运河从杭州溯钱塘江富春江而上，经信江转入鄱阳湖，然后沿着赣江逆流而上至其源头之一章水，在江西大余连通广东南雄珠江北支北江的浈水，沿北江南下至珠三角地区。可以说，其志在通过江西水系连通长江和珠江，打通中国最发达的两大经济圈——长三角和珠三角，但它的雄心显然不止于此。不用太细心就能发现，它和京杭大运河在杭州实现了对接，这样一来，一条上达北京、下抵广东的水路大通道轰然而出。想当年，卢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让中国拥有了一条铁路大动脉，也彻底地颠覆了江西的命运，但今天的中国，又重新发现水运对于自身的价值。当水波再次荡漾在南北之间，江西应该为此浮一大白，因为这条通道一成，一定会让它回忆起当年的风华正茂。
此外，现代社会对时效性的追求，对便捷的要求，也造就了航空港的崛起。富士康之所以在郑州将自己的工厂放在机场附近，也是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跟上消费升级之后的中国在消费上快速迭代的需求。你很难想象，当天从富士康厂里拉出来的手机，经过迅速通关拉上飞机，第二天就可以出现在全球各地。这也就是很多城市打算修建机场，而成都更是修建第二机场的原因。但今天的航空港，显然不只是搭乘飞机、有机场的地方，而且是整合人流、物流、资讯、产业、休闲、商务、居住等功能的现代航空城。它无疑会重新改写城市的生态地图、产业地图，甚至决定一个城市最终的能级。今天的郑州航空港，由于富士康，以及由此聚集智能终端研发、生产企业、液晶面板企业等上下游企业，成了中国第一个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航空经济先行区，自2012年被批准以来，GDP从当初的几十亿，达到了2017年700亿，翻了20倍还要多。
今天，有很多城市正围绕着机场打造产业园，比如福州长乐打造绿色高端产业园；西安蓝田打造西安航空基地（蓝田）航空产业园；深圳机场则打造航城智谷·中城未来产业园，聚焦临空产业生态，建设湾区级科创产业示范园区……
不得不说，尽管这些基建项目都无一例外很烧钱，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城市的财政黑洞——2008年的4万亿，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但是，它们也强有力地拉平地理、重新塑造时空并赋能城市，此外，通过投资来驱动中国经济，也可以在出口、消费受到形势影响时，维持三驾马车的微妙平衡。
不过，在传统的修桥铺路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投向正在到来的数字时代，必须下大功夫搭建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以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的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以及搭建能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它是我们城市转型为科技驱动和产业驱动的重要动力。
正像一些专家所认为的那样，这种面向数字时代的新基建，特别是工业互联网能够以数据为驱动，通过人、机、物全面互联建立起各类要素的泛在连接，可以跨设备、跨企业、跨行业高效配置资源，对传统行业进行生产流程再造及运营模式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帮助我们的城市实现产业转型，以及新旧动能的转换，进而改变自身的命运。
与此同时，它也有助于智慧城市的创建，以增强城市的承载能力。就像无人驾驶，除了车与车、车与人的连通，更重要的是车与路的连通。如果没有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基础设施体系，使城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各畅其行、竞相涌动，那么，城市生活中依旧会不断出现各种“肠梗阻”，而都市圈、城市群也很难真正亲密如一家。相反，加大投入面向数字时代的新基建，便可以通过现代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在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双重维度上大大增强城市内外部的通达性和互联度，从而带来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推动城市治理更精准高效。
此外，其在促进场景的数字化应用和数据的场景式构建的同时，也为拓展消费空间、升级消费体验创造了更多可能。“本次疫情期间逆势发展的远程办公、空中课堂、在线诊疗、智慧零售等新兴业态就极大地满足了民众的多元化消费需求。”（《新基建推动城市“在线”发展》，金东，中国社会科学网）
相应的，智慧城市的建立，也对诸如疫情等突发性的危机的出现，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处置机制。在AI人工智能+大数据+5G+区块链等技术的帮助下，城市管理者会尽快有效地掌控各种信息，从中取得合理的判断，并在交通管理、物流供应链、应急灾备、信息溯源等方面，能有的放矢、从容不迫，进而改变被动的大规模封控，给居民生活以及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困扰。换句话说，这几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倒逼了智慧城市的创建。
这也就是为什么早在2019年7月底，高层会议对基建发力方向做出部署，有别于过去依赖“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更聚焦于补短板与新型基建领域。
在2020年的34.4万亿中（各省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计划），出现在目录中更多的是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以及教育医疗这些新型基建。根据大猫财经报道，上海在张江科学城的50个新项目，就涉及创新研发平台、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及城市功能提升等多个领域。
不得不说，得益于自身的实力，以及国家的扶持，中国的一二线城市正成了新基建的最大受益者。今天，我们通过综合梳理就会发现，在工业互联网方面，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是当之无愧的四强，其中，深圳的研发与东莞的制造联动、杭州在数字产业上的先发优势，让它们有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两个超级中心。相比之下，北京则凭借着自己硬核的科教实力，在人工智能领域上一城独大，上海和深圳则紧紧追赶，在机器人领域也飞快崛起。而在5G领域，则是深圳和北京的天下。
所以，有专家感叹，新基建领域是大城市的红利，它进一步放大了北上广深的马太效应。当然，它也是众多中小城市迎头赶上的催化剂。
也就在34.4万亿中，云南的“四个一百”项目，就有滇中引水工程、4个区域性医疗中心等，还有新开工建设的清水河大型水利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广西新开工的项目，有那平江堤工程、南宁产投创新产业园、汇通产业园、药融园厂房及配套设施、南宁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园等；内蒙古的新项目当中，高端煤化工基地、光伏新能源项目、风电项目、民航培训示范区等，同样都在推动产业转型……
所以，未来的中国依旧会是“基建狂魔”，而我们的城市能否继续抓住这一波基建狂潮，也同样决定了自己的未来。
五是做枢纽城市，前有位置型枢纽，现有价值型枢纽。
位置型枢纽就像大运河时代的杭州、扬州、开封，以及截弯取直之后的台儿庄、济宁、临清，还有位于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广州这样一条“京广大通道”之上的洪州（南昌）、景德镇，它们靠着位置上的天然优势吃饭，但对今天的城市来说，位置型枢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价值型枢纽。
在我看来，所谓的价值型枢纽，就是通过确立独特价值，抓住产业链价值链的关键环节，进而确立自己在时代中的地位。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学霸，也不是每个城市都能成为北上广深，很难有实力进行全体系、全方位的科创布局，但是做不了全能，我们可以成为单项冠军。
比如说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开发“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天机类脑芯片；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发“奋斗者”号；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开发磁共振成像装备……其中，长沙就面向经济主战场，开发了“京华号”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
这个以娱乐而知名的“耍都”，其实有着让人惊异的硬核实力。它靠着扶持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铁建重工……成了著名的工程机械之都。今天中国的基建，离不开长沙。而它的产品，更是源源不断地发往全球。今天的长沙，已是仅次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日本东京的世界第三大工程机械产业集聚地。
在我看来，这也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16年开始发布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名录、从2019年开始发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的一个根本原因，它们不求面面俱到，只求在某一个领域做深做强。
总结这两个名单，就会发现一个城市跳脱而出。它就是曾以“宁波帮”而扬名天下的宁波。在发布5次总计596家的单项冠军中，宁波有45家，位居各城市第一，之后是深圳（27家）、北京（26家）、上海和杭州（均为20家）；而在发布3次总计476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中，宁波有182家，在所有城市中位居第三，仅次于直辖市的上海（262家）和北京（257家）……相比在数字经济上狂飙突进的近邻杭州，宁波这些年有些沉闷，但是看了这个数据之后，这个城市依旧值得期待。
此外，还有一些城市，则抓住了世界能源格局正在从以化石能源为主向绿色能源发展转变，以及“碳中和”的机遇，积极切入相关产业链价值链当中。
因为“宁德时代”，很多人知道了福建这个沿海城市——宁德；同样，因为拥有占全国的31%、世界的12%的锂矿，江西宜春成为国家新的“能源大户”。2021年，来自合肥的国轩高科，给它送上了一份价值高达115亿元的新能源项目投资。
事实上，整个江西在这方面表现都很优异，首先，它是国内有色金属开发总面积排名第二的省份，仅次于幅员辽阔的内蒙古，也滋养出了像江西铜业、赣峰锂业、孚能科技这样的公司。在宜春之外，它还拥有新余、赣州等锂电产业集群。其次，它还是中国稀土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几乎在赣深高铁正式开通的同时，一个重要的新央企——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正式落户赣州，这标志着江西终于有了第一家实打实的央企总部。
这些资源加上它的中药业、景德镇的航空制造业（没错，你没看错，今天的景德镇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直升机研发生产基地），以及相继成为京九铁路、京九高铁的重要节点，江西也一定会找回昔日的荣光。
但让人意外的是来自四川遂宁，这个夹在成渝之间的小城，也在积极争取“中国锂都”这个名号，但是，遂宁并没有锂矿。人家是从无到有，它是无中生有，从而走出一条锂电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路子。今天遂宁下辖的射洪，因为锂电产业等优势，成为四川第十八个县级市。它也是国家解冻县改市审批后，四川第二个获批的县级市。
当然，除了它们之外，还有其他城市也在积极布局相关产业，甚至剑走偏锋。像“苏大强”尽管没有赶上锂能源风口，但是瞅准了氢燃料电池，为此，将被BOSCH定义为氢能源领域的核心战略供应商的贝德凯利电气从深圳给挖到了苏州。而贵阳也在跟吉利合作开发甲醇作为出租车燃料。
某种意义上，锂、氢或者甲醇，都是这个时代的“水草”，是新的超级赛道。以前，水草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现在，我们在哪里，水草就跟着到哪里……拥有“水草”的城市，不用发愁自己的未来。
当然，在我看来，面对今天的逆全球化潮流，中国还孕育着其他机会。比如， 对内，不论从共同富裕、推动双循环出发，还是分摊风险出发，都应该做大中西部。
以前为了国防安全，我们将很多产业塞到了西南大后方，今天，我们在让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继续充当开放的门户；通过广阔的南海，发展以石化、渔业、海洋、科技为基础的产业的同时，也可以考虑，以陇东、陇南为核心，以西安、银川、兰州、成都、重庆为边缘辐射区建立一个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中心产业群区。这样一来，既可以让共同富裕进一步实现，也保证了我们进可攻，退可守。
对外，也一定要加强“合纵”，以及“连横”。 关于合纵，首先，我们需要打造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尽管三国之间存在着历史的阴影和现实的矛盾，但是都互相需要，而且互补。这样的机遇，对青岛、大连乃至整个陷入困境当中的东三省来说，都是一个巨厚的红包。
其次，我们要积极向东南亚方面看，与东盟对接。在2020年的那份超30万亿基建规划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已经公布总投资规模的22个省份中，排名最靠前的几个分别是云南、福建、四川、河南、陕西这几个地方，云南竟然高达5万亿元的规模，其余4家平均下来也都接近4万亿元规模，而整体公布的22个省份，平均下来也就是2万亿元的规模，像浙江这样的大省，也是2万亿元规模，所以像云南这样GDP只有浙江五分之一的省份，有这样的大手笔——这让很多人惊呼：中国面向东南亚，头也不回。
我们的铁路也在帮助我们实现这一“连横”。2021年末，中老铁路实现通车，它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2022年11月G20峰会期间，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的雅万高铁也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开始了测试运行，它是我国首个海外高铁项目，也是印尼乃至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全长142.3公里……这一泛亚高铁网的建设和推进，有效地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各国经济实现融合。
某种意义上，借助这些基建，可以帮助我们冲破一些藩篱，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为未来几十年的经贸和政治提供更安全可控的环境。当然，我们也能想见，又会有一些城市借助这样的机会，一跃而起。比如昆明，比如南宁。
另外，我们还不能忽略华北大地上的另一个“试验田”——雄安新区。 当年的深圳和浦东的崛起，重塑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今天，雄安新区正用十年磨一剑的耐心，让这个世界再添期待。它的出现，让北京有了更好的协同对象，彻底地解放手脚，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全新破局，是颠覆西方城市的未来新模式。它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个无人驾驶城市，第一个超算大脑城市，也是第一个物联网城市……
写到这里，不免激情澎湃，未来将来，而我们的城市也将随之一同成长。但毫无疑问，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则是曲折的。每个人每座城的命运都在时代的大手下浮浮沉沉。有的万丈光芒，有的昙花一现，但改变不了的，是我们内心的坚定意志，是改变现实迎接未来的决心。如一首歌唱到的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
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改造世界，并与世界和好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