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从月朗星稀，到满天星斗：王千马说中国城市发展简史

每次到重庆这座网红城市，我都不曾抑制住内心的波澜。

这是一个爬了半天楼结果是在爬山，而一楼永远也找不到的神奇的地方。曾经气喘吁吁爬上了洪崖洞的顶上想眺望面前的嘉陵江，结果发现身边不远就是车来车往的街道。这还不算什么，到了夏天，整座城市便沐浴在火炉似的高温中。

但是它成就了今天这么一副人气旺盛的模样。说到底，这并不是当地人有毛病，喜欢整天爬来爬去，以苦为乐，相反，在农业中国，这地方实在是太“方便”了。

方便就在于洪崖洞门前的那条江，以及距离不远的另一条江——长江。摊开卫星地图，你就会发现，长江与嘉陵江汇聚于重庆的朝天门。这让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两江枢纽。

但显然，它的意义并不止于此。事实上，它几乎是整个四川水系最重要的节点——万里长江自宜宾接岷江（其于乐山接大渡河和青衣江）之后，于泸州接沱江，然后再一路逶迤东来，直抵朝天门。在这中间，还有一条纵贯成都东部平原的大江——涪江，也在合川城南钓鱼城下，汇入嘉陵江，接下来的目的地，同样是朝天门。这也意味着，经由重庆，就能深入四川的腹地。

与此同时，几乎整个四川的物产都可以通过水路运到重庆来，然后在此集中交易。或者，通过重庆分发。

某种意义上，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重庆就是整个大四川交通的最大公约数。如果说成都平原是腹地，是相的话，那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商业价值的重庆，就是整个大四川的桥头堡，是大门，也是将。守住重庆，就能出将入相。面对这样好的交通条件，重庆哪怕是建在山上，也不算什么缺点了。

所以，尽管直到南宋淳熙十六年八月初七，也就是1189年9月18日，宋光宗赵惇才将自己的潜藩“恭州”升府改名为“重庆”，以庆贺自己先封恭王再即帝位（又一说是为了给太后祝寿），重庆方才正式得名，但是，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巴国从汉水流域南迁至长江上游后，先后在枳（今涪陵区）、江州（今渝中区）、垫江（今合川区）建都。秦国灭巴国后，屯兵江州，筑巴郡城（江州城），城址即在今渝中区长江、嘉陵江汇合处朝天门附近——这也被视为重庆建城之始。日后秦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巴郡为其一。这也是整个大四川被称为“巴蜀”的由来。

和重庆建城有些相类似的则是天津。作为天子的津渡，天津建城相对较晚，得等到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之后，但是在建城之前，这里就已很有人气。由于位于华北平原，地处九河下梢，还有海河贯穿而过，直通渤海，让它很适合成为南北漕（海）运的中转站。天津因此而盛。由于南方船商信奉妈祖，所以在海河干流所起之地——天津金钢桥附近的三岔河口，还出现了著名的“天后宫”。所以天津自古就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说法。

今天，当我们探寻人类的生长，以及一个城市的成败，都会给它找出无数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等原因，但让我最感兴趣的往往是其背后的“地理”因素。不同的空间位置、地表地貌形态、生态环境、地缘关系，以及地理变迁，决定着龙生九子，子子不同，也决定着它有无发展的可能，以及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

事实上，早在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古代荀子、司马迁等人笔下，就出现过“地理决定论”这样的见解和认知。通过他们不断书写和总结，“地理”从最初与个人智力、体力、性格等的联系，发展到与社会制度、国家法律、民族精神等的联系，“地理”因素被认为是各个国家的社会组织、经济发展和历史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我很喜欢地理。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诚不欺我。在我看来，也正是在人地之间不断冲撞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今天的城市正从月朗星稀走向了漫天星斗。

这对中国如是，对世界亦然。

基建改变中国

一

毋庸置疑，人都是习惯“逐水草而居”的。水草意味着资源。

这也就能说明，为什么现代智人在六万年前非洲（大约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一带）走出来之后，他们中间的一支继续留在非洲和附近的中东，并创造了后来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一支向东走，分别落脚于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并发展出古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最后一支继续向北走，来到了东欧平原，发展成了现代西方人的祖先——古印欧人。

尽管著名历史学者樊树志在其《国史十六讲》中，不太认可“人类起源非洲说”，而更相信“多区起源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解释，为什么在两河、尼罗河、印度河，以及黄河这些地方，会较早地出现人类文明。

从“河”这个字眼上，可以看出这些地方最起码都是有水的。

两河是指发源于土耳其亚美尼亚高原的安纳托利亚山区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前者流经叙利亚和伊拉克，向东南长途奔流之后，与其东面的底格里斯河并行注入波斯湾。直到三四千年前，由于两河带来的泥沙不断在入湾口处沉积，最后使得两河下游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合流成阿拉伯河，再向南奔向波斯湾。

古希腊人将两河流域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而两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则被称为了“巴比伦尼亚”。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上将中东想当然地想成一个大沙漠，但事实上，得益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存在，让亚洲的西部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最肥美的土地之一。加上靠近地中海东岸，略作东北—西南走向的西亚裂谷带中北段，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天赐的不规则的倒U形的“肥沃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圣经》中的“迦南”（大致是巴勒斯坦）就位于肥沃新月的西段，它是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

正是得益于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个世界上那些古老的城市开始生长。也就在“巴比伦尼亚”平原南部，聪明的苏美尔人建立了最初的城邦——乌尔城和乌鲁克城。其中后者占地1100英亩，人口约达5万。日后率领族人迁往迦南的希伯来人祖先，也是以色列人始祖雅各的爷爷亚伯拉罕，当年也正是生活于乌尔。他见证了这些城邦的兴衰：那里曾修建了巨大而精美的神庙，留下了众多精美的塑像，创立了成熟的历法，还用楔形文字记载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活。

但让我把目光投射在这块古老的区域，还在于其穿越历史的光辉：这里曾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在它之后，相继有古巴比伦、亚述，以及由原先居住在波斯湾沿海地区的迦勒底人创办的新巴比伦称王称霸。据说在公元前6世纪，为了安慰患思乡病的王妃安美依迪丝（Amyitis），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Ⅱ）在巴比伦城修建了空中花园——它种植了来自伊朗高原的植物，而用水正是引自幼发拉底河。因为工程浩大，采用立体造园手法，让它看上去就像悬在空中。

和两河文明相似，古埃及文明也是建立在尼罗河不断的冲刷和灌溉上。尼罗河的洪水使埃及人拥有肥沃、富饶的土地，那时，人们称尼罗河为“哈皮神”，甚至到今天，埃及人还将尼罗河畔的莲花视作“埃及之花”。

正是在尼罗河主河道西岸和一条支流所夹的谷底上，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后，于此修建了孟菲斯古都。因为城里的房子被涂上白色的石膏粉，整齐好看，所以其在被称作“梅尼利亚”（美尼斯之城）之后，又被称作“白堡”（白城）。之所以称为孟菲斯，一说是因为公元前2345年，国王佩皮一世在这里建造了Men-nefer金字塔，后来被希腊人音译为Memphis。不过，在孟菲斯吉萨高地，最知名的金字塔则是胡夫金字塔，它和空中花园一起被列入世界古代七大奇迹。尽管今天的孟菲斯早已盛极而衰，但是位于其北的开罗，正站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这里我们不想再谈印度河流域，以及有着两条大河——伏尔加河和顿河的东欧平原，要谈就谈我们伟大的黄河、伟大的祖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将进酒》中，李白用这样夸张的句式，勾勒出黄河的磅礴气势。

和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一样，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非常适合农业社会的发展，甚至它在全世界几大河流域当中，是条件最好的。张宏杰在《简读中国史》中说：“因为黄土的结构疏松，天然适合农耕，人们仅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开辟大面积耕地。”所以，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黄河两边世代定居下来。

在我们的历史书上，西安、洛阳以及开封都是很早进入国人视野的城市。这也正因为，这些城市都位于黄河流域，像洛阳、开封更在黄河岸边。

从“中国”一词，就可以看出这些城市的地位。它最早见于出土的西周时代的何尊铭文“宅兹中国”，铭文记述了周成王营建成周、举行祭祀、赏赐臣子的一系列活动。“中国”，一说指成周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一说指今晋南地区。而晋南，同样和黄河息息相关。

不管怎么说，黄土高原上的三个主要河谷平原——渭河谷地、伊洛谷地、汾河谷地，因其土质松软、灌溉便利，且靠近盐池，成为原始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所以，今天我们把黄河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把黄河流经的河南，也看成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源头。

不过，即使身份尊贵，黄河也只是“四渎”之一，其他三渎为长江、淮河，以及济水。而且，我们还拥有了潴野泽、彭蠡泽、云梦泽、大野泽，现在还存在的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以及巨大的海岸线。

所以，在中华文明的明月在黄土高原上升起之前，中国的天空上开始闪烁了一些星斗。比如辽宁的红山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由河姆渡、马家浜、崧泽到良渚文化发展而来的太湖文化。当然，不得不提的还有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

中国文化喜欢讲“山水”。所以，在河水之外，我们还要提及一座山——那就是被称为“中华龙脊”的秦岭。其位于中原腹地，西起昆仑，中经陇南、陕南，东至鄂豫皖—大别山以及蚌埠附近的张八岭，可以说是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也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其主峰太白山位于今天陕西宝鸡境内，海拔3771.2米，所以不高也不矮，长得恰恰好。在冬天时，能够阻挡寒潮南下，在夏天时又能阻挡潮湿的空气进入到西北地区，但又不至于让气流完全被堵死。这就使得秦岭南北地区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风貌，其中秦岭以南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秦岭以北以温带季风和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

正是得益于秦岭的气候屏障和水源滋养，才会有八百里秦川，才会诞生我国的周、秦、汉、唐等朝代，同样，被秦岭遮挡得比较严实的成都平原，才会四季气候宜人，才会成为中国的粮仓。

某种意义上，地理塑造了中国的雏形，同样，它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

二

我常常想，如果我们认可人类都来自东非的话，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成就大一统，而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大多是四分五裂的小国？

《简读中国史》曾给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中华文明长久以来是农业定居文明——这其实也跟黄河、长江甚至淮水、济水的流向有关。这里的每条大河几乎都在同一个纬度线上，自然禀赋相似，所以相互之间交流不会频繁，甚至可以做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反，两河领域为南北走向，跨越了不同纬度，也造成了上下游差异比较严重，就像南部苏美尔当地几乎没有石头或金属，除了棕榈、柳树和白杨等不太好的建材，几乎没有木材。倒是今天的黎巴嫩就有很好的雪松。所以，它们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只能通过同北部上游的贸易而获得。这也意味着，大商业尤其是长距离的远途贩运在苏美尔社会中有很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的你来我往，往往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这也是传统的农业中国之所以讨厌商业，甚至出现“士农工商”这样排序的原因。

如果说一个个定居家庭像一个小的“四合院”，那么，把中国放在世界地理中你就会发现，中国的北边是草原和大漠，东、南是大海，西边则是青藏高原……这意味着，中国的地理环境是相对封闭的，像一个由围墙围起来的大四合院。

这大概也就是樊树志老师之所以相信“多区起源论”，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四合院里面，血缘更多地成为相互联系的纽带，而老人的经验尤为重要。大家习惯围绕在一家之主的周围，尊老爱幼，听候指派。加上“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周边民族文化上的普遍落后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较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动力，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导致了中华文明虽然早熟，但演变步伐在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也因此突然变慢下来。

相反，由于地理环境相对恶劣，多山地和丘陵，即便有一些地区适宜农业，也无法发展到很大规模，加上身边的地中海，又将亚非拉串联起来，所以古希腊更喜欢的是走海上贸易路线。比起中华文明的定居农业，海上贸易显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方面因为大海是年轻人的天下，毕竟与风浪搏斗需要力量；另一方面因为“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不可能是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幼上一条船，只能是各家的年轻人上一条船，在这条船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关系，而不是长幼尊卑的关系”，再加上“不同政见者可以通过海上逃跑，独裁专制者无法实现他对不同政见者的消灭”，最终推动了希腊社会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在希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血缘纽带不断松弛，父权不断弱化”，随之而来的是，“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组成社会，从而创造出了希腊的民主城邦”。比如，雅典；比如，斯巴达。

即使日后的罗马帝国曾一度强悍无比，但是建立在希腊文明基础之上的帝国，即使打下很多地方，也多选择地方自治，不像秦汉后的中国通过郡县制度，让中央政令可以通达全国各地，“如臂使指”，最终，在西罗马的废墟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国家，进而演变成欧洲小国林立——这也奠定了今天欧洲的格局。而中国再军阀割据但还是走向统一。

如果说“四合院”决定了中国形成的“骨干”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忽略四合院内的两条线——和黄河、长江构成的真实纬线相比，它们是两条不太规则的虚线。虽然相比前者，这两条线是归纳、总结出来的，但却决定着中国形成的“任督二脉”。

其一是黄仁宇在有关中国大历史的叙述中所提及的“15英寸等雨线”。在等雨线的东南，平均每年有至少15英寸的雨量，适合发展农业，人口茂盛。而在等雨线的西北，气候干燥，适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也让定居的统一专制帝国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和战问题，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一条重要主线。某种意义上，“15英寸等雨线”更像是一条国防线。黄仁宇和西方的学者就指出，中国的长城与15英寸等雨线部分颇相吻合，所以他将长城看成一道中原“种田人”与草原“马背上的剽窃者”之间的分界线。

为了国防，也让长城沿线生长出了一些明星城市，就像春风不度的玉门关，曾雄踞唐诗三百首无数载，风光一直延伸到元末明初。随着朱元璋在明洪武五年（1372年）开始修建嘉峪关，此后它便取代了玉门，成为西域贡使前往明代中原地区唯一的法定路线。当然，在这条线上最亮眼的城市，无疑是北京。尽管元时便是大都，但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天子守国门，让北京自此成为正儿八经的首都，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和“15英寸等雨线”相媲美的，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则是胡焕庸所发现的“胡焕庸线”。这是一条从黑龙江瑷珲（今天黑河市爱辉区）到云南腾冲的一条45°的倾斜直线。东侧，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分布着如松嫩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地势平缓、水网密布的地区，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尽管只占国土总面积的36%，却容纳了96%的人口；相反，拥有青藏高原、横断山脉、西北荒漠以及蒙古草原等地貌，自古为游牧民族的天下的西侧，虽然占了国土总面积的64%，但只容纳了4%的人口。

更为奇妙的是，有人发现，从1935年“胡焕庸线”被发表到现在，已过沧海桑田数十载，人口也从当年的4亿多增长到14亿，然而线两侧的人口比例始终保持在这个水平，浮动不超过2个百分点。

某种意义上，这条线就是一条“隐形的长城”。就连画线的胡焕庸本人也不禁感叹：“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尽管到今天，随着现代国家的确立，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尘埃落定，让长城逐渐丧失防御功能，成为一个图腾和标志，但是“胡焕庸线”的存在，还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整个世界面前的局限性。早期的人类，由于生产力低下，以及对世界认识不足，只能选择依附和顺应地理、顺应自然，从而诞生了像西安、洛阳、开封、玉门，以及前文所提到的重庆、天津这些城市。它们的出现，带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意味，有那么点“天命论”在里面。

幸运的是，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产力，并改进自己的科技。这也让他们从顺应地理、顺应自然开始走向有意识地、主动地改造自然。这种改造，终于让更多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

三

也就在2500多年前，当吴王夫差收拾完南边的越国之后，信心爆棚，决定继先王之余威，北上伐齐，称霸中原。作为吴人，天生就擅长“以船为家，以楫为马”，但是摆在他面前这片芦荻萧瑟的丘陵地带，却挡住了他前进的步伐。

其位于长江北岸，在当时俨然就是长江出海口。其北不远，便是淮河。可以说，位于长江和淮河的中间地带。应是水系四通八达之地。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里河流、湖泊虽多，但偏偏没有一条能直接沟通长江和淮水。

想起夫差的老爸阖闾，也曾为这种局面所困扰。当年为了打江南霸主楚国，吴国的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绕道黄海北上，再转棹进入淮河，沿淮水干流上溯中原，可谓走得很辛苦。这次，夫差不干了，他准备利用这里散落的无数湖泊，来修一条人工运河，在串联起这些湖泊的同时，让它变成一条便捷的北上通道。于是，在公元前486年，夫差筑邗（hán）城于长江北岸的蜀冈之上，并于蜀冈之下开凿邗沟。《左传·哀公九年》有一段话记载了这一历史：“秋，吴城邗，沟通江、淮。”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以军事为目的的人工运河开凿成功。这也是中国及世界上有确切纪年的第一条大型运河。日后，正是在这条邗沟的基础上，开挖出了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京杭大运河。

这也让扬州自此一跃而起。尽管一开始是作为吴国伐齐的“战略后方”，但是在硝烟四散之后，作为南北沟通的枢纽，扬州成了流量的入口，聚敛了大量的人气和财富。某种意义上，扬州是被基建催生出来的城市。它也因此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典范。

事实上，西安、洛阳、开封之所以早早地“成名”，也得益于这种基建。当年的大禹接替其父治水，选择由疏代堵，最终让淮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改变了暴虐的脾气。洛阳龙门石窟所在的伊阙，据说就是大禹所开。

今天的伊河由此温顺地穿过洛阳而不再兴风作浪，无疑得益于大禹的智慧。也因此，拥有了伊河、洛河这中国版“两河文明”的洛阳，自此腾飞。

和它们相似的还有成都。今天的成都，常让人想起刘备、诸葛亮，武侯祠更是香火旺盛，但是没有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将岷江之水分为外江和内江蒲阳河，然后再通过多次分流，就没有今天成都平原的水旱从人，成为天府之国。

同样，没有秦始皇一统六国后为征服南方百越而修建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让偏远南国自此和长江流域紧密联系起来，也就不会奠定今日中国的南方版图。

与此同时，今天著名旅游城市——桂林，也因桂林郡的设立，开始走入世人视野。更重要的是，由于灵渠的存在，让桂林成为“南连海域，北达中原”的重镇，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地位越来越凸显。

当然，秦始皇不仅修渠，也修道。但相比较他所修的长城，很多人都不会注意，他当年也曾修过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通向全国的驰道网。

《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可以说，秦始皇是“要想富先修路”的中国第一人。不过，他修路未必是想富，但肯定能帮助他巡视全国。《史记》记载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210年，曾东至山东，东北至河北海滨，南至湖南，东南至浙江，西至甘肃，北至内蒙古，大部分是乘车，足见其路网范围之广，而且，根据《汉书·贾山传》，“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也就是说，道路路基土壤采用金属椎夯实，以增加其密实度，路旁种上四季常绿的青松。定线的原则是尽量取直。

这些作为不仅有助于秦始皇推行“书同文”以及“车同轨”的国家精神，有利于中央指令的上传下达，而且在“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情形下，更能树立咸阳为国家中心，也让延续数千年的秦制就此奠定。

说到“条条道路通罗马”，这个总是被人喜欢拿来和大秦帝国相比的罗马帝国，其实也是一个基建狂魔。几乎在东方大兴土木的同时，罗马人也开始对道路进行深加工，让它形成网络化。曾经看过这样一张地图，上面代表道路的经线，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中海沿岸，它既见证罗马帝国攻城略地的实力，也让人们见识了深受希腊文明熏陶的古罗马帝国，是如何践行把基础设施视为“人类文明生活所必需”的先进理念。

这让你很难想象，在被我们视为旧社会的那些年代，罗马帝国建设了总里程超过15万公里的“高速公路”网，直到19世纪火车被发明之后，才有新的交通方式在通行速度上超过罗马帝国的“高速公路”。道路无疑都有助于维护罗马的统治以及贸易的往来。

但不管是出于怎样的执政理念，或者怎样的目的，勤劳的中国人民在日后依旧用不断的基建来持续改变身边这个国家。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在邮驿与管理制度上更加完善，其中驿站按其大小，分为邮、亭、驿、传四类，大致上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传，约一天的路程。《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汉时全国共有亭29635个，如是则估计当时共有干道近15万公里。别看它们都不大，但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当年的身份就是秦朝泗水亭长。而今天河南的大市驻马店，其前身正是明朝崇简王朱见泽就封汝宁时所设的驿站。

由于其交通便利，八方辐辏，官宦过往，商贾云集，驿差穿梭，其驻马投宿的客栈马店甚多，驻马店的称谓由此而来。

到了隋唐，由于国力强盛，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陆上交通线更是四通八达，各州郡之间、各县之间都修筑起了大道，层层连接。与此同时，在前人的基础上最终成型的京杭大运河，更是成为令人惊叹的伟大工程。

那个时候，能和京杭大运河相媲美的，还有一条“京广大水道”。自从唐朝开元年间的宰相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使得中国又获得一条南北大通道——从广州出发，经珠江水系，翻越大庾岭，进入赣江，再顺江而下进入长江，最后和京杭大运河对接。正是位于两广与北方对接的要津，此后的1000年来，江西成为南中国最为繁荣的地带，与此同时，南昌、景德镇等城市开始扬名立万。

这一时期，更值得一说的是，宋朝四渠，以及元代京杭大运河的疏浚以及截弯取直，让它成为宋元漕运、沟通南北的重要路线，堪称宋元政府的命脉。到了明朝初年先后两度疏浚会通河，京杭大运河最终成型并勾连起政治中心（北京）和经济中心（南京）。它不仅让北京坐稳了这个国家的首都位置，让沿运河的镇江、无锡、扬州、淮安飞速发展，更让一头的杭州就此跃入全球城市链的顶端，马可·波罗笔下的杭州，已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相对应的是，由于政治中心东移经济中心南移，昔日的古都洛阳、开封、西安开始面临阵痛。

与此同时，海运时代的到来，也让大庾岭商路迅速没落，赣江沿线城市过境贸易才难以为继，最后只能此一时彼一时。

除了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还能引起我们关注的自然是在交通工具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它不仅向着更加方便、更加舒适的方向发展，在运输方面，则是向着承载量更大、速度更快的方向发展。如车的形制增加，肩舆的使用更为普遍，而更适合近海或者远洋航行的平底海船、尖底海船也相继出现，尤其是车船的发明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船上使用机械动力的尝试。到了科技更为发达的宋元，还出现了航海技术方面的巨大变革，那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某种意义上，基建贯穿了中国的发展史。直到数百年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在其《建国方略》里畅想，未来的中国要建成16万公里铁路和160万公里公路——这是多么让人激动的景象。

相比较以前修桥铺路，这种修铁路的设想，无疑是基建2.0，只可惜的是，这个设想在当时几乎被当成了空想。

一是因为这时的“时间的钟摆”已经不是停留在东方了，中国已经陷入国破山河在的处境，清政府面对西方的勒索，以及层出不穷的起义，自身难保，所以在基建设施建设上明显不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封建专制主义到明朝发展得登峰造极，虽然前期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很快中国就陷入“闭关锁国”的牢笼，甚至将其变成了顽固的意识形态。

这时的中国，尽管被坚船利炮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天朝上国”的自我优越感，但在骨子里，依旧有着对外来文明的排斥。这种排斥再混入民族情绪，以及不同利益的纠葛，更容易演变成诋毁和抵制——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英国人为运输货物而于1876年修建的吴淞铁路（连接租界和吴淞口），由于上面的火车不用动物的力量竟然能跑，被乡绅们理所当然地当成了怪物，加上火车轧死过行人，所以被群起而攻之。最后，这条擅自修建的铁路，被清政府用28.5万两白银将它购回，并拆除。这桩事件，不仅见证了国家的虚弱，也让人看到了虚弱背后的原因。

只是，铁路交通时代还是不可阻止地到来了。毕竟，相对于航运，以及更为落后的陆路交通，这个不用牛羊拉的交通工具，无疑更具有降维打击的意义。即使充满着无数误解，但是在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孙中山，以及刘鹗、詹天佑等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中国的铁路建设还是在被不停地按下休止符中艰难挺进，出现了由洋务派组织的开平矿务局出资修建的唐胥铁路（唐山—胥各庄）、连接北京和武汉的卢汉铁路以及连接武汉和广州的粤汉铁路（两者组成了日后的京广铁路），还有京张铁路、津浦铁路……

这也意味着，被铁路重塑城市格局的时代，也同样不可阻止地到来了。

四

如果评选中国近两百年最命运多舛，但也被命运之神眷顾的城市，南京肯定算是头一号。

不提它是几朝古都，也不提它当年曾身为南直隶的省会，单说它在中国近代著名的基建工程中，从来就没有被落下过。虽然京杭大运河华丽丽地绕它而过，但是有长江将它和运河串联在一起，所以在当地专家眼里，南京“与大运河的关系也时疏时密，但自始至终是大运河经济活动的参与地”。但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交通近代化的过程中，它也占据了风口，尤其是在津浦铁路的修筑中，它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事实上，津浦铁路原为津镇铁路。本应该是从天津经徐州到扬州、镇江。结果扬州、镇江当地的乡绅害怕铁路影响风水，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大概是，铁路一通，会影响运河航运的利益。结果拱手把好处让给了南京。得益于津浦铁路，再加同期建设的沪宁铁路（它们日后和京山铁路，亦称京榆铁路京津段组合成京沪铁路），让南京在“南北洋联成一气”之余，也彻底坐稳自己在江苏乃至全国的位置。

得津浦之利的还有蚌埠。这个原属凤阳县，本来是一个不足五百户人家的偏僻小渔村，因此后来居上成为皖北重镇。

和蚌埠一样成为火车拉来的城市，还有河南的漯河。这个隶属郾城县原名漯湾河的小城镇，逐步壮大，最后竟然反客为主将郾城纳入自己的辖下。就连它的名字，也得益于车站的设立，为了方便和好记，漯湾河站改名漯河站。和漯河具有同样经历的则是驻马店，也因为铁路的经过，最后竟和汝南掉了个个儿。不同于蚌埠，它们受益于卢汉铁路。

更得其利的是武汉和郑州。位于卢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交接点，加上长江和汉水，武汉俨然成为中国的地理中心。三镇之一的汉口更是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重镇。

相对来说，郑州更是因此“麻雀变凤凰”——直到1953年还只是一个郑县的小地方，因为卢汉铁路而发展壮大，最终取代千年古城开封而成为河南的新任省会。

差点当上省会的还有广西的柳州。这个位于桂林和南宁之间的“第三者”，曾经是广西当之无愧的实业中心、交通枢纽。除了1925—1927年，修建的公路居全省之冠，还有黔桂铁路、湘桂铁路汇聚于此。串联起焦作、洛阳、南阳、襄阳的焦柳铁路更是将柳州作为终点站。这些让柳州在普铁时代，扬名一时，让桂林和南宁都坐卧不安。

不过，在中国人自己主导修筑的铁路之外，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还出现了由沙俄主导的中东铁路，以及由德国人主导的胶济铁路。它们无疑都是为了帮助侵略者侵略中国、攫取中国资源而修建。但与此同时，满洲里、富拉尔基、扎兰屯、哈尔滨、长春由此发展起来，而青岛更是一步步成为今天山东最亮眼的城市。

当然，有得利者，也就有失意者。失意者包括周口，由于担心卢汉铁路带来兵灾和蚊虫，硬生生地让铁路绕道漯河。政府也不敢不同意，因为周口所辖的项城，便是袁世凯的老家。结果好心变坏事，日后的周口远不如漯河具有存在感。

更尴尬的还数镇江和扬州。尽管时隔没多久，扬州便意识到了铁路之于城市未来的意义，但是，接下来的几次尝试，却因为各种原因都失败了。这真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了这个店。很快，错失铁路的恶果便开始显现，那就是没有增量，存量同样也没保住（运河上的流量被日益分流）。到朱自清生活的年代，扬州人出门，都是选择去浦口车站，或者北上，或者坐沪宁铁路南下。自此，扬州江河日下。而近江傍海又有运河穿城而过，白娘子在这里兴过风作过浪，曾一度被誉为金码头的镇江，也同样丧失了与南京较高下的能力。

整个江西也同样悲催。此前，海运时代的到来，导致在内河时代中亮眼的江西备觉失落，但更给它一击的是，在粤汉铁路中它让湖南抢了先机，使得两广北上无须再经过江西，而是走湖南、湖北，由此，江西彻底地从全国交通要道沦为被干线包围的“内陆腹地”。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江西在华东六省一市中一直排名垫底的原因之所在。

不得不说，尽管很多人对此认识不足，但以铁路为代表的近现代交通体系，对传统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古城的衰落，新城的崛起，都在隆隆的火车轰鸣中变成沧海桑田。

此后的中国，显然意识到了铁路的重要性。很多城市纷纷加入铁路大合唱。新中国成立后，成渝铁路首先建成。它的出现，意味着西部铁路的空白被填补，与此同时，以前主要靠水路连通的两座城市，变得更加紧密了。西南局提出“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就地取材，以交通养活工业，以国营带动私营”，全面激活了重庆工业体系和成渝沿路经济。宝成铁路则紧随其后。在这期间，修建了四十多年的陇海铁路也全线建成。远在西部的兰州，终于能和东部沿海直接对话了。而身边的青海也不甘寂寞，赤膊上阵，也在1960年修通了自己的第一条“土铁路”——（西）宁大（通）铁路，这条铁路的铁轨、货车车厢、夹板和内燃机车（除引擎以外）都是当地自己制造。当然，更让青海扬名的是青藏铁路的修建。这条分两期建成（一期工程东起青海省西宁市，西至格尔木市；二期东起青海省格尔木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铁路，让青海一跃成为进藏的枢纽，而拉萨也自此和内地更加通达。

但更让我念念不忘的是京九铁路。它曾经承载了很多安徽人北上北京、南下深圳、广州外出打工的历史。因为这条铁路，安徽境内的阜阳脱颖而出。它在与商丘的争夺中，获得了大型编组站的机会。这次成功，证明了凡事都有可能。商丘作为陇海线和京九线的交会点，让所有的商丘百姓都相信，将编组站放在这里几乎是十拿九稳的。但编组站没有按预期选择商丘，而是落在了阜阳，成为商丘人的遗憾。而阜阳这个人口大市可以源源不断向外输送人力，也因此成就了自己的高光时刻。相反，商丘这个在北宋时期为南京应天府，曾是宋高宗赵构称帝之处，失去了这一机会。

但是，这样的成功，还是覆盖不了京九给安徽人造成的伤痕。看它的线路，和津浦铁路在徐州向西南拐向了安徽一样，它在安徽境内过了阜阳也拐向了湖北，从大别山区的麻城经过。一些安徽人不理解，曾经为此发出灵魂之问。在湖北省境内，麻城站成了京九铁路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火车站。贫穷的麻城也因此翻身成为交通导向型城市。与此同时，在粤汉铁路的线路争夺中惨败给湖南的江西，这次因为特殊原因，也得到了国家的垂青。

不得不说，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京九铁路线路争夺中合肥连带安庆惨败给湖北，让合肥在普铁时代国家规划的四纵四横线路中，全部完美避开。这带来的后果比较严重，身为安庆人的我，每年北上求学，从合肥站坐车很少有直达的列车，大多需要走蚌埠转车——这一度加剧了蚌埠对合肥的轻视。更重要的是，由于被边缘，省会不给力，也让全省错过黄金十年发展机遇，安庆更是萎靡不振。

好在高铁时代很快到来。它意味着新一轮的洗牌。这次面对身边对手的竞争，安徽开始寸土不让，拼命追赶。围绕着京九高铁，一度闹得风云跌宕。

湖北人自然期望“穿新鞋走老路”，但是今天的合肥也不是昨天的合肥，靠着科技和创新，经济规模在2020年首破万亿，跻身“万亿俱乐部”。

更重要的是，合肥修建了郑合、商合杭，以及合安九高铁，其中，郑合于2019年12月投入使用，商合杭也在2020年6月随着合湖段开通运营而全线贯通——它意味着河南、安徽、浙江三省实现高铁“无缝对接”，而合安九合安段也在2020年底试运行……不得不说，似乎就在大家疏忽的一瞬间，合肥就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高铁枢纽，甚至，当别人还在追求米字形高铁网络时，合肥已经朝着“时钟形”高铁网大步迈进了。

和安徽一起发力的还有江西。这个在普铁时代和安徽半斤八两的人口大省，也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迎头赶上。你很难想象，到2022年初，江西的高铁里程和安徽并驾齐驱，挤入全国前十，省会南昌已经成为沪昆、京港台两大干线高铁的交会点。而在2021年年底，随着赣深高铁的正式开通，江西正式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单高铁直达。

这些高铁的建设，意味着我不论从南北的京广，东边的江浙沪，还是西边的成渝，回到合肥基本上都能做到朝发夕至，甚至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像当年的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是夸张，而我们却将其变成了现实——就不能不感叹，中国用基建拉平了这个世界，让东西的隔阂不再犹如天堑，与此同时，产业转移、人才交流得以加速。而城市也因此在不断地涌现、新生，或者衰亡。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逆天改命，破解“胡焕庸线”的一个重要方式。

全球化和工业化下的潮涨潮落

五

记得多年前，曾有首歌这样唱：“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歌里还唱：“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不得不说，正是在国人不断地改造自然、重塑地理，中国城市从当年的“月朗星稀”，走向今天的“满天星斗”。

但是，在我看来，这中间其实还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变量，在时刻影响着中国城市的沉浮和发展进程：一就是全球化，从狭义上讲即为全国化；二就是工业化，与之相伴相随的则是市场化、城市化。

关于前者，我们需要重新留意前文所提到的“四合院”这个概念。尽管北有草原、大漠，东、南是大海，西边则是青藏高原……让中原王朝被围了起来，但它也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以及海洋文明的交汇点，在风自海上来之前，中国历史的分分合合、进进退退几乎都围绕着“15英寸等雨线”而展开。即使秦始皇修了长城，也挡不住来自北方民族的轮番骚扰。汉时有匈奴，唐时有突厥，中间的魏晋南北朝还出现过少数民族南下，到了宋朝，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更成了北方的一大患，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直到蒙古人的异军突起……事实上，就连修长城的秦朝，其前身也属于游牧民族，曾一度被视为周朝的养马奴，在昔日周人的留放之地——甘肃天水的大山中，靠着养马和那首我们今天还够耳熟能详的“秦风”，用六代人的持续努力为后来的中国打下统一的烙印！

这种南北的交流和对抗，也让一些城市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其中就有大同。

《史记·匈奴传》记载，自秦代开始，即在大同城西的十里河谷修建了武周塞，并“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但这个位于山西西北边陲的城市，给我最大的念想就是云冈石窟。它的开凿，是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而北魏显然不是三国时的曹魏，它们正是秦代以来所防备的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虽然皇帝都姓元，但这都是从北魏王朝第七任皇帝孝文帝拓跋宏改姓而来。毫无疑问，拓跋这个姓氏正是胡人——鲜卑族的标志。不过，在改姓的同时，拓跋宏还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评定士族门第，加强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制定官制朝仪……这些举措的背后是北魏的主动汉化，意味着落后的游牧文明，也在不断地向更先进的农业文明学习。

相比较拓跋宏，他的祖宗拓跋珪更是雄才大略。其北破贺兰部，南破独孤部，东破莫奚解如部，西破高车、回纥和柔然部，整合了身边大大小小的部落，最后，参合陂一仗大破后燕慕容宝……他也因此成为北魏的创始人。但是他干的最出人意料的一件事，就是放弃北魏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都城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而是在正式裁定国号一个月之后，便迁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此后，大同共历六帝七世97年，直到拓跋宏再次将国都迁到更南的洛阳。

之所以选择大同，一方面在于大同相对盛乐，更近中原。当时平城虽然不大，但可以作为北魏进取中原的重镇。迁都的目的也因此变得非常明确：步步为营，吞并天下。事实也证明，经过拓跋珪以及其后的拓跋嗣、拓跋焘祖孙三代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北魏在439年一统北方，与南方的刘宋王朝形成了对峙状态。

另一方面，则在于大同本身——在大同当地作家张梦章看来，其“山环采梁，水抱桑干，北控朔漠，南达并恒。广阔的大同盆地，地处桑干河流域，既适于游牧，更宜于农耕，很利于区域性经济的发展”，所以符合实力初起但依旧不足的北魏蓄精养锐。

正是北魏迁都，让大同不仅拥有了云冈石窟，还出现了内宫外苑、明堂辟雍、永宁寺等著名建筑，从而见证了儒、释、道结合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加上恒山悬空寺等遗迹，使得大同成为国务院确定的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当进退异位之后，北魏也同样需要防御北方柔然的侵略，所以，它还在大同的北边，东起赤城（今河北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的2000余里地带修筑了长城，并在沿边要地设立了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南）、抚冥（今武川东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县）等6个军镇，后增到9个。某种意义上，今天以国内规模最大的户外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而出名的这个小城，是在这种情形下走上舞台的。

与此同时，由于各个时期长城的修筑，让山西这个内有大山（太行山）纵横，外有黄河作为屏障的“表里山河”，更加铁板一块，进可攻，退可守。

缺口往往是从内部打开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六镇爆发了大起义。尽管失败，但北魏政权也因此土崩瓦解，分裂成东、西二魏，不久便被北齐、北周所取代。后来，六镇的余部南迁至关陇地带，最后形成新的利益群体——关陇贵族。

其中，敕勒族中贺拔氏的后代，镇守武川镇的贺拔尔逗的孙子贺拔岳，因作战勇敢，在尔朱荣手下，率三千武川子弟平定关陇，最终成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关陇贵族的前身和最核心的骨干。在东、西魏覆灭之后，北周、隋、唐的皇帝全部出自这个贵族圈。

这些掌控着国家命运的人的祖先曾经都住大同以及周边，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声称，中国是从大同走向了大唐。

除了大同，还有一座名城，也在南北交流中一度成了最亮的那颗星——它就是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南部的宁城。

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但它也有个很得意的称号，那就是辽国的中京。其时的辽有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林东镇）、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山西省大同市）以及中京大定府这五京。随着后晋石敬瑭向契丹人称儿皇帝，并割让幽云十六州，辽国的政治中心渐呈南移趋势。除了辽太宗于会同元年（938年）将幽州更名为南京析津府，并设立南、北两大王院，以幽都府为南院大王治所外，又于宋辽“澶渊之盟”之后，利用北宋每年所纳岁币，征集燕云地区汉族能工巧匠，加快了中京的修建进程。相比较上京，中京更接近当年汉人聚居区的幽燕，而且位于大兴安岭一带，水肥物美。中京在建城上，也一切向中原靠拢。有宋人来到中京，也认为中京和宋东京很相似，甚至连佛塔也都有一座——该佛塔就是今天的大明塔（原为大宁塔）。在辽兴宗之后，中京就基本取代了上京的实际国都的地位。

只是成也南北败也南北。谁也没想到，女真部族之间的关系破裂，导致女真立金，并和宋联手灭掉了辽国。尽管它的统治期很短，只有区区百余年，但是鼎盛时期，它的疆域非常广大，甚至对于确定后来中国北方的版图起到了奠基性作用。而往南，则扩至大散关至淮河一线，与南宋对峙。

也正因为疆域的南扩，为便于统治，金朝的统治中心相对南移，并兴建中都。它的建立，加上辽时期的南京析津府，可以看作是今天的北京地区开启作为全国封建统治中心，以及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并历元、明、清、民国而延续至今。

而朱棣的“天子守国门”，更坐实了北京的地位。相反，此时从中京变为“北京”的宁城，却因政治地位的失落，加上战争的破坏，自此泯然众人。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的相当时间内，南北之间的对抗和交流，主导了发展的主要脉络。但是，把中国放在世界这样一个大视野中，你也会发现中国即使身为“四合院”，但和世界并不是处于完全隔阂的状态。

除了漫长的海岸线，陆上其实还有好几扇窗口。这些窗口时开时合，既让本身也让更多的城市，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潮涨潮落。

六

公元前121年春，19岁的冠军侯霍去病手握着前辈张骞所提供的河西走廊地图，站在走廊东端的乌鞘岭，面对漫天大雪，壮志凌云。

此后，他连续发动了两次对匈作战，充分发挥其不拘古法、用兵灵活，善长途奔袭和大迂回、大穿插的特点，打得匈奴哭爹喊娘，并全线打通其控制的河西走廊。日后，他又宜将剩勇追穷寇，联手卫青发动漠北大战，“全歼匈奴主力之后，一路冲到被匈奴人视为圣地的狼居胥山，并率大军进行了祭天仪式”，“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多年后，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抒怀：“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不经意间，这个年轻将军所创造的“封狼居胥”，成了历史上诸多武将豪客毕生最高的追求。但天妒英才，23岁的他便因病去世。

然而，他的锐气、他的冒险，却将河西走廊纳入帝国的版图。武帝在此首设武威、酒泉两郡。公元前111年，又分置张掖、敦煌郡。此外，又“据两关”，即阳关和玉门关（此关随着自然环境变迁以及战略布局改变，曾有多处遗址）。在今天的甘肃地图上，由东至西分别为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一线排开，而阳关与玉门关与敦煌则成掎角之势。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又分天下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史称“十三部刺史”。河西四郡归属凉州刺史部，治所武威。

河西走廊，形如其名，窄长有如花园走廊，横贯在西北边陲，东西长约1100公里，南北最窄处只有数公里。因为位于黄河之西，所以称为河西走廊。走廊的两侧，是高山。南有祁连，北则有合黎、龙首等诸山脉。它的存在，隔开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也为中原王朝留出了一个难得的向西孔道。

我有时盯着这条孔道常常想，为什么中国新石器时代6000多年发展缓慢，在进入青铜时代就明显加速？为什么祭祀中以前常用的猪，到了商周时代，就普遍地改用“太牢”（牛、羊、猪）和“少牢”（羊和猪）啦？为什么三星堆就让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有了新的想象——不然，那种纵目铜人的面具又该如何解释？

很有可能就是，西方的文明通过这条孔道曾经一度进入过中华文明的核心区。所以，说中国人最终起源于东非，也未必没有可能。当然，中华文明也可以是独立起源，但早早就接受了外来文明的影响。也正是吸收了诸多外来的新物种、新技术，中华文明才向更高更复杂的纵深推进。

某种意义上，丝绸之路的开启，其实是向过去“致敬”。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代表国家出使西域，携带帝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和牛羊币帛等财物，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这一次，他和使团不再担心匈奴轻骑的威胁和骚扰。

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四大发明由此走向了世界，而西域的汗血宝马、葡萄、核桃、石榴、无花果、大蒜、葱乃至黄瓜，源源不断地被西域商人输入中原。包括影响玄奘至深的佛教。

多年后，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边塞这种紧张的对峙的表象下，交流依旧无处不在。出现在诗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琵琶”，无不都是来自西域。

河西走廊的打通，既奠定了中原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和开发的基础，也让中原帝国的声威远播西域内外，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帝国肌体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它让古老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对外开放”。中西文明通过河西走廊这一门户开始融会贯通。在汉之外，让中国人念念不忘的大唐，同样也得益于河西走廊在手，以及玄奘之后对西域的经营。而玄奘本人，也是通过河西走廊，走向了自己这辈子“宁可西行而死，绝不东归而生”的求经之路。

在这种交流当中，河西走廊成就了甘肃至今磨灭不了的巨大光荣。与此同时，作为汉唐时的首都，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自此进入世界城市的序列。

相反，唐朝之所以由盛转衰，除了安史之乱动摇了其执政基础，还在于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掐断了河西走廊，断绝了西域的外援。

同样，北宋之所以名声不如汉唐，也跟西夏崛起控制了河西走廊有关，这导致宋朝西北边防压力剧增，而丝绸之路更是不畅，最终阳关废弃，而玉门关同样也自此从史籍上销声匿迹，就连这个大宋，最终失去了蜗居中原的资格。

某种意义上，自朱元璋起，明清便相继修缮嘉峪关，正是吸取前人失败的教训——这个隶属于酒泉，由于位居河西走廊的咽喉部位，成了帝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经营重心。因了这个嘉峪关，今天甘肃河西，遂又多了一个嘉峪关市。

不过，也正因为统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南移，海洋这个广阔的天地终于被逐渐发现。

尽管今天宁波的前身就有“鄮”（mào）县（光绪《鄞县志》引《十道四蕃志》说：“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海人指海上的渔民，也指海外的异族），与此同时，东汉时的中国开辟过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出海和从广东经南海到印度、斯里兰卡的两条海上航道，但限于各自的需求，以及中国南方经济尚未发展起来，海洋的地位依旧没有陆地显眼。直到唐朝之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

由于热爱经商（参考前文所说两河流域），又居于东西文明之中，阿拉伯商人将触觉伸向了东方。公元10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和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由巴士拉与希拉经海路驶进中国的广州港。这条航线最终取代了陆上的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新通道。唐朝也因此在广州设官职市舶使，主理海外贸易，接待来到中国经商的波斯人和大食人。到了南北朝之后，这种海外贸易更加兴旺。宋朝所设市舶司，除了广州之外，还有杭州、明州（今属浙江宁波）、泉州，以及密州（今属青岛胶州）。

尤其是泉州，在宋元更是成为福建的实力和形象担当。今天，你还能在泉州见到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清净寺。虽然建筑已经不完整，但外墙、石柱等主体保存得很好。当你进入它的内部，在感受它的神圣庄严的同时，也能感受古代泉州城的繁荣和强大的文化包容性。

这种时代宠儿的地位，在明帝国进入中期之后更是被加固。由于奥斯曼帝国崛起，并于1453年5月攻入大名鼎鼎的拜占庭（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正式宣告灭亡，同时欧亚重要商路之一——“东地中海—小亚细亚—叙利亚—两河流域—中亚—东方”商路被完全控制在奥斯曼帝国之手。从此，东方运抵欧洲的商品，不仅数量少，而且价格贵。

某种意义上，这也成了麦哲伦、哥伦布航海大发现的客观原因。海上势力增长的它们，希望通过海洋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路径。

如果中国能一直保持这种交流的态势，中国沿海城市无须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改革开放才能集体崛起。可惜的是，或因动乱，或因保守，这些窗户并不能时时打开，到了清朝，甚至因“闭关锁国”，几乎被彻底地关上了。

在民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眼中，19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方国家没有邦交。西方国家没有派遣驻华使节，中国也没有派大使到外国去”。

其中的缘故很复杂，但也不外乎这几点，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不方便；中国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方人的产品。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当时的中国不承认各国平等。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可自拔。（《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闽、浙、江三海关很长时间被关闭，而广州再次因为远离中央政权、对中央政权造不成威胁，而被特许为唯一开放的口岸。这将广州的外贸推向了鼎盛期，也使得广州开始形成以外贸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今天的广州能和北京、上海一起并称“北上广”，无疑得益于这种“排他性”的特许政策。尽管这种政策是落后的体现，但它却因此一飞冲天。这就不能不叫人对此感慨良久了。

只是，这样的“好运”也不会留给广州太久。因为中国面临的西方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了。正如蒋廷黻所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西方国家不肯给清政府平等待遇。”

七

2021年11月初，我意外地在成都武侯区一家类似于考文垂汽车博物馆的“三和老爷车博物馆”中，看到了南怀仁先生某件“作品”的实物仿制品。

这件作品正是他在1672年制作的蒸汽动力模型。它看上去很简朴，像概念车，也有点像今天孩子的玩具——用他发表在德国《欧洲天文》上的自叙就是：“曾用轻木制成一四轮小车，长二尺，且极易转动。在车之中部，设一火炉，炉内满装以燃烧之煤，炉上则置一汽锅，在后轮之轴上，固定一青铜之齿轮。其齿横出，与轴平行，此齿轮与另一立轴上之小齿相衔接。故当立轴转动时，车即被推而前进。”

在几百年前就有人想办法用蒸汽来取代人力、畜力来推动交通的转型，就不免让人感到由衷的敬佩，“这在蒸汽动力史上，特别是中国机械史上，是一次不寻常的尝试”。（《十七世纪南怀仁在中国所做蒸汽动力试验之探讨》，张柏春，中国科学院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流体力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可惜的是南怀仁并不是中国人。他其实是比利时籍的传教士，1641年入耶稣会，1656年离开意大利的热拉亚，1658年抵达澳门，1660年奉诏进北京参加修历。在康熙朝当过钦天监监正，是康熙的老师。

相比较日后的乾隆、道光、咸丰等人，康熙虽然是老祖宗，但得益于洋老师的影响，他对自然科学比后世的不肖子孙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曾连续两年专心致志地学习西学，但因战争打断了学习的进程。只是，这一断，整个清朝都没能续上，到了清末，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了“奇技淫巧”。

无疑，正是这些“奇技淫巧”，在掀起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同时，也急速地拉开了中西方的距离。今天，很多中国人都在反思，为什么早早就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我们，就没有率先进入工业革命？常见的理由是，中国长期稳定在农业定居文明上，而农业，是最难大规模工业化的。毕竟决定农业生产上限的，是农作物的品种、耕作水平，最重要的是，土地面积。“所以，中国古代不会花工夫去用机械替代人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水利工程、新品种培育和开疆拓土上。因为前两者可以提升亩产量，后者可以提升耕地数量。”（《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智深油炸慧根，知乎）更要命的是，来自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层出不穷的战乱，让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而内需更是长期维持在较低的层面，所以也很难形成大规模工业化。与此同时，封建专制思想的禁锢，让大多中国人一辈子不是谋生，就是皓首穷经。

相反，西方迎来了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让资产阶级崇尚的自由还有冒险思想得到抒发，加上奥斯曼帝国阻隔的原因，新航路因此开辟，与此同时，世界商路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而这带来的则是，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它也意味着扩大生产的需求。到最后就可以这样说：“16世纪以后欧洲经济现代化（实际上也是世界经济现代化）是从市场化起步到工业化，然后市场化与工业化互相促进的过程。”（《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赵德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所以，工商业发达，又处于大西洋航运中心线上的英国开始发力。

当我们止步不前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因为工业革命早已天翻地覆。等到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用强硬的态度，表明中国的不屈意志，但这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

力量悬殊的较量，最终带来了两个重要影响。首先是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急切需要扩大市场，以倾销它们的产品，广州的一口通商已经满足不了它们的需求。所以，在它们的武力胁迫之下，以前像被加了一把锁的沿海城市，逐次被打开。随之，西风美雨一拥而进。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再看五口通商，得承认这是耻辱，但也得承认，开埠之前的上海，洋人嫌弃其县城内街道狭小，卫生情况也不好，所以请求在城外划一块地作为外国人居留地。这也是上海租界的起源。然而，几十年过后，上海已经快速成长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在电影《八佰》中，苏州河将南北岸隔出了不同的天地，北边炮火连天，与四行仓库隔河只有十几米远的南岸，却是别样天地。

更引人注目的还有福州。虽然这一时期的福建，地处九龙江出海口，港阔水深，避风条件好，曾作为海防重地开始引起重视的厦门，已经取代泉州，成为一哥，但是福州却靠着和盛产茶叶的武夷山有水相通的优势，也被西方列强相中。这让一个福建竟拥有了两个通商口岸。

不过，即使有上海、福州这样的城市，沿海还是满足不了西方列强的胃口。日后，它们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由沿海而腹地。1661年，汉口开埠；1890年，重庆开埠。列强的手可谓伸得越来越长。

但不管如何，正是在八面来风之中，包括汉口、重庆在内的城市，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性城市向开放性的国际性城市迈进。在开埠的第一年，重庆就建起了四川第一家民营新式工厂——森昌泰火柴厂。

与此同时，随着沿海城市面对世界的一轮又一轮的交流，让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深度依赖的东南沿海—太平洋—外部海洋通道，也因此初具雏形。

如果说，前者的工业化让我们被动裹入全球化的潮流，那么，全球化的洗礼，也让我们逐渐体悟工业化——某种意义上，西方势力的入侵，虽然目的是想掠夺资源，以及把中国培养成优秀的“接盘侠”，但是毫无疑问也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前沿科技。

所以，从师夷长技以制夷，习洋枪，学西法，修船搞铁路，到《马关条约》签订后，来自民间张謇发展棉纺织业和冶铁工业（即“棉铁主义”）的呼声，无不反映了中国人救亡图存，以及放下架子向西方学习的心态。

在兄弟何丹所著的《中国基本盘》一书中，曾用三个“庚子年”来划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过程。第一个庚子年，1840年，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开启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未有”，变在文明轮替。

1900年，此次大变，变在国运触底，中国的知识精英主动投身于工业文明浪潮。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时在上海扩建江南制造局；张之洞督鄂时在武汉除了修卢汉铁路，还建兵工厂，开布、纱、丝、麻四局；而他的好伙伴——南通张謇，身为晚清状元，也毅然抛弃了官员的顶戴，躬身入局，在老家的乡间农田里，创办了大生纱厂。《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从中可见张謇儒家知识分子的底色犹在，但工业实业家的自觉已生。这是新时代开启的预言。日后的张謇，以“大”为情怀，创办的企业中有不少以“大”为名，如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大聪电话、大生南仓库、大储一栈等。加上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最终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更可贵的是，在办实业之余，张謇还搞教育，辟垦牧，兴水利，筑交通，开医院……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努力，让这个多年来为海水所淹，直到南北朝时期，今市区一带才逐渐涨沙成洲（胡逗洲），后为扬州小弟的偏远小城，被改造和重建。一跃成为全国先进的城市，也是“近代第一城”。

更重要的是，张謇的以身作则，让中国很多士人认识到，经商不可耻，无须再局限于科举一途。“各地的监生、举人有感于地方贫瘠，纷纷办厂自强。当时临近滨海的川沙县便有读书人设了花米行、机器轧棉厂等。”

而一些实业家更是为此所激励，“1921年，无锡的实业家荣德生到南通参观，深为触动，一个南通，因为有张謇这样的人物，就取得这样的成绩，他认为自己不过一介平民，不敢谋国，也愿从家乡做起。后来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也在1922年去南通拜会张謇，对他创造实业的精神深为感佩，此后他建设重庆北碚，亦可说是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张謇：状元“下海”》，庄秋水，《看历史》2018年第2期）

可以说，“张謇和此后的民族实业家们的行为，一言以蔽之，属主权沦丧背景下的个体奋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中饱含的救亡不屈之心，鼓舞此后百年无数国人踏上自主发展工业之路。而他们命运中的悲剧性，又让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的重要性，在此后60年时刻萦绕在中国人民心中”。（《中国基本盘》，何丹、徐鑫，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然后促使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把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幸运的是，第三个庚子年，是中国人民站起来迎接的第一个庚子年。如果说，此前的中国工业化还是建立在西方列强势力所染指之地，或者为开放所辐射之地，那么，随着新中国成立并将工业化视为立国之本，它犹如星星之火，“燎燃”全国。

八

1958—1960年，在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中，杭州提出了“奋斗三年”，把杭州建设成“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的工业城市”的号召。

今天，当你漫步在西湖周边时，很难想象杭州当年曾布局过众多的工业板块，像武林门电子工业区、北大桥化学工业区、半山重工业区。

同样，当我穿过成都的东郊时，如果不是二环高架那座刃具立交的提醒，也很难相信，这个不足40平方公里的地方，也曾经历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那段岁月里，这里曾涌现过知名的四厂（锦江电机厂、宏明无线电器材厂、新兴仪器厂、红光电子管厂）以及两校（电子科技大学、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日后，又有成都量具刃具厂纷纷加入。刃具立交的得名大概因此而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东郊不足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169家，从业人员达15.3万人。无缝钢管产量居全国第一、电缆产量居全国第一、光学玻璃产量占全国的60%。

事实上，成都和杭州都是以休闲城市著称，前者给人的印象是锦里、宽窄巷子，后者给人的印象是西湖和西溪。如果不翻阅历史，谁都想象不到它们竟然还有这样一副面目。

让人意外的还有重庆，还有上海，虽然身为今天的网红城市，但给它们冠以工业城市的帽子，丝毫没有脱离实情。

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到，前者在1949年，工业生产总值只有4.69亿元，到了2008年，却达到6538亿元。工业占全市GDP的比重由1949年的18%提高到2008年的40%。后者则更加夸张，1952年，它的工业总产值为68亿元，占全国19.5%。到了2020年，上海更是实现工业总产值3.7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9657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25%……毫无疑问，在这些令人惊异的数据背后，是中国工业化的推波助澜。

选择它们作为工业化的落脚城市，和意识形态有关。《人民日报》曾在1949年刊发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提出：“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集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有些城市，早也有着现代化的工业（像天津），但仍具有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乡村。我们进入大城市后，绝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其次，也和这些城市本身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有关系。作为在旧中国一度被西方势力染指的城市，重庆、上海、杭州以及青岛等城市，早早地进入了工业化的进程。选择它们发展工业化，自然是事半功倍。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东北之所以成为共和国的长子的根本原因。靠近苏联，加上日本在侵华时期的经营，让东北有着全中国最发达的工业体系，所谓“得东北者，得天下”。

此外，也和当时的内外形势有关。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劣。台湾的“蒋政权”正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陆；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一直都非常仇视新中国政权，加上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发生战争。为了防备打仗，应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新中国自1964年开启了自己的大三线建设，决定“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这也是成都和重庆被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当年的农耕时代，“15英寸等雨线”孕育出了一些国防城市，现在的工业时代，又因国防的原因，影响了很多城市的发育和生长。成都开始由消费型城市转变为具有现代工业体系，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特色比较明显，以电子工业、机电等为代表的城市。与此同时，川内也冒出了几朵金花，比如说绵阳的电子、德阳的重工、宜宾的化工，以及攀枝花的钢铁……尤其是德阳，本来是成都绵阳间籍籍无名的农耕小城，就因为第二重型机械厂、东方电机厂和东方汽轮机厂的迁入发展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鲁尔区”。它和绵阳的存在，也让成都都市圈充满着想象空间。

和它们同气连枝的，还有十堰、柳州。前者是汽车拉出来的城市。二汽的建厂，让鄂西北诞生了一个汽车城。想当初，骄傲的武汉曾经一度想留下二汽，但最终山沟沟“战胜”了大都市。后者现今也是以汽车闻名，不过其最初是以大工业而成长，拥有柳州钢铁厂、柳州热电厂、柳州联合机械厂、柳州化工厂、柳州动力机械厂等多个重工业企业，其中，真正让它扬名世界的是1958年从上海迁来的华东钢铁建筑厂。为了响应中央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该厂一半被搬迁到广西柳州成立了“柳州建筑机械制造厂”，也就是今天的柳工集团。

不过，和修铁路有得利者也有失意者一样，工业化同样也会产生各种“弃儿”。正是为了支持洛阳市的工业建设，洛阳县这个千年古县，在1955年11月撤销建制，所辖之地分割给洛阳市，以及偃师县、孟津县、宜阳县。

无疑，相比较农耕文明的缓慢进化，工业化也让中国城市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不仅自内而外改变了城市的气质，也改变或加速了它们生长的节奏。这种节奏的改变，不仅体现在工业化的内涵上，还体现在它的外延上。

一是工业化需要人口。虽然工业化听起来是造机器用机器，但造机器和用机器，未来不知道是怎样，但现在肯定还是需要人来实现。不管是在美苏，还是德日，或者任何的工业社会里，工业人口数量尤其是优秀的工业人才，不仅直接决定了工业经济的规模，也决定了工业体系的复杂程度，或者说先进程度。所以，只要是工业化发达的地方，肯定是人口集中的地方。这便打破了当年的城乡隔阂，像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就更不可能存在了。随着城乡交流的提速，各种附加在人身上的限制也会被逐渐取消。与此同时，随着人的集中，城市化也因此加速。

二是工业化需要内需和市场。机器化、规模化生产提升了生产效率，会制造出更多的工业化产品。所以需要有好的内需和市场。没有内需，产品消化不了，只能卖给别人，或者像当年英国人那样通过战争来倾销。同样，没有好的市场，同样也没有办法满足国人的内需，最后还是只能卖给别人。所以，当这个国家一旦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就意味着它必须要让人民富裕起来以扩大内需，然后通过改善市场来满足人民日益提升的消费能力。

某种意义上，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是从流通领域即市场化开始，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工业化），然后市场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的过程，“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离开市场化基础搞工业化、现代化，后来又回到以市场化为基础搞工业化”。（《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赵德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和工业化需要人口一样，它们最终会推动这个国家走向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以温州、义乌、苏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开始兴起。

三是工业化需要资源。在农耕时代，资源都是和开门七件事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产盐的盐城卖盐的扬州、产茶的武夷山卖茶的福州，以及出产丝绸的成都平原、杭嘉湖平原，再加上成为四大米市的九江、无锡、芜湖、长沙……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但是到了机器化大生产时代，资源是石油，是煤炭，是铜、铁等各种矿产。这让很多拥有相关资源的城市也开始出人头地，或者触底反弹。

比如说大庆，因为大庆油田的发现，让中国一举摘掉了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结束了“贫油国”的历史。与此同时，也正因为大庆油田，才有了大庆这个城市。和大庆的命运相类似的，还有1956年建市的安徽铜陵，以及甘肃白银。它们都是以当地的矿产资源命名，可以看出，它们都是因矿得名、以矿而兴。

也就在铜陵、白银设市的前一年，玉门设市。但是比起前两者，玉门并不年轻。在历史书中，它是唐诗中的遥远边关。虽然随着海洋兴起而逐渐消失在主流视野，然而，拥有石油资源的它，在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再次被发现。在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口油井，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石化基地，甚至铁人王进喜正是从这里出发走向了大庆。

和玉门命运相类似的，则是大同。这个北魏的都城，走出过影响日后大唐的关陇贵族。虽然中道没落，但是煤炭的发现，让大同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优质动力煤供应基地，牢牢抓住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机遇。它的命运其实也是整个山西的命运。

四是工业化需要技术，需要外部的市场。毕竟，从一穷二白起步的中国工业，不仅仅需要王进喜的铁人精神，也需要老师。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从现代化的角度曾将后发优势理论具体化，其中就包括：后发者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和资本方面，先发国家可以对后发国提供帮助。

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再次改革开放，必须再次打开自己的国门。这也便有了1984年中国相继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外加一个海南岛。此后开放的层次更深，力度更大。2001年，我们更是成功地加入了世贸组织。

也正是借助于外向型经济，今天的苏州变成了“苏大强”。而它下辖的昆山、太仓更是做成了百强县的前几名。其中，我们不太熟悉的太仓，自1993年成为大众供应商之一——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弹簧生产企业克恩-里伯斯的“落脚点”之后，包括轴承巨头舍佛勒集团、电气连接件全球市场的隐形冠军菲尼克斯、世界领先的热成型包装机制造公司莫迪维克、聚氨酯材料科技公司睿普等德国企业蜂拥而至，“随着太仓投融资环境、产业链日趋完整，外资企业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十年前，落户太仓的德企，资金、技术、团队都是从德国打包到中国，而现在，一些德企‘轻装上阵’，带着技术团队就来了”。（《这个中国三线小城，凭什么被德国大企业集体仰仗？》，周瑞华，华商韬略2021年11月2日）今天，太仓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德企之乡”。甚至，太仓在德国的知名度，比在中国高。

当我们环视中国，看到上海、青岛、广州、天津多年来位居全国城市排行前列，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更是成为中国发展的引擎，便感叹改革开放是一个无比英明的决策。这一决策，不仅让工业化和全球化再次合流，而且重塑国人对开放的视野和认知。

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化需要竞合。如果说早期的工业化，还因为资源短缺、人力短缺、技术短缺，各地还处于互相“单挑”的状态，而关系也近似割裂，但是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以及马太效应下的强者恒强，一方面让大城市通过不断虹吸，成为最耀眼的中心城市，但另一方面，产业链的拓展和延伸让大城市想消化所有红利也变得有心无力，所以需要一个好汉三个帮。加上为避免同质化竞争，“组团”出击正逐渐成为主流。这也是长三角、珠三角一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热搜的重要原因。“十三五”规划纲要更是指出：“建立健全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实现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同时强调“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在这样一种你帮我、我拉你，中心城市做大做强，而外围城市也不断接受中心城市产业外溢，并分工协同中，可以预见且已正成为事实的是，一种有别于过往的全新的城市格局和生态——明月高悬，而群星拱月，正在逐渐生成，并轰然若出——它们在共同照亮中国大地，并在推动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的同时，也通过多区驱动，重新让时间的钟摆摆回东方——今天的中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只是，当我们感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新的问题，早已马不停蹄地降临。

后工业化的困境及逆全球化下的出路

九

20世纪前半叶，依旧是属于“美国梦”的时代。只是，底特律的“美国梦”，却开始变得稀碎。

这里，曾拥有美国汽车三巨头GM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总部——通用在市中心，福特诞生于此，后来虽然迁到迪尔伯恩，但也离底特律仅仅10公里，相当于底特律的郊区。克莱斯勒虽然远一点，在距离底特律西北40公里处的奥本山，但也属于底特律大都会区——这也让底特律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汽车城，而且因为汽车工业，底特律一度高楼林立，被誉为世界摩天大楼故乡之一。

站在底特律河上眺望，沿途的工业运输船和远处的摩天大楼群落不时映入眼帘。

然而，今天的底特律，死气沉沉，破败不堪，如果不是贝勒维大街上的那座全世界最大的废弃工厂，你根本都想不到这个世界曾经有这么一款豪车品牌：帕卡德（Packard Plant）。就连人口，也从巅峰之前的185万，被腰斩成了67万。而且人口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前白人曾一度占比超过80%。而今天，白人成了少数人种，黑人占了80%。

在这样一个面目全非的城市，也只有市中心中央商务区的文艺复兴中心（通用总部），由于设计比较超前，还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的风光。

有人一定会问：“谁偷走了底特律的繁荣？”“这个问题，在打着‘让美国再次强大’旗号的特朗普眼里，也可以换成‘谁偷走了美国的繁荣’。”这个美国前总统的答案是，“中国偷走了美国的繁荣”，“引申一下，即全球化偷走了美国的繁荣”。（《底特律：美国困境的大缩影》，格隆汇·那思达，港股那点事，2019年5月26日）

如果没有全球化，也就没有全球化下的中国工业的发展，从而也就意味着，停留在工业化低端的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消化者，而不是一个主要生产者。这样一来，对美国就丝毫构成不了威胁。美国依旧可以像晚清向中国倾销商品那样，继续向中国倾销自己的汽车以及其他各种产品。要知道，中国地博人多，可以继续支撑它的“美国梦”。但现在不行了，中国人能造汽车了，不仅可以供应自己，还出海跟美国抢市场。所以，特朗普埋怨全球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我从中还听出另外一种弦外之音，那就是特朗普未必讨厌全球化，他只是讨厌多极的全球化，相反，他会喜欢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全球化。

事实上，底特律的衰落，除了全球化下的竞争之外，还有各种矛盾的作用。1967年发生在底特律的一次种族冲突事件，重创了底特律。黑人虽然最终成了这一块土地的主宰，但掌握技术的白人的离开，导致工业开始萎靡不振。但更要命的是，它本身经济结构单一。尽管汽车工业一度让底特律成为万众所向的焦点，但是，建立在钢铁、石油之上的汽车工业，既重而且还容易引发污染。底特律的天一度变得灰白，像脏抹布一样。水也有毒，“据说从底特律的河里装瓶水，就可以当作涂料稀释剂去卖”。直到75年后，人们才再次看到有河狸在底特律河里筑巢，“而与此同时，底特律的三大支柱企业，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克莱斯勒汽车先后宣布破产”。（《底特律：美国困境的大缩影》，格隆汇·那思达，港股那点事，2019年5月26日）不得不说，重工业导致的污染成为生态的杀手，而结构单一又让污染无法得到根治。它和种族矛盾一起，让底特律陷入了某种看不清楚前途的恶性循环当中，最后除了打架斗殴就是凶杀强奸，没有什么光明。

到了2013年7月18日，底特律这座“汽车之城”正式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与此同时，也成了国际上知名的“反面典型”。甚至，它还给远隔重洋的中国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2019年，为了创作新作《大国出行》，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走过的城市除了北上广，北至大庆，南至柳州，东到杭州、台州，西到重庆、成都，中间还再加上武汉、襄阳，当然还包括被汽车拉出来的十堰，以及与底特律一东一西，处于相近的纬度上（都在北纬42°~43°），几乎互为镜像的长春。

它们似乎都在避之不及，但又抑制不住地讨论：谁将成为下一个底特律？

这些城市无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都曾热烈地追逐过汽车产业这颗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它们或得益于自身的工业体系，或因缘际会，而进入这个产业，相应地，国家政策的保护，再加上急速扩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推动了民族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给这些布局相关产业的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荣光。

它们曾经都希望，在自己的前缀上都挂上一个“中国底特律”的帽子，就如同中国的“华尔街”、中国的“比尔·盖茨”一样，装的是荣耀和满足。但是，底特律的遭遇无疑给它们敲响了一记沉重的警钟——成为底特律未必是一件好事。相反，“谁会成为下一个底特律”，已经不是一个阴影，而是成为一个现实的沉重话题。

十堰似乎就被钉上了“黑名单”。当年它因为国防建设而幸运地成为二汽的落脚地，但是随着冷战终结，世界进入相对和平时期，十堰在国防的意义上开始冷却，相反，窝在山沟沟里的交通不便，手脚受限，以及远离市场的缺点，更加凸显出来。所以，二汽想要外出求生，比如说去临近的襄樊建设基地，甚至还想着迁址，甚至打算直接跳到经济最发达、市场更前沿的珠三角地区。这让十堰的天几乎都塌了下来，要知道，作为十堰最大的企业，二汽的工业产值在当年占十堰市总产值的57%；它还是十堰最大的纳税户，每年上缴的税收占十堰市财政收入的50%左右——经济单一让十堰及其汽车产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最后，经过省市各级争取，最终湖北还是决定，肉要烂在自己的锅内。二汽迁都到武汉，武汉同意把二汽增加的地方税收通过湖北省的财政转移支付给十堰，与此同时，还给十堰留下了商用车项目和零部件事业部。这多少给十堰续上了一口气。

和十堰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围绕着一汽打转，让汽车产业成为自己的绝对支柱产业的长春，面对底特律的衰落，也抑制不住地倒吸一口凉气。

即使身为省会，无人可以和自己争夺一汽，但是一旦遇到社会的消费能力降低，或者汽车产业本身出现问题——比如说体制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产品策略失误，面对市场和竞争反应迟缓——那以前的优势，就会变成勒在自己脖子上的绳子。所以，2013年11月12日，距离底特律破产刚过去没几个月，长春市政协便召开了底特律问题研讨会。“长春作为以汽车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很有必要对底特律破产的原因及教训作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长春日报》对此报道说。

事实也证明了长春的担心不是没有根由，2015年1—11月，此前一年还实现了6.7%的增长的工业总产值，一下子下降了11.5%，把以前赔干净了不说，还得倒贴。

某种意义上，长春的遭遇，其实是整个东三省的遭遇。2015年的东北，除了长春的工业生产值陡降之外，“包括哈尔滨、沈阳、松原在内的整个东北都在急速下坠，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吉林、黑龙江、辽宁的GDP增速分别为6.5%、5.7%、3%，远低于全国平均增速，这不禁让人发出了‘救救东北’的呼声”。（《大国出行》，王千马、何丹，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

背后的原因其实也如出一辙，以重工为主、经济结构比较单一的东北，船重难掉头，导致其应对国内外冲击的抵抗力极弱，一旦遇到大宗产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便容易惊慌失措，加上国企改制遭遇困难等方面的原因，所以东北经济整体低迷，而经济不好，又容易流失人口——“七普”的调查结果便显示东北地区人口10年减少1101万人，其中黑龙江省减少了646万人，是东三省流失人口最多的省份，人口流失又进一步导致东三省工业萎靡不振，最后形成了恶性循环。

站在这后工业化的困境上，感受着全球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热战与冷战的交替的折磨，没有人不忧心忡忡。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固然给我们带来了快感，但也让我们忽视了自然的反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奋力挣扎，还是直接躺平？难道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原是一种错误的开始吗？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也就在底特律开始陷入痛苦不堪的境地之际，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在1947年研制成功了晶体管，从此，开启了晶体管取代电子管的时代。

让人更兴奋的是，从贝尔实验室走出来的“八叛将”之一的诺伊斯，与在德州仪器工作的基尔比又于1959年双双发明了第一块集成电路——虽然基尔比提交的发明专利相对较早，但用的是锗材料集成电路，而诺伊斯则用的是日后普遍使用的硅材料集成电路，这也让后人为谁到底是第一争论不休，但不管如何，集成电路的诞生，奠定了现代微电子技术的基础，信息化时代也因此到来。与此同时，正是硅元素的使用，让他们所处的旧金山湾区南部的圣克拉拉谷，成为今天闻名世界的“硅谷”。

不得不说，正是得益于这一信息化时代的开辟，让笨重的汽车开始走向智能、走向网联，从一个死胡同，走向更广阔的天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多年后，看准东西方汽车产业转移趋势而加入造车浪潮的李书福，又一次信心百倍地指出：“汽车已诞生超过百年，底特律所代表的传统汽车工业正在走向破产，硅谷所代表的新型汽车工业正在崛起。在科技浪潮的推动下，汽车将浴火重生。”

但显然，科技浪潮的崛起，改变的并不只是汽车产业。它带来的是一场重大的信息时代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上继以蒸汽机革命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气化（家用电器的产生和飞机、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下启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也就是以智能化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它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正是利用大力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建立了在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等方面的优势，让它在底特律成为包袱，而全球化不断让其制造业空心化（基础工业缺失、技术人才匮乏）的当下，依旧维持了世界大国的体面。

对中国来说，前两次工业革命显然跟自己无关。我们只能利用后发优势来赢得生存，但幸运的是，我们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巴，更幸运的是，和西方各国一同站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

正如普铁时代改变了很多城市的生存，高铁时代又轻松地洗牌。抓住机遇弯道超车、变道超车，重塑产业，一举从制造大国蜕变成制造强国，从而实现民族复兴，成了我们并非不可触摸的想象空间。

此时，一场不见硝烟的大战，才刚刚拉开序幕。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舒展开来又卷缩回去，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十

21世纪到了第二个十年，北京似乎还是老样子，不断地摊着大饼在向外扩。依旧是不断有人涌进来打工讨生活。但事实上，北京已经不是那个北京。

2017年，在国务院被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北京明确地表示，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一眼就能看出，这里面已经没有了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等常见表述。一言以蔽之，北京正在努力淡化经济功能，与此同时，科创的分量逐渐在提升。

也同样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了《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十个高精尖产业的指导意见》，选取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医疗健康、智能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智能汽车、新材料、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以及科技服务业等10个产业作为重点高精尖产业打造。

作为共和国的首都，这些年，北京在发展工业化、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上身先士卒，勇于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口增多，城市规模扩大，首都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生活舒适度。更重要的是，工业化的烟囱，让这个城市深受污染的侵蚀。每到冬天，就是这个城市渡劫的时光。曾经有一度，整个中国都在谈论是否要迁都的话题。自从朱棣“天子守国门”，坐实了北京的荣光，虽然民国期间曾不敌南京，但它依旧是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圣地。现在要是一迁了之，争的人要打破头不说，对北京的这份情怀谁又能舍得下？再说，北京失去首都位置，它的未来又会如何发展？

不得不说，信息化时代的降临，给了北京一个转型升级的机遇，也让未来变得豁然开朗。北京可以不需要天天将发展经济挂在嘴上了，甚至可以让首钢这样的，在传统工业时代就意味着GDP的大型钢铁厂给迁走——因为科创不仅能带来新动能，更重要的是，它绿色、环保，而且具有高质量，正可以破解传统工业给北京造成的困局。今天的北京，虽然不提经济中心，但科创就是最大的经济，也是最大的政治。

和北京共享“北上广深”称誉的另三座城市——上海、广州、深圳，也无不如此。如果不说，很多人也许不会意识到，这个在洋务运动中诞生了江南制造局，在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也冒出了上海牌手表、永久或凤凰自行车、红灯牌收音机、蝴蝶牌缝纫机等“三转一响”的上海，现在的看家本领是大飞机，还有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2018年，上海首次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基础上，合并进了“科创中心”，作为自己需要深化的核心功能。此后，“五个中心”成了上海将自己打造成“卓越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支撑。

2021年9月，上海又发布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规划中提出，未来15年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全面升级的关键跃升期，这一时期科技发展要为2035年上海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人民城市，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引领城市提供强大支撑。

和上海异曲同工的是，在《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将“科技创新”放在了显著位置。根据这个规划纲要，广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强市。以“一区三城”为主阵地打造科技创新轴，加强“1+1+4+4+N”战略创新平台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也就在2021年7月，广州正式实施《广州市科技创新条例》。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广州科创领域首个全局性新政策，《广州市科技创新条例》有很多亮眼的规定，比如新增免责条款，营造宽松创新环境，对科技计划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已尽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完成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成果转化中已尽责但未达预期效果或发生损失的；科技管理人员推进科技创新工作中出现失误或偏差的，符合一定条件可以免责。这无疑让科创人员能放开手脚。此外，还立法赋予科技成果完成人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明确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支持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领域，体现了广州将产业、科研“两手抓”“两头硬”的发展思路……

而深圳同样在“十四五”规划中，也密集布局第三代半导体、集成电路、智能芯片。一把手担任集成电路的链长，相关市领导担任5G、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的链长，全面梳理各重点产业链在共性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上的“卡”点，聚焦底层基础技术、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医疗器械、生物育种等重点领域，系统实施重点技术攻关项目，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这让人不禁大为叹赏，此乃大智慧的决策，这才是把钱真正用在了刀刃上，北上广深能做好这些，不仅可以确保中国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抢占有利的位置，与此同时，也能继续捍卫自己的城市排名。

此外，城市之中的某些位置也能脱颖而出，成为新兴的城市地标，比如说北京的亦庄，上海的张江、临港，以及广州的南沙、深圳的坪山。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坪山是远离深圳主城区的存在，但作为比亚迪的“主场”，以及第三代半导体（集成电路）未来产业集聚区、坪山半导体产业园、青铜剑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基地……坪山已经成为深圳的未来。

相比较常年来作为中国经济“排头兵”的北上广深，也许，合肥的崛起，更能印证科创对于一个城市的价值。

这曾经是毫无存在感的省会城市，连普铁时代的京九铁路都绕着它走，但是，从扶持京东方开始，合肥就在科创产业上砸下了无数真金白银，最终从一穷二白中守得云开见月明，实现头部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的演进。今天的合肥，除确立了“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战略定位，还构建了“芯屏汽合”“集终生智”的产业体系——最终为这个产业体系完成闭环的是2020年，合肥大手笔投资新能源汽车蔚来——想象一下，在传统工业汽车时代并没有太大话语权的合肥，会不会因此成为新时代的扛把子？

在我和何丹的沟通中，这个毕业于武汉高校的青年才俊，也抑制不住对合肥的赞美。在他看来，合肥既是中国家电产业基地，又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成为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加上高铁网络的建设，它的未来不可限量。

今天，中国的很多城市也紧盯科创产业。济南便是其中之一。作为经济大省山东的省会，它当年曾创造无数个“第一”“纪录”，如第一台马达车床、第一批小鸭牌波轮式单桶洗衣机、第一台小型机服务器……但是，和长春它们一样，传统工业过重、过单一，导致这些年来济南不进反退，存在感越发低迷，不要说竞争不过省内的青岛，甚至连当省会没几年的郑州，也能夺走它的风头，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它无疑希望通过扶持科创产业，来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以找回自己昔日的骄傲和光荣——某种意义上，科创产业就是这些梦想出路、梦想破局的城市的“转基因”。它不仅对于陷入后工业化困境的城市具有价值，同样也对那些在度过一段好日子之后又面临着“资源的诅咒”的玉门、鄂尔多斯、神木、枣庄，以及整个山西，都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同样，作为工业时代的领先者，杭州也将科创当成了人生的新起点。这既是一种偶然（成为电子商务之都），但同时也更是一种必然。

毕竟，相比较电子、化学、重工，“互联网+”科创产业追求的是绿色生态，它一定会给囿于环保的杭州带来新的突破口。

在2016年前后，杭州就力推“城西科创大走廊”——这个坐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五常湿地、和睦水乡以及南湖、青山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山水景观资源的宝地，在不久之前还是创业的“禁区”，但今天的城西，不仅宜居，而且宜业。也正因为“互联网+”等绿色科创的到来，杭州在东进之余西扩，彻底伸展出了腾飞的双翼。

2021年，为了将整个浙江打造成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并推进科技强省建设，浙江当地出台相关制度制定了“两步走”战略：到2025年基本建成国际一流的“互联网+”科创高地，初步建成国际一流的生命健康和新材料科创高地，初步建成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到2035年全面建成三大科创高地，建成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在世界创新版图中确立特色优势，为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为基本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奋斗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不得不说，正是在这种时不我待的探索、磨合以及奋进中，中国的城市不断旧貌换新颜。相比较以前的满天星斗，今天的这样让人更加踏实，让人更能为这个国家自豪，也更能相信它对这个世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但吊诡的是，以前的工业化推动了全球化的潮流，随着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世界却变得越来越火爆和偏执了。

原因无他，如果我们以前“贵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其实有很大程度是在为欧美打工，但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才是真正动了欧美的奶酪。

十一

今天，我们在5G上刚刚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中兴和华为就开始遭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重点照顾”——从出台实体清单，到扣押“华为公主”……不得不说，来自西方的高压和围剿，显然意图是让我们继续停留在世界产业链的底端，靠出卖劳力挣钱，然后再被它们用金融等镰刀收割。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严峻的字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和2019年底开始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影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而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我们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但是，正如新冠不能将我们打趴下，来自世界的逆全球化潮流，也不能让我们畏惧。相反，它更能锤炼我们迎难而上的意志。没有人能熄灭满天星光。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一方面需要我们自强自立，用它们的断供、卡脖子来倒逼我们的攻坚，用科创来力推我们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我们以前走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费。数十年如一日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拥有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还有强大的供应链，再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础和广阔的地理深度，意味着我们自身是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的。我们要做的是，充分释放这种潜力，并用市场化、制度化的改革，进一步满足这种潜力。

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由于中国发展速度呈现“陡峭化”特征，财富积累“爆发性”更强，所以今天的中国已然面临消费升级时代的到来。它既体现在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的结构升级和层次提高，也表现在收入增长推动国民台阶式消费升级，不再是为生存，而是有能力为更美好的生活去买单。与此同时，个性化消费也成为一种最基本的诉求。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的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为应对各种危机而狂印钞票。钞票一多，就成了废纸。我们拿宝贵的资源换废纸，划不来。

也就在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表述。

“双循环”的提出，无疑让中国经济在疫情加剧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中美对抗蔓延至非经贸领域等风险面前，上了一道双保险。

这对西部内陆城市无疑是一个“福音”，也是其破解“胡焕庸线”的又一号角。

毫无疑问，经济循环的方向对于区域经济布局具有巨大影响。“在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下，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率先崛起，西部内陆地区则长期处于产业体系的边缘”，更多是充当资源和劳动力的输出地。尽管国家通过投资“造血”、向西开放，以及将沿海的加工贸易产业分梯度转移到西部内陆地区，“然而，在实际的国际贸易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条件不可取代，上述发展思路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大背景下，“双循环”新格局的提出，并非无可奈何，而是顺势而为。它的提出，“代表着经济形态要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逐步转向以内需型经济为主，西部内陆地区在国内经济循环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双循环”新格局下西部内陆地区参与经济循环的模式转型与规划应对》，张雪原、周君，澎湃新闻，2021年11月8日）

这也是成都在今天成为网红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偏居西南一角，不靠边不沿海，地理位置甚至不如今天直辖的重庆。但是，依托于丰腴的成都平原，以及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消费力强劲的城市。加上其本身又是往西走的重要城市，在“双循环”的语境下，成都将成为东部沿海在需求侧上的重要市场，相应的是，也将成为在供给侧上与东部沿海互为支撑的后方基地。尤其是这里有中国西部工业门类最齐全、优势产品最多、实力最强的工业体系。而且，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的需求强烈。所以，吸引了很多大佬入驻。从阿里到吉利再到腾讯、京东、百度、京东方……它们都把成都看成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甚至，“东数西算”（就是把东部沿海城市的数据传输到西部地区运算和存储）还将它选择为重要的节点城市。

和它在一起的，还有那些拥有风能、水能、太阳能等丰富可再生能源的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城市。

2022年2月17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文件，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至此，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设计，“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据媒体报道，有权威机构和专家估算，该工程每年投资体量会达到几千亿元，产业拉动效应达八倍。

对这些地方来说，重要的还是在“双循环”背景下，在国际大循环的城市体系中标定自己成长的新坐标。

所以，当西安把自己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它就不再是一座经济南移之后被抛弃的千年古都，而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中坚力量。古有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今天的“一带一路”，也将西安视作重要节点城市。

同理，当成都将自己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它将会发现自己不再是偏僻的存在，反而是中国距离欧洲最近的国家中心城市。这意味着，成都还可以成为这个国家乃至世界的门户枢纽城市。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分成两个步骤，先是面向“十四五”，打造国内大循环战略腹地、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门户枢纽；接着到2035年，全面建成泛欧泛亚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事实上，成都的发展也印证着自己在这方面的雄心，2021年6月27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开航，成都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此前不久，顺丰集团也在蓉签署顺丰西部航空货运枢纽项目投资合作协议。项目建成后，成都将成为顺丰集团继北京、杭州、深圳之后的第四个区域性国际航空货运转运中心。

某种意义上，正是站在面向欧亚大陆的新起点，让我们的西部内陆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由西安、成都、重庆以及昆明构成的菱形经济圈，它们不仅内部相互连通，而且通过武汉、长沙、合肥，与整个长三角对接。

摆在中西部面前的利好还有，随着环保和能耗的控制，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产业转型和转移正在加速，“孔雀东南飞”的局面也会在未来彻底发生变化，受益的则是北方城市，以及中西部二线城市。这无疑意味着，未来的中西部必将成为中国新的蓝海，西安、洛阳等城市也必将找回多朝古都的荣光。

当然，站在面向欧亚大陆的新起点，也意味着陆运的重新崛起。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为2011年开通的中欧班列记上一“大功”。

就在成都助推无数个顺丰面向更广阔的天空之前，已经有无数个内陆城市和企业，通过中欧班列，跨越地理局限，走向了世界。

比如合肥，便借助中欧班列，对接汉堡，而且还在2021年新增安特卫普、马德里、索利卡姆斯克等新线路，在开辟“中欧班列+跨境电商”新模式的同时，实现“以运带贸，运贸一体化”战略，最终为本土企业提供“站到站”“门到门”的贴心服务。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海铁联运。2021年6月，“日本—中国（武汉）—蒙古”海铁联运国际新通道首次贯通，其先是通过海运将邻国的货物运到武汉的阳逻港，再通过中欧班列运抵蒙古国乌兰巴托。前前后后，整个物流只需要17天，比起此前日本经俄罗斯到蒙古，足足节省8天时间。

无疑，中欧班列的出现，为“双循环”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同时，也给众多的口岸制造了繁荣。东部通道的满洲里（绥芬河）、中部通道的二连浩特，以及西部通道的阿拉山口（霍尔果斯），成了新的城市地标。

再次热闹起来的，还有沉寂多年的河西走廊。只不过，过去这条路上跑的是骆驼，今天，来自钢铁驼队的铁轮声，取代了昔日的驼铃声，但改变不了的是河西走廊作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鹊桥。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危机其实也是危中有机，对没有做好准备的人，是危险，对做好准备的人，则是机会。

星耀大国：未来中国城市大趋势

十二

当我们站在新的起点，来重新打量我们城市的浮浮沉沉，你就会发现它们在时间的跑道上，命运其实很相似，都在推搡、碰撞中努力寻求杀出一条路，但与此同时，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那就是在这个工业化、信息化之后全速前进的世界，容不得半点分心，也走不得半点错路。一失足就成千古恨。

和过去相比，今天的城市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一是一二线城市正在快速崛起，它们让这个国家变得更有活力，也更见光明；二是随着双循环背景下的中西部崛起，南北关系成为中国发展的新问题；三是产业转移在加速，它们随着基建、工业化布局，加上人口迁徙，而四处流动，以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洼地；四是随着都市圈、城市群的打造，中心城市将成为资源、人口的汇入地，接下来的中国，城市两极分化将继续加大。

还有就是，以前的城市是得地理者得天下，谁靠近水草谁有资源谁厉害；后来的城市是得政策者得天下，谁能成为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如成为首都），得到特殊的政策照顾（陪都、特区、新区或自贸区），得到基建机会（如三线建设、高铁布局），谁就更有优势；再后来的城市是得资金者得天下，谁能面向世界招到商引到资，谁就能更好地发展自己，那么，今天的中国城市一定是得人者得天下。这也意味着，不管哪个城市，要想在这个时代站稳脚跟，不被命运的铰肉机给铰碎，都需要抓好“人”这个中心。因为城市毕竟是城与市的结合，城容纳人，人推动市，它们相辅相成。

所以，我们要争取的一是，内有人口规模，外有人才优势。

没有人口规模，很难撑起消费市场；没有人才优势，则很难做大做强产业。

通过对比第七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你会发现，保定、绥化、四平、资阳、齐齐哈尔、六安、安庆、通化较10年前人口减少超过百万，其中绥化、四平、齐齐哈尔、通化均为东北城市。人口净减少数量前100的城市中，黑龙江入围城市最多，为12座。省会城市长春和沈阳，以及副省级城市大连近10年人口增长，是东三省仅有的3座人口净增长城市。所以，东北要想发展，得首先考虑留住人。而我们选择一个城市定居，人口净流入还是净流出也是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同理，这也是济南在听闻自己成为14座特大城市之一之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的原因。据国家统计局说明，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尽管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通过合并莱芜做起来的，但成为特大城市，最起码面子上过得去，而且多少也证明，这座城市还是有让人留下来的本钱的。

另外，尽管像芜湖这样的城市，并不是很服气合肥的“领导地位”，但事实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和安庆一样遭遇几次毁灭性打击，让它人口十去其七，到今天也没恢复过来。从芜湖的全市常住人口上看，在“七普”中只有3644420人，与2010年“六普”的3545067人相比，增加99353人，增长2.80%，年平均增长0.28%。可比起合肥的9369881人，这样的增长还是支撑不了它的逆袭。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城市也不是拼命地往里塞人就行，这样也有可能造成城市中心房价暴涨、消费高昂，与此同时，生态也承受不了。一旦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跟不上流动人口涌入的节奏，这对城市来说也是一种灾难。

所以，对梦想着做大做强的城市来说，不能单纯地追求人口规模，而更要着眼于人才。人才优势才是最重要的优势。

至于人才，一个自然是高层次人才，另一个则是专门人才。这也是中国要实行“职高分流”的一个动因。太仓之所以能成为德企之乡，也是因为它在引进德企的同时，带进了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正是通过职业教育，源源不断地为这些德企输送既具有公共素质，又具有动手操作能力和实用技能技术的优秀工人。

但不管是做大人口规模，还是留住人才，都需要未来的城市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公共设施服务供需上下功夫，同时能塑造城市的精神和风格。

一个面目模糊的城市，一个对人不友好的城市，一个没有与自己互促互融之产业的城市，是不会有人喜欢的。

很多人对东北的诟病，如投资不过山海关，也是导致东北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这在考验一个城市的财力的同时，也考验执政者的格局，和市民的视野。

二是注重高质量发展，实体打底，虚拟添色。

一个城市和一个家族，或者百年老店一样，只有基业，才能长青。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合肥虽然很多产业是完全新生的，但是它以前就有中科大，有家电制造的基础。济南之所以能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也是因为它的工业化水平。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打底，济南怎么可能梦想工业互联网，梦想科创改变未来？

今天，我们对大湾区和长三角、环渤海寄予期望，除了它们的体量之外，也是因为它们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产业基础以及产业链。

事实上，即使今天信息化、数字化成为时尚，但城市依旧需要实体。就连美国在今天也重回第二次工业革命老路，发展汽车+化工+煤炭+石油+钢铁+建筑等传统工业和制造业，然后在此基础上向第四次工业革命冲击。而与此同时，与美国同时期崛起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德国，更是在《国家工业战略2030》中，将钢铁铜铝、化工、机械、汽车、光学、医疗器械、绿色科技、国防、航空航天和3D打印等10个工业领域列为“关键工业部门”。某种意义上，以数字为主导的虚拟经济曾一度大行其道，但是只有建立在实体上的虚拟才有意义，反过来，实体要想成就先进制造业，也需要虚拟的赋能，变“制造”为“智造”。

从网上流传的一份特斯拉建厂7大条件清单——土地优惠；优惠贷款；税收优惠；完备的汽车产业链；足够多的高素质技术工人；离大型港口300公里以内；有领事馆——就可以看出，没有这些产业基础，人家对你会不屑一顾。

未来的中国，将从投资驱动、资源驱动，逐渐转型为消费驱动、产业驱动以及科技驱动。这不是建议，而是要求！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时期的狂飙突进，虽然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但由此导致的竞争失序，以及空间布局、环境生态等问题频出，还是提醒世人，靠“拼速度”已经难以为继，需要我们在后工业化时代以“高质量发展”取胜！

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激动投身其中的风暴，是那些高端装备、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新兴产业、新兴业态……谁能尽早地把握住这些方向，尽早地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谁就能掌握发展与创新的主动权，获得优势。

但与此同时，像山西能源基地、兰州的石油化学工业基地、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内蒙古包头（白云鄂博）钢铁工业基地、湖北黄石的铜矿基地，以及西昌、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等传统业态，也“一个不能少”——尤其是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让石油、天然气、煤炭等来自白垩纪的老能源，纷纷价格飙升得让各国开始无法忍受的同时，也提醒我们，“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这不行”。今天，我们国家显然也意识到，“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的国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但是，我们需要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现代能源产业相结合，在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让传统产业换新颜，进一步实现产业供应链提升、战略性新产业发展、基础建设统筹推进，以及数字化转型等工业4.0方面的内容。

我们的农业也同样需要如此。就像今天的新疆棉花，已经在悄无声息之中占据了世界棉花产业的重要地位。而这一地位的取得，无疑是它和新工业的结合。除了机械化生产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广东的无人机，在不断助力它的生产。然后，这些来自新疆的优质棉花再结合深圳等地崛起的服装设计力量，匹配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产业基础，进而形成强大灵活的跨区域产业网络，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最大“底牌”。斯文贝克特曾在《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中写道，“中国这样一个工农国家能在棉花产业占据支配地位，对19世纪初的棉花国王——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哈蒙德家族、曼彻斯特的赖兰兹家族、米卢斯的多尔富斯家族、利物浦的巴林家族以及温特图尔的福尔卡特家族——来说，一定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无法想象到2008年，中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种植出130万吨棉花，占世界棉花总量的5%。然而，国家建设与工业化的结合是常态”。

正如建设兵团那样，在建立产业优势的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顺应消费升级的需求，并通过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但另一方面，在投资大、回收慢、风险高，民营资本不愿意进入的高精尖产业上，便需要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扶持。“二战”之后，日本在存储器、韩国在液晶面板、中国台湾在芯片制造上，之所以能飞速突进，正在于行政力量的强力介入和干预。这也是“风投之城”合肥的成功之道。

未来的中国城市，如果能懂得并善于将释放市场活力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相结合，它也一定能在产业上站住脚跟。

三是要注重一体化发展，搞好一个“圈”，做大一个“群”和串好一条“线”。

“圈”是都市圈，“群”是城市群，“线”则是经济带。在过去10年时间，都市圈是热门话题。它意味着资源的聚集和政策的加持。挤入都市圈的，像中了一张彩票。而成为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无疑更像是有着众多小弟的带头大哥，要多拉风有多拉风。

今天的中国，涌现了诸多都市圈。发展居于前列的，无疑是上海、北京、深莞惠、广佛肇都市圈，紧随其后的是苏锡常、天津、南京、成都、杭州、重庆、武汉、长株潭等都市圈，郑州、西安、厦泉漳、合肥、青岛、济南、宁波、石家庄……则需要努努力，也能追上前面的。在一些人看来，这种重点做大做强某些区域的举措，是打破平均分配、强行拉平各地发展的大锅饭，是集中资源办大事。这样一来，成功挤入都市圈的城市与那些在圈外徘徊的城市，注定着会两极分化。

不过，都市圈这么多，我们又该如何实现1+1大于2。都说无利不起早，如果都市圈搞得很热闹，但是没有成效，这样的都市圈也名不副实。

首先，中心城市需要强势。就像太阳系，太阳如果不强势的话，其他八大行星就不会绕着它转，早就另谋出路。所以，这些年来全国上下都在实行强省会战略，一个就是怕省内其他城市不服、形成不了向心力，另外一个就是怕其他强省、强省会的虹吸，好肉一定得烂在自己的锅里。

其次，既然都是一个圈内的城市，那么，就需要在产业协同发展的同时，将区域规划、体制机制等方面全面打通，尽可能地减少人为障碍。这也意味着我们要致力消除城乡区域间的行政壁垒，促进要素有序流动。一个以邻为壑的地方，是不可能搞好圈或线的。

当然，就像太阳普照地球，都市圈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共生共赢，先进带后进，城市带乡村，不能光顾着发展自己，虹吸他人。否则一体化注定会分崩离析。

在我看来，这样的都市圈，才是推动城市一体化的好手段，它不仅加速了一二线城市的崛起，也让中国找到参与“双循环”的基本单元及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

不过，都市圈一般是单中心，集中力量发展单中心，有可能对圈内城市带来虹吸效应的同时，也容易患上“大城市病”。今天的北京，正在努力调控人口规模、放弃成为超级城市并努力转型的原因，莫过于此。换句话说，今天的北京，已不再和上海竞争经济中心，而开始走科创中心的路线，并谋求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再加上今天科创产业尤其是高精尖，不同于以往小打小闹，也不同于那种“两头在外”的低端加工，更是一个需要政策、资金、人才等多方面要素支持的领域。所以，我们要在都市圈的基础上再推动圈圈联合，以构成多中心的城市群。

相对于珠三角而言，大湾区概念的提出和成形，在今天更具有意义。因为大湾区包含了港澳。如果说广深是前店，那么珠海、中山、顺德、佛山、东莞就是后厂，而港澳就是科技、金融“加油站”。从世界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来看，其最大的优势就是都有金融中心：东京是国际金融中心，纽约有华尔街国际金融中心，旧金山的金融也非常发达。所以，广深发展科创产业，不能不要港澳。我们可以依托港澳台的优势，整合特区资源，在实现内地产业升级的同时，推动双循环中的外循环。

2021年初，广东期交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五家期交所。它的成立，正是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政策的体现。反过来，正因为拥有世界级的城市群作为产业支撑、人才支撑、资金支撑，让人对这一期交所后来居上充满信心。

与此同时，长三角也在不断扩容，从以前的江浙沪，到2016年接纳安徽8市，再到2019年纳入安徽全域。这标志着长三角进入大长三角时期，安徽加入长三角后将深刻地改变当前长三角的城市格局和力量分配及形态局面。不过，和大湾区相比，长三角的协同由于缺乏港澳这样的“外向型”选手，加上同质化相对比较严重，所以，比起大湾区，它更适合成为引领“内循环”的高地。

和城市群相类似的是经济带，它由若干个都市群构成，并将其串联成线。今天广为人知的经济带是长江经济带，其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这“一轴”，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做大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不得不说，随着长江沿线诸多城市崛起，以及科创产业布局，长江这个一度被沿海冷落的黄金航线，将再次跃动未来。我们可以利用它这条免费的“传送带”，将这条线上布局的通信、手机、显示屏、半导体、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输送出海。这也是长江经济带之所以被重视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长江和黄河都是上天送给中国的天赐之物，过去是，将来也是。

所以，未来的中国城市，要抓住这一体化的趋势，融入都市圈、经济带，加入城市群，从而能借势发展、合力做大。

随着中国城市一体化的加速，我们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评判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再以一个单一的城市边界来进行分析，就像分析深圳，还得看东莞、惠州，评判上海，也需要和江浙皖一起打包；二是比起都市圈的单中心，城市群、经济带则是多中心，如何协调中心与中心之间的地位和关联，是一体化能否深入推进的关键所在。

还值得注意的是，一体化的未来，还在于科创一体化。比如说长三角，就可以通过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核心城市的引领，在强化分工合作、各扬所长的基础上，相互赋能，把各自优势变成共同优势，按照基础设施互补共享、产业布局错位衔接、市场应用统一完整的原则，最终实现共赢。

四是要注重城市基础建设，老基建压阵，新基建冲锋。

2021年6月，国家高速公路网首都放射线中的第七条，全长2768公里，连接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新疆的京新高速全线通车。它让国人无比激动。不仅因为将北京到乌鲁木齐的原有路程因此缩短了1300多公里，而且，它实现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100年前，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畅想“未来的中国要建成16万公里铁路和160万公里公路”，其中就包括这样一个宏大设想：“东起北平（今北京）、经阿拉善，西至迪化（今乌鲁木齐）的第二条进疆大通道。”放在100年前，这样一条途经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要穿越漫长沙漠无人区的通道，也只能停留在想象上，但今天，我们让梦想成真。对于勤劳、智慧的中国人，理想的实现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其实，这样的高速公路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鲜见。从1988年10月31日，我国大陆首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建成通车以来，我们的高速公路建设自此从零到一，从一又到N。从2013年至2020年，我国新建成高速公路6.4万公里，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6万公里，居世界第一。正是“一桥飞架南北，一路贯穿东西”，天堑终于变通途。

除了京新高速之外，让我们激动的基建“作品”还有很多，如高达565米的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它的通车标志着贯穿我国东中西部7省、全长3404公里的杭瑞高速公路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云南宣威城区至贵州六盘水的车程自此从5个小时缩短为1个多小时。当然，我们更不能忽略的是，青岛的胶州湾大桥、舟山的大陆连岛工程、连接嘉定和宁波的杭州跨海大桥，以及珠港澳跨海大桥……它们的出现，无一例外地缩短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无须再绕道中转就能直达。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城市一体化的最佳推手。

这里要说的是，相比较农业文明的内陆、内河时代，今天的中国已进入全球化的海洋时代。珠港澳跨海大桥会将广阔的海洋及周边城市串联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整体。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那些纵横各地无处不达的内江内河。这里特别要提的两个超级工程，一个就是安徽自2016年12月29日开建的引江济淮。它也称为安徽的“南水北调”工程。按所在位置，其自南向北分为引江济巢（巢湖）、江淮运河以及淮水北调三段。虽然它是一项主要以工业和城市供水为主的调水工程，但是它的建成，无疑会结束安徽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水运分割的历史，也让安徽出现平行于京杭大运河的我国第二条南北向水运大通道。沿途城市将因此条运河而串联起来。与此同时，合肥也将因此受益匪浅，这个远离长江的重镇，因此和长江近在咫尺。这样一来，它将进一步实现“河海直达”，打造江淮联运中心和国际贸易始发港。

还有一个就是在计划当中的由浙江、江西、广东三省联合打造的“世纪大运河”。当年的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出发，向北连接北京。这条“世纪大运河”同样是从杭州出发，向南直通广州。有媒体因此称其“杭广大运河”。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这条大运河的全称是赣粤赣浙运河，是一项横跨浙江、江西和广东三省的大型运河工程，由赣粤运河、浙赣运河组成，长度合计约1988公里，比京杭大运河还要长194公里——在具体路线上，这条运河从杭州溯钱塘江富春江而上，经信江转入鄱阳湖，然后沿着赣江逆流而上至其源头之一章水，在江西大余连通广东南雄珠江北支北江的浈水，沿北江南下至珠三角地区。可以说，其志在通过江西水系连通长江和珠江，打通中国最发达的两大经济圈——长三角和珠三角，但它的雄心显然不止于此。不用太细心就能发现，它和京杭大运河在杭州实现了对接，这样一来，一条上达北京、下抵广东的水路大通道轰然而出。想当年，卢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让中国拥有了一条铁路大动脉，也彻底地颠覆了江西的命运，但今天的中国，又重新发现水运对于自身的价值。当水波再次荡漾在南北之间，江西应该为此浮一大白，因为这条通道一成，一定会让它回忆起当年的风华正茂。

此外，现代社会对时效性的追求，对便捷的要求，也造就了航空港的崛起。富士康之所以在郑州将自己的工厂放在机场附近，也是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跟上消费升级之后的中国在消费上快速迭代的需求。你很难想象，当天从富士康厂里拉出来的手机，经过迅速通关拉上飞机，第二天就可以出现在全球各地。这也就是很多城市打算修建机场，而成都更是修建第二机场的原因。但今天的航空港，显然不只是搭乘飞机、有机场的地方，而且是整合人流、物流、资讯、产业、休闲、商务、居住等功能的现代航空城。它无疑会重新改写城市的生态地图、产业地图，甚至决定一个城市最终的能级。今天的郑州航空港，由于富士康，以及由此聚集智能终端研发、生产企业、液晶面板企业等上下游企业，成了中国第一个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航空经济先行区，自2012年被批准以来，GDP从当初的几十亿，达到了2017年700亿，翻了20倍还要多。

今天，有很多城市正围绕着机场打造产业园，比如福州长乐打造绿色高端产业园；西安蓝田打造西安航空基地（蓝田）航空产业园；深圳机场则打造航城智谷·中城未来产业园，聚焦临空产业生态，建设湾区级科创产业示范园区……

不得不说，尽管这些基建项目都无一例外很烧钱，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城市的财政黑洞——2008年的4万亿，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但是，它们也强有力地拉平地理、重新塑造时空并赋能城市，此外，通过投资来驱动中国经济，也可以在出口、消费受到形势影响时，维持三驾马车的微妙平衡。

不过，在传统的修桥铺路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投向正在到来的数字时代，必须下大功夫搭建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以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的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以及搭建能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它是我们城市转型为科技驱动和产业驱动的重要动力。

正像一些专家所认为的那样，这种面向数字时代的新基建，特别是工业互联网能够以数据为驱动，通过人、机、物全面互联建立起各类要素的泛在连接，可以跨设备、跨企业、跨行业高效配置资源，对传统行业进行生产流程再造及运营模式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帮助我们的城市实现产业转型，以及新旧动能的转换，进而改变自身的命运。

与此同时，它也有助于智慧城市的创建，以增强城市的承载能力。就像无人驾驶，除了车与车、车与人的连通，更重要的是车与路的连通。如果没有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基础设施体系，使城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各畅其行、竞相涌动，那么，城市生活中依旧会不断出现各种“肠梗阻”，而都市圈、城市群也很难真正亲密如一家。相反，加大投入面向数字时代的新基建，便可以通过现代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在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双重维度上大大增强城市内外部的通达性和互联度，从而带来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推动城市治理更精准高效。

此外，其在促进场景的数字化应用和数据的场景式构建的同时，也为拓展消费空间、升级消费体验创造了更多可能。“本次疫情期间逆势发展的远程办公、空中课堂、在线诊疗、智慧零售等新兴业态就极大地满足了民众的多元化消费需求。”（《新基建推动城市“在线”发展》，金东，中国社会科学网）

相应的，智慧城市的建立，也对诸如疫情等突发性的危机的出现，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处置机制。在AI人工智能+大数据+5G+区块链等技术的帮助下，城市管理者会尽快有效地掌控各种信息，从中取得合理的判断，并在交通管理、物流供应链、应急灾备、信息溯源等方面，能有的放矢、从容不迫，进而改变被动的大规模封控，给居民生活以及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困扰。换句话说，这几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倒逼了智慧城市的创建。

这也就是为什么早在2019年7月底，高层会议对基建发力方向做出部署，有别于过去依赖“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更聚焦于补短板与新型基建领域。

在2020年的34.4万亿中（各省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计划），出现在目录中更多的是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以及教育医疗这些新型基建。根据大猫财经报道，上海在张江科学城的50个新项目，就涉及创新研发平台、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及城市功能提升等多个领域。

不得不说，得益于自身的实力，以及国家的扶持，中国的一二线城市正成了新基建的最大受益者。今天，我们通过综合梳理就会发现，在工业互联网方面，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是当之无愧的四强，其中，深圳的研发与东莞的制造联动、杭州在数字产业上的先发优势，让它们有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两个超级中心。相比之下，北京则凭借着自己硬核的科教实力，在人工智能领域上一城独大，上海和深圳则紧紧追赶，在机器人领域也飞快崛起。而在5G领域，则是深圳和北京的天下。

所以，有专家感叹，新基建领域是大城市的红利，它进一步放大了北上广深的马太效应。当然，它也是众多中小城市迎头赶上的催化剂。

也就在34.4万亿中，云南的“四个一百”项目，就有滇中引水工程、4个区域性医疗中心等，还有新开工建设的清水河大型水利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广西新开工的项目，有那平江堤工程、南宁产投创新产业园、汇通产业园、药融园厂房及配套设施、南宁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园等；内蒙古的新项目当中，高端煤化工基地、光伏新能源项目、风电项目、民航培训示范区等，同样都在推动产业转型……

所以，未来的中国依旧会是“基建狂魔”，而我们的城市能否继续抓住这一波基建狂潮，也同样决定了自己的未来。

五是做枢纽城市，前有位置型枢纽，现有价值型枢纽。

位置型枢纽就像大运河时代的杭州、扬州、开封，以及截弯取直之后的台儿庄、济宁、临清，还有位于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广州这样一条“京广大通道”之上的洪州（南昌）、景德镇，它们靠着位置上的天然优势吃饭，但对今天的城市来说，位置型枢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价值型枢纽。

在我看来，所谓的价值型枢纽，就是通过确立独特价值，抓住产业链价值链的关键环节，进而确立自己在时代中的地位。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学霸，也不是每个城市都能成为北上广深，很难有实力进行全体系、全方位的科创布局，但是做不了全能，我们可以成为单项冠军。

比如说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开发“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天机类脑芯片；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发“奋斗者”号；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开发磁共振成像装备……其中，长沙就面向经济主战场，开发了“京华号”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

这个以娱乐而知名的“耍都”，其实有着让人惊异的硬核实力。它靠着扶持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铁建重工……成了著名的工程机械之都。今天中国的基建，离不开长沙。而它的产品，更是源源不断地发往全球。今天的长沙，已是仅次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日本东京的世界第三大工程机械产业集聚地。

在我看来，这也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16年开始发布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名录、从2019年开始发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的一个根本原因，它们不求面面俱到，只求在某一个领域做深做强。

总结这两个名单，就会发现一个城市跳脱而出。它就是曾以“宁波帮”而扬名天下的宁波。在发布5次总计596家的单项冠军中，宁波有45家，位居各城市第一，之后是深圳（27家）、北京（26家）、上海和杭州（均为20家）；而在发布3次总计476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中，宁波有182家，在所有城市中位居第三，仅次于直辖市的上海（262家）和北京（257家）……相比在数字经济上狂飙突进的近邻杭州，宁波这些年有些沉闷，但是看了这个数据之后，这个城市依旧值得期待。

此外，还有一些城市，则抓住了世界能源格局正在从以化石能源为主向绿色能源发展转变，以及“碳中和”的机遇，积极切入相关产业链价值链当中。

因为“宁德时代”，很多人知道了福建这个沿海城市——宁德；同样，因为拥有占全国的31%、世界的12%的锂矿，江西宜春成为国家新的“能源大户”。2021年，来自合肥的国轩高科，给它送上了一份价值高达115亿元的新能源项目投资。

事实上，整个江西在这方面表现都很优异，首先，它是国内有色金属开发总面积排名第二的省份，仅次于幅员辽阔的内蒙古，也滋养出了像江西铜业、赣峰锂业、孚能科技这样的公司。在宜春之外，它还拥有新余、赣州等锂电产业集群。其次，它还是中国稀土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几乎在赣深高铁正式开通的同时，一个重要的新央企——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正式落户赣州，这标志着江西终于有了第一家实打实的央企总部。

这些资源加上它的中药业、景德镇的航空制造业（没错，你没看错，今天的景德镇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直升机研发生产基地），以及相继成为京九铁路、京九高铁的重要节点，江西也一定会找回昔日的荣光。

但让人意外的是来自四川遂宁，这个夹在成渝之间的小城，也在积极争取“中国锂都”这个名号，但是，遂宁并没有锂矿。人家是从无到有，它是无中生有，从而走出一条锂电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路子。今天遂宁下辖的射洪，因为锂电产业等优势，成为四川第十八个县级市。它也是国家解冻县改市审批后，四川第二个获批的县级市。

当然，除了它们之外，还有其他城市也在积极布局相关产业，甚至剑走偏锋。像“苏大强”尽管没有赶上锂能源风口，但是瞅准了氢燃料电池，为此，将被BOSCH定义为氢能源领域的核心战略供应商的贝德凯利电气从深圳给挖到了苏州。而贵阳也在跟吉利合作开发甲醇作为出租车燃料。

某种意义上，锂、氢或者甲醇，都是这个时代的“水草”，是新的超级赛道。以前，水草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现在，我们在哪里，水草就跟着到哪里……拥有“水草”的城市，不用发愁自己的未来。

当然，在我看来，面对今天的逆全球化潮流，中国还孕育着其他机会。比如， 对内，不论从共同富裕、推动双循环出发，还是分摊风险出发，都应该做大中西部。

以前为了国防安全，我们将很多产业塞到了西南大后方，今天，我们在让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继续充当开放的门户；通过广阔的南海，发展以石化、渔业、海洋、科技为基础的产业的同时，也可以考虑，以陇东、陇南为核心，以西安、银川、兰州、成都、重庆为边缘辐射区建立一个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中心产业群区。这样一来，既可以让共同富裕进一步实现，也保证了我们进可攻，退可守。

对外，也一定要加强“合纵”，以及“连横”。 关于合纵，首先，我们需要打造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尽管三国之间存在着历史的阴影和现实的矛盾，但是都互相需要，而且互补。这样的机遇，对青岛、大连乃至整个陷入困境当中的东三省来说，都是一个巨厚的红包。

其次，我们要积极向东南亚方面看，与东盟对接。在2020年的那份超30万亿基建规划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已经公布总投资规模的22个省份中，排名最靠前的几个分别是云南、福建、四川、河南、陕西这几个地方，云南竟然高达5万亿元的规模，其余4家平均下来也都接近4万亿元规模，而整体公布的22个省份，平均下来也就是2万亿元的规模，像浙江这样的大省，也是2万亿元规模，所以像云南这样GDP只有浙江五分之一的省份，有这样的大手笔——这让很多人惊呼：中国面向东南亚，头也不回。

我们的铁路也在帮助我们实现这一“连横”。2021年末，中老铁路实现通车，它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2022年11月G20峰会期间，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的雅万高铁也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开始了测试运行，它是我国首个海外高铁项目，也是印尼乃至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全长142.3公里……这一泛亚高铁网的建设和推进，有效地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各国经济实现融合。

某种意义上，借助这些基建，可以帮助我们冲破一些藩篱，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为未来几十年的经贸和政治提供更安全可控的环境。当然，我们也能想见，又会有一些城市借助这样的机会，一跃而起。比如昆明，比如南宁。

另外，我们还不能忽略华北大地上的另一个“试验田”——雄安新区。 当年的深圳和浦东的崛起，重塑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今天，雄安新区正用十年磨一剑的耐心，让这个世界再添期待。它的出现，让北京有了更好的协同对象，彻底地解放手脚，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全新破局，是颠覆西方城市的未来新模式。它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个无人驾驶城市，第一个超算大脑城市，也是第一个物联网城市……

写到这里，不免激情澎湃，未来将来，而我们的城市也将随之一同成长。但毫无疑问，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则是曲折的。每个人每座城的命运都在时代的大手下浮浮沉沉。有的万丈光芒，有的昙花一现，但改变不了的，是我们内心的坚定意志，是改变现实迎接未来的决心。如一首歌唱到的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

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改造世界，并与世界和好如初。 sOXv9QTe2Qrk5irs8SCAkP1qNy4/xArEqfTv1kDU+/q4iyU1WTUNd0Y1UhIL087U

第一部分
古典的重生

毋庸置疑，在中国的发展进程当中，出现了不少古典城市。它们大多诞生于农业社会的大江大河时代，逐水草而居的同时，亦扼水陆交通之要津。正像沿着黄河一字排开的兰州、西安、洛阳、郑州和开封，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华文明最早的那轮明月。而扬州、淮安、镇江，则随着沟通江淮之间的邗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鱼跃而起。而长江边上的荆州、安庆，珠江边上的广州，都因为地缘和基建的优势，在农业定居文明中享受到了一段漫长的红利期。

问题是，历史的光辉有时会演变成前行的包袱。在穿过历史的风浪、走过幽暗的岁月之后，有些城市因为经济、政治中心的变迁，有些城市则因为自大保守、尾大不掉，导致错失转型的机遇，最终沦落为一座普通城市，泯然于众人，甚至被时代边缘化。这种巨大的落差无疑让这些古典城市痛苦异常。

接下来的这部分内容，关注的正是这些江河上的古典城市。它们有的属于黄河，有的属于运河，有的则属于长江。

我们既要关注这些古典城市的形成，以及由点到面，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由来——从当年的“中央之邦”“中央之城”，成为今天的巍然大国。此外，它们又怎样在塑造中华文明的同时，借势做大做强自己。某种意义上，从它们的身上，能一观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今日的模样。当然，我们更应该将目光投向它们在人生中面临的困局。这种从风光无限中被拉下神坛的经历，也许对中国很多城市如何避开时代洪流中的险滩，平安到达未来的彼岸有着重要的启示。

但是，我们还应该激赏的是，它们在新时代中又是如何向死而生。曾经的失落，让它们有着切肤之痛，也更能体悟生存与发展之要领。

对这些古典城市来说，自救以及自强，或许不会让它们重新找回当年的地位，但是会让它们找到和新时代相拥的方式，以及重新拥有属于自己的尊严。 DHKFydHFNQA7gSkEbT8tBElFdE2mkHQZWjJa9SiXwhgiZzOD8rbpVwZ6ZgFLFR2g

1 黄河一章：西洛开，那些属于黄河文明的光辉岁月

西安第一次走进我的视野，是因为镐京。

小时读历史，囫囵吞枣，最早知道镐京、朝歌和牧野这三个地方。知道朝歌是因为它是商朝的首都，“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傅艺伟演妲己的《封神榜》，让我见识了纣王在这里的荒淫生活。知道牧野，是因为牧野之战，也就是武王伐纣的决胜之战。至于镐京，更多是因为我老读错它，后来有老师说，它就是西安。

比起镐京，西安更好读更亲切。但也正是镐京，让我知道，在北京之外，中国还有着数个历史悠久的都城。甚至，在它面前，北京都是小字辈。

多年后，当我翻阅地图，看着一条九曲十八弯的长线从青藏高原绵延而来，自西向东分别穿过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自治区），并在中国的北方画出了一个大大的“几”字，最终连接渤海之后，终于明白，为什么周人当年会选择在这里建都，而朝歌为什么会那样的繁荣。

这条线正是黄河，也是我们的母亲河。它从源头的涓涓细流，一路汇集35条主要支流和1000条溪川，到汇入渤海时，已是每年约500亿立方米水量的滚滚洪流。

李凖老师在《黄河东流去》的开篇便这样称颂黄河：“黄河是勇敢的，她像一把利剑，在崇山峻岭中劈开一条通道。‘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黄河是勤劳的，她像一个倔强的母亲，率领着众多的儿女，日夜不息地辛勤地劳动着，她为我们创造了富裕的‘河套’地区，创造了黄淮平原，创造了华北平原。她每年还背着16亿吨泥沙区填平大海，她要为众多的儿孙区创造更多的土地。”

日后，中华文明的月亮之所以从黄土高原升起，也是因为其所处之地，有三个主要河谷平原——渭河谷地、伊洛谷地和汾河谷地。它们都位于黄河流域，不仅土质松软、灌溉便利，且靠近盐池，所以在这里容易诞生早熟的农耕文明。

西安正位于这“几”字的内部，也正是这渭河谷地之中。

西洛开启“基友情”

一

和南边的成都平原相似，西安所在的渭河谷地，也是一个被上天垂青的地方。

陕北高原、南边的秦岭以及东边的黄河，围成了一个侧卧的不算很完美的等腰三角形。陕北高原和秦岭是三角形的两条边，今天的宝鸡市可以看成两者的交点。

渭河从甘肃定西一路逶迤而来，流经宝鸡、咸阳、西安，以及渭南之后，汇入黄河，就像是等腰三角形的垂直平分线。这也是这个“等腰三角形”被称为渭河谷地的原因，不过它有个更知名的称谓，叫关中平原。

西安是这个宠儿的宠儿。既有秦岭屏障，又坐落在渭河冲积带的龙首原上——陕西一带习惯把高于地面的广阔平坦台之地称为“原”，把黄土塬的塬脑部分称为山。据传龙首原为一条从秦岭冲出至渭河喝水的黑龙所化——所以，其地势南高北洼，有“八水绕京”。除了从秦岭山麓山谷峪口齐刷刷流出的一溜河流，如涝峪河、沣河（纳潏河、滈河）、灞河（纳浐河），还有北边的泾水，它们殊途同归，由渭而黄。西汉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写道：“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

在定都此地之前，周族人先是受封于邰地（今武功县一带），后因夏朝朝政混乱迁至陕北高原庆城、邠县、栒邑一带，最后又落脚于岐山之地的周原（其主要位于今天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但不管如何，都是在渭水、泾水上游周边打转转，直到公元前12世纪，周文王才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推进到了西安。

他先是在渭河之南的沣河西岸建立了丰京，后来其子周武王为了东进灭商，又将都城推到了对岸，是为镐京。

镐京很快就发展起来。它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宽畅、宏伟的先河。在它身上，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已渐渐有了“城市”的面目。所谓城市，除了城和人之外，还必须要有“市”。《周礼》便有“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记载，而当时的丰镐，“集市已经较为繁荣，有‘一日三市’的制度：‘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失落的秦商》，陈忠海，《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21期）某种意义上，它成就了今日西安的雏形。也让商业的火花在三秦之地开始燎原。而秦商（陕商），也被认为是中国按地域亲缘关系最早出现的商帮。

某种意义上，正是占据了西安丰腴之地，不仅壮大了周人，而且，对商朝保持了强大的压力。历史才像《封神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商朝不乏忠义之将，但天命已归周朝。最后，随着牧野之战中商朝军队临阵倒戈，纣王在宦竖朱升的帮助下，于朝歌的摘星楼自焚而亡。书中写道：后人有诗为证，诗曰：摘星楼下火初红，烟卷乌云四面风。朝歌，这个在西安之前中国历史上最亮眼的那颗星，就此烟消云散。

今天，我们很难断定朝歌的具体位置，但大致都认为是在河南鹤壁南边的淇县——其正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黄河没南侵之前，应是经过今天的鹤壁、安阳西、濮阳进入华北。

不过，今天的主流意见认为安阳才是殷商的帝都，1928年正是在这里发现了殷墟。“商朝建立后，中原地区屡有洪水为灾，国都一再迁徙……阳甲之弟盘庚立，自奄（今山东曲阜）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从此安定下来，直至商朝灭亡，共二百七十余年未再迁都。”（《简明中国古代史》（第四版），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至于朝歌，是离宫，最晚在商纣王时期，升为“辅都”。

当然也有意见认为，安阳与朝歌是一前一后的都城，帝乙时期把都城从安阳迁到朝歌。但不管是朝歌还是安阳，当年都是黄河沿岸城市。所以，我们应该感谢黄河，塑造了中国早期的城市的辉煌历史。

但话也说回来，从黄河改道、洪水为灾也可以看出，黄河的脾气也很“暴虐”。一方面，黄土高原的土质松软虽然在生产力低下时，适合耕种，但也意味着黄土高原很容易受侵蚀和崩塌，这不仅容易助长了水土流失，同时抬高了下游河床。尤其是随着黄河到了中下游，失去了山地峡谷的约束，结果就从温顺的绵羊，变成了暴躁的公牛。

“黄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又是一条受难的河流。她给人类带来了灿烂的文化，又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她不断地决口、泛滥、改道、淤积……多少年来，在她的滔滔巨流中，流淌着人们的鲜血、汗水和眼泪。”李凖写到。

不难想见，中国早先的基建便是围绕着黄河，以及其他一些河流而展开。据说当年大禹治水，治的就是黄河和淮河流域。因以疏代堵，治水大获成功，大禹由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第一代君主。

今天洛阳南边的龙门山，便有他的传说。它原是一个相连的整体，没有今天的东西两山（其中东山后因武则天建香山寺而专称“香山”）。《汉书·沟洫志》曾载：“昔大禹治水，山陵挡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水经注》对此的记载则是：“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故谓之伊阙。”

意思也就是说，大禹治水时，曾在此凿开龙门山，开辟了伊阙，让洪水退去。今天的伊河，正是从伊阙流过，和北边的洛河（古称雒水，亦称南洛河），于偃师汇合，并最终穿过邙山往东北流入黄河。

这也让洛阳在成就中国版“两河文明”的同时，也很快取代朝歌（安阳），成为周人更为心仪的东方地盘。

二

和西安八水绕城相比，洛阳也不遑多让。翻开今日地图，除了洛河、伊河之外，其东逾瀍河，西临涧水，它们均向东南汇入洛河。也正因为洛河、伊河，所以它所处之地又称伊洛谷地。加上黄河，此地亦称“三川”。

今天，当我们谈起中国大河，首推的是黄河、长江，但在远古，洛水的地位也同样受尊崇。《周易·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两幅神秘的图案绘制了五行八卦，之后大禹治水，河伯献河图，宓妃献洛书等事迹均来源于此。多年之后，当曹子建在黄昏日落之时，于洛水边惊见洛神，似乎用尽了他一辈子的文思写下了这篇《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今人在将伊、洛并称时，却总将伊河放在洛河前面，古代有学者便认为，这代表了大禹治水的先后顺序。不管是否成立，但伊、洛的疏通，让洛阳正式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有说法是夏朝曾定都偃师二里头，商汤灭夏后也曾迁都今偃师县城西不远，西南距二里头遗址约6公里的西亳（又一说为今郑州市区的郑亳）。

相比偏西的西安，洛阳无疑更符合“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黄帝内经·素问篇》曾说：“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因为拥有三川，为伊洛谷地，洛阳无疑符合“平以湿”的要求。它不仅成为粮食的主产地，栽培小麦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还成为“花”的天下。北宋学者邵伯温所撰笔记《邵氏闻见录》中记载：“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三月牡丹开。”日后，河南的简称之所以为“豫”，也是因为这边气候温暖，植物繁盛，连大象都在这里生活过。

此外，洛阳的位置也很好，其位于中国地理二、三级阶梯交界处，夹于太行山脉（太行山、王屋山）与熊耳山、伏牛山、外方山之间，向北可进入山西、河北，向南翻过伏牛山就进入南阳盆地，更重要的是，向东虽有嵩山，但过了山便是广大的华北平原，向西过崤函通道（即秦岭山脉余脉崤山和函谷关的并称）直抵关中、汉中——这既是四通八达之地，也是自东向西的咽喉之道。

周文王在商纣王的大牢里“拘而演”《周易》，作为他的儿子，周公旦也会占卜算卦，今天还流传着《周公解梦》这样的“大作”，他曾测出洛阳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

从小环境上讲，洛阳也相对安全。除了城南有龙门山，城北有黄河，还有崤山支脉——邙山沿黄河南岸绵延而去（又称北邙山，狭义的邙山指洛阳市以北的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广义的邙山则沿洛北黄河南岸从孟津、偃师过巩义绵延至郑州广武山，在郑州北部戛然而止），此山脉虽不高大雄伟，却如一条卧龙般围绕着洛阳城。这也让它日后成为诸多名人死后葬身之地，所谓“活在苏杭，死在北邙”。因为邙山又名郏山，加上此地原有鄏邑，所以洛阳在轩辕黄帝时又称“郏鄏”。

周公旦的占卜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看法。《尚书·洛诰》曾记载：“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说的就是周公旦先是到黄河以北的黎水占卜，但得到的结果不是吉兆。最后，在南渡黄河来到洛河平原，占卜涧水以东、瀍水以西的地方，得到的是吉兆；又占卜瀍水以东的地方，同样得到的是吉兆。

最后，周公决定在此建城，并将象征王权的九鼎神器安放于此，且建立宗庙，制定礼乐——这无疑是一项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工程，为儒家学说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故有后世孔子的“入周问礼”。

不过，根据多方研究以及考古，今天我们可以大致得知，周公旦建立的洛邑，一是在洛水之北，所以这也是其日后被称作洛阳的由来，二是该洛邑其实是有两座城，一王城一成周城。

著名河洛文化研究专家、易学家史善刚在洛阳当地媒体上曾就周公营建洛邑相关问题进行答疑，认为前者为中心城，周公居此摄政，是诸侯朝见天子和西周贵族居住之地；成周城为外郭城，驻扎有军队，是军事要地，同时还安置殷商遗民。（《王城与成周应为“双城记”》，史善刚，《洛阳日报》2013年7月18日）

关于殷商遗民，在周公摄政之初并不安分。此前，他们被安置在朝歌附近（当时的王朝更替还不流行对前朝的遗老遗少斩草除根，这也与商朝奴隶主贵族阶级仍保存了很强实力有关），王畿周边分封的三个周朝宗室，也称“三监”，对他们加以监视。其中，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鲜为“三监”之首，其所封管国，即今天的河南郑州管城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郑州最早的建城史。然而，武王一死，上位的成王年幼，祸起萧墙了。“三监”打着反对周公专权的旗号，而纣王之子武庚则想趁机收复失地，于是联合反叛。

最后，周公亲自统率周天子的军队进行东征，大约用了3年的时间，终于平定了这次叛乱，顺便灭掉了奄、蒲姑等东方17个诸侯国，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但是，这次反叛也让周公意识到，要尽快推进洛邑的建设工作。

相比较日后唐朝皇帝去洛阳当“逐粮天子”，这次周公修建洛邑，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东方，为此，他还选编了成周八师镇守威慑商朝遗族。

不得不说，洛邑一建，八百里秦川有了屏障。大概是因为周道始成而王所都也，周朝自此稳定了统治，成周遂有此名。有学者认为，成周之名来源于成王。但就算来源于成王，其“成”也是完成昊天“成命”，取得“成绩”之意。在我看来，将殷商遗民安置在“成周”城，有点杀人诛心的意味。此后，成周成了东周洛邑之代称，而相对地，镐京则是宗周，意思也就是周宗族之源也。不过，周公旦千算万算没算到的是，西安虽然没有了东边的烦恼，但祸却从西北来——来自西北的犬戎不仅攻破了丰镐，而且杀掉了周幽王。曾经强盛一时的西周王朝就此覆灭，东周来临。

不幸中的万幸，当年周公为控制东方之举，却种豆得瓜，为周王朝在日后保存了一个巨大的续命空间。此后的中国彻底地进入了西安和洛阳“二人转”时代——尽管传闻做过夏都、商都，还是西周的新都，但直到东周，洛阳才成了很多人印象中那个名副其实的都城。此后东汉的刘秀也选择定都于此，这大概也是因为位居天下之中的洛阳，是对南阳帝乡、河北龙兴两大基本盘的最好联结，也是夺取关东与应对关中的最佳基地。

只可惜的是，成为帝都的洛阳，见证的却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周天子威望的急剧丧失，已很难管住那些分封的诸侯，春秋战国就此拉开序幕。

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它们一个个跳得比周天子还要欢快，连被视为南蛮子的楚国都生了“问鼎中原”的野心。周天子尽管居中而坐，然而王座下的洛阳，却像是一个被枣肉紧紧裹在里面的枣核，憋屈而又没法动弹。

公元前256年，在商鞅变法之后逐渐做大的秦国，还没来得及一统六国，就开始拿“老领导”周天子开刀。随着东周第25位君主周赧王尽献其地于秦，王亦卒，宣告东周覆灭。公元前249年，在扶持嬴政之父秦庄襄王登基之后，吕不韦又受命率领军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除了东周的残余势力。

因此，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也就是说，洛阳城及其周边地区已不再是帝都，无不是吕不韦的封地。

此时的荣光，俨然又“重归”西安。

提西安，不能不提咸阳

三

公元前770年，周幽王之子周平王在陕西待不下去，像丧家之犬一样东迁洛阳时，随行护卫他的除了郑、晋等诸侯，还有一位临时工——秦人。

和孙大圣的经历一样，秦人也曾是弼马温，在昔日周人的留放之地——天水的大山中（以今陕西岐山为中心的关陇一带），给周天子养马，不仅把马养得膘肥体壮，而且数量也增加了不少。加上这次护送有功，最后周天子一感激，封它为诸侯，还把故地送给了它。

在我看来，此举也有让大秦替自己赶走犬戎，并就此给自己镇守中原西门之意。冥冥之中，大秦这个远离都市的西部青年，因继承了周王室的地盘和许多方面的正统文化，竟然变得根正苗红。

一开始，秦国定都雍城（今宝鸡凤翔区），离西安比较远。这段时期，秦国的主要战略方向是在西边。通过和西北蛮族的长年征战，大秦不仅保护了王朝的西北边界，而且开辟出了一大片土地，锤炼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为了更好地争霸，294年之后，大秦也复制了当年周王朝一步步东移的经历。秦献公二年（前383年），秦国迁都栎阳，也就是今天西安东北部的阎良武屯镇，商鞅正是在此地变法。

不过，在西安重新崛起之前，这个世界上除了洛阳，还有一些城市也崭露头角，比如说齐国的临淄、鲁国的曲阜、楚国的江陵、吴国的苏州、越国的绍兴，还有晋国的曲沃、晋阳和新绛，而此时的北京，先后作为蓟、燕之都，开始在历史上有了存在感。

到了晋静公二年（前376年），赵、魏、韩三国分晋，各设都城。这也是山西之所以被称为三晋的由来，而中国的历史名城又因此再添数座。

其中赵都邯郸，在今天河北的东南，也是距今3000多年来从来没有改过名的城市。很多人知道它，是从“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开始的。

韩先是在阳翟，亦今天的河南禹州，为《史记》记载的夏启的都城，后在公元前375年占了郑国的新郑之后，迁都于此。今天的郑州，辖下恰恰有个新郑市，不熟悉历史的人，常把它理解成新郑州，事实上，它的出现，要远早于郑州，为“新郑国”之意，之所以取此名，是为了区别郑国在镐京附近的老家。

这里尤其需要关注的是魏国，它更多地继承了晋国的衣钵，加上与大秦争夺河西地区（黄河以西北洛水以东），所以都城一开始是在安邑。安邑，今山西夏县北，隶属于运城市，正好位于汾河谷地。但到了魏惠王在位时，为了避秦国锋芒，改变战略方向参与中原争霸，遂于公元前364年夏迁都至安邑以东、黄河以南的大梁，所以魏国又被称梁国。至于大梁，就是今天的开封。这样一来，今天河南那片黄河以南的狭小区域里，便挤进了开封、新郑和洛阳三座都城，可谓寸土寸金。

只不过，被称为大梁时的开封，还没有京杭大运河过境，但它的周边，也有济水、颍水、丹水（亦即汴水、汳水）、睢水等水道——根据开封学者韩鹏考证，汴水即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沟通九州、四渎、东海的中央河流——这也是魏看中开封的原因。日后，为了引水灌田、便利交通，尤其是为了加强对楚国所控制的淮上地区的压力，魏国又于公元前360年再次开挖我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淮的人工运河——鸿沟。

《史记》有“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今天的荥阳，位于郑州和洛阳之间，因北濒黄河，西望古都洛阳，东接郑州，一直以来有“两京襟带，三秦咽喉”之称。所以它自古便是战略要地。所以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复置三川郡时，一说郡治正在荥阳。

鸿沟正是从荥阳的板渚（今氾水镇）引黄河水，东流至开封接汴水，再向东南至徐州与泗水相会，并进而入淮。如此，把黄河与济水、汝水、泗水、淮河等河道连接起来——今天，很少有人知道这条鸿沟了，但喜欢下中国象棋的都应该知道它，在棋盘上它有一个名字叫“楚河汉界”，正是日后项羽、刘邦一度隔河对峙之处。

从广义上说，它不只是一条运河，而且是覆盖整个中原腹地的运河系统，甚至可与早已成型的淮河邗沟水网无缝对接，形成了两千年前中国赫赫有名的“鸿沟水系”。隋时的通济渠正是在鸿沟的基础上开建的。

正是借由这个系统，让魏国获得争霸的本钱，“在战国的科技条件下，凭借这样一套鸿沟水系，魏国能成功转运十万石粮食。就连战国合纵家苏秦，也感慨魏国‘南有鸿沟’”。与此同时，开封在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也由此奠定，位于鸿沟与黄河交口的荥阳，很快成为活跃而富有生机的商业都会。而位于鸿沟水系里的定陶、淮阳、寿县、徐州，也受益匪浅。这也是楚国在被白起攻占江陵之后迁都寿春的原因。（《刘邦项羽曾以鸿沟为界，那鸿沟后来跑哪去啦？》，我方团队张嵚，朝文社2020年3月17日）

这样的魏国，曾经让秦国感受到了压力。但幸运的是，老天给它又送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位就是卫国的商鞅。他在军事上，统率秦军从魏国手中收复了河西之地，在政治上推行变法，改革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重农抑商、奖励耕战……让秦国由弱变强。谁也没想到，这个临时工竟然培养出一统天下的气质，要让别人背锅了。

不过，也正是变法过程中为摆脱旧贵族势力的干扰，商鞅需要营建新都。最终，栎阳仅历二世三十四年便位置不保。

而咸阳就此跃然于历史之上。

四

相比栎阳，咸阳往西回迁了一小步，位于渭河以北、九嵕山（一说咸阳塬，此地因西汉时期设置五座陵邑而称五陵塬）以南。

因古时以山南、水北为阳，所以此地被命名为咸阳（咸，皆的意思）。有人根据《史记》和秦都咸阳出土的陶文，认为商鞅曾在此置“咸亨”“阳里”，公元前350年迁都之时，秦孝公将两名合一，为咸阳，其所建城池，为咸阳城，即今渭城窑店。所建宫殿，亦为咸阳宫。

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宝通眼里，此时的咸阳还只是“秦孝公的咸阳，是诸侯之城，不是帝都”，但自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开始，秦都咸阳就朝渭河南岸发展了。尤其是章台宫的修建，让秦国的政治中心也开始南移，“秦王（秦昭襄王）坐章台，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发生在章台宫”。在今天的行政区域上，章台宫位于西安的主城未央区。此外，据《七国考》引《三辅故事》谓秦昭王为通咸阳宫与兴乐宫作渭桥，可知昭王时便有兴乐宫，其位于即今西安北郊的龙首原北部——这也意味着，随着章台宫、兴乐宫的开建，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西安，终于有了雏形。

换句话说不知对不对，今天的西安源出咸阳，其实就是秦都咸阳南扩的产物。所以，它也是秦都咸阳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渭河已不是咸阳的外河，而是内河了。

所以张宝通会说，今天西安的旅游口号“千年古都，常来长安”，只讲西安是“长安”，不讲西安也是“咸阳”，是不对的。

如果说商鞅成就了咸阳，那么，另一位“外国人”郑国（很奇怪，他取了一个和郑国这个国家一样的名字）则让西安开始熠熠生辉。

作为韩国的水利专家，他被韩国派到秦国“援建”一条水利工程——这条从西引泾水至东边的北洛水，长达150余公里，横跨西安北边的渭北平原的沟渠，像是为秦王嬴政登基修建的献礼工程。但事实上，这是韩国为了抑制住秦国向东扩张的冲动而使用的“疲秦”战略。换句话说，韩国希望通过这样大规模的基建工程，消耗秦国的财富和人力。

修到一半时，秦国果真就发现韩国其实不怀好心，“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史记·河渠书》写道，“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意思也就是，郑国说，自己虽然是间谍，该杀，但是这条渠如果凿成，对你们秦国难道真的就没有利吗？秦国幡然醒悟，“以为然，卒使就渠”。

此渠在修好之后，用渠中积蓄的水，灌溉盐碱地4万多顷，每亩收成有一钟。尤其是水源的增加，让通过河西走廊的绿洲通道传入中国，最先被秦国的先民认识、接受但需要灌溉的小麦被广泛种植，从而一改北方当年主要靠种植谷子和糜子两种谷物为生的局面。于是，雨量稀少、土地贫瘠的关中，变得富庶甲天下。

“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大秦虽然是从临时工奋斗起家的，但是也有格局，并没有因人废“渠”。

只是，韩国就全盘被动了，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公元前230年，郑国渠修成仅数年，秦国灭韩。它也成为韩、赵、魏、楚、燕、齐中早死早投胎的一个。

魏是第三个。它是成也鸿沟，败也鸿沟。魏王假三年（前225年），嬴政派遣大将王贲率兵攻魏，使用了《三国演义》中读者所熟悉的一招——水淹七军，同样是引鸿沟水猛灌大梁，在被困三个月后，魏王假无奈出降，魏国灭亡。只可惜的是，大梁城被平为丘墟，成为一片泽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缓过来，直到再次因水而起。

公元前221年，一统六国的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并废封建而实现郡县制。荥阳正是在这一年设县。此后，中国朝代分分合合，但体制无非集权外加分封。

尽管在成为皇帝前后，嬴政曾对咸阳宫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但是他还是在渭水南岸修筑新朝宫——阿房宫，目的就是想取代渭北的那座“先王之宫廷”。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对丰镐这一帝王之都的仰慕，让秦始皇将阿房宫建在丰镐的旁边，今天，两处的遗址都位于长安区的王寺街道，前者坐落在王寺东部，后者距镇区仅1000米。尽管阿房宫并未建成，秦便因暴政历二世而亡，但是，秦始皇欲仿照丰镐两京来进一步推进帝都咸阳的跨河发展，也给西安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秦始皇为了维护统治，宣示武力，以帝都咸阳为中心而修建了通向全国的驰道——其东至山东海滨，东北至渤海，南至湖南，东南至浙江，西至甘肃，北至内蒙古，甚至，为了能够把帝国军队尽快运到北方边境线对抗可能入侵的匈奴，秦帝国修筑了从咸阳长700余公里最宽处60米的直道到边境城市九原（包头），它和长城在包头区域形成“T”字形北疆防线，守护着帝国的安宁。

此外，秦帝国还依山修建了栈道，打通了陕西和四川的山区交通。这些举措，无疑让此时的西安逐渐成为秦都咸阳的政治中心，也是天下的政治中心。

纵观秦始皇一生，有四项规模宏大的政绩工程，除了阿房宫、秦直道之外，还有就是秦皇陵、秦长城。如果说长城是盾，直道就是矛。兵马俑则是兵卒。它们共同拱卫着阿房宫，也就是中央王权。四者密不可分代表一个强盛王朝。

然而，王朝再强盛，却也是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公元前207年，西楚霸王项羽攻入咸阳宫，楚人一炬成焦土。不免让人想起了商纣王在朝歌的那把火。

随着腾空的烟雾，西安的命运，又开始明灭不定。

选择西安还是洛阳，是个大文章

五

公元前202年2月，距离西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刎没多久，距离鸿沟和约也才数月，平生吃惯了败仗但最终还是取得4年楚汉战争胜利的刘邦在定陶称帝，就此开创了草根逆袭的最大神话。日后也就朱元璋能和他一比。

今天，位于山东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沃野之中的一处高6米左右，占地面积2900平方米，被当地村民俗称为“官堌堆”的土丘，遂被写进史册，在历史上也拥有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汉高祖受命坛。”那时的刘邦应该迫不及待，不嫌这种就位仪式简陋，然而，他一上台，就面临了一个烦恼，那就是定都何处。

选择首都，除了富饶、交通便利之外，最好是帝王之都，有王者之气。当然，对刘邦为首的丰沛集团来说，离老家越近越好，连被秦灭的六国百姓也希望选择让自己感觉更舒适一点的地方——那么，舍洛阳又能其谁？

况且，尽管秦时大力发展咸阳，但是此时的洛阳也没有被“另眼看待”。在全国的36个郡中，以洛阳为治所的三川郡为天下首郡。尽管有争论说三川郡的郡治实为荥阳，但是洛阳在吕不韦的手上，也有所发展。他曾在今洛阳市东郊龙虎滩村西北修建了风景幽雅、规模宏大的园林建筑——南宫。而且，嬴政成始皇之后，三度来洛，曾隆重祭祀洛水。到了项羽手里，又封河南国，以洛阳为都。公元前205年，其时还是汉王的刘邦，在率军东进的过程中，纳降了河南王申阳，并改其地为河南郡。这也为其还都洛阳创造了条件。

正是坐在洛阳的南宫，刘邦发表了著名的“南宫论三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未来应该能想见，西安作为前朝首都，就此被放弃。而洛阳，在蛰伏一段时间之后，将在此成为未来中国城市的“顶流”。这大概是西安最为焦灼的一段时期。

只是这个世界常常充满着出其不意。它应该死活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因为一个小人物的出现，而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小人物在被刘邦赐姓刘之前姓娄，单名敬。他本是齐国人，征为戍卒前往陇西为新朝守边。在路过洛阳时，他通过自己的老乡虞将军引荐见到了刘邦。见时，娄敬并没有打扮自己，而是“衣其羊裘”，穿得像个土包子，倒是让刘邦生出了好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记载：“上召入见，赐食。已而问刘敬，刘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刘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

我每次读到这里，都惊异于这个小人物的胆识。他也让我相信，胆量不够大，能力再强都是小人物；但见识不够强，胆量就是虚张声势。他先是从根子上否定刘邦建都洛阳的“正当性”——你就别想在这里做到和周室比美了。不说别的，你和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就不一样，人家靠祖先德善的日积月累才有了今日，是有根基的，而洛阳成为天下之中，不是依险而取地，而是以德来居之。但您呢，打了多少仗，死了多少人，至今伤痍未恢复，是以力取天下的结果。所以，你要是想和成康相比较，是要被打脸的。

但是娄敬贵就贵在不是单纯批判，而是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奉劝刘邦以关中为根本，据秦之故土。

除了此地经济发达之外，相比洛阳，西安更有安全保障。其东有黄河天堑，再加秦地四方关塞易守难攻——往东函谷关通河洛以虎视中原；东南武关控带河南南阳盆地，震慑襄汉；东北蒲坂津气血连通河东；西北萧关通达陇西高地河西走廊；西南散关连通巴蜀汉中。退守据千里沃野，东进可逐鹿中原。

这就和人打架一样，掐住对手的脖子咽喉，再狠捶后背，可以稳赢。而且，刘邦在关中也有较好的民意基础，所以定都咸阳，是为万代之策。

刘邦自然要问群臣意见如何，但得到的答复也显而易见，“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幸运的是，娄敬得到了另一人的力挺，那就是张良。《史记·张良本纪》中记录着张良的原话“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西安则“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意思也就是，如果西汉想要在立国之初维持各地的稳定，就需要像西安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中心。

刘邦听了娄敬及张良的一致意见，顿悟关中地区在全国军事战略格局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即开始行动。《汉书·高帝纪》记为“是日，车驾西都长安。”颜师古作注说：“著‘是日’者，言从善之速也。”“虚心纳言，从善如流，这正是高祖刘邦的过人之处。”（《周秦汉隋唐之间：都城的选建与超越》，侯甬坚，《唐都学刊》2007年第2期）最终，洛阳成京师还没几天就被抛弃。

但与此同时，刘邦也选择了一个“更艰难”的人生。

六

多年后，你我站在“秦咸阳宫×号宫殿遗址”的立碑前，根本都想象不到，在脚下这片荒草的地下，藏着一段大秦帝国的往事。

也很难想象，当年的始皇帝曾站在这里，眺望渭河两岸，那是何等的睥睨天下。当然，你我也不知，当年的刘邦，又该如何从这一片断壁残垣上重新起步。

项羽的一把火，烧掉了始皇的荣耀，也顺便炙烤了新兴的汉朝。但它也让中国的历史从咸阳正式跃入西安。

看后来的资料说，咸阳宫尽成焦土，只有兴乐宫等少数几个宫殿在渭河对岸，又或者是放火的楚军曾驻扎于此，所以幸存下来。

对刘邦来说，他一方面需要和前朝进行切割，比如将咸阳城改为新城县；但另一方面，只能以兴乐宫等为基础来兴建自己的帝都。要知道，西汉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也就是说，连皇帝出行都不能乘坐到毛色相同的4匹马拉的马车，可见财政窘迫得厉害，所以能省一点是一点。

但是，这个帝都应该叫什么呢？山北水南为阴，那么，称渭阴？似乎不太好听，有一说是正好这里有个小地方叫长安，好听也寓意好，所以直接拿了过来。这也是西安亦称长安的由来。公元前202年，刘邦始置长安县，作为新都城之京县。

再二年，在萧何卖力监工之下，以兴乐宫为基础的长乐宫终于竣工。此前暂住在栎阳宫的刘邦，率丞相以下由栎阳宫徙居长乐宫，受理朝政。“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也就是在这里被吕雉谋杀的。

还有就是，西汉大朝正宫——未央宫，也在秦章台宫的基础上开始修建。从惠帝刘盈以后皇帝移居未央宫，长乐宫则为太后所居。它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使用朝代最多、存在时间最长的皇宫。

一切就绪。也正是在这一年，新城县被裁撤，整体并入长安县。这也意味着，西安终于和咸阳合而为一。西安正式继承了秦咸阳的“衣钵”。

还是娄敬，给刘邦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和亲匈奴，二是徙六国贵族豪杰以实关中。前者用公主下嫁的方式，避免了汉朝与北边匈奴发生正面冲突，稳住了汉朝的边界，后者则让西安的人口进一步充实，同时也对社会体制外的武装力量进行正式收编和打击，从而稳住了汉朝内部的局势。刘邦依旧从善如流，“（高帝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

当然，这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随着六国贵族后裔及“强豪富户”不断迁往关中，关中地区“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在秦时因重农抑商而受打击的秦商，规模迅速扩大。

不是谁都认可娄敬这套方法论。日后的王夫之对娄敬此举深恶痛绝，认为“娄敬之小智足以动人主，而其祸天下也烈矣”，但不得不说，不用这些办法，刘邦很难那么快坐稳政权，也不会很快就开辟“文景之治”。

某种意义上，项羽之失败，除了刚愎自用之外，也跟他在楚汉之争时建都彭城（今天的徐州）有关。对项羽来说，衣锦不还乡如同锦衣夜行，所以建都彭城，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但是，徐州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重要的是离真正的政治中心——关中太远。尽管刘邦和他是江苏老乡，但两人的不同选择，注定了未来各异。

正是这一决策，让西安正式开启了自己光彩熠熠的历史。尤其是文景的“休养生息”，让本就是农业先进的关中“藏富于民”，这也给西安带来了巨大的发展。

《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于是也便有了接下来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在霍去病出击匈奴打通河西走廊、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西安更加被推上巅峰，成了连接欧亚的桥梁、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的“诸田”，如田啬、田兰等，从汉高祖九年（前198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代（前104年），至少94年的时间，长盛不衰，和韦家的栗氏、安陵的杜氏等人因经营商业而身家“巨万”。到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时，长安城中有万户，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

正是西安在西汉200年来的表现，为它在日后能继续成为新莽、西晋、前赵、后秦和西魏、北周的都城奠定了基础，直至隋唐降临。

只是，就像刘邦最终弃洛阳而去，但他在分封族内子弟和各位异姓王时，将洛阳留在自己手上，并没有分封给任何人所表现的那样，长安虽是朱砂痣，但洛阳依旧是每个朝代心头的白月光。和秦时相似，时间的钟摆在汉唐之间，也曾数度摆向过洛阳。

七国之乱时，窦婴正是坐镇洛阳、控卫关中，最终将七国联军拖垮；到了汉武帝，以洛阳为“天下冲阸（è，意为控制，扼守）”，河洛地区“在于土中”；到了新莽之后的东汉，更是在洛阳建都，并将其建成首善之区，因为其东西宽6里，南北长9里，所以称为六九城。直到末年董卓为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一把火将洛阳周边二百里烧成了焦土。但董卓一死，汉献帝便回到洛阳。到曹丕于黄初元年（220年）篡汉称帝后，曾下令重建洛阳城，而洛阳也终称洛阳。《三国志·明帝纪》记载曰：“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虽然其最后又毁于匈奴人发动的西晋永嘉之乱，并逼得晋愍帝迁都长安，但是在北魏孝文帝从大同迁至洛阳之后，于曹魏和西晋洛阳城的格局上，扩建了外郭城，形成了皇城、内城和外郭城的三重模式，这不仅让当时的洛阳，急速扩展至70平方公里、人口60万，俨然又成为一世界性的大都市，更重要的是，其所打造的都城模式被后代的都城所继承。与此同时，大禹治水时开凿的龙门，也开始开凿石窟……只可惜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其中西魏都西安，东魏则迁至邺城。这一来，洛阳又遭大劫……

今天，当我们回首西安和洛阳的“二人转”，你会发现它们一会儿这个唱主角，一会儿那个站在舞台中央，可以说是轮番上阵，谁也别瞧不起谁。

在我看来，影响它们在时代中的“位置”，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看执政者更看重的是自身的执政安全（险固），还是“得中原者得天下”——尤其是在山东半岛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然纳入中央之国范畴的情况下，“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概念已然开始形成。

二是看国力是否强盛。国家初建或者走下坡路时，执政者大多喜欢建都西安，这样能更好保证自身安全。一旦到了王朝的上升期，或者兴盛阶段，因为不怕外敌骚扰，往往会迁都洛阳，方便中央治理。

三是看来自西北施加的压力大不大，正如西周毁于戎狄，西汉则通过和亲稳固边疆，到了东汉，因为匈奴部分西迁，给了政权在洛阳生存的空间。

四就是看皇帝所代表的背后利益集团，到底来自哪里。对刘秀来说，南阳和河北是他的“基本盘”，所以他得看住洛阳。对董卓来说，他的军力在凉州在关西，所以他必须要尽可能地向西靠拢自己的势力。

而到了隋唐，不论隋文帝也好唐高祖李渊也好，他们的上位都来自关陇贵族集团的扶持，西安才是真正的大本营。所以，不同的天子，会有不同的选择。

但不管怎样，它们都互为掎角，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没有了关中，洛阳岌岌可危。同样，没有了洛阳，西安就失去了自己的“东大门”。此外，在国家遇到危难时，西安和洛阳也可相互作为避险的回旋之地。

所以你也会看到，把关中到河洛看作是中央皇室“基本盘”的，都能维持很长时间，相反，把洛阳及以东的区域看作基本盘的，如曹魏、西晋、北魏这些朝代，在洛阳的国祚都没有超过50年。

这也就是洛阳和西安千余年来一家亲——西周以洛邑统御关东、秦汉均以三川为天下重地，相反东汉人称洛阳为东京称长安为西京，这也是西安亦称“西京”的由来——而钟摆在两者之间更是不曾停下自己律动的原因。

甚至，在未来的日子里，它还将加快自己的节奏。

一切都是为了有饭吃以及吃好饭

七

开皇十四年（594年）前后，又一次旱灾出现在西安一带，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看天吃饭，是农业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西安位于渭河谷地，逼仄的地理条件使之无法供养庞大的人口。

有意思的是，“是时仓库盈溢”，但主政的隋文帝依旧取消了“战略性”赈灾，鼓励灾民“外出就食”，而他本人，也亲率一干王公大臣前往洛阳就食，开了“逐粮天子”之先例。

日后，这段故事也被李世民引申和渲染，构成李唐取代杨隋的合法性。但隋文帝真的如同李世民所说的那样不堪？显然历史还得细看。

在这段“逐粮”经历的背后，是西安在汉经营之后，正逐渐成为一个体量惊人的“巨无霸”。一方面，汉长安城的范围为隋所继承；但另一方面，由于“凋残日久，屡为战场”，虽然这期间有许多政权在这里建都，但类似于北周这样的政权，对它的恢复和建设非常有限，根本无法恢复它当年的繁华不说，城市还显得过于狭小，宫宇亦多朽蠹，加上渭水河床南移，城内潮湿，易被水淹，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隋文帝又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山南，以龙首山“川原秀丽，丼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为由，再建新都——因隋文帝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公，所以城亦为大兴城。其宫亦为大兴宫。

日后，其为唐所继承，为唐长安。大兴宫也因此被改名太极宫——作为隋唐的帝国正宫，此地为隋唐两朝帝王听政视朝之处，每逢皇帝登基，册封皇后、太子，宴请各国使节等也多在此殿举行，其北门正是李世民弑兄夺权的玄武门。同时，也正因为长安城东迁，离先秦咸阳城遗址较远，所以到唐时又复设咸阳县。

今天若以西汉长安城东南角（内侧为未央宫）的位置为圆心，从西周时的丰镐、秦都咸阳，以及汉唐长安城、隋大兴城，都同处在一个半径不到20公里的区域内——这也让西安在日积月累中，成为“关中核心区”的范围和位置所在。（《周秦汉隋唐之间：都城的选建与超越》，侯甬坚，《唐都学刊》2007年第2期）如此一来，西安成了中国古代作为都城时间最长的城市，也俨然成了一个“都城”博物馆。

战火和时间湮灭了大兴城的模样，但是从唐长安城复原的图纸上，我们依旧能看出其当年的风光。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先建宫城，后建皇城，最后建郭城。其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这种布局无疑体现了以帝王为中心和中央集权，同时，以其雄伟的气势来展现皇权的威严。特别是把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是一大创新。

此外，它还对环境美化和给排水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通过开凿水渠，引水入城，解决用水和生活物资运输的问题，再在两岸种植杨柳，形成了“渠柳条条水面齐”的怡人景色。

不得不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又得考虑地形、水源、环境、交通、军事防御、城市管理和市场供需等各种配套，能拿出如此精妙的“作品”，让人不得不佩服当时的中国所能达到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以及身为中国人的智慧。

日后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兴城的布局特点而建造的。这大概也是唐朝改朝但不换城，只换了个名字的原因。

尽管在大兴城的营建过程中，史称“制度多出颎（jiǒng）”，但“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也就是说，其时身为左仆射的高颎虽是一把手，但主要做事的，还是“恺”，他就是中国古时知名的建筑大师、鲜卑人宇文恺。

这是一个很少人所知的名字，但对宇文氏，却知者甚多。因为北周皇族正是宇文氏。不过，北周时，身为外戚的杨坚为确保上位，屠尽宇文氏，连自己的外孙也不放过，让宇文氏遭遇大劫。

出身在贵族家庭中的宇文恺，也被定为诛杀之列，甚至已被押赴刑场。但由于其家族与北周宗室有别，其二兄宇文忻又拥戴隋文帝有功，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的才华深得隋文帝的赏识，遂被“驰赦之”。但是他自此也不曾远离政治的险恶半步。

让他保命的才华，不是骑射，也不是日后的八股，而是“解属文，多伎艺”，也就是他精熟历代典章制度和多种工艺技能，其中最为擅长的便是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

换句话说，隋文帝应该庆幸，自己没有杀掉这个能人。正是得益于宇文恺，他才能住进自己的大兴城。

不过，新都也有毛病，那就是大兴宫整体地势偏低，每年夏天，此宫湿热难耐，皇帝不得不出宫避暑，这也给唐时大明宫、兴庆宫的修建埋下了伏笔。长安城也因此变得更加规模庞大。这也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粮食不够吃了。

西安的体量虽然更大，但是它面向的关中平原，远远比不上洛阳所面向的华北平原。在中国几大平原当中，东北排第一，华北居第二，长江中下游则是第三，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关中平原根本排不上号。

不过，作为上古时期的天府之国，它应付秦王国以及供给周天子还是绰绰有余，尤其是郑国渠的开凿，让关中维持了秦汉多年的经营和消耗。但时间一长，它也逐渐走上了生态环境与生产能力下滑的下坡路，对经济和人口的供给能力也随之下降。

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盐碱化、肥力减退等，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从西汉时期的4.45万顷，锐减到了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的0.62万顷。相反，日益增多的公职人员队伍与开销巨大的军队，以及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徙天下豪强至长安附近，导致关中所产的粮食在平时就已经难以满足关中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其吃饭问题，很多时候靠“东粮西运”来解决。换句话说，此时的洛阳不仅是“东大门”，还是帝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依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粮西运”有这样两条路径。走陆路，主要是从洛阳走潼关（由于政治及黄河改道等，在秦汉后，潼关取代了函谷关的地位）到西安，靠人工，以及牛马驮运，但是一路上千丈悬崖比比皆是；走水路，则是由洛入黄，再向西走渭河，再到西安。

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那就是漕运通畅，则帝国兴盛；漕运败落，则帝国衰败。如果再叠加旱涝等自然灾害，帝国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尽管渭河催生了今天的关中平原，但是，它也有明显的弊病，那就是河道弯曲，水浅沙深，导致船只航行不畅，尤其是大型漕运船只无法顺利通过渭河到达西安，加上渭水在洪水期泛滥比较严重，不能维持安全稳定的航道，很难修建码头不说，连城池都受其影响。而且，粮船在逆流而上时需要使用纤夫，但经常泛滥的泥滩河岸让他们也很难行走。

隋文帝对此也很苦恼，但是他好歹还有宇文恺。

八

相比大兴城，修建广通渠对宇文恺来说，应该算是“小菜”了。

这是一条和渭水相对平行的渠道，毕竟是位于渭河平原，所以修运河的难度比较低。它和郑国渠一样，基本上没花多长时间。

其从大兴城西北引渭水，一路笔直东行至潼关入黄河，长达300公里，因渠经渭口（在今陕西华阴市东北渭河入黄河口处）广通仓下，故名“广通渠”。

此渠一开，果然“广通”，“漕运便利，关内赖之”。同时，它还像郑国渠那样灌溉了两岸的农田，自那以后“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所以，其又有“富民渠”之称，可以说，是当时的民心工程。

宇文恺也因此被加官晋爵，出任莱州（今山东掖县）刺史，从黄河流域一口气跑到渤海，也就是今天的烟台，但依旧“甚有能名”。

不过，跑得再远，他也没逃掉命运的鞭挞。开皇六年闰八月，宇文恺之二兄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因谋反被诛，宇文恺也受株连而解职，“除名于家，久不得调”。等到文帝要造仁寿宫，他才被重新想起，回到自己的老本行，最后，因在独孤皇后去世后营造皇陵太陵，而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虽然如此，他还是得为广通渠感到遗憾。因为它依旧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虽然运粮无须担心渭河的问题，但是从洛阳经黄河到广通渠这段路又该怎么办？尤其是黄河陕州（即今三门峡）段特别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这三门峡本是黄河上第一道险滩，有‘神门’‘鬼门’‘人门’三个峡口。黄河水从这三道峡口奔腾而出，飞流直泻，像从几丈高的房坡上往下跌。”我在李凖的《黄河东流去》中就看到这样的描述，“这些年，行船走的是‘鬼门峡’……几千年来，这‘鬼门峡’下边的漩涡里，也不知道沉了多少条船，死了多少人……”（《黄河东流去》，李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加上粮食运输也是个耗费资金的大工程，即使有粮食正常运到西安，隋文帝也得“广积粮”，不敢乱消费，造成补给困难，毕竟近有内忧，远有外患——突厥，这个在540年出现于中国史册的民族，正取代匈奴成为中华帝国的一大边患。

在我看来，这也正是他在开皇十四年选取“逐粮”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要留着粮食应付更致命的突发情况。

不过，这种逐粮天子的经历，还是让隋朝进一步认识到洛阳的重要，并由此开启了更大规模的基建。在隋炀帝继位之后，首先就是迁都洛阳，修建洛阳城。

宇文恺再次被重用。《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丁未，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据《资治通鉴·隋纪四》记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意思也就是，随着诏令的下达，投入这个大型工程的民夫高达200多万人。除了周边的老百姓，其他各州富商大户也都相继被迁入洛阳城，来增加城市人口。

这无疑又是一座在短时间内经周密规划、设计、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从开建，到大业二年（606年）四月，杨广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只用了10个月左右的时间。

和大兴城一样，新建的洛阳城也挪了个地方。汉魏时的洛阳遗址，位于今天白马寺以东3公里，在洛水的北边，但是宇文恺在建设洛阳时，特别注意到洛河点缀城区的作用，所以跨河而建，将洛水变成了内河。这样一来，洛水自西而东穿城而过，把洛阳分成南北二区。由于地形的关系，东京不似大兴城那样强调南北中轴线和完全对称的布局方式，其宫城和皇城一北一南，建于全城西北部至高之处，其正南门，与龙门、伊阙相对。两者的东边，则是有尚书省、大理寺、司农寺、光禄寺、太常寺等机构办公的东城。

虽然规模略小于大兴城，也许是被王权收拾得有些后怕和敬畏，所以，在营建东京时，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并以天象一一喻之。

比如说，他把洛水看成天上的银河，而皇帝居住、办公的地方，则是“紫微宫”（唐称洛阳宫），其象征着紫微星，即天之中央的北极星。宫城因此得名为紫微城。该命名理念日后被故宫紫禁城所继承。紫微宫有三大殿，依次为：乾阳殿（唐称乾元殿）、大业殿（唐称贞观殿）、徽猷殿。

宇文恺还将架在洛水之上和皇宫正南门相连的最大的桥，称为天津桥——显然，它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叫天津的城市的名字意思不同，后者为天子之津渡，前者则是天上的津渡，在这里停、发驶往银河的船。

此外，其所修建的上林西苑，引涧河汇水成海，周十余里，海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风景非常壮观。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极为华丽。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恺还修筑了形如偃月的月陂。

如果说以上还停留在诗意和浪漫的层面，但接下来，宇文恺却不能不考虑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粮食的供应和储存。这不仅关乎大兴城的危亡，其实也关乎洛阳自身的粮食安全。于是，在新都修建的过程中，洛口仓、回洛仓相继在洛河沿线设立。其中，回洛仓在洛阳城北3.5公里，是首都洛阳的粮库；洛口仓也叫兴洛仓，位于洛河入黄河之口，它既是东都洛阳的外围粮仓，又是用兵东北的军粮转运站，在隋地位极为重要。

但也因为其建于城外，隋末天下大乱，李密夺取回洛仓，洛阳城一时陷入无粮境地，而李密更是因为手握粮草而士气大振。后来，回洛仓又成为李世民和割据洛阳的王世充争夺的焦点，正因城外粮窖被占据，王世充落败。日后唐朝从中吸取教训，在洛阳城内重新选址，于东城北修建了新的国家粮仓——含嘉仓。不过，又有说法，含嘉仓其实是和洛口仓、回洛仓一并出现的，唐代只是增置。但不管如何，其一开始并没发挥太大的作用，到了唐代，它才开始大规模存粮、作为仓城使用并发展为天下第一粮仓。

作为配套，隋炀帝还倾其国力开挖京杭大运河——605年，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在鸿沟水系的基础上开凿洛阳到江苏清江（今淮安市）约1000公里长的“通济渠”（因为它利用的正是当年汴河的河道，所以唐宋以后，又被称为汴河），以对接黄淮；又在610年重新疏凿和拓宽江苏镇江至浙江杭州间长约400公里的“江南运河”；同时对连接长江和淮河的邗沟进行了改造。这样，洛阳与杭州之间全长1700多公里的河道，可以直通船舶。

隋炀帝还在608年，开凿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长约1000公里的“永济渠”。如此一来，以洛阳为顶点的“人”字形运河系统，就此构筑。这也意味着，洛阳成了重要的节点枢纽。

这条有别于自西向东最终汇入大海的长江、黄河的人工运河，贯穿了南北内陆交通，弥补了自然河流的不足，自开凿后，大运河“船舶往来，商旅辐辏”，“舟行如梭，不舍昼夜”，成为连接大中国的生命线——来自南方的糙米、粟、小豆以及丝绸，沿江南运河—长江—邗沟—淮河—通济渠—黄河—洛河这一路线，源源不断地输往洛阳。

在这里，洛阳的粮食可以通过永济渠往北输送，更好地帮助隋炀帝三征辽东；或者，经洛河、黄河，由广通渠运往长安。

在这些作为之下，洛阳面目一新，更是有“天下之中”的意味。与此同时，宇文恺也一举博得隋炀帝的欢心，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尽管在大业八年（612年）十月，便卒于工部尚书之位，但他和鲁班、毕昇、祖冲之等人代表了中国古代科技所能达到的高度，如果中国能一直这样走下去，就不会有日后忍辱偷生的经历。

他死而不知的还有，他所营建的洛阳，并没有给这个帝国带来好运，相反，因为催逼甚急，反而成了压垮这个帝国的巨石。最终，隋炀帝在扬州，被宇文氏后人给砍杀。冥冥之中，因果循环。

让洛阳更觉得难堪的是，隋炀帝当政14年，却端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对南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不仅三游扬州，而且还死在扬州。

对此后人有无数种说法，有说对南方显示皇家排场，有说思念旧游（杨广曾担任过扬州总管），但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隐喻，那就是随着长江中下游的日趋发展，尤其是西晋八王之乱后的衣冠南渡，它正在取代战乱不断的中原，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隋炀帝开挖京杭大运河，更是助力了南方，也让他成了洛阳、西安的掘墓人。

繁花着锦，终究美人薄暮

九

每次夜间站在杭州的西湖文化广场，看着面前河道上那些船只的剪影，我不仅感慨这哪里是水，而是1000年来流动的诗和财宝。某种意义上，京杭大运河的开掘和修缮，让杭州一跃而起，真正进入了大都市的行列。

因此得益的还有不少。此前因吴王夫差开邗沟而修建的扬州城，因为是水运枢纽，又靠近食盐产地，到唐时风光一时无两，甚至可与西安争辉。数得上来的，还有无锡、镇江、淮安以及徐州，它们都因运河的到来，溢价更高。

但京杭大运河的意义显然不止于此。它让被称为“江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原进一步认知。也让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有了一次重要链接。通过这一纵贯南北的水路大通道，南方这个产粮之地更是成了帝国生存之依赖。

这一趋势，也让开封在为秦所毁、一度成为泽国之后，成为时人不敢忽视的存在。原因无他，京杭大运河是在鸿沟水系上修缮的，让开封不仅处于运河沿线，更是卡在洛阳/西安与南方对接的咽喉部位。这对洛阳/西安的威胁，逐渐藏不住。

尤其是洛阳/西安变得越庞大，它受制于开封就越深。只是，正如冷空气来临之前的几天，会特别暖一样。此时的西安和洛阳，依旧繁花着锦、烈火烹油。

贞观三年（629年），唐长安再次遭遇大灾，为了避免百姓活活饿死，政府特许百姓离开长安自寻出路。当时的玄奘正是混在灾民之中出了长安，自此踏上了西行取经的道路。不过，等到玄奘在古印度留学取经17年之后归国，在政府官员的迎接下和西京留守、宰相房玄龄的接待下，迎接他的人群，从西郊一直排到了朱雀门，导致道路被阻，玄奘一时无法进城。

尽管西安还是摆脱不了粮食危机，但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下，已见盛隆。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加上日后由唐玄宗李隆基开创的却又亲手毁掉的开元盛世，让长安城的辉煌达到了一个顶点。

在人口上，常住人口一度达到了破天荒的185万，流动人口则有51万之多。除了汉人，鲜卑人作为南北朝时期贵族的后裔，在长安城拥有更加广泛的势力。与此同时，贞观四年（630年）突厥政权崩溃后，许多归降的突厥首领也被唐太宗安排在长安城落户。此外，因为丝绸之路的开辟，来自沙漠绿洲上的粟特商人也早早进入了西安，成为连接唐朝与西域国家之间贸易的重要力量。

不得不说，当时的大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开放和包容的国度，正如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而这种开放和包容，也让西安的发展拥有了无数的可能性。

在信仰上，除了一度尊崇的佛教，民众们还可以信奉祅教和景教。在娱乐上，贵族们可以玩上由波斯传来的波罗球（宋代马球的前身）。此外，长安城还盛行胡风。其中，胡旋舞风靡一时，“禄山胡旋迷君眼”“贵妃胡旋迷君心”，而能歌善舞的“胡姬”让李白也曾一度痴迷，“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长安何谓｜胡人塑造的都城》，任疆，澎湃新闻2019年7月12日）

在都城营建上，随着大明宫、兴庆宫的建设，唐长安就此集齐了三大内，即大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以及南内兴庆宫——太极宫的重要不用再提，大明宫则在高宗因身体原因从太极宫迁居于此之后，就此开启作为大唐帝国新的政治中心的序幕。

这个从名字上常常会让人误认为是明朝宫殿、事实上是提醒当政者要勤政贤明的东内，占地3.2平方千米，是明清北京紫禁城的4.5倍，被誉为千宫之宫、丝绸之路的东方圣殿。担任将作大匠一职的人，更是声名显赫的大画家、《步辇图》的作者阎立本。

至于兴庆宫，前身是唐玄宗做藩王时期的府邸，在其登基之后大规模扩建而成。唐玄宗和杨贵妃长期居住于此，李白也曾多次醉酒献诗于兴庆宫中。

如果说三大内见证的是皇家气派，那么，东西两市的建立和兴盛，见证的则是底层的烟火——它是交易商的乐园，也是剁手党的天堂。由于东市靠近三大内，主要做的是政府采购以及高端生意，常见的是“奢侈品”商铺。相比而言，西市更平民，更大众，也更具有人气，聚集了酒肆、衣行、柜坊、药店、珠宝店、铁铺、绢行、声色艺伎等220行，所售商品也以日常商货与小额消费为主。从西域、中亚来的客商，大多就近选择到西市。所以西市的客源更加复杂，也更加国际化。

其中，从这里走出去的著名商人有被称为“唐朝扶风小儿”、曾被冯梦龙载入其主编的《智囊全集》的窦乂，他先是靠经营麻布鞋起家，后主营丝绸等出口货物，与胡商米亮等人结成生意伙伴，把丝绸生意做到了罗马，号称“窦家店”。而另一位丝绸商人邹风炽则住在西市西南的怀德坊，实力与窦乂不相上下，“其家巨富，曾见唐高宗请买终南山中树，愿每株树给绢一匹，自称树尽而绢不竭，从此富名遍传天下”。

正因为无数人在东西市进进出出，买卖砍价，“买东西”也就此成为中国人对“购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与此同时，我们把自己所从事的领域称为“行当”，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尽管唐时的长安城一开始实行的是封闭式的里坊制，坊市分家，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外贸市场的建立，逐渐向开放式街巷制转变。这也意味着，西安逐渐突破了作为政治、军事的单一职能，工商业也逐渐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繁华面前，没有愿意看到美人薄暮的那一刻。但摆在西安面前的是，它的基础越来越跟不上自己的野心。

十

京杭大运河虽然让粮食供应有了相对保障，但是从遥远的南方运过来，显然成本也异常巨大。《旧唐书》里面就有相应的记载，仅仅是从洛阳含嘉仓转运进入陕西，1石粮食就需运费500文。关中地区在高峰期粮食缺口达400万石，仅仅从洛阳到陕西一带的运粮费，就需要200万贯。这无疑是沉重的财政负担。

尽管在唐玄宗时期，京兆尹裴耀卿曾提出了改革漕运的重要方案，比如实行分区域负责办法，实现“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并在漕运经过的沿岸广设粮仓，以提升效率。此外将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从全程通航变为分段通航，例如在黄河三门峡段开凿18里山路，通过陆运以避开三门峡的黄河天险，然后再继续船运……这节省下了大量不必要的成本，也让杜甫写下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但是这样的美好生活如同昙花一现。

到了白居易生活的年代，米价比起唐初还是翻了一倍，为10文一斗，诗人顾况曾拿他的名字开玩笑，“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终唐一代，唐高宗到过洛阳“就食”，唐玄宗也去过。所以唐朝的皇帝都有一个雅号，逐粮天子。而一代女皇武则天，更是在天授元年（690年）自立为帝时，弃西安而定都洛阳。其在位20年内，除两年居于长安城外，其余时间都在洛阳。这里除了远离支持李唐的关陇贵族集团，还有更方便蹭饭的意思。

正像武汉成形没多久，便取代了荆州在荆湖地区中的地位，以便更好对接东南沿海，长安的粮食危机，以及它的尾大不掉，也一定会逼着统治中心在经历过美好的关中岁月之后要往东移。

这也让洛阳一度走上自己城生的巅峰，进而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家园。曾授荥阳县主簿后因功授任洛阳尉的王湾在镇江的北固山下遥想洛阳，“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被贬为江宁（今江苏南京）县丞的王昌龄在芙蓉楼送辛渐，让他转告，“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而在洛阳客居的李白，也在这里享受属于他的相思，“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也正是在洛阳，李白和杜甫第一次相遇。这遂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尽管有着不同的性情和阅历，但世人依旧将两者合称为“李杜”，除了各自的艺术成就，更因为他们之间的一见如故。“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多年后，闻一多就曾感叹他们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

只可惜的是，洛阳最终都没能成为两个人的安身之地。也正是李白，写过这样的诗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其十九》）以及“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指天津桥，在洛阳西南洛水之上）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扶风豪士歌》）。

此刻的洛阳，正笼罩在安禄山的“淫威”之下。755年，让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爆发。作为这场动乱的一大主角，安禄山曾一度夺取洛阳，并自称“大燕皇帝”，和西安针锋相对。

大概是不甘再做比他小十数岁的杨玉环的“干儿子”，安禄山之所以敢兴风作乱，也跟实力有关。那时候的他，兼任了三个地方的节度使，手上的兵力达到了惊人的20多万，而整个唐朝，能和他相抗衡的，也只剩下一个朔方节度使，如果打起仗来，唐玄宗只有逃跑的份儿，基本上没人能救得了他。不过，对唐朝政权最致命的，还是安禄山既控制了洛阳，又以精兵攻击睢阳（今河南商丘）——它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城池，但却是南下江淮的必经之道，只要得手，基本上就切断了西安与江南的联系。

好在有名臣张巡为保全唐朝政权，死守睢阳，据说杀妻妾以充军粮，尽管城池依旧失陷，但也为唐朝召集部队平叛赢得宝贵时间。

但李白再也没能等到胜利的那一时刻。为了避险，李白只能“东奔向吴国”，到一位被称作“扶风豪士”的人家里做客。因受到热情款待，为表感谢，也借此抒怀，即席写成《扶风豪士歌》。不幸的是，一心“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的李白，最终还是误入永王叛军，被捕流放夜郎，一年后遇赦，但没多久便于762年逝于安徽当涂。一说因病，又一说是酒醉后在江上捞月失足而溺水。这也意味着，日后的李杜，再也未曾相见。

如果说李白向东南，杜甫则向西南。写《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杜甫已经在成都城西落脚，虽有“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的闲情逸致，但更多的是“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这样的无奈和悲凉。尽管安史之乱被平复，让他“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接下来，发誓要“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只是，路途艰辛，让他的青春早就在颠沛流离中流逝。最终，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43年后才归葬偃师，算是回家。

此时的安史之乱早已结束。但它带来的藩镇割据，让延续帝都之命的西安，所面临的困境依旧没有解决。

782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拥兵叛唐，并于日后攻陷开封称王，给唐朝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时的唐德宗李适（kuò）面对着遍地战火，却又国库空虚，关键粮食还供应不上。最后因为没办法招待好前来勤王的泾原兵，结果遭遇兵变。

好在贞元二年（786年），败退淮西的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毒死，开封之危始解。虽然禁军中有人摘下头巾，开始在路上大喊：“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意思是饿急眼，啥也不顾了，但镇海军节度使韩滉此时自江浙运来米三万斛。唐德宗得知后立刻欣喜地奔告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只是有点黑色幽默的是，关中的饥荒持续了数年，军民都饿得又黑又瘦，饿久了之后突然吃太多，又撑死了五分之一的人。

长安显然已经到了力不能任的地步。这种拉胯的局面在李克用的手上开始被终结。这个日后为后唐太祖的沙陀族人，曾两度对西安用狠，不是“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就是“乱兵入长安，焚掠坊市与宫城”，而凤翔、陇右节度使李茂贞的养子李继鹏“欲劫皇驾幸凤翔，纵火焚烧宫门，烟炎蔽开，京城大乱，诸军互相剽掠”。

最终，在904年，以开封为根据地的朱温，在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为了更好地控制朝政，带着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强令长安附近百姓迁徙，为了防止有人对西安念念不忘，“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

据说，当时从房子上拆下的木头，被扔在河中一个多月都没漂完。自此曾经繁盛无比的长安城“遂成丘墟”，与政治中心渐行渐远。

西安没落，洛阳也没能独善其身。频繁的战火，对它造成了巨大的杀伤，也让它没有太多时间休养生息。而它的水路也在唐末遭到了严重堵塞，人们又无法清除掉淤泥，导致洛阳虽然晚于西安失宠，但同样抑制不住下滑趋势。

更要命的是，世易时移，开封的成长，让洛阳不再无可替代。随着朱温先弑唐昭宗、后逼其子唐哀帝李柷禅让，并建立后梁，开封第一次摸着“国都”的荣耀。

“短暂”开，接着“封”

十一

我对开封其实熟知已久，这得多亏自己的安徽老乡包拯，以及多年前由金超群、何家劲主演的《包青天》。

每天晚上的黄金时间，当满面黝黑、额顶“弯月”又一脸正气的“包青天”，在“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的主题曲中，出现在屏幕上时，总能让全村老少齐刷刷放下碗筷，目不转睛。最后，再在黄安的一首《新鸳鸯蝴蝶梦》中恋恋不舍地离开。

开封之所以能在隋唐之后成为新的帝都，如前所叙，因位于豫东平原，本身就是一个水系发达，交通便利之地。春秋时期开凿鸿沟，隋又在此基础上开通济渠。正因为汴河对开封意义非凡，所以开封在北周时始称汴州。日后，又有汴梁、汴京之称号。

对开封的经营，自唐之后，又一次紧锣密鼓。时任永平军节度使兼宣武军节度使（又称汴宋节度使）、李渊的玄孙李勉，自宋州来汴州，对南北朝时的汴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筑”，“这次重筑又被称之为‘筑罗城’，主要是将汴州城的南壁往南扩充，把汴河围入城内”，其所筑唐汴州城奠定了今日开封城墙的基础。（《开封城墙的历史沿革及其影响》，刘顺安，《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

到了785年前后，宣武军节度使治所更是从宋州移至汴州。因位居中原，管辖汴、宋、颍、陈、濮几州军政，又得大运河的水运之利，宣武军成为最强有力的藩镇。这一切最终成了朱温得以崛起的有利因素。

这个出身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不事生产的地痞无赖，起于草莽之间，因逢天下大乱，从而开启了自己帝王创业之路。因镇压黄巢军有功，他先是任河南中行营招讨副使。次年拜汴州刺史出宣武军节度使，继而又晋封梁王。正是依赖开封，进而经略河南，最后更是由梁王进阶为后梁开国皇帝。

在后梁之后，几个短命的小朝廷虽和洛阳拉拉扯扯，但最后大多选择迁（定）都开封，除了和后梁敌对的后唐选择了洛阳，后晋、后汉和后周都将开封当成了自己的大本营。正是石敬瑭下诏，“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开封始有“东京”之称。而到了后周，因周世宗励精图治，兴修水利，疏浚河流，将蔡河、五丈河和汴河沟通起来，当地的漕运能力大增，更是“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也因此“别筑罗城”，扩大规模。这一切都为赵匡胤陈桥黄袍加身、入主开封，打下基础。

不过，相比洛阳、西安，开封也有明显的缺点。由于位于洛阳的下游，开封的地理条件其实并不好，经常要受到黄河的“调教”。甚至，它的土地大多是黄河泛滥所形成的，大多属于盐碱地、沙土地，很难发展农业。更要命的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尤其是后晋的石敬瑭，用割让幽云十六州，并向契丹称臣，认比自己年轻的耶律德光为父的代价，换来了皇位，也换来了遗臭万年。自此，中原大地因为失去屏障而门户大开。只能说，相比被战火蹂躏的洛阳、西安，开封是不得选之选。

赵匡胤显然对此心知肚明。加上其本就出生在洛阳夹马营，所以当上皇帝之后，也曾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洛阳。

还有一种说法是，正像武则天迁都洛阳是为了避开关陇贵族的干扰，赵匡胤迁都洛阳，也是为其子继承大统创造条件。当时他的兄弟赵光义从建隆二年（961年）就当了开封尹，后来又爵封晋王，早已在开封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其子若想登位，势必艰难重重，有可能会发生流血政变。事实也同样证明，留在开封最终让赵光义得利。

为此，赵匡胤曾下诏西幸洛阳祭祀天地，以试探群臣反应。《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

但是久居开封的百官显然不想再折腾。起居郎李符第一个站出来，上书“陈八难”：“京邑凋敝，一也；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八也。”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迁都是不行的，不要说想去的那些地方，各种基础设施都没有完善，行政功能也不齐全，更重要的是，没吃饭的东西。

在赵匡胤谒祖陵、祀南郊毕，作有长期停留并迁都的想法之后，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更是直指：“开封漕运便利，供馈无阙，若留在洛阳，谁会想和官家一块挨饿？”

毫无疑问，赵匡胤迁都的最大阻力自然来自兄弟赵光义。他认为留在这里不方便，太祖带点赌气地说：“你以为我只想迁洛阳吗？其实过段时间我还是要迁到长安去。”赵光义“叩头切谏”，赵匡胤又说出自己的理由：“吾将西迁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意思也就是，迁都是为了据天险去冗兵安天下，然而，赵光义抛出的一句话，彻底地堵住了皇帝哥哥的嘴：“在德不在险。”意思也就是说，守天下不是靠险而是在于德。这样一来，显得赵匡胤迁都是德行有亏。

这让我又一次想起了当年的小人物娄敬。娄敬的“在德不在险”，让刘邦知难而退，弃洛阳而选长安，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却让赵匡胤同样弃洛阳而选开封。

各种阻力，让这个本就得位不正的皇帝，只能选择依从。等待赵光义离开之后，“上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日后的事实也证明，赵匡胤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

在这“一进一出”之间，洛阳“成功”地错失了人生的两大机遇。有时想想，如果北宋迁都洛阳，中国的历史会不会重写？但是，我也更相信迁都西安、洛阳，正如李怀忠所指出的那样，终究也不再是长久之计。

这一犹豫，让开封从此进入了人生的高潮。

十二

这是一个有别于西洛二人转的城市。从形态上，开封就别具一格。

由于受制于既有城市形制，又因地处平原无高地可依托，所以开封没有采取长安、洛阳城那种将皇宫置于全城之北高地的规划模式，而是以宣武军节度使衙城为中心向四周扩展，从而形成宫城（大内）、内城和外城同心式的三重城格局。

外城自然由后周罗城而来，因为是京师防御的第一道屏障，所以对它的修葺和防御建筑体系的建立也备受皇室的重视。北宋时期对外城进行过10余次不同程度的增修。内城则是未扩建之前的旧京城，主要是商业区和居民区，同时也是北宋中央和地方衙署、商业和寺观集中的地方，可以看成是在外城和宫城之间建立起一道“缓冲区”。

至于大内，前身自然是宣武军节度使衙城，为帝王生活和议政的场所，但是规模狭小。由赵匡胤颁诏组织大批人力扩建，前后持续四年多的时间。营建后的皇城周回五里，殿宇巍峨壮观，富丽堂皇。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将皇城城墙由土筑改为砖砌，是东京城三道城墙中唯一的一道砖砌城墙。其范围位于今龙亭公园一带。（《开封城墙的变迁》，铭源，知乎）传说，龙亭本身是一大殿，坐北朝南，殿前有东西两湖，东湖为宋朝“太师”潘美的宅邸，西湖为宋朝抗辽名将杨业的府第。作为天下首府的开封府，则在今包公东湖北岸。它和龙亭公园隔西门大街南北相望。

某种意义上，正是地理位置不佳，没有山河固险，加上宋时重文轻武，让北宋只能在城墙上大做文章。

城墙外，是辽、金、西夏等游牧民族的轮番袭扰，城墙之内，一代文人名士辈出。今天，我们很多人了解开封，除了包青天，还可以从寇准、欧阳修、范仲淹、韩琦、王安石以及三苏身上“窥一斑而知全豹”。

当然，还有一把钥匙，那就是张择端的那幅名画《清明上河图》。

为什么它叫“上河图”？有人认为“上”是动词，上河即是上河市，和上街一样，不过也有人认为上河即汴河，是对汴河的尊称。汴河漕运关系到百万东京人的口粮，对开封意义重大，故称为“上河”，还有人认为“上”是方位词，从地图上看，汴河居北，处上位。但不管怎样，这幅图透露出来的北宋开封城的繁荣气息，让人惊异于那段享国只有167年的耀眼光芒。朋友杜恩龙在著作《〈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中，曾循着画面的开始，细致地解读了这里的“世界”，这里不仅有古代农村的自由广场——晒场、被“砍了头”的柳树、人扛人的一种方式——轿子、古代最危险的交通事故制造者——惊马、抽水机时代之前的提水工具——辘轳、煤炉、纸马店、水陆连接点——码头、交通拥堵人声鼎沸的虹桥、测风仪、铁器铺、牙人、预知未来的算命铺、军巡铺、孙羊正店、宋瓷、栀子灯、十千脚店、外卖小哥、彩门欢楼、各式各样的车辆，以及有别于茅草屋的瓦房……

不得不说，张择端用几乎实景记录的笔法，再现了当时开封的风土人情，人生百态，以及在飞速发展之中的商品经济和科技力量。此外，我们从中还能看到，宋时的街市已经彻底突破了里坊制，形成了市坊有机结合，以行业街市为主的全城商业网。

某种意义上，这也和开封的城市布局有关，因为没有明显的对称性，以及明显的南北向轴心线，所以街道布局也不是十分规整的，并不适合建立坊市的界限。也正是打破了这一界限，让开封的城市形态顺应了经济发展，最终繁荣如斯。

当然，在这背后，也是得益于北宋时期经济的变革，一是推广耐旱、早熟的占城稻，二是土地所有制改革，由国有向私有转化的同时，且“不抑兼并”。虽然这促成了宋代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浪潮，以及兴盛的租佃关系，但这也直接推动了土地垦殖面积的扩大，激励了诸多地主家庭、小农家庭努力提升土地利用率，避免因好逸恶劳、不善经营而被淘汰。最终，这直接刺激了粮食的生产，进而刺激了人口的“生产”。

此外，不抑兼并也会使土地能够集约化，提高了生产效益，从而使部分农户失去土地，部分农户由于效益的提高而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那么，多出来的人口怎么办？乱世造反，治世进城。于是，随着农民的进城务工潮，开封的工商业也就这么发展起来了。

当然，宋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化，那就是放宽宵禁制度，这样一来，夜市兴盛，而GDP也因此被拉动。所以，后世称宋朝其实是“工商立国”，实不为过也。尽管“它们都对根基于农耕社会的中国传统政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站在现代人的视野来看，这是一个旧秩序正在瓦解、新世代的曙光乍现于地平线的时刻”。（《王安石变法，为何避免不了失败命运》，陈季冰，冰川思享号2021年12月18日）

在画面中，我们还不能忽视的是汴河。《清明上河图》共绘了25条船，除两艘小船之外，其余都是制作精良很难找出两条完全一样的大型船只。可以看出宋代造船从设计到施工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画面上第一个出现的码头边上，正有一条运粮船，岸上一主人正在指挥卸船，“从重量感来看应该是粮食”，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年汴河的主要功能。而那些扛包的苦力，每人手上都拿一根小棍，它应该就是码头为工人计算报酬的一种方式。“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汴梁有很多粮仓，如东水门外的虹桥元丰仓、顺成仓，东水门的广济、里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国、万盛、广盈、永丰、济远等官仓。但是《清明上河图》中没有反映，大概也被张择端艺术化地去掉了。”（《〈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杜恩龙，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

不管如何，在帝都这一身份的加持下，开封很快也成了国际性的大都市，而且以百万人口，力压只有数万人的巴黎、伦敦，越拖到后面，就越没有迁都西安、洛阳的动力。即使神宗时，开封到洛阳的河道曾经被短暂疏通了一段时间，但迁都也是纸上谈兵。

从以前的西安、洛阳二人转，到北宋时由开封唱独角戏，使前两者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因为天塌下来，先由开封顶着。

十三

北宋时期的洛阳，从西安、洛阳二人转时的东都，变为了西京。虽然“在德不在险”，但是北宋还是以其为中心设置河南府，辖今日巩义、登封、渑池、偃师、孟津、伊川、新安、宜阳、洛宁、嵩县等地，基本等同于今天的豫西地区。

到赵光义上台之后，对洛阳的经营同样也很完善，不仅有皇宫，而且还有一整套的管理班子。这说明赵光义在对待洛阳的问题上多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更关键的是，随着皇室的东迁，洛阳和西安再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背负着沉重的粮食压力。

这也让洛阳最终还是触底反弹。尽管人口不如开封，但也比得上罗马、伦敦、巴格达。而且，由于是千年古都，这里从来不缺世家子弟，北宋学者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便记载，“洛阳多大家，世以谱牒相付授”。

又写：“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当梅花、桃李以及牡丹相继盛开之时：“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

不得不说，做过帝都，又有山水之美，加上频繁的动乱，让这里的人更喜欢追求眼前的俗世快活，所以洛阳不像西安尚有秦汉游侠之风，而多了些平淡冲和，以及平安喜乐，从而出现衣冠人物之盛、雅集结社之普遍等现象。《司马光集》曾有“西都，缙绅之渊薮，贤而有文者，肩随踵接”。

邵伯温之父邵雍因爱洛阳“山水风俗之美”而迁居于此，并写下“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样的咏怀诗句，并在这里和司马光、富弼、张载等人过从甚密。据说欧阳修也来过这里赏牡丹，“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在洛阳过年时，还写下了“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相比较此时为陪都的洛阳，西安虽然已是和“都”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它依旧被划归为京兆府，就连身为首都的开封，都只能叫“开封府”。此外，北宋还派重臣范仲淹、狄青、种世衡等镇守陕西边塞，西夏、金国多次染指均大败而归。

在经济上，根据西安市地方志，由于郑白渠、三白渠的整修，尤其是引泾灌溉工程——丰利渠的开凿，给关中这片土地带来了久盼的膏泽和很大的实惠。这也给西安在工商业上带来了触底反弹，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长安城商税年收入38000余贯，在全国大城市中居第16位，在黄河流域各府州中居第5位。北宋大观元年，更是升京兆府为大都督府。元祐二年（1087年），漕运大使吕大忠把《开成石经》由故唐尚书省西南隅移置于长安府学北面，即今西安碑林所在。这也是西安碑林的创始。

只是，这样悠闲的好日子，也随着金兵在1126年的两次南伐戛然而止。可悲的是，面对金军的第一次围攻，开封城的官员在迁都还是坚守的争论中还没弄出眉目，金军就已经渡过黄河，抵达城下。到了第二次南伐，更是破城而入。次年，便酿成了全国人民所熟知的靖康之难。

我曾看到这样一个评论，说的是历朝历代的都城，就这个开封最不靠谱。无险可守不说，四水灌都带走了太多的气数。水生财的同时，也洗尽了锋芒，所以有宋一代，富而不强。这导致再坚固的城墙，也无法保全朝代的安宁。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洛阳也在金兵的南伐中备受打击。由于义军的反抗，洛阳曾一度收复。然而随着宋高宗赵构重建宋朝，危险又一次降临。“赵构是（宋钦宗）赵桓的弟弟，他正在黄河以北集结勤王兵力，没有在开封，所以幸运地逃出魔掌，就在应天府（河南商丘）宣布登极。宋帝国的重建引起金军第三次总攻，这一次金军用一年余的时间，把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包括开封、洛阳、长安（陕西西安）几个重要城市在内，约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占领。”正是这种来来回回的拉锯战，让洛阳不堪其扰，城内无论是宫殿还是民宅悉数被毁，曾陆续成为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北宋七朝的理政之所，存世53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朝代最多的皇宫——紫微宫，继安史之乱之后，再被重锤，彻底被毁。最后，只得在隋唐洛阳城东城的遗址上另筑了一座新城，也就是今天洛阳最早的建成区：老城区，但是和唐宋时的洛阳相比，新城就像缩水了的衣服。到了元之后，洛阳连都城的名号都没有保住，只留下了“河南府府治”这一身份。

西安同样受伤不浅。此前，当时的宰相李纲曾建议迁都西安。然而，由于内部的政治斗争，加上金军的打击，“赵构渡过长江，向南中国逃亡，定都临安（浙江杭州）”。（《中国人史纲》，柏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西安再次与帝都擦肩而过。不过，南宋再也不会为吃饭问题而发愁了。

如果说晋时衣冠南渡给南方带来了发展的大机遇，那么，安史之乱时的南迁，加上这一次的“衣冠南渡”进一步促进了南方大开发——尤其是北宋时期在瓷器、造船、冶铁、纺织以及科技、外贸上的优势，充分地给南方进行了洗礼。

当然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唐末宋初时，中国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黄河水文恶化、西北凋敝的同时，游牧民族再度兴起，它们将自己的“牧场”向南持续推进，进一步威胁到中原的生存。

加上南宋在压力之下，开始大力推广“稻麦复种”耕作制度，也就是每年水稻收获之后再种一轮冬小麦，与此同时，后人誉之为“衣被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黄道婆在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并有改进，总结出“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织造技术，促进了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这一系列的举措，让长江流域最终接棒黄河流域，成为天下经济的重心。自此，南方彻底地让北方相形见绌。一步错步步错。此后，西安和洛阳再也没有机会逆转形势。

就连身为名义首都的开封，也在西湖的暖风中，被人忘却，“直把杭州作汴州”。 DHKFydHFNQA7gSkEbT8tBElFdE2mkHQZWjJa9SiXwhgiZzOD8rbpVwZ6ZgFLFR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