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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中国传统公案小说有一个共同点，即侦探的角色总是由罪案发生地的地方官来扮演的。
这位地方官要负责辖区内的所有行政事务，他的辖区通常由一座带城墙的城池和周围方圆百里的乡村组成。地方官的职责繁多，对税收、人口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全权负责，要即时更新土地登记记录，还要维持治安等。他同时是地方上的司法长官，负责逮捕和惩治罪犯，审理所有民事和刑事案件。因为地方官实际上要管理百姓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便被统称为“父母官”。
地方官是一直在为公务忙碌的官员。他与家人就住在衙门大院的一座独院官舍里，一般来说，他一觉醒来的所有时候都在忙于公务。
县级地方长官在唐代被称为县令，是古代中国政府金字塔式结构的最基层官员。县令必须向他的直属上级州刺史报告，刺史管辖二十个以上的县
。刺史需向都督府都督报告，都督负责管辖十几位州刺史
。都督接下去会向京师的朝廷报告，皇帝便身居朝廷的最高层。
帝国的百姓，无论贫富、社会背景如何，都能出任公职，通过科举考试出仕，成为一名县令。当欧洲仍然处于封建统治的时候，中国唐帝国的体制在这方面已经相当民主化了。
县令的任期通常为三年，然后会调职到另一个县，假以时日，会升迁为刺史。晋升的选拔完全基于县令的实际表现；缺乏天赋的官员，一生大部分时候，都只能出任县令而已。
县令在处理日常公务时，会得到县衙常设人员辅助。常设人员包括不良人（明清两代的捕快）、僚佐（县丞、主簿、县尉和佐史，明清两代县尉的职权转移到典史手中，佐史改称书办、书吏等）、典狱（明清两代的牢头和狱卒）、仵作（验尸官）、卫士（明清两代的衙役）。然而，这些常设人员只履行自己的日常公务。
他们和探案没有关系。
探案任务由县令亲自承担，他会得到三四名亲随助手相助；县令在为官之初会选定这几名亲随，每次出任新职，他们也会跟随赴任。这些亲随的地位在县衙的其他人员之上。他们与地方上没有牵连，因此在办案时不太容易受到私人因素影响。出于相同的理由，官场定制，任何官员都不得出任原籍的县令。
本篇《黄金案》道出了古代中国司法审判程序的大概。县衙升堂审案之时，县令就坐在公案后面，助手和僚佐站立两旁。公案就是一张高脚桌，上面铺着红缎。
不良人就在公案前方，分左右两厢对面而立。升堂审案之时，原告和被告就在这两排不良人之间，一直跪在光秃的石板地面之上。原告、被告都没有律师相助，不能传唤证人，他们的处境基本上是不会令人羡慕的。整个升堂过程（审判程序）其实是为了起到一种威慑作用，让百姓对卷入法律事务的可怕后果印象深刻。通常衙门里每日在上午、中午和下午，升堂三次。
在中国古代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是，除非案犯承认自己的罪行，否则不能被判有罪。为防止性情刚毅的惯犯面对无法辩驳的证据都拒绝认罪，法律允许动用法定刑讯，诸如鞭打、棒打、用竹签钉手脚等。县令和其他地方官在动用这些法定酷刑之后，经常会施加更严厉的刑罚。然而，如果一名被告在酷刑之下，身体永久性伤残，或者屈死，县令和县衙的所有人员都会受到惩处，往往会被处以极刑。因此，大部分法官更多依靠自己的敏锐心理洞察力和亲随对案情的了解，而不是动用酷刑审案。
总之，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运作相当发达。上级的严格管理，阻止县令和其他地方官滥权，公众舆论则是对恶劣和渎职的州县地方官的另一种遏制。死刑必须经皇帝核准，每一位被告可向高级司法官员上诉，直至皇帝本人为止。此外，县令和其他地方官都不得私设公堂审案。法官对案件的所有审问，包括预审，都必须在大堂上公开进行。案件的审理过程都会被仔细记录，相关报告必须送交上级检查。
“狄公”是中国古代的大侦探之一。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唐王朝的著名政治家之一。他全名狄仁杰，生于公元630年，卒于700年。在他较为年轻之时，在各道州县出任地方官，因判断许多疑难罪案享有盛名。主要因为狄公身为侦探的卓著声誉，后代的中国小说以极为少量的史实（如果存在的话）为基础，将他塑造为许多公案故事的主角。
后来狄公成为朝廷重臣，因多谋善谏，对社稷多有裨益。女皇武则天革唐鼎，改国号为周之后，由于狄公几番强烈反对，她放弃了废黜皇位合法继承人，让她本人倾向的继承人继位的计划。
在大多数中国公案小说之中，县令或其他地方官要同时处理三件或者更多全然不同的案件。我在本故事保留了这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写了三件疑案，组成一个合为一体的完整故事。在我看来，中国公案故事在这方面，要比西方的侦探故事更加现实。一个县人口为数不少，县令经常不得不同时处理几件罪案，才是合乎逻辑的。
我在狄公案系列故事中对社会风俗习惯的描写，更符合十六世纪中国明代小说家的描绘，不过故事中的实际背景要比十六世纪早九个世纪之多。本书使用的插图画，再现的也多是明代，而非唐代的风俗。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中国人不抽烟草，不吸鸦片，也不留辫子。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清朝，统治中国之后，才强行要求男子剃发留辫。此前中国男子都蓄长发在头顶束扎发髻，在户外和室内都戴着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