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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游侠之风”由来已久，构成了秦汉独特的社会风尚，这种社会风尚既是秦汉国民“价值取向”的一种反映，也是“民间秩序”的一种体现。
两汉是士族社会（秦至南北朝）的萌芽期。在这个阶段，各种国家秩序逐步建立起来，特别是地方统御机构，开始呈现精细化的管控模式。但是应该看到，两汉的国家秩序只是社会整体秩序的外部轮廓，是国家权力的法制性展现，从这一点来看，这不过是被规定的规则化的生活骨架。这样的骨架在构建过程中，又会催生出一套相反的骨架，这种骨架就是社会动机、社会取向和与国家秩序冲突矛盾的感情系统，这套系统构成了极其复杂且固定的现实生活形态。
正是有了这种有具体目的、动机与生活情感上表现出的行为者心态，从而给社会生活的外部轮廓注入了“灵与肉”体验。也正是这种生活体验中不可估量的要素，才真正给时代与民族固有的性格赋予了全新的要素，使社会生活更有活力。
这样，国家秩序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外部轮廓，它的保障机制是法制和国家权力，以及国家权力的集大成者——君主。民间秩序构成了生活的内部架构，它的存在基础是个体的动机、情感和价值取向，也就是社会性格，这种性格在秦汉就是“任侠精神”。可以说两汉帝国的建立，以及汉末的社会变革，都是这种“任侠精神”的直接产物。刘邦集团，汉末诸民间自治集团是其具象化的展现。
游侠的初期形态是战国时代形成的新型人际结合纽带，即“养士”之风，而“养食客数千人”的战国四公子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既是贵族卿相，又能谦恭礼士，争相蓄养门客，并以任侠的高名闻世。依赖这种人际结合关系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战国四公子成为国家的精神领袖，也成为各国君主敬畏的对象。《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
战国的“任侠”还不能称为民间秩序，它只是国家秩序的一种附庸，是为国家秩序服务的，可以称为“养客集团”，从文献上看，这种养客之风，早在春秋中期以后已见端倪。游侠之风开始成为民间秩序的存在，是在秦汉之际形成的。重承诺、舍身救助穷困的所谓任侠精神，如果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成为当时极其重要的、支撑社会关系的精神纽带。
东汉时期，游侠之风更盛，任侠习俗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对固有民间秩序的性格具有影响，而且呈现出“游侠豪族化”的趋势。在这个层次意义上的豪侠、土豪形成了各自的强者秩序，分布在民间的各个基层。当中央的控制力量放松时，他们便会伺机蜂起。王莽末年，南阳起事的汉光武帝，就是豪族弟子，“喜游侠斗鸡走马”，而且还“藏亡命、匿罪人”。
东汉末年，游侠之风遍布全国，当时很多豪族具有“任侠精神”。在冀州起事的袁绍是权门豪族弟子，是一位“豪侠”，与游侠张邈、侠士何颙年轻时代便结为好友。曹操年少时“任侠放荡”，跟随他的将领李通、臧霸、许褚、典韦等人，是威立乡曲间的“豪杰”，也是游侠。刘备“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是民间的“游侠”。孙坚是富春的土豪，更是一位“轻狡”的游侠；孙权也“好侠养士”，吴国的将相鲁肃、周瑜、甘宁、凌操等也是民间游侠。
这些游侠兼豪族的人物，给汉末争霸战争注入了新的因素。当时各地的军阀势力，大都是豪族游侠集团，任侠精神是他们结合的群体基础，豪族身份是他们联合的价值属性。而且，正是注入了游侠与豪族的因素，才使单纯意义的“藩将”演化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领主”。
可以说，汉末是“游侠”和“豪族”主导的社会，他们借助汉末的乱局，建立起民间自治集团，从而将民间秩序转化为社会的主导力量。通过兼并战争，民间秩序又改造了国家秩序，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两汉帝国两种秩序的此消彼长，其实反映了中古时代社会变革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