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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凉州到洛阳，是董卓仕途一次重大的转折；由京师再次回到凉州，又是一次重大转折。原因很简单，董卓是土生土长的凉州人，在凉州根基深厚，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凉州是水，董卓便是鱼，离开了凉州这池水，要想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是十分困难的。之后，董卓离开凉州作战，要么主要任务是防御，没有什么实质的成就；要么非溃即败。但回到凉州讨伐叛乱却屡战屡胜，可以说他的身上已经深深地刻上了“凉州董卓”的烙印，这为凉州集团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次对羌人的战争中，董卓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后汉书·董卓传》载：“共击汉阳叛羌，破之，（卓）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同传李贤注引说：“为功者虽已，共有者乃士”。就是说，董卓认为自己虽然有指挥的功劳，但作战还是要依靠战士，因此，将赏赐的匹缣毫无保留地分给了吏卒。从这条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董卓不仅“才武”，而且“见识非凡”，已经显示出了大将和军事统帅的气度和才能。他之所以能组建足以和朝廷相抗衡的凉州集团，并控制东汉政权，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在西北大捷的同时，东汉帝国的权力中枢又发生了变故。《后汉书·张奂传》记载：“（灵帝）建宁元年（168)……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事泄，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窦）武自杀。”
这是外戚集团与“清流派”豪族联合反抗宦官集团的一次斗争，以失败告终，宦官集团牢牢地控制着东汉政权。而这次事件又直接引发了汉灵帝建宁二年（169）第二次党锢之争。汉灵帝建宁三年（170)，素来受到敬仰的“清流派”领袖陈蕃、李膺等被杀，第二次党锢之争以宦官与“浊流派”豪族的胜利告终。
这次事件对东汉帝国后期的政治走向影响巨大。不仅引发了党锢之争，还间接引发了黄巾运动，以及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外戚大将军何进联合以袁绍为核心的豪族集团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
如前所述，这次平定西北叛乱，是董卓第一次参加与羌人的大规模作战，不仅积累了实战经验，而且展露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从这次大战开始，董卓逐渐代替张奂和段颎，成为东汉帝国抵御边境游牧民族的重要藩将之一，另一位是幽州的公孙瓒，还有丁原和他建立的并州军。但从这次战役结束一直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董卓的主要任务虽然是对付羌胡，但却不在凉州境内。
《后汉书·董卓传》载：“（卓）稍迁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后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同传载：“（灵帝）中平元年，（卓）拜东中郎将，持节，代卢植击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
我们看到，除了中平元年镇压黄巾起义失败，董卓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并州刺史和河东太守任上度过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羌人。《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前面我们提到，西北羌实力最强，主要活动在关西和凉州一带，凉州以外的诸羌种人数少，以抢粮和打游食为主，实力很弱。这时西北羌主要由段颎抵御。所以董卓所对付的是实力很弱的羌人，打的都是以防御为主的小规模战役。
前后十六年，董卓虽然没有离开过战场，却再次离开了凉州。脱离了发展的土壤，也就失去了发展军事力量的条件，没有一支可靠且实力强悍的精锐部队，是不可能对付力量强大的黄巾军的，也不可能得到朝廷的倚重，也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良机。
但当董卓因为镇压黄巾起义失败抵罪之后，却峰回路转，不但回到了凉州，重新组织军队，而且发展迅速，将这种武装力量发展为规模庞大的“凉州军”，而成为整个东汉帝国举足轻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