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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桓帝末年，朝廷从凉、并二州征选良家子弟充任羽林郎，讨伐羌胡叛乱。《后汉书·董卓传》载：“（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六郡良家子”是什么？因为与董卓的出身和今后的发展关系密切，而且也是两汉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有必要加以说明。
《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这段史料反映了汉帝国两个重要的社会状况。
其一，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边郡的特点。从两汉的地方行政区划来说，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四郡属于凉州，上郡、西河两郡属于并州。六郡虽然分属二州，但以自然条件、民风材力、区域功能、战略意义而论，六郡都属于边郡，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阵地。而且是护卫京师长安的战略缓冲带，战略功能非常重大。因此，这个区域的居民大多“修习战备，高上气力”，成为政府征兵的重要基地。西汉开始，朝廷就从“六郡良家子”中，选拔“期门”“羽林”，即皇帝的卫士，来充实兵源，拱卫京师。民风彪悍，长于骑射只是选拔的条件之一。
其二，反映了汉代社会分层的特点。西汉晚期和东汉是豪族社会的形成期，而豪族的起源是帝国内的豪强豪族，在西汉是“强宗豪右”，在东汉是“大姓豪族”（世家豪族和地方大姓豪族）。而豪族又是构成帝国各级官僚的主要群体，“良家子”便是豪强豪族的子弟，出身“良家”就成为“出仕”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充任“羽林”，还是充任其他官吏。
《汉书·地理志》注引如淳的解释，即“医、商贾、百工不得豫也”，“不得豫”即不能出仕。《史记·李将军列传》索隐记载：“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商贾、百工也’。”汉代将这三类人家认定为非“良家”，其子弟也不能作为“良家子”。这样，通过官方的设定，基本确立了中古中国（两汉至西晋）社会身份认同的方式，即豪强豪族与非豪族，良家子与非良家子。
这种身份认同方式在中世中国（东晋到隋唐）发生了三次演化：东晋的门阀豪族（以出身门第为标识），南北朝的权阀豪族（以掌握权力为标志），隋唐的望族（以郡望和郡氏族谱为符号）。虽然不同时期族群的边界发生了变化，但认同方式并没有发生质变，出身豪族依然是“出仕”的重要依据，拥有“为官”的优先权。这种认同方式一直持续到中唐，安史之乱和中晚唐的藩镇体系开始瓦解这种方式。
这样，我们就可以梳理出中古至中世中国的社会分层。
很显然，医、商贾、百工属于“庶民”，是不能染指精英阶层所构成的政府的。这样，“良家子”就成为两汉官吏的主要来源。前面提到，董氏是凉州的地方豪族，父亲又担任过县尉，董卓本人也担任过凉州的州郡吏，是标准的“良家子”，当然具备入选“期门”“羽林”的条件。董卓由“边鄙之地”的凉州来到权力中枢的京师洛阳，而以“六郡良家子”充任“羽林郎”，又是成为名将的最好途径。根据钱文子《补汉兵志》考证，西汉时期的赵充国、甘延寿就是从“羽林”起家，成为一代名将。对董卓来说，这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董卓开始逐渐参与帝国的重要军事行动，不断晋升，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建立起了一支精锐的凉州军团，又逐渐将这支军队私人化。凭借这支军事力量，董卓逐步控制了凉州地区，建立起“凉州集团”，一跃成为当时实力强大的藩将，成为他控制东汉政权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