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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桓帝延熹二年（159)，桓帝依靠宦官诛灭外戚大将军梁冀，正式掌握朝政大权。桓帝为了巩固权力，封中常侍单超等为县侯，至此，朝政大权再次由外戚集团转入宦官之手。宦官集团利用桓帝的宠幸，控制朝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使得内政昏暗，朝局动荡。同时，东汉边境狼烟四起，尤其是西北的羌人，趁机纷纷反叛，搅扰边境。桓帝为了应对内忧外患，抵御羌胡，以六郡良家子弟充任羽林郎，跟随中郎将张奂讨伐汉阳的羌人叛乱。董卓便是这些被选拔的良家子弟中的一员，董卓依靠充任羽林郎和讨伐羌人的叛乱走向了历史舞台，拉开了群雄争霸的序幕。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有三子：长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颖。”董卓的父亲董君雅，担任过颍川郡的低级官吏纶氏县尉，就是掌握缉捕“盗贼”的武官。董君雅是武官，世居凉州，与羌胡杂处，必然长于骑射，董卓从小便在父亲的教授下操练骑射，练就了一身“胡服骑射”的本领，为充任羽林郎和今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两汉时期的凉州，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后汉书·陈龟传》说：“今西州边鄙，土地瘠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西州就是凉州。凉州地处边鄙，土地贫瘠，由于羌人常常骚扰边境，侵袭村落，那里的百姓大多无固定的居住场所。凉州百姓既要镇守要塞，也要保护家园，一旦听闻羌人来袭，便操刀执矛，抵御羌敌，出征时，便不打算能活着回来。因此，凉州人大多孔武有力，壮勇刚猛，从小练习骑射，熟悉兵事。
《后汉书·虞诩传》说：“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汉书·辛庆忌传》说：“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立鞍马骑射。”秦将白起、王翦，西汉的李广、甘延寿、赵充国、辛庆忌，皆山西人。
这里需要说明，秦、西汉时期称“山东”“山西”；东汉贯指“关东”“关西”，虽然称谓不同，但都以函谷关（崤山）为界。以东的地区，称“山东”“关东”，就是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徐州北中部、扬州北部一带；以西的地区，称“山西”“关西”，就是陕西、青海、甘肃一带。东汉时期，西北的羌人常常寇掠边境，但始终不敢长驱直入进犯长安，就因为有凉州作为关中的屏障。
这样看来，在当时与羌胡长期的对峙中，加以“关西出将”的传统，形成了凉州地区特殊的地缘特点。凉州人大多孔武有力，壮勇刚猛，以“鞍马为居，射猎为业”，从小便练习骑射，熟悉兵事。那种在内地“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的安乐生活，在凉州几乎很难想象。
当然，土地贫瘠的自然条件，是形成凉州特殊地缘特点的根本原因。凉州的地理位置，加上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孕育出善于骑射、以鞍马为业的杰出人物。汉末名将张奂、段颎、皇甫规、皇甫嵩都是凉州籍将领，董卓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也印证了“关西出将”不是虚言。
在东汉各州中，能与凉州比肩的恐怕只有并州和幽州了。两汉时期的并州、幽州虽然属于关东地区，但在秦汉，与凉州一样，边邻匈奴、西羌、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前沿阵地，经常处于备战状态。尤其是并州，是产生“勇武”之士的地方，当时被称为“并凉劲兵”，吕布、张辽、张杨，皆并州人。这也是董卓畏惧丁原，又与吕布结盟的根本原因。而“文武才力足恃”的公孙瓒就诞生于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