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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顺帝永建六年，即公元131年，朝廷下诏修建太学。质帝本初元年（146）在梁太后与外戚梁冀的鼓励之下，太学生的人数达到三万余人。但对于外戚集团的专横，已经有太学生上书予以批判。到了桓帝延熹二年（159)，外戚梁冀的专横招致桓帝的不满，宦官势力乘机起事，单超、左悺、徐璜、县瑗、唐衡在桓帝的授意下，将梁冀诛杀，外戚势力衰落。因这一功劳，宦官集团的代表人物被封为万户侯，其势力愈加强大。他们各自为了私利左右朝政，选举请托之风越来越盛，其家族、支派导致的选举混乱，愈演愈烈。
对于这种乱局，太学中的清议更加汹涌澎湃，针对宦官势力的政治批判，从儒教的价值标准出发以品评人物的形式，在“清流派”中更加盛行。同时，被打倒的外戚集团也不会甘心，他们也在积攒力量，以期东山再起。
汉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窦后之父窦武作为外戚被特封为侯，窦武为了笼络“清流派”，据说将两宫赏赐的财物悉数散与太学生。此时窦氏不正是利用了在太学生中澎湃而起的批判宦官势力的舆论，在内朝与宦官势力的相互对抗中，以期达到身为外戚而强化自身地位的目的吗？当然，对于外戚集团与“清流派”势力的密切接触，宦官集团不会视而不见。双方斗争的最终结果是酿成了党锢之祸。
汉桓帝延熹九年，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后汉书·党锢列传》详细叙述了这次事件的经过：“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当初）初，（张）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加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
表面看，党锢事件的起因和借口，实在是微乎其微，不过是李膺杀了张成的儿子。但是由于张成的靠山是宦官和皇帝，他们对清流派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力早有戒心，因此，一旦有人发难，他们就会借机大举捕杀党人。“使者四出，相望于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毫不留情地向党人开刀。这是清、浊二派的第一次对决。
汉桓帝永康元年，即公元167年，桓帝死，窦后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与父亲窦武订立禁中之策，选外藩十二岁的解渎亭侯刘宏即位，是为汉灵帝，窦武以大将军之职掌握了政权。这是外戚们把持政权的惯用手段。窦武摄政后，立刻任命“清流派”官僚领袖陈蕃为太傅，企图利用清流势力，更加积极地打击宦官势力。
太学生们是否真的不知道自己被利用而对窦武大加称赞，立刻把窦武列为清议所标榜的“三君”之首，并赞美窦武“天下忠诚窦游平”，还在游谈和交会时奔走相告呢？可以看出，“清流派”对人物评论所依据的儒学标准，也不过是名目化和外在化的体现。外戚，本来并不具备德行和功绩，仅仅因为是太后娘家的缘故得到了显赫的地位。况且，窦武与太后共同订立禁中之策，窃取了立天子的权力，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私利，故意迎立幼弱的外藩王侯子弟为君，目的就是要让天子成为傀儡，为己所用。
“清流派”把窦武作为清流派之首，到处奔走，参与对宦官势力的激烈批判，无异于火中取栗。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清议置于宫中外戚与宦官斗争的泥沼之中，越陷越深而无法自拔，最终引火上身。
汉灵帝建宁二年，即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爆发。这次党争最为彻底，作为“清流派”的核心，“儒行仁义”的名士官僚遭到重创，他们的势力被排除在了官界之外。建宁三年（170)，也就是第二次党锢开始的第二年，素来受到敬仰的陈蕃、李膺等人被杀。“浊流派”宦官势力完全掌握了权力机构，他们更加有恃无恐了。
汉灵帝光和元年，即公元178年，46岁的蔡邕直接向灵帝递交了一份反映宦官胡作非为的秘密文件，被宦官发觉后遭到报复，欲治其罪。此时的蔡邕处境艰难，不得不以“与陟姻家，岂敢申助私党”之语，极力为自己辩解。最终在被判大不敬、弃市之刑后，得到诏减死一等，流放朔方五原的后果。
《后汉书·崔烈传》说：“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也就是以钱换官。说明，宦官控制的政府机构充满了铜臭，完全以财富程度为衡量标准，从而构筑自己的权力体系。
党锢事件是“清流派”与“浊流派”争取权力的殊死搏斗，以“浊流派”的胜利落下帷幕。但是，反宦官势力并没有就此消沉，为了争夺被宦官集团控制的政治权力，他们等待时机，准备反击。只是这次反宦官势力的主角已经由“清流派”名士，变成了豪族派势力，一场更为惨烈的政治斗争即将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