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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浊流派，是指宦官集团，也包括广义上的外戚势力。宦官控制政权，首先是东汉帝室外戚长期垄断政权导致的。事实上，外戚的横暴及其对政权的垄断，早在建国之初已显露端倪了。
《后汉书·蔡茂传》记载光武帝皇后阴氏的宾客依仗权势在广汉郡（今四川）横行不法，郡守蔡茂上奏弹劾说：“顷者贵戚椒房之家，数因恩势，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由于东汉帝室和开国功臣多出身豪族，皇后也常常出自这样的贵戚之家。因此，东汉政权，从一开始就有被一部分豪族用来追求私人利益、贯彻私人支配的倾向。
但在汉章帝之前的三代（即光武、明帝、章帝）里，由于皇权的强大，从而自发地抑制了这种倾向的扩张。但是从汉和帝开始，相继由幼主即位，皇太后摄政成为惯例，外戚为了私人利益，滥用权力的状况日趋严重。
公元88年，章帝死，和帝即位，由于皇帝年幼，皇后窦氏以太后身份摄政，其家族占据了公卿大臣许多重要职位。《后汉书·袁安传》记载太后兄：“（窦）宪、（窦）景等日益横，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皆赋敛吏人，更相赂遗……其余州郡，亦复望风从之。”像这样由一部分外戚垄断政权，继窦氏之后还有邓氏、阎氏。而接连拥立冲帝、质帝、桓帝三代幼主的外戚梁冀，从公元140年至150年，一直控制政权，使外戚专政的弊端达到了顶峰。
前面提到，外戚的这种动向，是西汉已经显露苗头的内朝对外朝的优势，在进入东汉后，以更加露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局面的直接后果，就是不满外戚垄断政权的皇帝，依靠亲近的宦官，诛杀外戚，从而夺回权力。窦氏，就是宦官郑众设计诛灭的。邓氏以下，也都被宦官势力打倒。不可一世的梁冀，也是死于单超等宦官之手。这样，内朝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在皇帝利用宦官将权力从外戚手中夺回时，权力无形中又转移到宦官手中去了。宦官势力由此逐渐强大起来，梁冀被杀后，形成了“国命委于阉寺”的局面。
宦官为了巩固和扩充权力，将其亲朋或买来的奴隶认作养子，任命为州郡长官，造成宦官势力向地方政府的蔓延。《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记载这些人在各地巧取豪夺，几乎与盗贼没有分别了。
宦官虽然可以通过收领养子拓展家族势力，但他们并非属于“豪族”范畴。不过在为了私人统治利用权力方面，他们与可放入“豪族”范畴内的外戚并无区别。《后汉书·仲长统传》说：“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宦官）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这种状况是宦官和外戚共同的“政治荒谬”造成的。
外戚也好，宦官也好，都是为了在外朝和地方官僚机构中扶植各自的势力，向外朝和各地官僚施加压力，请托选举，将自己的家族以及依附他们的地方豪族子弟送进官府。最终，这种行为使官员选举变得腐败，从而引起了激于乡党舆论的清议，“清流派”势力渐成。
清议是为了反抗宦官势力在人物选荐中的混乱，知识阶层以人物评品的形式发起的一种舆论。它是按儒家的价值标准建立起一种公共舆论的选官方式，相对于宦官势力以私利请托的行为，显然要进步许多，它也是“清流派”势力建立的基础，以及反抗宦官的工具。
外戚和宦官虽然在内朝斗得你死我活，但就其在整个国家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来说，二者是没有差别的。因而有理由把他们都包括在与“清流派”势力相对的“浊流派”势力之中，只是由于汉末外戚势力的衰落，从而使宦官成为“浊流派”势力的核心。
这里要说明一点，即豪族与“浊流派”势力的合作。宦官、外戚势力无视乡党，破坏乡村社会的舆论，从而败坏了选举，而作为中间媒介的人物，就是那些与其勾结的地方豪族。这些地方豪族虽说有领主化的倾向，但当时，还没有强大到单靠自身的力量就能推动这种倾向的程度。因而有必要交结上层权贵作为靠山。而能够成为其靠山的势力，再也没有比惯用“相互贿赂”、扩张利权的外戚与宦官更好的对象了。
地方豪族勾结利用外戚、宦官等“浊流派”势力来推进领主化倾向，因而，外戚和宦官虽然在内朝经常处于敌对关系，但从利益相关性方面来看，都站在了豪族领主化路线一边。这说明，豪族集团是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与“清流派”势力一样，是反对宦官、外戚的，另一方面，为了力图推动领主化的倾向，他们又被动地与“浊流派”势力勾结。最终导致豪族集团在党锢之祸中态度上的暧昧，他们没有直接投身于这场政治变革之中，而只是充当了摇旗呐喊的角色。
但豪族集团与“浊流派”势力的合作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在根本上，双方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群体属性。党锢之祸后，外戚、宦官集团又将矛头指向了豪族集团，直接引发了豪族与（大姓）名士之间的合作，而且双方的关系愈加密切，因为两者具有相同的群体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