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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豪族、名士集团与宦官集团斗争的直接后果，就是党锢事件的爆发。但这并非单纯的党派之争，而是对于当时掌握政治权力的宦官势力所导致的政治混乱和腐败，那些清流派大姓名士和太学生等知识阶层在全国舆论的支持下进行的一场政治改造运动。
王莽政权灭亡了，在豪族势力的支持下，东汉王朝建立。因此豪族及其代表在东汉初年，享受了空前的尊宠和荣耀。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东汉时期知识分子地位的提升，这和东汉王朝开国将帅的出身大有关系。因为他们不但出身豪族，还具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尊养“三老”“五更”，皇帝本人还以充当经学大师的门徒为荣。豪族、知识分子与皇权的蜜月、联姻，使各方都得到最大的利益，从而换来东汉前期的安定与繁荣。
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东汉功臣多近儒》中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光武（刘秀）少时往长安，受尚书，通大义。及为帝，每朝能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故樊准谓帝（光武帝）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是帝本好学问，非同汉高（刘邦）之儒冠置溺也。”
不仅光武本人善于儒学，东汉诸将也大都通儒好学。根据《后汉书》的记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光武亦游学京师……（其后）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埶，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埶，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为后世法”；寇恂“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贾复“少好学，习《尚书》，事舞阴李生……后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去甲兵，敦儒学”；耿弇“父（耿）况，字侠游，以明经为郎，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后为朔调连率。弇少好学，习父业”；李忠“独以好礼修整称……（后）迁丹杨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朱祜“初学长安，帝往候之，祜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郭凉“虽武将，然通经书，多智略”。其他人，如王霸、耿纯、刘隆、景丹，皆少时游学长安。
可见，东汉的开国皇帝及其将帅，大都“习儒术”，从而形成了尊重儒生，崇尚知识的风气。“太学”的兴盛就是这种风尚的直接反映。
《资治通鉴》卷五十三说：“后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诣太学，自大将军以下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拜官有差……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胡三省注说：“此邓太后临朝之故智，梁后踵而行之，亦干名蹈利之徒。”鼓励太学，是外戚集团打击宦官势力的一种策略，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太学的壮大，这些太学生后来成为反宦官势力的急先锋。
据《后汉书·仇香传》和《海内先贤传》记载，当时的名士仇香进入太学讲学，与同郡且已享有盛名的符融成为邻居。符融家里常常宾客盈门，还有当时的大名士郭泰家里，同样如此。由此可知，当时的太学是英雄四集、志士结交之地。太学生们“曳长裾、飞名誉”，比起研讨经学，相互游谈之风似乎更盛。为了能被政府辟召，必须先提高自己的名声；同时，通过交结和游谈，显露自己的才华。于是，太学成为这些人走向仕途的一条捷径。
太学生们常常聚集在名士周围，议论时政。当时太学的名士符融、郭泰等，都是大官僚首领李膺的门徒。《后汉书·党锢列传》说：“是时，朝庭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说明，李膺不仅是大姓名士，还是德高望重的大官僚，海内共重，是当时欲求仕途的人们向往交结的人物。但是，太学生想要直接跟李膺交结，是不太现实的。于是，他们转而先跟李膺的门徒交结，在他们那里高谈政治观点，批判当时的政局，以显示自己的才能，就是胡三省说的“干名蹈利之徒”。
太学生之间交结、游谈，形成一种风潮。所游谈的内容有人物评品、政治批判，“清谈由此出”。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相互标榜，选天下英才三十五人，为他们分等定级。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级、八厨”，即由此而来。比如郭泰被推举为“八顾”之首，所谓“顾”，是指能以德服人者。而且，这三十五人，都是当时的大姓名士。
显然，这种根据人物本身的价值标准进行推荐的做法，与政府的官员任命大不相同。实际上，这是变相批判时政，与宦官势力相对抗的一种方式。久而久之，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朋党，核心是大姓名士，外围成员就是人数众多的太学生，“清流派”集团逐渐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