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德国哲学家E.胡塞尔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创立了现象学，从而引发了持续的现象学思潮，对所有现代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

胡塞尔认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离真实世界越来越远，生活在一个混沌和主观创设的世界中，因此他提出了“直观本质”和“现象性还原”的方法论。1936—1938年，胡塞尔在晚年出版的《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更是尖锐地提出，随着科学（包含人文社会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人类在研究科学时，更加肆无忌惮地借助各种工具和资料，而且学科之间的壁垒越发严重，人类离真实的自我和世界会越来越远。胡塞尔这些深刻的洞察直接引发了欧美从50年代开始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变革，人类越发认识到学科的整体性思考和融合，对本质和真实的追求越来越高。《游侠、豪族与名士——三国争霸时代的权力格局》正是在这种思潮驱动下写成的。

所谓“三国”，是指曹操凭借“关东政治集团”开创的魏国，刘备借助“益州的豪强大族和名士”建立的西蜀，以及孙坚父子集结“江东豪族和名士”创建的东吴。三国鼎足的局面形成后，以曹氏为首的“曹魏政治集团”，刘备、诸葛亮为核心的“西蜀幕府集团”，孙氏为首领的“孙吴开发集团”，逐渐成为中华五大地域型文化圈的雏形。可以说，这种区域格局的结构是自春秋战国开始形成的晋齐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延续和巩固，三国时代只是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对暂时统一的两汉帝国的一种瓦解和重构，这种重构以东汉末年第一次党锢事件（166）为起点，一直延续到两晋。而当代中国的中原文化圈、西北文化圈、江南文化圈、荆楚文化圈、西南文化圈，就是这种重构的直接产物。

一般认为，三国时代是从建安元年（196）算起，以这一年作为起点，这是因为曹操将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从“白波贼军”手中抢夺过来，从而“奉天子以令不臣”，逐渐成为当时最大的领主势力；而当时的刘备还是一名不为人知的小人物；孙氏集团正经历孙坚早逝，孙策刚刚起事的二次创业时期，三足鼎立的格局是后话。

这时的曹操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以一个政治家的气魄，采取“先舍后得”的策略，通过几年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重新建立了被各路领主势力摧残得四分五裂的“关东政治集团”，他也成为新集团的领袖。只是新“关东政治集团”不再以关东世家大族为核心，而以大姓名士和新兴地主阶层为支撑，是一种崭新的政治和经济形态。这种转型标志着中国即将结束中古时代，迎来整个社会的结构型巨变，开始以更加昂扬和充满活力的姿态走入中世纪，为大唐盛世奠定基础。从189年董卓进入洛阳开始，到280年晋灭吴为止，这个时期虽然短暂，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节点，足以与持续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相媲美，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乱世造英雄，英雄适时势”，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的时期，各路英雄抱着不同的心态和目的登上历史舞台，期望在这个乱世一展抱负、建功立业，使这个短暂的历史节点成为一个英雄辈出、智慧和谋略爆发的时代，上演着一场场悲欢离合、精彩纷呈的大戏，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为了展现这个时代，各路文人也是不甘寂寞，纷纷拿出手中的笔，用自己的视野和思考书写着这个时代，逐渐形成持续千年的“三国热”，使三国成为一个巨大的“IP”。不仅有三国及西晋陈寿撰写的《三国志》，还有南朝刘宋裴松之的注。裴松之感到《三国志》虽然史学价值巨大，但叙述却简略，而且“多为时讳”，对当时掌权阶层隐讳粉饰多，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彼此矛盾、叙述不同的情况。三国史粉丝裴松之就杂采当时（三国时代）或之后（南朝前）的史籍，博观约取，仔细筹划，详尽地为《三国志》作注，裴注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注释者的角色，对原书做了大量的补充和纠正，相当于写了一部“裴氏三国志”，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史料。可以说，如果没有裴松之的注，仅有陈寿的《三国志》，后人将难以翔实地了解和感受这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由于三国时代太精彩纷呈了，这个时代成为与春秋战国并驾齐驱的、教科书式的时代，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关羽等也成为后人争相效仿和追捧的明星。逐渐的，通过《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释，通过国家的文化和政治宣传，三国从知识分子逐步走向了民间，不仅后来的士大夫，民间还流传着很多关于三国的故事、谚语，甚至是传说，三国逐渐成为中华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宋代是整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第二个转型期，通过理学的渗透，中国又经历了一场社会重构式的革命，中国思想文化逐渐转内向。纵横恣肆、辉煌一时、充满外向活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所构建的多元文化，在官方所推行的正统理学的笼罩下被瓦解和解构，转而趋向内向、保守、封闭、自省和失去活力，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封闭的时代。三国叙事也受到这种思想文化的冲击，为了适应理学的需要，逐渐被官方利用和改造，成为适应正统观念的“教化型”范本，并且，走出一批宣讲师，从社会层面对市民进行“洗脑”。宋代“说话人”中的“讲史”一派就是所谓的“说三分”，即说三国时代的历史故事，与现在的“平话”、说大书是一个系统。

元朝的《三国志平话》，就是那个时代“说三分”的脚本，这时的三国故事已经不再以智慧和韬略为主，而是掺杂了很多忠君爱国的内容。颠倒历史的故事，随意放大、断章取义、混淆事实的叙述，使真实的三国逐渐被“平话”三国所取代，老百姓却是听得不亦乐乎，以假当真，真实的三国历史逐渐被挤压到少数知识分子圈内，进而被“遮蔽”和遗忘了。终于，到了元末明初，一位落魄的底层知识分子，在大量宋元平话的基础上，以《三国志平话》为蓝本，经过加工和改造，炮制出一部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来的说书人便抛弃其他三国平话，以这本书为吃饭糊口的脚本了。

清代的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说“三国演义，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其实，如果对真实的三国历史相当精熟，再仔细审阅和推敲《三国志通俗演义》，会发现就是这七分事实，也是为了故事的需要恣意拼凑、任意取舍，脱离了真实的时代轨迹，与整体的时代背景、社会状况相去甚远，误导和迷惑性很大。但毋庸置疑，《三国志通俗演义》通俗易懂，适合文化程度总体不高的市民社会的精神需要，也适应了官方的政治需要。由于说书人的宣讲，这本离真实三国很远的小说深入人心，最终“假作真时真亦假”，使市井人认为这就是真实的三国。

如果用人类学的表述，《三国志通俗演义》属于广场文艺，它的叙述方式是由文学和艺术的混合体广场文艺来完成的。广场文艺一个很大的特点便是虚构性和随意取舍性。

如果说得偏激一些，《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底层知识分子通过理想化的笔法，构建了另一个平行的三国时代，一个适应官方需要和市井文化的混沌场域。《三国志通俗演义》终究是演义，是另一个脱离了真实历史的三国，如果仔细推敲，很多情节是前后矛盾、错误百出的，是经不起进一步验证的，这等于在接受者中架起了一个大幕，使接受者难以窥探大幕背后的真实。

清末开始，很多学者也在试图还原真实的三国，但大都从历史学的角度去审视和思考，纠缠在史料中，成为一堆死的史料的奴隶。法国年鉴学派认为，研究历史不仅是研究史料本身，更为重要的是要跳出史料，在史料的基础上，研究当时的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才能全面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状况，建立起整体历史观。历史社会学就是在现象学思潮和法国年鉴学派的指引下诞生的一门交叉学科。

历史社会学主要有三个功能：第一，区分无关紧要的人类日常活动与改变社会结构的罕见时刻；第二，解释具有变革性的事件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而并未发生在别时他处的原因；第三，解释一个事件如何引发其后的事件。因此历史社会学主要采取“案例/叙事研究法”来研究历史，并且对事实的叙述都是基于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考虑。

历史学家的三国，往往过于拘泥史料的取舍，而忽略了对特定社会中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分层的思考，脱离了整体历史观，很难全面地反映时代状况，历史社会学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本书以《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东观汉记》等为史料基础，借鉴陈寅恪、吕思勉、陈垣、蒙思明、福原启郎、田余庆等历史学家的观点，采取纪事本末体的叙述形式，以历史社会学为“经”，以历史地理学为“纬”，以政治社会学、权力社会学、民族政治学（政治人类学）为范式，通过史料、考证、叙述、分析四位一体的方式，以东汉末年（166）至袁绍灭公孙瓒、曹操灭吕布、孙策占据江东（200）为界限，用这段时间作为引发与黏合器，以人物为叙述主线，通过人物的活动轨迹来分析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这个阶段正好处于中国中古时代，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中国从领主封建社会向君主制官僚社会过渡的时期。

通过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多层视角，层层剥开三国的面纱，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和三国英雄，还原这些英雄的本来面目，纠正汉末三国的历史谬误，既辨明读者关心的基本问题，也通过人物和事实，给读者提供为人、处世、用人、做事的智慧和韬略，以启发读者思索历史的奥义。本书兼具学术性及普及性，既可供专业读者参考，又可供历史爱好者品读，“重”而不“繁”、“轻”而不“俗”，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不同于通俗演义的三国。同时，这也是作者在研究社会学、历史学之余，对普及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一种尝试和探索。

屈子《离骚》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与广大读者共勉乎！

李亮
2022年12月24日于北京华清寓所知了斋